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栋栋

　　1982年，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这一年，我出生在县城南部的一个叫马西楼村的地方，距离北京1200公里。

　　马西楼村大概有30户人家，200多人，普遍住着茅草屋。水田里种着水稻，山上种着茶叶和蔬菜。我爷爷一共6个孩子，我父亲是家里的老大，全家人都拥在7间土坯房子里，还有一间是猪圈，另外一间是牛棚。听姑姑说，家里每个孩子，无论大小，放学或放假的时间，都是要出去干活的。

　　菜都是当季菜园里的蔬菜，有萝卜、茄子、黄瓜、辣椒等。炒菜的油是每年春节期间杀猪时用肥肉榨的油，要吃一年，因此每顿菜里放的猪油是非常少的。主食是米饭，因为家里分的田少，因此大米也是不够吃的。家里的每个孩子每顿只能吃一碗米饭，每天的劳动强度大，加上油盐少，米饭不够，因此孩子们常常处于饥饿状态。

　　我出生的时候，因为母亲的营养不够、奶水少，干瘦虚弱。夏天天热，蚊子多，大家都到山坡上带一把扇子乘凉，顺便烧起一堆稻草熏蚊子，到下半夜，稍微凉快些，才到家里睡觉，因为第二天还要下地干农活。冬天的时候，一家人拥在灶屋（做饭的地方）的一个火堆前取暖，火源是从山上砍下来的树根，树根是活的，因此是湿的，用稻草点燃后，烟气特别呛人，可是没办法，如果烧得过快，家里储备的树根是烧不到一个冬季的。一家人尽量坐在火焰的上风向，灶屋门还不能开得过大，开得过大也太冷。对于那时出生的我来说，吃饱穿暖是全部的梦想。

　　1990年，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会议提出要完善发展承包经营责任制、继续实行和完善厂长责任制等七条主要措施。

　　同一年，我上小学了，学校是几间土坯房子，房前立着一根木头的国旗杆子，再前面是一大片空草地，当作操场，房子里有几张破旧的桌椅。数数的时候，老师让我们用从树上砍下的木棍数，放学时大家唱中国少先队员队歌，然后排着队回家。

　　我父亲在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引领下，去外边做起了生意，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我们家还是能够吃饱的，但是鸡蛋和肉类对于我们家来说，还是奢侈品。

　　记得有一次放学，我在门前的水塘边捡到了一只死掉的鸭子，兴高采烈地跑回家，心想母亲这回一定能做顿好吃的，谁知跑回家后，母亲竟然把鸭子腌了起来，说是要等到父亲回来才能吃。最后父亲因为过了一月才回来，那只鸭子也腌坏掉了，气得我跟母亲发起了脾气。

　　夏季的某一天，听说父亲要从外地回来，我内心恐惧而惊喜，恐惧的是跟父亲离开久了，就有了隔膜和生分；惊喜的是父亲回来，我们家就能做好吃的。

　　母亲早早地从菜地里回来，摘了很多菜，父亲喜欢喝汤，母亲从坛子里拿出一点腌过的腊肉，做了一份肉丝汤，端到院子里的小茶几上，我们一家四口吃了起来。

　　我挨着母亲一边坐，也不知是见到父亲紧张，还是见到肉馋得慌，盛汤的一瞬间，不小心打翻了汤盆，母亲把我撵到距离我家1公里的奶奶家，还把我打了一顿。

　　周末或者放假，经常去山上摘茶叶、放牛，有时间也坐在山顶的青石上，对着山的那一边发呆。有一次，看着爷爷、奶奶薅花生地里的杂草，我也在地里用手拔杂草，拔了不到一支烟的工夫，本来天气也热，我就失去了耐心，跑到一边的阴凉地坐了下来。爷爷笑呵呵地看着我问：“怎么了，这就不行了？”我看着爷爷回答道：“热，累。”爷爷紧接着说：“这才多大一会儿，我们已经干了一辈子。”

　　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爷爷的话。爷爷看着我继续说：“要想一辈子不干这个活，你得好好学习，走出大山去。”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一刹那，脑海中真有一种走出大山的念头。

　　自此以后，走出大山是我全部的梦想。

　　初中是在一个镇上，学校的条件有了些改善，但依然是很艰苦的，学校是破旧的老房子，四处漏风，夏天热，冬天冷。宿舍是集体宿舍，上下木板铺的通铺，一个班40多学生拥在一间房子里，洗漱和洗澡都得去一个水龙头前接冷水，尽管我不用住宿舍（我们家此时也搬到了镇上），但有时为了节省时间学习，我也住宿舍。

　　在这个40多人的班上，我不算聪明的学生，但绝对算最刻苦的学生。有时间周末在家，父母安排完一些活，干完活后就开始看书，成绩也稳定在班级前三名。经过3年的努力，终于考上了縣里的重点高中。

　　高中距离我们家40公里的路程，每月只能回一次家，母亲担心我在学校吃不好，每次去学校都让我带上炒好的菜，像腌辣椒炒鸡蛋、香辣鱼，味道很好，可是夏季容易坏掉，冬季容易凉肚子，今天我的胃病也是那时候凉菜造成的。

　　母亲除了给我做菜，每次上车前还偷偷多塞给我100元钱，让我不要俭省，要吃饱。因为那时我除了学习外，还喜欢读课外书，这些钱我都买了课外书。高中的这个年龄，青春懵懂，很多学生都谈起了恋爱。可为了走出大山的梦想，我把时间都用来学习。晚上宿舍熄灯，我就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看书，早上7点上早自习，我6点就起床，有时起不来，我就先坐起来，用冷水洗把脸，读课文，背单词。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终于走出了大山，考上了自己心仪的院校。

　　2007年，当一列火车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呼啸而过时，哈达飘舞，掌声雷动，中国在欢腾，解决了世界性技术难题的青藏铁路正式通车了。

　　这一年，我25岁，从学校毕业后，在处于燕山南麓、渤海之滨的一个采油小站正式上班了，量油测气、清蜡扫地。

　　刚开始觉得新鲜，时间一久，就觉得枯燥、乏味，觉得学了满腹知识，竟然干上了这样的工作，有一种强烈的大材小用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念头愈发地强烈，甚至有一种想离开的念头。

　　2011年7月23日，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D301次动车组列车，运行至永嘉站至温州南站间双屿路段，与前行的D3115次动车组列车发生追尾事故，后车4节车厢从高架桥上坠下，造成40人死亡，约200人受伤。这是一次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同一年，我调换到安全员的工作岗位，管理着大约10平方公里的130口油水井。

　　安全监督和管理工作是具体而琐碎的：员工的劳保穿戴不齐全、违章操作、设备安全防护的缺失，承包商的现场施工，还有涉及到安全、环保、健康的基础资料。有时候，还要去参加生产和安全工作的一些会议，上午忙完资料，下午盯现场，甚至夜间和周末的一些施工，都需要盯着，忙不说，还有无尽的疲惫，不时就会出现负面的情绪。温州动车事故，给我深刻的启示：作为中国安全管理大军中螺丝钉的我，出一份力，尽一份责任，或许会少出一个事故。

　　2018年，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梦具体而真实地在神州大地涌动，让每个人真切拥有。

　　我已到而立之年，也从基层调到了机关。油田配备了便利的通勤班车、洁净的食堂、优越的办公条件，女儿也5岁了，我看着妻子、孩子、家，我觉得我是幸福的。

　　晚上，我时常仰望高高耸立的钻井塔灯，思索回望，仿佛一串串深深浅浅的脚印浮现眼前，似乎还有点点油斑，包裹着的是青春、热血、奋斗，前方遥远而清晰，是喷薄而出的滚滚油流，还有一张张笑脸。是你，是我，是他，是属于所有勤劳、善良的石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