王瑞昌

　　一

　　大雪后的家属区里静悄悄的，除了几个顽皮的孩子在追逐着打雪仗，看不见几个行人的影子。

　　现在是上午八点多，往常这个时间是汽修厂卫生所最热闹的时候，挂号的、诊病的、拿药的，来来往往的像赶集，可前天夜里的一场大雪，让地面积起了二十多公分厚的雪，没有急病的人也就猫在家里烤火了。

　　忽然，空旷的路上出现了几个裹着黑色棉袄的人，他们踩着积雪“咯吱咯吱”地朝卫生所走来，因雪深，他们身体扭动的幅度很大，每走一步都很吃力，其中一个人戴着棉手套的手里还攥着一张折叠的大红纸。

　　他们进了卫生所走廊，使劲地跺跺脚，然后直奔李所长办公室，人还没到，已有人扯着嗓门喊道，李所长，李所长在吗。听到喊声，李所长的门从里边打开了，一个中年男人脸上带着诧异的神色走了出来。见了他，那个手攥大红纸的人紧走两步，大声说：“李所长，我们来送感谢信的，要好好感谢谭军医啊！”说着，把手里折叠的红纸递了过去。

　　李所长接过红纸展开，上面写道：

　　感谢信：

　　12月15日半夜，我老婆在家临产，谭军医不顾白天劳累，放弃休息，冒雪赶到我家接生，一直忙到天亮，连口水也没喝。孩子顺利出生，大人身体平安。我们全家向谭军医表示感谢，也向卫生所领导表示感谢。

　　周道水及全家

　　1970年12月17日

　　看完信，李所长脸上露出了笑容，对周道水说：“这个老谭，这么说他前天晚上忙活了一晚上，可昨天又上了一天班也不吭一声，要是知道了，怎么也得安排他休息一天。”

　　“你可得好好表揚表扬谭军医啊，人家不愧是部队来的，不但技术好，态度更好，总是笑呵呵的，一点架子没有，像自家人一样。”周道水向李所长要求。

　　“好好，一定表扬。来，咱这就把感谢信送到谭军医诊室去。”说着，李所长拿着感谢信，领着一帮人进了谭军医工作的二号诊室。此时，谭军医正在给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号脉，一边的长椅上还坐着三个病人。见李所长领着一帮人进来，又看了感谢信，谭军医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周师傅，你看，怎么还送感谢信来了，医生看个病不是应该的嘛。”

　　“谭军医，有的人我们可请不动啊，比县太爷还难请。前天晚上要不是你，我一家人都急死了，我老婆今天让我一定当面向你表示感谢。”

　　谭军医忙摆手去制止周道水，怕他再说出别的什么话来。这时李所长看着墙上说：“老谭啊，你看这封感谢信贴哪儿好？”

　　谭军医笑着说：“别贴了，心意领了就行了。”

　　“那可不行，”周道水一边说一边从另一个人手里接过装浆糊的瓶子和刷子说，“今天不贴上，回去没法跟老婆交代。”

　　人群里有人说：“完不成任务，回去要罚他给老婆洗脚呢。”

　　人们哄地一声笑起来。

　　在亲戚的帮助下，周道水刷刷几下就将感谢信贴在了墙上，又再三向谭军医表示了感谢后才离去。李所长脸上像是被刚出升的太阳照耀着一样满面红光，他对谭军医说：“老谭啊，以后晚上忙得晚了就说一声，白天休息休息，别不吭声。”

　　“没事没事，累不着。”

　　“这个老谭。”李所长背着手，脚步轻快地走了出去。

　　谭军医就是我父亲，不过此时他已不在部队，刚带着我们一家从部队转业来到油田一家二级企业汽车修理厂的卫生所，来这里看病的都称父亲军医，那声音里带着一种信任和敬仰。

　　不一会儿，一号诊室的组长史志军背着手，慢悠悠地晃进了二号诊室。他四十出头，中等身材，带着眼镜，是所里元老级的人物。他进来后，先是两腿叉开，身子向后仰着，朝墙上的感谢信看了看，然后“哼”了一声说：“谭军医不但会看病，还会演戏，接生了个娃子，就把自己搞得像个英雄，满家属院都在唱颂歌，行啊，有两下子。”

　　父亲听了，脸上的笑容收敛了起来：“老史，你这话啥意思？医生到家里给病人看病叫演戏吗？”

　　“怎么不叫演戏？”史志军的嗓门陡然升了上去，脸色沉了下来，“我问你，前天晚上是你值班吗？不是你值班你去抢什么风头？去看就看了，还要让病人家属送感谢信，你这不是踩着别人抬高自己吗？”

　　父亲一听也火了：“什么叫抢风头？医生的职责就是看病。前天晚上人家产妇都要生了，家属那么求你都求不动，我去了不行吗？再说了，我从没让病人家属送感谢信，人家主动送来的，我也没办法。”

　　史志军透过镜片用眼斜视着父亲，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行了，装得还挺像呢，这样的事我见得多了。”

　　坐在长椅上等着看病的人里，忽地站起一位长者，指着史志军骂道：“你刚才说的话就是放屁！这个卫生所多少年了，晚上求你们家去看个病，比请个爹还难，有了急病只能往基地医院送。你不出诊也就算了，人家谭军医出了诊你还这样编排人家，你是不是人？”

　　他这一说，另一个中年人也站了起来，指着史志军道：“瞧你穿着白大褂跟个人似的，其实就他妈狗屎一堆。那次晚上我孩子病了，我在门外求了你一个多时辰，你连门都没开。人家谭军医为病人出诊，你还这样糟践人家，我看你他妈的就欠揍。”

　　“对，这家伙就是欠揍！”又有病人站了起来，手指着史志军。

　　父亲忙劝阻情绪激动的病人们。李所长和三号诊室的组长赵医生听见动静也赶了过来，一见这阵势，忙和父亲一起安抚大家，史志军赶紧趁乱溜走了。

　　父亲刚从部队转到地方来，许多事情让他不适应，尤其他不理解没有夜间出诊这条规定。前天都半夜了，正是周道水跟值班医生史志军大声的对话声吵醒了父亲。

　　我家搬到汽修厂后，一时没有空闲房子，所里只好临时把卫生所最北头的一间库房腾出来让我们搬了进去。卫生所的结构是个九十度的“厂”形，前边一排东西走向的是几间诊室、治疗室和值班室，从东头向北接出的一排南北走向的平房是几间库房，我家就住在最北头一间。

　　半夜时分，前边走廊里传来的对话声传到父亲耳朵里，父亲走出去问明了情况后，回到屋里背起药箱，就和周道水冒着雪走了，第二天天快亮时才回来。

　　父亲找到李所长问：“咱这里值班医生，晚上可以不出诊吗？”

　　李所长有些尴尬地说：“以前要求过几次，但有人反对，这事也就放下了。”

　　“要是碰上急病号怎么办？”

　　“只能管厂里要车往基地医院送。”

　　“基地医院离这儿十多里，碰上急病号来得及吗？在部队，病人在哪儿医生就得在哪儿，为什么这里就不行？”

　　“哎，老谭啊，地方不比部队，要不怎么叫地方呢。”

　　“我建议应该马上实行夜间出诊制度，更好地为病人服务。”父亲很坚决地说。

　　李所长沉思了一下，点点头说：“那好吧，下次在支部会上咱们研究一下。”

　　卫生所的支部委员就是李所长、父亲和史志军三个人。在支部会上，父亲郑重地提出了实行夜间出诊制度，值班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李所长表示赞成。这次史志军虽然脸耷拉着不好看，可也没提反对意见。在随后召开的全所大会上，李所长郑重地宣布了这项制度。

　　二

　　那时我刚5岁，晚上热闹的梦经常会在父亲摸黑穿衣和腰带金属扣相碰声中中断。

　　我和哥哥、姐姐与父母挤在一张大床上，父亲怕开灯影响我们睡觉，夜深外出时都是摸黑穿衣服，那悉悉窣窣的穿衣声和清脆的腰带金属扣相碰声，已成为我梦的隔断符。

　　这是父亲晚上在家时的情景。他不值班时，在家睡觉都是侧着身，只要听到前边走廊里有动静，他轻微的鼾声就会立刻止住，屏着呼吸仔细捕捉着外面的动静。如果来人敲值班室门的时间一长，父亲就知道值班医生出診没回来，他就一骨碌爬起来，背起药箱走出去。如果是值夜班，他外出就更勤了，经常是早晨厂里的广播喇叭响起后，我和姐姐、哥哥起来洗脸时，才见父亲挎着药箱风尘仆仆地归来。

　　这时的父亲经常右手打着拍子，脚下迈着大步，哼着《志愿军进行曲》，雄赳赳气昂昂地走来，那样子不像是忙碌了半宿的人，更像是在部队操场出完操回来。父亲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他最喜欢哼的曲子就是《志愿军进行曲》。

　　白天父母上班，姐姐、哥哥上学，剩我一个人在家，有时就到二号诊室看父亲给病人看病。

　　我喜欢看父亲开药方。父亲握着蘸笔在墨水瓶里蘸一下，然后在处方笺上划拉起来。父亲写字很用力，笔尖在处方笺上很刺耳地摩擦着，看上去很潇洒。可是留在处方笺上的与其说是字，不如说是一个个看不懂的符号，说圆不圆，说扁不扁，横不平竖不直，勾腰搭背交错在一起，像一场大风把草吹倒后彼此纠缠在一起。奇怪的是，病人拿着这天书一样的东西到药房，竟然能很顺利地把药取出来，真是太神奇了。我甚至怀疑卫生所里使用的是密电码，只有他们内部人能看得懂。

　　我还喜欢看父亲给病人扎针。父亲的上衣兜里总装着一个长圆形的银针筒，外形像一只粗钢笔，里面有很多长短粗细不一的银针。病人在板凳上坐定后，父亲就一根一根取出来，用酒精棉擦一下，就扎向病人不同的部位，太阳穴、嘴唇、肩膀、胳膊、大腿，把针扎进去后，还要上提下按，左旋右捻。往上提针时，病人的皮肉也跟着提起来，然后再扎下去，看得我和周围的人心惊肉跳。其实病人比我们更害怕，针一上身，大多吓得一动不敢动，表情夸张地龇牙咧嘴，眼睛也不敢睁，不停地往嘴里吸气，针拔下来后还全然不觉，仍然坐在那儿雕塑一样，直到父亲说行了起来吧，病人这才似信非信地看着父亲，战战兢兢地试着起来，确信身上没针后，才开始穿衣服。穿好衣服后，左右转动着身体，表情跟刚才就不一样了，像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英雄，朝父亲和一边的病人挥挥手，一身轻松地走出诊室。

　　虽然看着害怕，可来找父亲扎针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有个头痛耳鸣、腿脚麻木的，来了都不开药打针，只要父亲给扎针，诊室里病号经常要排队等候。经常是一个人坐在板凳上扎针，旁边围着一圈看热闹的，那场景像在看一场跌宕起伏、高潮不断的演出。

　　一个星期天中午，父亲饭后睡午觉，我则在地上继续指挥着两军打仗。忽然门外有人敲门：“谭大夫，谭大夫在家吗？”父亲忽地从床上起来，打开门，见门外站着一位留着长胡子的老人，手里牵着一个跟我年龄差不多的男孩。见到父亲后，老人一脸歉疚地说：“谭大夫，打扰你休息了。我这孙子不知怎么下巴掉下来了，话也说不了，东西也没法吃。求你给看看吧。”

　　那个小男孩脸上很脏，鼻子下边耷拉着两长串面条一样的鼻涕，因下巴不能动，鼻涕把嘴都给糊上了。

　　父亲亲热地哄着孩子坐到椅子上，从兜里掏出手纸给孩子轻轻擦去鼻涕，一边跟老人说话，一边两手摆弄着孩子的下巴。

　　老人姓马，住在厂农业点。他儿子是本厂职工，这几天跟媳妇回娘家了，把孙子留给了他。今天孙子跑着跑着跌了一跤，爬起来就成了这个样子。看到父亲温和的样子，进门时一脸胆怯的孩子此时放松了不少。父亲的两手在孩子下颌和两腮处摸着摸着突然一推，孩子吓了一跳，待睁开眼睛缓过神来后，父亲把孩子抱下椅子，送到马大爷面前说，叫声爷爷。小孩胆怯地轻声叫了声爷爷。马大爷扳过孙子的头左看右看，然后激动地握住父亲的手说：“谭医生，果然是神医啊，你看，来时啥也没准备，真不知怎么谢你。”

　　父亲笑着说：“瞧你说的，谢什么谢。来来，喝杯茶再走。”

　　马大爷一听，哪好意思再喝茶，领着孙子就往外走。这时，小孙子的一只手拽着爷爷的衣襟说：“爷爷，我饿。”爷爷一听，可不是，孩子下巴掉了，中午饭还没吃呢，他两手往身上的衣兜里胡噜了一遍，脸上露出尴尬的神色说：“好孩子，听话，回家爷爷给你做好吃的。”

　　父亲一听，忙回身在放干粮的簸箩里摸出两个煮熟的鸡蛋。那是昨晚我发烧，今天上午母亲特意出去给我买的，煮熟了我还没舍得吃。父亲把鸡蛋塞到孩子手里说：“来，拿去吃吧。”马大爷忙说：“这哪行，你给看好了病，我还没什么谢你的，你还给孩子鸡蛋。”父亲把马大爷伸出来的手挡住说：“马师傅，大人饿会儿不要紧，不能饿着孩子呀。”马大爷听了，拉着父亲的手一个劲地道谢，长胡子上下不停地抖着。

　　很快，“找谭军医看病不花钱还能治好病”的话就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一段时间后，父亲所在的二号诊室成了卫生所最热闹的地方，来的病人中有本厂的，也有外厂的。如果是下班后，有的病人就直接找到家里。这时，父亲把筷子往桌上一放，家里就成了临时诊所。

　　那时我还不知是什么原因让我在家属区孩子群里成为最吃香的，甭管到了哪里，总有大人往我手里塞好吃的，有时是一个鸡蛋、两块糖、一个烤地瓜，或是一把红枣几个核桃。如果到了吃饭时间，准有大人不由分说地把我拉到饭桌上跟他们一起吃，并把桌上最好吃的东西不停地往我碗里拨，却不允许他们自己的孩子上筷子。父母下班回来见不着我，就会去家属区里喊着我的小名找。听到喊声，请吃饭的大人劝我不用害怕，让我安心吃饭，他们出去说。父母进来后，见我正和个人似的坐在最显眼的位置上吃得带劲，便不好意思地向对方家长表示感谢，然后拉着我的手出门。这时，请客的大人还不忘往我怀里塞个馒头鸡蛋什么的。

　　病人们表达感激的方式最隆重的就是送锦旗和感谢信。一段时间后，二号诊室的锦旗和感谢信已没地方挂了，再有来送的，只能往走廊里挂。李所长在办公室待累了，最惬意的就是在挂着锦旗和感谢信的走廊里转悠，在一片红色映衬下，他的笑脸也变成了红色，显得格外生动。

　　这事很快惊动了厂宣传科，厂里正在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活动，经过宣传科报道后，厂党委决定将卫生所树为典型单位，将父亲树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型人物。事迹报到油田会战指挥部后，油田党委非常重视，父亲的事迹很快就在油田报刊上发表了。

　　年底，父亲被厂里推荐为出席油田先进代表大会的代表。去油田参加“先代会”之前，厂党委先期安排父亲在全厂职工大会上作先进事迹报告。那是父亲来到地方后，第一次站在聚光灯下，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人作报告，显得有些紧张。但报告内容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很多职工都有亲身感受，汇报完毕，父亲弯腰向台下鞠躬致谢时，台下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来年5月，李所长调到了他老婆所在的单位，厂党委决定，由父亲接任卫生所所长和党支部书记职务。

　　三

　　不久，部队派到厂里的军代表根据上级“反苏防修”的指示精神，要求厂里实行军事化管理，除了组建民兵营外，每天早上7点半，全厂职工进行5公里拉练长跑，凡无特殊情况一律不准请假。

　　这一来，厂里早晨的情景甚为壮观，上班时间一到，从各个车间涌出的大大小小的队伍很快汇聚到总厂的大路上，每支队伍前由一名胳膊上缠着红箍的人领着，脖子上还挂着一根拴哨子的红带子，不时地把哨子含在嘴里，有节奏地吹上一阵，然后扯开嗓门领喊口号：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几支队伍交汇时，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队伍之间不但比谁的口号响亮，还比谁喊出的口号别致。

　　初时，队伍挺整齐，口号也响亮，可跑上一会儿就摇摇欲散了。先是有女工弯着腰，上气不接下气地从队伍里踉踉跄跄地跌坐到路边，很快又有第二个、第三个，再跑一会儿，开始有男职工掉队，等5公里跑完回到厂门口，原本一只整齐的队伍已稀稀拉拉的溃不成军。

　　这样的结果令军代表魏主任很不满意。两天后，各车间把队伍带到广场集合，魏主任走到队前严厉地训斥：“以这样的状态，怎么应对苏修对我们的威胁？如果苏修打过来，别说跟他们真刀实枪地干了，就是跑都跑不动，这怎么得了？全世界人民都在看着我们，毛主席他老人家也在北京看着我们，这样的状态怎么对得起他老人家？大家咬牙也得跑完5公里！”

　　也许是魏主任的训话起了作用，一段时间后，掉队的情况有所好转，有的人眼看要掉队时，旁边就会有人及时伸出胳膊来搀着跑，一边跑还一边用毛主席语录打气鼓励。这样，5公里下来，虽然速度談不上，但队伍比以前齐整了些，站在厂门口检阅的魏主任脸上也有了笑模样。

　　但时间不长，来卫生所就医的职工呈爆发式地多起来，卫生所一下子热闹得像个集市，诊室里坐满了人，走廊里也是人头攒动，医生们忙得一刻也不得闲，上厕所都得一路小跑着去，连喝口水的空都没有。

　　来就医的人大多捂着肚子，说肠胃难受，有几个检查下来竟患了严重的胃下垂。父亲凭职业的敏感觉得情况不正常，应该是哪里出了问题。他通过详细地询问病人，最后认定是跟拉练时间安排得不合理有关。早上7点半，职工们刚吃饱饭就进行大强度的拉练，肠胃肯定吃不消，应该把时间后移，并减少距离。毕竟是工人，不是运动员。

　　分析出问题所在后，父亲要去找魏主任反映情况。药房管理员杜为民听了，一把拉住父亲的胳膊说：“谭所长，你不想干了？这个决定是魏主任亲自定的，厂里都不敢惹他，你何必去捅这个娄子。”杜为民是所里少有的几个敢跟史志军叫板的人。在史志军多次让父亲下不来台的时候，总是他及时站出来支持父亲。

　　父亲拍拍他的肩说：“小杜，现在问题这么严重，我能不反映吗？”

　　杜为民哼一声说：“其实厂里不少领导早看出问题了。”

　　“是吗？”父亲有些吃惊，“那他们为什么不站出来说话，他们可是厂领导啊！”

　　杜为民扯下嘴角笑笑说：“那个魏主任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扣帽子，谁愿去捅那个马蜂窝。”

　　父亲的脸色本来就黑，这时变得更黑了。他两眼直直地望着远处，然后深深吸了口气说：“这个马蜂窝我得去捅一捅。”

　　果然，在魏主任的办公室，听了父亲反映的问题和建议后，魏主任的脸色暗了下来，盯着父亲说：“谭所长，你也是部队下来的，在战场上，难道敌人知道你刚吃了饭他就不来了？难道他要等你消化完了才发起进攻吗？为什么要这样训练？就是要应对战时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争取最小的伤亡。”

　　父亲笑笑说：“魏主任说得不是没道理，不过，现在咱厂的主要任务是修车，只要及时把车修好，支援油田建设，多出油，这才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再说职工们年龄身体情况差别很大，这样长距离的跑很多人吃不消。如果再这样下去，病号会越来越多，那样会影响生产的，您说是不是？”

　　魏主任用指背敲敲桌子说：“谭所长，我可提醒你，你的思想有些问题。现在的最高指示是反苏防修，不是生产挂帅。如果苏修帝国主义现在来犯，你说是修几辆车重要还是打仗重要？我看你对当前的国际形势严重地认识不清。回去好好看看报纸，听听广播，把形势认清了再来。”

　　父亲在魏主任那里碰了钉子，心里挺不是滋味，晚饭没怎么吃就到院子里坐在台阶上抽烟去了，直到很晚才进家。第二天一早，他又去了厂里，不过这次他没去找魏主任，而是径直去了厂党委李书记的办公室，把自己了解的情况以及昨天去找魏主任的事向他作了汇报。

　　李书记听完眼前一亮说：“谭所长，咱们想到一块去了。最近因为军训出了这么多病号，有的车间请病假的人已超过三分之一了。眼下厂里正在开展修车会战，这样下去，还怎么完成油田下达的生产任务啊。你来得正好，这样，你回去马上写份报告，从医学角度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写完马上报上来。我们以党委的名义同军代表进行交涉。”

　　父亲听了很受鼓舞，当天下午就把报告交到了李书记手里。几天后，魏主任重新作了指示，把早上7点半开始的拉练改在了8点半，拉练里程也缩短到3公里。很快，卫生所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四

　　那年秋季的一天，王副书记把父亲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父亲，厂里根据上级的指示准备成立“计划生育”办公室。现在办公室主任已确定，由原党办副主任戚远生担任，现在需要从卫生所调一名女医生过去配合工作。他要求父亲尽快确定下人选，好尽快开展工作。

　　父亲回去后将史志军和赵怀友叫到办公室，召开了临时支部会，将王副书记的指示传达后，请大家商议选派谁去合适。

　　史志军低头抽着烟，沉思了一会儿说：“你是一所之长，你看谁合适就定谁吧。”赵怀友也点头同意。父亲说：“你们看闫丽慧同志怎么样？她学的是妇科，专业对口，比较适合跟育龄阶段的女同志打交道。”史志军和赵怀友都说没意见。散会后，父亲把闫丽慧叫到办公室向她宣布了支部决定，调她去计划生育办公室工作。闫丽慧挺意外，不过当她听到是支部做出的决定后，也就没说什么。

　　那时，我家已从卫生所的库房搬到了家属区一个一间半的平房里。晚上我们全家正在大屋围着桌子吃饭时，门突然被人推开了，闫丽慧眼睛红肿地出现在门外，父亲见状吃了一惊，忙一边往里让，一边问什么事。

　　闫丽慧进来后坐在椅子上，蠕动着嘴唇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我和姐姐、哥哥一时不知所措，低下头大气不敢出。父亲端来一杯水，递到她跟前说：“小闫，有什么事慢慢说，别着急。”

　　闫丽慧没去碰父亲递过去的杯子，她垂着眼皮急促地呼吸，胸脯波浪一样一起一伏着。闫丽慧三十出头，长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平时她经常牵着我的手领着我玩，说话柔声细气，像哼歌似的，我很喜欢她，可是，今天这个样子，我还是第一次见。

　　闫丽慧哭了一会儿终于开口了，她声音尖厉地说：“谭所长，我平时觉得你这人挺好的，为什么这次要把我往火坑里推，为什么这样害我？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说完，又捂着嘴呜呜地哭起来。她的话像一根鞭子抽在父亲的脸上，也抽在了我的心里。我一下子呆住了。这时说话一向小心和气的母亲不干了，脸一拉说：“他姨，你这说的什么话，老谭怎么害你了？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父亲冲母亲瞪起了眼：“我们谈工作上的事，你插什么嘴？”

　　母亲梗着脖子说：“跑到家里来说这么难听的话，这不是欺负人吗？”

　　父亲一下火了，手一拍桌子冲母亲吼道：“你给我出去。”

　　母亲瞪着父亲，喉咙处“咯喽”了一下，捂着脸跑了出去。

　　父亲调整了一下情绪，依然客气地说：“小闫啊，心里有什么话就说出来，不要憋在心里。”

　　闫丽慧抽抽搭搭地说：“计划生育，这是个遭人骂、遭人恨的活儿，你为什么不让别人去干，偏让我去干，是不是看我老实好欺负？”

　　父亲吃惊地看着她，腮帮子上的两块疙瘩肉不停地颤动着，眼里有些冒火，但他忍了忍依然平静地说：“计划生育也是革命工作，怎么能叫欺负人呢？”

　　“既然是革命工作，为什么不叫别人去，非要我去？”

　　“支部会上大家考虑到你学的是妇科，专业对口，适合做育龄妇女的工作，所以才选了你。”

　　闫丽慧嘴一撇说：“算了吧，什么大家考虑，支部会上就你提出了我，别人都没吱声，你还在这里装好人。”

　　父亲的目光一下子警觉起来，他严厉地问：“小闫，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支部会上讨论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闫丽慧“忽”地站起来说：“你别管谁跟我说的，反正我不去接那个破活儿。”说完，一扭身跑了出去。

　　那晚上父亲的脸一直铁青着，坐在板凳上抽着烟一言不发。看到父亲这样，我和姐姐、哥哥吓得大气不敢喘一口，早早上床钻进了被窝。熄灯很久了，父亲还在床上翻来覆去，我则背对着父亲不敢吱声，什么时候睡过去的也不知道。

　　闫丽慧的反悔第二天就在卫生所傳开了，人们议论纷纷，说“计生”的活儿就是让人断子绝孙，谁沾了这样的活儿谁再没好日子过了，很多人都在看着父亲如何去解决这件棘手的事。

　　父亲又找闫丽慧谈过几次，但她软硬不吃，除了哭还是哭，那几天，整个卫生所也笼罩在一种异常沉闷的气氛中。父亲那几天吃不下睡不好，烟量由平时的一包增加到了两包，熏得屋里像是烟筒被人用稻草堵上了一样。

　　几天后，父亲又一次召开了支部会。会上，针对闫丽慧的问题，父亲异常严肃地说：“支部会上谁说的话，谁点的头，连一些细节当事人都知道，这是有人极不负责任地背后搞小动作，造成工作上的极大被动。这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这个情况要上报厂党委，由厂党委进行严肃处理。”

　　听了这话，史志军的屁股像被什么扎了一下，明显坐不住了。他的眼神有些慌乱，使劲清了清嗓子，眼睛盯着地面，声音低沉地说：“谭所长批评的是，在对待闫丽慧同志的事上，我考虑不周，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她来征询我意见时，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这违反了组织纪律。在这里我检讨，保证以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赵怀友听了用吃惊而复杂的目光看着他，似乎不敢相信，脸色由惊讶变得愤怒，激动地说：“史志军，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还是一名党员吗？咱们是支部会，有意见当面提，你这样做，不是拆支部的台吗？”

　　“是，是，这事我做得不对。今后注意，今后注意。”史志军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掏出手绢不停地擦着额头上滚出的汗。

　　赵怀友想了想，转头看着父亲说：“谭所长，老史这事做得确实不对。不过，刚才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也做了检讨。我看，咱们是不是给他个改错机会，暂不向厂党委汇报？”

　　听了这话，史志军不安地抬头看着父亲，等着父亲的裁决，眼里现出乞怜的神色。

　　父亲重重地吐出一口气，语气有所缓和地说：“既然史志军同志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做了自我批评，这个事就到此为止吧。眼下关键是人选的问题，目前这项工作很被动，王副书记已催了多次了。闫丽慧同志抵触情绪这么大，我看硬让她去也不合适，那样对工作反倒不利。”

　　史志军这回是认真思忖了一会儿，然后说：“张艳萍行不行？”

　　趙怀友“哧”地一声说：“我看她就算了，她拖着两个三四岁的孩子，自己还有严重的气管炎，平时走路都喘得不行，她能干这活儿？”

　　“那刘桂兰呢？”

　　“她？她要有这觉悟，就不叫刘桂兰了。”

　　“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总不好找个老爷们去抓计划生育吧？”

　　史志军把烟屁股往地上一摁说：“干脆，没人去，咱们就以支部名义硬派，定了谁就是谁。凡是不听从工作安排的，就停止工作，该硬的时候就得硬。”这回史志军像换了个人，态度很坚决。

　　父亲看着他说：“前边定了闫丽慧，如果她闹了一通可以不去，再硬派别人，这理上也说不过去呀。”听了这话，史志军理亏地把头低了下去。父亲接着说，“这样吧，今晚回去大家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到时咱们再碰个头。”

　　两天过去了，人员仍未确定，当王副书记催问电话再次打过来时，语气里已带有明显的不满。父亲握电话的手有些颤抖，说话也有些底气不足：“王书记，我们支部正在讨论这事，明天一早我就把人员报上去。”

　　第二天一上班，父亲准时出现在王副书记的办公室里，王副书记沉着脸问：“怎么样，定了？”

　　“定了。”父亲说着把一份报告递了上去。

　　王副书记低头看了看，马上又抬起了头，不敢相信地看着父亲问：“怎么，你？搞错了没有？”

　　父亲笑笑说：“没搞错，是我，这事我考虑好几天了。我觉得自己做这项工作有两方面优势，一是我懂妇科，二是我同基层群众比较熟，所以我去干比较合适。”

　　“可你是所长啊，你去了卫生所谁管？再说那边主任已经有了，你过去这位置怎么安排？总不能一个办公室里搁俩正科级吧？”

　　父亲笑着说：“什么级不级的，我去了是工作的，至于是不是科级无所谓。卫生所这边请厂领导再物色一位同志，两边工作都不能耽误。”

　　王副书记看看父亲，又看看报告，显得很为难。父亲催促道：“王书记，您不用为我多考虑，都是革命工作，没什么贵贱之分。过去后，我一定配合好戚主任把计生工作做好，决不拖厂里的后腿。”

　　王副书记似乎有所松动，问：“那你走了，卫生所所长谁干合适？”

　　“我看赵怀友同志可以胜任。这个同志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都比较高，对所里的情况也熟悉，在群众中也有一定的威望。”

　　王副书记再次认真地打量着父亲，赞赏中透着深深地惋惜。他握着父亲的手使劲摇了摇说：“真是难为你了。这样吧，这事我还要向李书记作下汇报，你回去听信吧。”

　　李书记看到那份报告后，同样吃惊不小。他把几个厂党委委员叫来商议，委员们传阅了父亲的那份报告后都有些动容。王副书记说：“我建议，谭所长过去后挂‘计生办副主任，但级别还是正科级，咱们不能亏待了这样的同志啊。”几个委员纷纷表态同意。李书记最后拍板说，那就按大家的意见办。

　　五

　　“计划生育”办公室就设在卫生所东边的一间平房里，与卫生所相隔一条小路。工作运转起来后，比父亲大几岁的戚主任的身体却出现了问题，大多时间在家休养，偶尔来办公室转一圈，便歪歪斜斜地走了。计生工作，实际上成了父亲一个人的事。

　　我不知道计划生育是干什么的，只感觉那是个捅马蜂窝的活儿，因为很快，我们家就招来了一大群“马蜂”。

　　那时，我已上小学。以前中午一放学，我是唱着歌一蹦一跳地往家跑，回到家吃完饭，身子一蜷，在父亲身旁小睡一会儿，起来后又一路小跑着去学校了。可是现在不行了，中午放学后我都有些害怕进家门了，因为这时总有几个穿着邋遢、头发脏乱、不停抹眼泪的女人，靠着我家大屋的火墙坐着，我们支上桌子准备吃饭时她们也不走，父亲邀她们一起吃，她们也不理不睬。我们低头吃饭时，她们就在一旁不停地擤鼻涕吐痰，弄得全家人眉头紧蹙，直犯恶心。中午饭是在一种压抑的喘不过气来的气氛中进行的。

　　匆匆吃完饭，母亲把桌上的碗筷收拾走后，父亲就泡上一壶茶，给在座的女人每个人倒上一杯，然后就开始跟她们谈话，隐约听到一些引产、流产、结扎、上环之类的话。凭我的感觉，那些女人似乎都很不情愿，因为一谈这些，她们的脸就阴得能拧出水来，脑袋也快耷拉到腿面上了。父亲不得不改变午休习惯，用一杯接一杯的浓茶给自己提神，强打起精神给屋里的女人们做工作。

　　父亲现在不背药箱了，改提一只黑色人造革提包，提包里通常放着一本笔记本，笔记本里插着一支双色的红蓝油笔，如果出远门，包里还会塞进一只饭盒和一只行军水壶，到处去做计划生育宣传。

　　他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厂农业点。农业点离厂区约15公里，那里居住的都是农业户口的家庭，一听说不让多生孩子，尤其是那些家里已有了两个女孩却没男孩儿的家庭就炸了窝，一起把仇视的目光对准了父亲。以前父亲去农业点，他们都像老区人民见了解放军一样热情得不得了，扯袖子拽胳膊地往家里让，临走时一定要往兜里塞些好吃的，可现在见了父亲，他们的表情就尴尬许多，没一点热乎气。

　　父亲放在提包里的笔记本上，详细记录着需要做工作的人员信息：

　　郭云芳，女，家属，29岁，育有两个女孩，现又怀孕3个月，需流产。

　　王海棠，女，家属，28岁，已有两个女孩，现已怀孕4个月，需流产。

　　邱红梅，女，家属，26岁，育有两个女孩，目前未孕，需带环。

　　杜永香？？

　　父亲在仔细研究了这些人的情况后，把主攻方向瞄向了郭云芳。

　　那天，北风刮得紧，不时夹着一团团冰粒抛下，打得人脸上生疼。父亲坐着值班车又去了农业点，到了地方直奔郭云芳家。

　　郭云芳是厂里职工刘富财的老婆，长得五大三粗，说起话来粗声大气，虽说是个农村来的不识字的妇女，在农业点却是呼风唤雨的人物，她说句话农业点的人都听。她家住在一排用灰砖盖的干打垒平房里，房前用土坯围起一个院墙，门前搭着一个低矮的凉棚。

　　父亲走到她家门口时，她正在院子里凉衣服，两个脏兮兮的小女孩正在扔沙包玩。听到招呼声，郭云芳抬起头，一看是笑呵呵的父亲，身子就抖了一下，脸上的笑容刹时凝固了。她用眼斜一下父亲问：“谭所长，你走错门了吧，我家没病号。”

　　父亲大度地笑笑说：“小郭啊，你看又来打扰你了。我来还是为了计生的事，你和老刘商量得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去做呀？”

　　“做什么做！”郭云芳一听这话就火刺刺地，“谭所长，你说你干点啥子不好，非要来干让人家断后的事，这要遭报应的。我劝你赶紧走吧，我这儿不欢迎你。”

　　父亲不急不慌地说：“小郭啊，你这样认识是不对的，计划生育是国家的政策。你已经有俩孩子了，不能再生了。”

　　郭云芳看着父亲突然歪着脖子问道：“谭所长，你几个孩子？”

　　父亲一愣说：“三个。”

　　“有男有女吧？”

　　“一女两男。”

　　“那就是了，你生了三个，我才生了两个你就来劝我绝育，你有儿有女是个全乎儿人了，说话也硬气。我嫁到老刘家，不给他们生个带把的，老刘家就断了香火了，我就得受一辈子气，你想过我们的难处没有？行了行了，你快走吧，别在这气我了。”

　　父亲脸色严肃了起来，说：“小郭啊，现在跟以前的人口政策不一样，不能那样比，眼下国家提倡少生优育，要跟经济建设相匹配，要不然国家这匹马就拉不动，挤的全是人的这辆车了。刚才你说的话，带有明显的重男轻女思想，这个思想是不对的，新社会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为什么要计划生育？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太穷，人口太多，不计划生育，就将影响今后的就业、住房、交通、吃饭？？”

　　“行了行了。”郭云芳一挥手不耐烦地打断了父亲，“这车上就多我家一个？我多生一个就把这马车压坏了，这些大道理去跟老刘说去吧。如果他同意，我就去做。”说完，哗地一下把院门推上，回身招呼两个孩子进了屋。

　　父亲叹口气，转身又去了王海棠家。王海棠长得挺俊俏，若不是鼓起的肚子让她显得福态，外人一定会把她当成未出阁的大姑娘。父亲走到她家院门口时，她正拿个盛着玉米粒的葫芦瓢给鸡撒食。听到父亲的招呼声，她抬起头，扯下嘴角说：“谭所长，又来给我做工作了？”

　　父亲笑笑说：“可不是嘛，小王啊，前边也跟你谈过两次了，不知你这思想转过弯来了没有？”

　　“转什么弯？”王海棠话里带着气说，“别人家都一群一群的生，咋的，到了我这就不让生了，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

　　“话不能这么说呀，计划生育是国家的政策，可不是谁欺负谁的事。”

　　王海棠哼了一声，用眼瞟一下父亲说：“是不是在刘嫂院里碰了钉子，又转到我家来了？我劝你也别费工夫了，我也没工夫跟你瞎掰扯。这样吧，你如果能让刘嫂做了手术，我二话不说就去做。如果你劝不动她，也别来劝我了。”说完，扭着身子进了屋。

　　这里家家户户院门都是敞开的，可要去的人家似乎都有一堵看不见的冷冰冰的墙将父亲挡在外面。临近中午，父亲的工作没有一点进展，看到家家户户烟囱里冒起了白烟，他也觉得肚子开始叫唤了。

　　他来到一个偏远的背风的房头，捡来一块砖头坐上去，打开提包，从里面拿出水壶和干粮吃了起来。干粮是白面和玉米面掺合在一起做的，呈淡黄色，父亲吃两口干粮就一口母亲做的萝卜干咸菜，然后小心地喝一口水。水壶外面虽然罩着一层保温套，但壶里的水早已冰凉。一阵北风打着旋刮过来，父亲赶紧眯起眼睛，把棉大衣更紧地往身上裹裹。

　　父亲正低头吃着，忽然有人拍他肩膀，抬头一看，眼前站着一位留着长胡子的老人，他觉得眼熟，可一时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老人看着父亲惊喜地说：“真是谭军医呀，你不认识我了？那年我带着孙子到你家，是你给我孙子接好的下巴，还给了他两个鸡蛋呢。”

　　“哎呀，是马大爷，好久不见了，你还好吧。”父亲惊喜地站起来握着他的手，像见到亲人一样。

　　马大爷看着父亲，脸上露出心疼的神色说：“这大冷的天，你就坐在这里吃饭？走走走，家里去，咱爷儿俩喝一盅。”

　　父亲忙说：“马大爷，不麻烦了，我已经快吃饱了，在这儿歇会就行。”

　　“这又是风又是雪的，还不把胃吃坏了。走，别跟大爷客气了，都到家门口了。”

　　父亲握住马大爷的手说：“马大爷，你就别客气了，我歇会儿还得去工作，如果带着一嘴的酒气，还怎么工作呀。你的心意我领了，改日我再去家里坐。”

　　马大爷又让了一番，见父亲执意不去，只好叹着氣走了。20分钟后，他再次出现在父亲面前，手里多了个茶壶。他让父亲把水壶里的凉水倒掉，然后往水壶里倒着冒着热气的茶水，倒完，又从衣服兜里掏出几个鸡蛋塞到父亲手里说：“这是自个腌的，你尝尝。”父亲推辞，马大爷瞪起了眼，“你要是不要，就是瞧不起我了。”听了这话，父亲只好收下了。马大爷拉着父亲冰凉的手，心疼地说：“谭军医，这活儿，不好干呀，遭罪呀！哎——”

　　下午父亲又走访了几家，那几家说的跟王海棠的口吻差不多，都说做工作别和买柿子一样——专捡软的捏。郭云芳要是做了，我们保证不为难你。父亲那天徒劳而归，坐在回厂的班车上，把那个笔记本拿出来，在郭云芳的名字上重重地画了几个圈。

　　六

　　郭云芳的爱人刘富财在厂锻造车间干锻工。

　　第二天，父亲来到锻造车间，去了车间曲书记的办公室，把刘富财家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请他帮忙做下刘富财的思想工作。曲书记听了，脸上现出为难的神色，说这个刘富财是从农村招工来的，大字不识几个，性子直，认死理，做他的工作恐怕没那么容易，但他还是点了头说去试试，让父亲先回去等信。

　　两天后的早上，父亲在去上班的路上，老远就看见办公室门外站着个身材敦实的人，走近一看，竟是刘富财。刘富财穿着一件打着很多补丁的深蓝色棉工袄，外面用一根粗麻绳捆着。父亲客气地说了声刘师傅来了，屋里坐，然后打开办公室的门，把他往里让。刘富财一进屋，便操着大嗓门叫道：“姓谭的，我跟你没仇没怨的，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

　　父亲一惊，迎着他的目光说：“刘师傅，你这话怎么说的，我怎么跟你过不去了？”

　　“你凭什么不叫我生儿子，凭什么？” 刘富财瞪着发红的眼睛怒视着父亲。

　　“不是我不叫你生，这是国家的政策，大家都要执行。你家都两个孩子了，按政策，不能再生了。”

　　“我有两个孩子不假，可那是两个丫头片子，不算，我还没生儿。你想让我们刘家断后吗？”说着，他右手摸向后腰里，抽出一把锋利的菜刀，用力砍向桌面，菜刀斜着扎在桌上，“姓谭的，今天咱们把话说开了，否则谁也别想出这个屋。”

　　眼前的一幕让父亲很是震惊。他没想到事情会到了动菜刀的地步，但他很快镇定下来，面不改色地说：“刘师傅，你以为一把菜刀就能对抗国家政策吗？告诉你，别说是一把菜刀，你就是拿枪顶着我脑袋，国家政策也不能更改。”

　　这时，门外卫生所刚来上班的医生有不少在打扫卫生，刘富财一早凶巴巴地赶来，已引起不少人的注意。这时，听到屋里陡然升高的话音，有两个人拖着扫帚走到门口往里探着头，及至见刘富财摸出了菜刀，门外的人不禁惊叫起来。不一会儿，就听有人喊，赵所长来了，赵所长来了。

　　赵怀友是小跑着冲进办公室的，他现在已当上了卫生所所长。一见眼前的情景，他迅速站在父亲和刘富财之间，用身体将他俩隔开，然后伸出指头指着刘富财的鼻子吼道：“刘富财，这想干什么？你竟敢用暴力手段对抗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你这是现行反革命，对你这样的人，就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对对，抓他个现行。”挤在门口的医生们纷纷附和着。有人建议，赶紧给厂保卫科打电话来抓人。一听这话，刘富财身子明显地抖了一下，脸色变得煞白，身子一屈蹲在地上说：“你们人多欺负人吗？”然后捂着脸“呜嗚”地哭起来。

　　赵所长转过身拍拍父亲的肩膀说：“老谭，你没事吧？凶手凶器都在这，铁证如山，我给保卫科打电话。”说着伸手去拿办公桌上的电话。

　　父亲一下摁住他的手说：“算了，保卫科一来事就大了。他家情况我了解，我想他也是一时冲动，还是以教育为主吧。让他们曲书记把人领回去批评批评算了。”

　　赵所长看着呜呜哭声不止的刘富财“哼”了一声说：“便宜你了，下次你再这样试试，没王法了。”

　　被曲书记领回去的刘富财像泄了气的皮球，没了一点精气神。曲书记对他做了半天工作，最后他黑着脸站起来嘟嚷着说：“我不管了，让谭医生去找我老婆吧，她愿做就做，我不拦着。”曲书记把他的话对父亲学了一遍，父亲听了，想想说：“那我就再去做做他老婆的工作。”

　　第二天傍黑天时，我和姐姐、哥哥挤在吃饭的圆桌上写作业，母亲在厨房里做饭。饭做好后，早过了下班时间，却迟迟不见父亲回来。我和哥哥都嚷着饿了要吃饭，母亲板着脸说：“急什么，你爸还没回来呢。”

　　我们等啊等，肚子“咕噜噜”叫个不停，可就是不见父亲回来。我们家的规矩，父亲不回来是不能开饭的，因为是父亲一个人挣钱养活着全家。一直到晚上八点，忽然听到门外有急促的脚步声，然后传来“咣咣”的砸门声，有个女人惊慌地喊道：“谭嫂，谭嫂，你家老谭出事了，现在在卫生所躺着呢，你快去看看吧。”母亲听了，身子一软，差点没倒在地上。我和姐姐、哥哥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坏了，一齐放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跟在母亲后面向卫生所跑去。

　　父亲躺在卫生所的急救室里挂着吊瓶，头上缠着厚厚的绷带，后脑勺处渗出一片暗红的血迹，军大衣上也沾满了泥土。父亲脸色煞白，双眼微微睁着，想说话却说不出来。

　　我们赶到急诊室时，赵所长和闫丽慧也在屋里。听着屋里大人们的讲述，我们约略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父亲今天又去了农业点，重点去做刘富财媳妇的工作，她媳妇态度虽然不再那么强硬，但还是犹豫不决。下午父亲又去走访了几家，快到下班时，传来厂里送职工的值班车坏在路上的消息，车要晚些时候才能到，这样父亲又抓紧时间走访了一家。从那家出来时，天已完全黑了下来。父亲向等班车的地方走去，经过一个房头时，突然从一个菜窖后面窜出一条黑影，手里拿着什么东西朝父亲的后脑勺狠狠砸来，父亲还没反应过来就倒了下去。

　　幸好，后面也有人去等车，看到倒在地上的父亲后，忙喊人将父亲抬上值班车送到厂卫生所。凶手下手很重，父亲的后脑勺被砸开一道一指长的口子，缝合了12针才止住了流血，现在虽然睁开了眼，但仍虚弱地说不出话来。

　　听了事情的经过，我心里像乱针扎着一样，一股仇恨的怒火在心中燃起，小拳头紧紧地攥着，恨不能狠狠地捣向对父亲下黑手的那个坏蛋。赵所长背着手来回踱着步，很粗很响地喘着气，走到母亲跟前停下来说：“谭嫂，你别着急，我们会照顾好谭所长的，也会抓住这个坏人给谭所长报仇的。”他转身对闫丽慧交代说，“小闫，这里交给你了，要用最好的药给谭所长治疗。我这就去向王书记汇报。”

　　母亲守着父亲哭了一会儿，起身要回去给父亲拿些吃的来。闫丽慧拦住说：“嫂子，饭已做上了，你别忙了。”母亲用冰冷的目光看了闫丽慧一眼，把头扭向一边。不一会儿，值班医生端来一大碗鸡蛋羹，上面撒了盐和酱油，还滴了几滴香油。母亲接过来，刚想去喂父亲，闫丽慧伸手接住说：“嫂子，我来吧！”母亲抬起眼盯着闫丽慧，闫丽慧也看着母亲，母亲的目光很硬，有愤怒，有痛恨，也有不解，不过在与闫丽慧毫不避让的目光对峙后，她还是松开了手。

　　闫丽慧挖起一小勺鸡蛋羹放在嘴边轻轻吹吹，然后递向父亲的嘴里，她很耐心地一小勺一小勺喂着，喂着喂着，泪水顺着她的鼻翼扑簌簌流下来。她没有去擦，依然全神贯注地喂着父亲。母亲眼里的目光由初时的坚硬，慢慢软了下来，眼里渐渐也涌上泪水。

　　不一会儿，值班医生又用个小盆端来了冒着热气的8个煮鸡蛋，给母亲和我们每人两个。我把分给我的两个鸡蛋悄悄塞进了裤兜里，想着明天留给父亲吃。那天晚上我竟忘记饿了，一直守着父亲，母亲撵了我几次我也坚决不走，说要陪着父亲。后来姐姐和哥哥回去了，而我和母亲没走，另外还有闫阿姨，她陪了我们整整一夜。

　　第二天一早，厂党委李书记和王副书记亲自来卫生所看望父亲，身后还跟着七八个人，随行的人里有人将奶粉、红糖、水果放在旁边的椅子上，有人拿着笔记本不停地记着什么，还有人拿着照相机，给躺在床上的父亲“咔嚓咔嚓”地照相。

　　李书记握着父亲的手说：“老谭啊，你的工作很出色，你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全厂的党员都要向你学习。我代表厂党委向你和你的家人表示亲切慰问，也希望你好好养伤，早日痊愈。”李书记又转过头来对母亲说，“大嫂，你别难过，谭医生是好样的，是光荣的，你们全家也是光荣的，这个凶手他跑不了。保卫科今天成立了专案组，专门调查这个案件，希望你照顾好谭医生，有什么要求只管向厂里提出来。”

　　母亲的眼泪一直没断，听了李书记的话，不知说什么好。这时躺在床上的父亲艰难地张开嘴呜噜呜噜地说着什么，李书记把耳朵凑过去问：“老谭，你说什么？”

　　母亲说：“他说没要求，什么要求也没有。”

　　李书记伸出双手紧紧握住父亲的手，使劲地摇着。

　　七

　　十几天后，当父亲头上缠着绷带又一次出现在农业点时，那里一下轰动了。郭云芳在院里看见父亲后，惊得半天没合上嘴。“谭所长，你没事了？来来来，屋里坐。”这次郭云芳一反常态，变得热情了许多，她搬来一张小板凳放在父亲跟前，又转身去屋里沏了壶茶出来给父亲倒上。

　　父亲没事人一样笑着，只是说话声音还显得虚弱：“不碍事，不碍事，休一阵子就好了。”

　　郭云芳把茶杯递到父亲手里说：“谭所长，你出事后，不少人怀疑是我家老刘干的，这可真是冤枉他了。别看那次他拿着刀去了你办公室，可他也就是做做样子，真让他动手，他可得有那个胆儿。那天下午老刘轮休没上班，傍黑天时他一直在家做饭，门都没出，这我可以作证，如果我撒慌，出门让雷把我劈了。”

　　父亲摆摆手打断她说：“我相信你，也相信刘师傅。真正的凶手保卫科一定会查清的，你们不要担心。”

　　“可是，这阵子保卫科三天两头地找他问话，还在什么纸上摁了不少手印，回来他吓得饭吃不下觉也睡不着，还经常做恶梦，一直骂那个下黑手的人是丧尽天良，让他背黑锅。谭所长，你行行好吧，跟保卫的人说说，这事真不是我家老刘干的。”郭云芳的脸上带着乞求的神色看着父亲。

　　自从父亲出事后，保卫科非常重视，对农业点进行着地毯式调查，尤其对从前有劣迹的人更是重点审查，搞得农业点上的青壮年人人自危。父亲喝口茶笑笑说：“我觉得这事搞得动作太大了。没必要，回去我找找厂里，别再查了，让大家早些安下心来过日子搞生产吧。”

　　郭云芳感激地说：“谭所长，你真是个好人啊。哎，其实农业点上这些人对你还是很感激的，很多人都找你瞧过病，只是你干上了这个？？不让生孩子，很多人，当然包括我实在想不通啊。在我们农村，家里没个儿子是让人笑话的，为这，我婆婆没少骂老刘。不过，国家的政策我们也懂，只是这思想上别不过劲来。看到你为了这个活儿命都豁上了，我们还能说啥？这样吧谭所长，你今天就当来我家坐客，别的啥也别说，明天我和老刘去你办公室给你个准话，你看怎么样？”

　　听了这话父亲舒心地笑了，这是出事后他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笑，他端起茶杯像杨子荣喝庆功酒似的一饮而尽，然后站起来说：“好，明天我在办公室等你的信。”

　　郭云芳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看，保卫科那边？？”

　　“那边你不用担心，回去我就找王书记去。”

　　第二天一早，郭云芳夫妇果然来到父亲的办公室，刘富财低着头跟在郭云芳身后，背上还背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袱，见到父亲后他的神情很不自然，扭扭捏捏的，眼睛也不知看哪里好。倒是郭云芳大方些，她說：“谭所长，我和老刘商量好了，今天就去医院做了，东西我们都准备好了。”

　　事情虽然在意料之中，但父亲听了还是愣怔了一下，很激动地冲郭云芳伸出手去，可马上又改变了方向，握住刘富财的手，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们为农业点的工作开了个好头啊！我这就去厂里要车。”

　　攻破了郭云芳这道防线，后面的钉子户也嘁哩喀喳很快拿下。计划生育实行一年后，全厂无一人计划外生育，计划生育率达到百分之百。到了年底，父亲又一次出席了油田召开的先代会，在主席台上披红戴花，受到了油田领导的亲切接见。

　　父亲出事的第二天，专案组就进驻到农业点，对凶手的追查一直紧锣密鼓地进行，但因缺乏有力的证据，进展一直不大。后在父亲的一再请求下，王副书记给保卫科下了停止调查的指示，保卫科将专案组从农业点撤了回来，案件也就成了一个永远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