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丁华

　　我于1933年农历五月初二出生在河南三门峡新兴村。在老家上了两年小学。日本大举侵华，攻占了河南，爷爷带我逃到了西安，在西安貢院门小学上了4年学，小学毕业后却为上初中犯愁。因为西安公立学校很少，基本都是私立学校，学费很高，我家根本无力负担。

　　当时我家非常困难，6岁时父亲就过世了，一家人全靠爷爷一点微薄的收入和母亲辛勤的劳动生活。后来得知西安培华职业学校的初中班不收学费，我便去那读了三年初中。1949年初中毕业后，高中都是自主招生，我便报考了西安最好的学校一中、二中，并均被录取。考虑到西安一中是当时陕西最好的高中，权衡之后，我选择了西安一中。

　　1951年，我念高二的时候，西北大学地质专业和俄语专业提前招生，不限年级，择优录取。这两个专业都不收学费、还管饭。当时正值共和国刚刚成立，亟需发展经济，又是抗美援朝时期，国家需要加强与苏联的关系，俄语人才紧缺。因此俄语专业招录条件非常优厚，不仅不收学费、管饭，每个月还发3块钱银元（当时1个银元值1万元人民币），我吃饭穿衣等开销都够了。我顺利地考上了西北大学俄语专业。当时西北大学俄语专业的人很少，三年级才10个人，到我们这一届时，一下子招录了100人，分成两个班，每个班50人。当时是夜里十一点有人专门拿着喜报到我们家报喜，告诉家人我被录取，这个喜讯把我母亲和爷爷都高兴坏了。当时我才16岁，就上了大学。上大学至少要准备一个脸盆、一个碗。当时家里困难，连3块钱都拿不出来。找亲戚借，也没借到，还是我们院子里一户做生意的人家借给我3块钱，我用这3块钱买了一个大瓷盆，早上用它洗脸，早中晚用它吃饭。就这样，我便去西北大学报到了。

　　我非常珍惜上大学的机会，学习认真，成绩优异。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推进和中苏关系的不断深化，俄语人才需求日益增加。1952年6月，西北大学突然接到上级通知，挑选一批学生去北京，支援祖国建设。西北大学便挑选了一批学生予以支援，其中俄语专业50名。三年级10名全去，二年级40名，学校准许提前毕业，前往北京。到北京后，我们和来自兰州大学的20名三年级同学一道，到了新中国第一所石油院校 北京石油专科学校学习石油知识。

　　建国初期，中国才年产12万吨油，其中人造油7万吨，天然油5万吨，主要产自玉门油田和延长油田。苏联已年产油6000万吨。中国缺油。当时全国从事石油工业的工程师才有7个。在此历史背景下，紧急成立了北京石油专科学校，地点就在秦老胡同的一个院子里，校长是从美国归来的温可门教授，俄语老师是一名苏联老教授。当时学校开设了地质、钻井、采油、油气勘探、俄语等专业，其中以俄语专业人最多，共70人，分了两个班。我们既学俄语，还学习了地质、钻井、油气勘探、采油、炼油等课程。第一次接触到了石油这个行业，也感受到了国家对石油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视和对发展石油工业的渴望。记得我们每天早上7点就准时集中在院子里听广播，当时正值抗美援朝，全国上下保家卫国和建设祖国的情绪非常高涨，大家的学习和工作热情都非常高。在此感染下，我也愈发刻苦地学习专业知识，希望早日学成，为祖国建设做贡献。

　　1952年12月，由于国家建设亟需人才，学校宣布我们提前毕业，接受国家安排，走上工作岗位。当时我们这批学生中有5人分配到燃料工业部工作，其他学生分到了石油总局和新疆、四川、青海、陕西等地的石油管理局工作。学俄语的就我一个人被分配到燃料工业部专家工作室从事翻译工作。当时我主要从事笔译工作。当苏联专家出差时，我也要跟着专家和另外一名翻译一起去，学习口译。石油工业部成立后，我被调到石油工业部专家工作室继续从事翻译工作。当时石油工业部从苏联请了七八名高级专家作为顾问。我记得专家组组长是苏联一个地质局的局长，非常有能力，水平也很高，在勘探地质方面有很高造诣，他对中国的石油工业很有贡献。副组长是从苏联巴库油田石油科学研究院来的，是一名博士。其他还有采油专家、地质专家、地球物理专家等。当时就分配我给专家组副组长尼基金当翻译，同时还成立了一个采油专业翻译组，让我担任小组长。在专家工作室我一共工作了两年半时间，期间作为翻译陪着中苏专家、领导到玉门油田、延长油田、四川油气田及东北多地实地考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自身的俄语和石油专业水平也有了提高，并逐渐热爱上了石油行业。

　　当时，康世恩老部长是国家石油管理总局局长，他是清华大学地质专业的高材生，后参军成为一野三军九师政治部主任。转业后任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党委书记，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国家成立石油总局时，他是第一任总局局长。我从当翻译时就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他经常亲自带领苏联专家以及国内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机关局处领导一道奔赴青海柴达木、甘肃玉门，以及新疆、四川、陕西和东北等地，深入勘探一线研究攻克找油难题。在调研考察中，凡是讨论重要和复杂的事情都由资深的老师当翻译，采油的事情我来翻译，尽管如此还是有些紧张。

　　康世恩非常关心和爱护我们，每当翻译遇到了问题，他不仅不责备，反而还不停地鼓励我。他工作非常有水平，人格上具有强大的魅力。我从他身上学习了很多东西，从心底佩服他，尊敬他。后来，他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在膀胱癌晚期还一直惦记着石油工作。当时我是全总副主席、党组书记，记得有一次去医院看望他时，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是从油田干出来的？？”我听了久久不能平静。临走时他说：“我想喝羊杂汤，可是医院不给做呀？？”后来我特意买了一只羊，请食堂的大师傅做成羊杂汤专程送到医院，他吃了特别高兴。此后没过几天，他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康世恩同志是专家型高级领导，他品德高尚，清正廉洁，能力过人；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为我国石油事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是中国石油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当时石油总局总地质师是陈贲，地质局处长是刘南、职若愚。专家考察回来都要向康世恩总局长等领导汇报，大多数时候都是水平高的同志翻译，采油地质专业的翻译工作由我承担。给他翻译时，我比较紧张，总怕出错。刘南、职若愚二位处长一直培养我，后来他们成为胜利油田首位局长、党委书记，我又成为了他们的部下，依然关心着我。

　　1955年6月，这一批苏联专家回国，为了更进一步掌握石油知识，更好为祖国石油工业服务，我向组织申请到北京石油学院进修石油地质专业。经组织批准，我便到北京石油學院三年级学习一年。这一年多，我非常刻苦，不仅学习了石油地质专业，还将石油其它专业也学了个遍。我所学的这些知识为我以后到石油战线工作、负责管理石油生产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随着石油勘探工作的开展，在青海柴达木盆地发现了石油。为了加速柴达木盆地的石油勘探工作，石油工业部从苏联聘请了10多位专家，到柴达木指导工作。当时亟需既懂俄语又懂石油专业的同志配合外国专家工作。1956年3月，我成为了中共预备党员，组织决定派我到艰苦的地方去支援国家建设。当年4月，组织便安排我作为专家工作室副主任，带着来自全国各大学的20多名俄语专业大学毕业生，来到青海石油管理局工作，在这一干就是8年。当时专家工作室主任是一名老红军，我是副主任，主管业务工作。当时苏联专家组中，有一名地质专家，是一个局的总地质师，参加过卫国战争，是个少校；还有个钻井专家，在一家石油企业担任总工程师，理论实践经验丰富；除此之外，还有地震、电力、磁力等方面的操作专家。他们兢兢业业在柴达木艰苦的环境中工作了一年多，帮助解决了许多技术难题，和中国技术人员也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但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这批苏联专家就回国了，但他们对青海油田的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这是值得我们怀念的。

　　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很幸运，是我们党对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才给了我这样一个很好的历史机遇。我前后从事了快五年的翻译工作，跟着中苏专家学到不少石油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了他们的工作精神，这对我以后担任油田领导工作有很大指导意义。当然，工作伊始，我的俄语水平不高，听力也差，在工作中也吃了不少苦头。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背诵俄语，每次工作完我都要整理石油技术笔记。通过刻苦学习，在中苏专家的言传身教下，我的俄语和石油专业水平也不断提高，为我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和中苏专家一起工作学习的时候，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从苏联专家身上学习了许多石油知识，主要是以下几点：

　　一是学会了测量石油的地下物理性质的技术。石油的物理性质在地上和在几千米深的地下是不一样的，比如石油的黏度、比重、压力，这决定着石油的开采方法和技术，尤其是对油田的储量计算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当时中国只在玉门油田有一个实验室，实验室中只有一个学徒工。我至今还记得，他叫万继业，工作非常敬业。当时我们也没有相关设备，只得从国外进口。苏联专家组副组长是地质专家，长期在苏联从事实验室工作，他手把手地教会了我们这些技术。我当时对这些技术不懂，翻译起来比较困难，很多次翻译不准确，导致我国的技术人员不清楚，又将问题翻译给苏联专家，让专家解答，在这样来回翻译的过程当中，我们总算初步掌握了这些技术。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我国石油工业人才的匮乏。不过当时我国石油工业还是有专家的，记忆最深的几个是：玉门油田工程师童宪章，他曾经在美国学习过，还有当时玉门采油厂的厂长工程师朱兆明，他们俩都没在油田实验室工作过，对这些技术也没有完全掌握。在这个问题上，苏联专家的贡献是比较大的，把万继业教会，使他成为中国这方面技术的专家，我也学习了不少，俄语水平也在工作中大大提高了。

　　二是学会了如何绘制油井地层压力恢复曲线。采油的关键在于地层压力的判断。压力随着地底深度的增加而增加，石油在地下也是流动的，其压力也是在不断变化，比如开井时的压力要小于以后生产时的压力，在开采过程中，随着原油开采而逐渐降低。油田有个指标，就是油井地层压力稳定后，该油井才能稳定生产。刚开始我们是采取关闭油井，等待地层压力恢复，恢复到地压最高点再计算稳定压力。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我们对部分油井采取了另一种方法计算油井稳定压力。就是等油井压力基本稳定后，寻找压力拐点、斜度，通过复杂的计算，算出稳定压力。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减少油井闭井时间，增加油井产量，在当时这是比较先进的技术。当时中国石油工业的七个专家中，有个美国留学归来的专家，叫童宪章，后来成为我国科学院院士。在大庆油田就是他运用了这种方法，大大增加了油田的产量。直到现在，我都认为，他是中国最有名望的采油专家，对中国石油工业有着巨大贡献，我一直非常怀念他。

　　三是学会了油田油井分析技术。1949年中国也就玉门油田与延长油田出产原油，玉门油田当时已经开采了十多年，有油井200余口。如何把每口油井的情况搞清楚，摸清油井产量降低的原因，如何增加油井产量，如何修井，这些事关油田开发，必须依靠油田油井的分析技术来实现，这是油田生产最基础的工作之一。我跟着中国和苏联专家一道，认认真真将油田的油井分析了一遍。在我从事翻译工作的那段日子里，一共陪着专家对200多口井分析了两次。那些中国专家也在与苏联专家的共事中学到了不少先进的技术与理论，在日后的工作中扎扎实实从基层工作做起，不断成长。记得当时中国专家中有一个地质师叫李德生，他工作非常细致，后来成为国家科学院院士，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工作方法及工作精神，使我终生受用。还有一位叫翟光明，当时也是地质师，后来成长为工程院院士。通过将油田的油井都分析一遍后，最后进行总结，制定油田稳产增产的方案。在这两次分析工作中，我在翻译方面吃了不少苦头，也学习了不少知识，对我以后担任油田的领导工作帮助很大。

　　四是学会了如何制定油田开发方案。每一个油田发现后，需要做很多论证工作，以证明该油田具备开发价值。其中就需要制定开发方案，包括油田打井数量、打井深度、油井间距、开采时间、开采方法等一整套内容。制定方案是一个涉及多门学科知识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以测算油田储量为例，当时测算油田储量的方法有体积法和物质平衡法。其中物质平衡法比较复杂，涉及到高等数学、地质等多门学科知识，完全掌握比较困难。说实话，到现在我也没能完全弄懂，但当时中国专家有这方面的基础，所以尽管我有时翻译得不是很到位，但中苏专家的沟通与工作还是没有问题的。直到我后来在北京石油学院进修一年，才对油田储量的测算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其实当时我国缺油，亟需石油，所以在油田开发初期，未能制定科学长远的油田开发方案，一发现油田就开采。但这些技术确是很重要的，对以后的油田科学高效生产有着很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五是学会了如何绘制油田开发现状图。一个油田，采到30%左右，需要30到50年，油井如不采取技术手段，其产量每年都在下降，就像大庆油田，最高峰时年产5000万吨油，现在下降到了3600多万吨。因此必须要了解油田开发的实时状况与历年的开发情况，油田开发现状图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通过它，可以在图上直观体现油田历年产量、原油含水量、地层压力等方面的变化。

　　六是学会了实验室的各种试验方法。当时苏联专家组的副组长在苏联巴库油田实验室工作过，精通实验室工作。他逐步给中国实验室工作人员传授。他学识很广，是个博士，四十岁结的婚，给我印象很深，从他身上学习了不少东西。因为当时我的家境困难，衣服不争气，比较破，经常被他批评邋遢，但他人不错，对我很关心，在我翻译有错误的时候也很耐心地指出我的错误。他回国的时候，我亲自送他到了火车站，买了一只北京烤鸭作为饯别礼送给他。

　　总而言之，我前后共事过近20名苏联专家，他们学识丰富、敬业认真，总体而言还是石油工业部聘请的那些专家理论和领导水平较高。青海油田请的苏联专家中，有一些是刚毕业工作三五年的青年人，对当时中国而言是专家，但现在来看，也就是一般工程师的水平。那些专家在青海工作一年多，期间我发现有时他们都在偷偷议论什么。后来才知道，当时苏共召开二十大，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那些专家都是斯大林时期成长起来的，有些人还参加过卫国战争，我估计他们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有看法。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方面撤回了所有专家，他们就回国了。油田领导很信任我，就派我一个人送他们到了北京火车站。

　　当时那些专家与中国技术人员的关系处得不错，提出了不少意见，对油田发展有一定的贡献。现在青海油田已经发展成为千万吨级的油气田，也算是国内的大油田之一。当时我虽在青海油田工作，但人事关系还在石油工业部。苏联专家回国后，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愿意留在青海油田工作。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最后为了祖国的需要，毅然决然留在青海工作，并向组织要求，到基层最艰苦的地方工作。

　　就这样，我成了青海油田油泉子探区第一个试油队队长，把柴达木打出的第一口井试出了油，这也是青海油田第一口出油井。后来，我又成为油泉子采油大队长、钻采区队长、冷湖油田采油大队长、地质室主任、局科学研究所书记，一直在柴达木干了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