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英春

　　1978年秋天，我正式成为一名小学生，这是我盼望了好久的一件大事儿。我开始大量识字，一点点看见外面的世界，也越发向往外面的世界。

　　那时候，我的家在红色草原深处一个小牧场。村子中间有处空场，每天会有一辆大汽车去往一个很远很远的叫萨尔图的地方。那车早出晚归，一天只有一趟，遇上雨天道路翻浆，小村跟外界的联系就会彻底中断。

　　据说，萨尔图有火车站，有百货商店，有邮局，有医院，还能买到好吃的冰棍。在我9岁之前，我从没有坐上过那辆汽车，也没有见过那些地方。倒是有一年，5岁的妹妹患了急性阑尾炎，住进位于萨尔图的医院，她趴在病房的窗户上，看见了很多不一样的风景。一周后爸爸抱着她出院回来，我倒有点羡慕她。

　　1986年，我第一次离家上高中。我的家已经搬到另一个距离萨尔图比较近的牧场。我每周坐24路公交车回家，都要路过一个叫“四大队”的地方，从车窗外茫然地看见白井房、抽油机，偶尔也见有穿杠杠服、戴大棉帽子的人上下车，并没有意识到，多年以后我也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991年夏天，20岁的我从大庆石油学校毕业，阴差阳错被分配到了紧邻“四大队”的三大队工作，才知道这个地方叫采油三厂三矿，这一片儿叫做“萨北”。我走出草原，成为一名年轻的萨北石油人。

　　一

　　1994年春天，我未来的婆婆把我俩叫到跟前，打开一层层旧纸卷，里面是厚厚的一沓钱，她数了又数，正好八千，然后郑重交到儿子手里：“民啊，拿好别丢了，去交房钱吧。”

　　月工资不过二百多元的我们，从没见过这么多钱。那些纸币，不知被多少人捻过多少遍，每张都特别厚实。我俩战战兢兢拿着这笔巨款，去单位房产科办手续，从此有了自己的房子。

　　这是一套49平米的两居室，进门就是长宽两米左右的小方厅，正好可以摆张吃饭的小桌，方厅一头接着客厅，一头连着卧室，靠东边儿还开着一扇小窗。

　　终于摆脱了单身公寓，再没人检查卫生了，过自己的小日子，我倆一下班就迫不及待去那房子，兴致勃勃地督促工人刷墙、贴壁纸、打壁柜，还选了张硕大的山水画，几乎铺满客厅整面墙。我们给小窗挂了副百叶窗帘，淡淡的青草绿，一拧手柄，就能把阳光筛进来， 4平米的小厅顿时温暖明亮。

　　结婚前，婆婆从萨尔图城里坐将近一个小时的公交车来实地考察，回去后却忧心忡忡。她对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越看越上火，很多年后还耿耿于怀。在她印象里，我们这个采油单位，除了“磕头机”“白井房”，就是大荒草甸，一辈子住惯热闹地方的她，想起这些就睡不着，心里念叨：“俺闺女要受罪了。”

　　其实，她不知，我们的小日子过得挺好的。

　　二

　　那时候，萨北楼区是崭新的，大名叫萨北新村，位于北二路头上，是14路公交车的终点。这里作为当年油田安居工程的大手笔，聚集了采油三厂相当一部分职工，仅次于位于厂部的拥军村。每天早上，一辆辆通勤车把人们送往四面八方去上班，晚上再送回来。

　　通勤车站就在一区和二区中间的空场，那里自然聚成一处小集市。下班回来，人们溜溜达达，顺手买一把菜，切一块豆腐，或是约上三五好友去喝两盅。几家小吃铺、小菜摊总是热热闹闹，楼区里还深藏着三两家食杂店，可以买到午餐肉和猪肝罐头，还有火腿肠。在矿里住公寓的小青年，要是同学来了，或是周末跟女朋友约个会，或是没什么理由就是想解解馋，走上10分钟去到那家窗下，窗户永远是亮着灯的，旁边有个小门铃，一按那小红点儿，“叮铃”一声，就有人探过头来。

　　小市场有家包子铺最火。老板娘白净的脸蛋儿，水灵灵的眼睛，又勤快又灵巧，腰间扎个围裙，像只彩蝶在各桌之间热情地翻飞，凡是谁家里有隆重的大事情，就要到包子铺去吃一顿，锅包肉热乎乎端上来，咬上一口，酸甜香脆，吃上一次就忘不了。

　　卖菜的不是别人，都是职工家属。放学了，有的孩子帮妈卖菜；下班了，有的男人帮老伴卖菜，家属们每天在蒸笼似的大棚里劳作惯了，都特别耐热，买主像洗桑拿一样大汗淋漓，卖主却跟没事儿人一样，蹲在路边儿守着一堆黄瓜、豆角、茄子、柿子，也不吆喝，熟悉的买主自然就来了。

　　沿着一区的路边，还有两家理发店。一家是个小媳妇儿开的，叫玲玲，一家是两姐妹开的，挂的牌子叫毛毛。她们个顶个青葱一样水灵，据说玲玲嫁的是厂里的作业工，姐妹俩中的姐姐好像也正在跟采油矿的小伙儿处对象。我们喜欢去找她们做头发，都是老顾客。不管有多少人等，手法不乱，理发烫发每道程序都做足、做细，稳稳当当，让等的人看着踏实，心甘情愿地排队，等到天黑也要等。矿公寓的单身女生，还有楼区住的结了婚的女工，赶上同学聚会或是参加婚礼，都要提前到这里来捯饬一下。晚上下班约伴去，小小的斗室里，散发着洗发精和烫发药水的香味，地上落着薄薄一层碎发，在理发师讨巧又舒服的闲聊中，并不觉时间漫长。女人们都极其享受刘海被一双巧手高高挑起，再打上定型发胶，吹风机呼呼吹一会儿，完事儿就各个顶着骄傲的“鸡冠”从小板房里走出来的感觉。

　　三

　　那时候，觉得这个20多栋楼的萨北新村真大，啥都有。

　　一直以来，石油人都逐油而居。每个采油厂都有一片密集而繁荣的生活区，矿里也有自己的居民区。托儿所、幼儿园、小学校、卫生所，衣食住行，吃喝拉撒，自成体系，起根儿就是朝着“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布局的。这片楼区就是当年油田密布的“蜘蛛网”上的一个小节点，也是个石油人生活区的小缩影。

　　这个村儿离三矿最近，是我们的“后花园”，一条一公里多长的小路连接着楼区和矿区，是我们每天上班必经之路。起初并没有路，人们硬从芦苇塘里趟出条毛毛道。冬天踩着雪，夏天踹着泥，蚊虫扑面，蒿草丛生，越走眉头皱得越紧。路，连着民心，矿里下决心修路，自力更生，自己干！

　　第一次会战是在1994年8月14日，是个星期天，我和爱人没有参加上，因为那天我俩结婚。矿机关全体和小队干部都没休息，分队分组施工。男人们都卷起裤腿，从芦苇塘里一锹一锹挖土掏泥，很快就热气腾腾，甩掉背心赤膊上阵；刚毕业的白面书生也不甘落后，学着师傅们的样子，脚下站稳，腰上使劲，胳臂猛甩，手掌、脚底起了大泡也不吭声。整支队伍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开掘出小路的雏形。

　　路沿线插了一排小红旗，既标志工作点，也提气助力。按照工程标准，“土法上马”先搞出大面儿，再砌路基，又竖着铺红砖，砖上还要再抹上一层水泥。最后阶段，水泥要养生，不能让人和牲畜上去踩，路面盖上草甸子，洒上水，路两头封死。两天两夜，党员轮流值守，矿党委书记不回家，亲自盯。

　　几经苦战，路，终于开通了！大人小孩儿像过节似的都特意上去走个来回。走在水泥小路上，平平展展，脚不沾泥。早上人最多，都埋头赶时间像竞走比赛，有的还得一溜小跑，偶尔后面几声自行车铃响，也不回头，就侧侧身，溜个边儿给让开。从我家出发，正常速度15分钟，提速走10分钟，连走带跑最短7分钟就能到早点名会议室坐好，呼哧带喘，心还怦怦跳。

　　晚上下班时段，人流松散一些，除了要去幼儿园接孩子的年轻父母，依然跟早上一样手忙脚乱，别人的步伐都比较安闲，边走边聊，回家的路是轻松的。

　　那条路，我和爱人走了10年。上班下班，加班夜归，送孩子，接孩子，总觉得路好长，永远也走不完，永远也不赶趟似的。

　　四

　　住三矿平房的人家，就不用这么忙活。他们的家紧挨着矿办公区，有一栋瓦房和3栋高级平房，上着班就能偷着跑回来，把米淘了，把菜摘了，再瞄一会儿电视也不是不可能的。每天下班从他们的小院门前经过，老远闻到飘来的炒菜香味儿，顿时肚子就饿了。

　　1995年夏天，我已怀孕七八个月，酷暑难耐，有一天，被一位大姐在她家小院门前拦住：“小崔呀，看你穿这大厚裤子太热了，这裙子够肥，快拿去穿上，凉快凉快。”我正要推辞，她把裙子往我手里一塞：“反正我也不穿，等你生完再还我。”

　　那是一条蓝白细格的褶裙，宽宽松松，正适合大腹便便的我穿。我捧着裙子，竟一时语塞，从没想过自己一个孕妇还要穿什么裙子，再将就几周就生了。那条裙子一直伴我到临产前，给我生活多了不少凉爽和亮丽。后来，我“卸货”完毕，女儿百天上班，恭恭敬敬把裙子洗净叠好还给大姐，除了谢谢，依然不知说什么好，但以后再见大姐总有一股热流，23年里一直往我心里注入人间暖意。

　　这些平房是工房，不用花钱买，很多都做过经济拮据的年轻人的新房，每天路过，能看见门上曾贴过的大红喜字还依稀有痕。那一年夏天大雨不断，雨水从房顶漏下来，从低矮的房门縫涌进来，拖鞋和塑料脸盆都飘了起来，水掏也掏不完。一位刚生产的妈妈硬生生泡在水里坐完月子，极其严重的阴湿气入侵了她全身，从此严重的风湿病一直折磨得她痛苦不堪。多年以后，在矿机关办公室里，这位老中专生姐姐浮肿着双眼跟我说：“那时候，咋那么傻呢？也不懂啊！”

　　五

　　我们家在二区的最后一栋楼，后面就是大草原。前楼后楼，楼上楼下，隔壁单元，住的都是三厂人。夏天的晚上吃完饭，暑气消散，楼下就热闹起来。

　　蹒跚学步的娃娃扎巴扎巴玩儿，老人们摇着蒲扇眼睛盯着娃娃，男人们聚在楼下打扑克，不肯上楼。有打的，有看的，一局接一局，输了请客买西瓜，直到太阳落山，蚊子扑上来了，几乎看不见牌了还舍不得散。

　　本来一起住公寓的小单身，都前后脚结了婚，就成了前后楼的邻居。过个一年半载，就可以抱着孩子互相串门了。谁家做饭好吃，一个招呼，就有人携家带口来蹭饭，当然也不空手，抱着个大西瓜或者提瓶好酒来。

　　矿里，每年都分来一批大中专生，他们大多家在外地，条件跟“坐地户”没法比，有的毕业工作好几年了，上学时的助学贷款还没有还完。比我早几年毕业的师哥师姐们，都是白手起家，万把元的房款，贷款分15年还清。

　　楼区里，有一户遗属想起来让人揪心。男人是矿里的电工，在一次突发事故中被高压电击中，人就没了，留下年轻的媳妇、年幼的儿子，还有年迈的母亲。我永远忘不了，在大礼堂开全矿职工大会。主席台上，被大家偷偷喊做“老贫农”的矿长，强调安全生产，人命关天，决不能再用鲜血和生命换教训！他深刻检讨自己负有领导责任，声如打颤的洪钟，说到动情处，声泪俱下，哽咽难语：“我们怎么对得起他的家人啊？”后来我在工会期间，每年给那遗孀邮寄一点微薄的遗属费，祈祷死者安息，生者安康。

　　寒来暑往，我们在萨北过着悠长的日子，变得越来越勇敢。寒夜里，我俩抱着发高烧的女儿，在萨北偏僻的街上找出租车去医院，在无助和焦虑中彼此依靠，互相取暖，不知不觉完成了夫妻之间从花前月下的浪漫，到“钢铁同盟”的转换，让婚姻生活越来越“瓷实”。

　　日子一天天过去，各自有各自的悲欢，慢慢地就安心了，觉得可以这样终老了。然而，2001年，在女儿即将上小学的那个夏天，曾经热闹非常的萨北小学解散了，同时解散的还有其他各矿的小学校。我从此开始了每天风里雨里跑通勤，接送孩子去三厂拥军一小上学的新征程。

　　婆婆心疼孙女，邀请我们去城里赏冰灯，逛百货大楼，游黎明湖。2005年，我们决定“砸锅卖铁”换房子，搬到了东风新村。这里有婆婆，还有更好的小学和中学。之后，萨北的同事们陆续搬离萨北，分别在东城或者西城买房，开启城里生活新篇章。我的房子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周边县城来做生意的外地人。他交钱的时候像捡了大便宜。再之后，很多这样的住户涌入萨北，改变了这里的人员构成。

　　很多年过去了，我的办公室跟萨北近在咫尺，却再无瓜葛。夏天，我拉着爱人特意回去过一次，当年的幼儿园院里荒草丛生，大门上锈迹斑斑，包子铺早已不知去向，理发店的女店主们也都去城里扩展生意，便民路年久失修，路面斑驳，行人稀少，两旁被外来户一片接一片的小开荒占满。

　　那一排平房早就扒了，当年萨北的原著居民随着近年来油田安居工程的几次大调整，分别搬到登峰、东湖、创业城几处大楼区，再有年轻人成家就直接在新村、龙南买房。他们有的退休了，有的已经故去，有的正跟我们一样还在整天瞎忙，也都买了车，也适应了那些更热闹、更时尚、更像城里的地方，更会享受生活了。

　　萨北，还有几个老职工被大家戏称为“钉子户”，或是念旧或是个人原因，一直坚守在老房子里没挪窝。他们每天走路上班，闲暇种种小开荒，过着田园生活，等着退休。

　　送我裙子的大姐，应该有60多岁了吧，不知她现在住在哪里。当年帮妈妈卖菜的小伙儿，已成为另一个采油矿计算机室的骨干。在雨水里坐月子的姐姐，如今她女儿的孩子都满地跑了，她把女儿的月子安排得极其妥帖。那个没有了父亲的孩子也成家生子，成为一名优秀的作业工班长。很多从修路会战中走出来的年轻人，继续挥汗如雨，埋头苦干，很多人都走出三矿，在油田各行业中挑起大梁，成为中坚。多年以后，偶有交集，或是在表彰通报上看到彼此名字，共同回望人生中这一处小驿站，彼此会多些莫名的亲切。

　　萨北楼区，在大时代风雨涤荡中几经沉浮，本来日渐萧条暗淡的光景，又因今年春天市政府的一项举措而悄然回暖。偌大宏伟的汽配城入驻开张了，宽敞明亮的汽车展厅跟楼区连成一片。他们的院里有我们的井，我们的队旁有他们的楼，道路也交错纵横，分不出彼此。

　　油田的通勤车更加四通八达，每天车在大广路桥头一转弯，老旧的萨北楼区就从车窗外默默闪过，那些楼还是那些楼，却已成了旧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