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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上

时间:2023/11/9 作者: 地火 热度: 22869
朱羊

  父亲是1960年11月接到命令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来大庆参加石油会战的。那一年,23岁的父亲与他的战友们登上了开往大庆的列车,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石油工人。

  报到的当天,疲惫不堪的父亲因为听错了站名,提前在安达站下了车。一片漆黑的火车站,别说找车了,连个人影也没有。身无分文的他只好背着行李,沿着火车道,顶着星星走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到达萨尔图,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他的单位。

  父亲14岁那年成了孤儿,据说他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比他大十几岁。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却是与他分家过的,而且待他很不好。他记得有一年家里包了粽子,嫂子将粽子五个一串藏在水缸里,每天从地里干活回来,都要数一遍。那时候,父亲每天最惦记的事情就是吃饱肚子,那缕缕浓烈的粽子的清香气,让他很轻易地就发现了那缸粽子。于是,趁着大伯出工的时候,他悄悄溜进大伯家里,从水缸里捞出一串圆滚滚的粽子。他心里知道粽子是有数的,没有大伯的允许是吃不得的。他本来想,闻一会儿,就把粽子再放回去,不曾想,闻着闻着,就情不自禁咬开了那道细细的线绳,然后,一小口一小口地,一个粽子便不知不觉地落进肚子里。

  天色将黑,大伯收工回来,父亲已然把偷吃粽子的事忘了个一干二净。所以,大伯叫他进屋时,他还满心欢喜地以为要开饭了呢。

  大伯冷着脸问:“有没有拿自己不该拿的东西?”

  父亲一脸坦然:“没有。”

  大伯于是气不打一处来,伸手就是一记耳光:“小小年纪,好吃懒作不说,还学会偷别人的东西了。”

  父亲还嘴说:“我没有偷别人的东西。”

  在父亲的心里,哥哥家的东西,怎么能算是偷呢?

  为了给父亲长记性,大伯狠下心肠,先是对父亲拳打脚踢,可是父亲一点也不服软,结果大伯将他吊在树上,用柳条鞭子狠狠地“教育”了一通。浑身伤痕累累的父亲到底也没有承认偷吃,大伯将打折的柳条鞭子扔到地上,一脸无奈地看着一瘸一拐走出家门的弟弟,不住地摇头叹息。

  父亲从此不敢再回家,为了混口饭吃,跟着村里的一个剃头匠学手艺。他从学徒做起,渐渐地自己背起剃头箱子,走村串巷,一天也能挣上个二三毛钱,过起了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生活。

  盡管父亲做到了自食其力,但在大伯眼里,父亲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二流子。大伯固执地认为,只有种地才是农民的本分。

  父亲就这么浪荡到十八岁,终于等到了一个当兵的机会。别人家当兵都有人送,哭哭啼啼依依不舍的。父亲穿着一身新军装站在船头,望穿双眼也没有一个人为他送行。邻居一位大婶瞧他可怜,送了父亲一条白毛巾。船慢慢离了岸,父亲远远望见在田野里忙碌的大伯,眼泪不自主地滚落下来,打湿了他雪白的毛巾。大伯的影子一点点变小,父亲的一颗心也渐渐凉透了。到了部队以后与人谈及家人,父亲就是一句话:家里没有什么人了。

  父亲来到了油田,一心把油田当成了家,白天黑夜拼命工作,似乎只有这样心里才能感觉好受一些。然而,每到休息的日子,父亲的孤独感便更加强烈了。为什么呢?因为战友们都接来了家眷,只有他自己孑然一身。

  后来,父亲就总去找他的一个同乡战友,缠着人家给他介绍对象,这位战友也真不含糊,于是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再让父亲拿着信回江苏老家去相亲。是的,父亲的这位战友后来真成了我的大舅。

  母亲小父亲三岁,当时正领着比她矮半头的小舅读小学四年级。母亲是班长兼文艺委员。每天在学校里组织同学们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本来,姥姥是不愿意让她念书的,一个农村丫头能认几个字就可以了,读那么多书还能当饭吃不成?

  可是有高小文化的母亲却不那么想。母亲说,现在是新社会了,男女平等了,女孩子一样可以读书学文化。年轻的母亲当时最大的理想,就是在村里当一名会计。

  这个时候,父亲拿着大舅的介绍信来了。

  父亲见到了个头高挑的母亲,眼睛一下就直了。眼前这女子,粉红的脸蛋儿,清澈的眼神,乌黑发亮的辫子,在父亲的眼里,简直就是从画上走出来的仙女。他根本没有想到,一个普通的农家院里,居然出了金凤凰。

  父亲满心欢喜,脚底下仿佛踩着一团棉花似的,身子也变得轻飘飘的,好像一个高儿就能蹦到天上去。可心高气傲的母亲,压根没将身高1米65的父亲放在眼里,她盯着父亲一身皱巴巴的军装,还有那双沾满灰尘的皮靴,心里没有一丝的好感。如果她知道那双皮靴还是父亲从战友那里特意借来相亲用的,以她的个性能直接跳进门前的池塘里去。

  父亲说明来意,母亲却如遭五雷轰顶,这么一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居然是来相亲的,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母亲气得满脸通红,用力甩着两条大辫子,告诉父亲:“你是我哥的朋友,进门是客。至于别的,想都别想,还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吧。”

  父亲被当头泼了一瓢凉水,傻呵呵地站在院子里,全然不知所措。但父亲毕竟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岂能因为首战失利就偃旗息鼓呢?到底是在部队的大熔炉里摔打过来的,正面进攻受阻,父亲决定采取两翼包抄的战术。

  父亲先找到大姨,送上几尺小花布,然后一脸委屈地向大姨大倒苦水,说即使相亲不成,也没有往外逐客的道理不是。大姨看在小花布的面子上,也很同情起父亲,一有空闲儿就去找母亲,添油加醋替父亲说好话:妹子,这么好的条件你上哪儿找去?正经八百的工人,跟着他以后吃喝不愁,不比你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强百倍?再说,人家脑瓜子活络精明,将来过日子,一定错不了。

  说服了大姨,父亲再去向姥姥保证,自己里里外外一个人,什么负担都没有,将来结婚全由母亲当家。

  父亲一直赖在姥姥家不走,挑水扫院子,喂猪又种地,给姥姥一家人留下了聪明能干的好印象。这还不算,父亲又使出了撒手锏,信誓旦旦说将来一定开上汽车,带着母亲去北京。再加上姥姥哄,大姨劝,母亲便有些动摇了。

  一年后,父亲与母亲领了结婚证,之后的风风雨雨几十年,母亲虽常有抱怨,但终究找不到后悔药。

  1963年夏天,母亲带着一岁的哥哥也从老家来到大庆,住进父亲用玉米秆子搭的一个十几平方米的简陋窝棚里。赶上下雨天,窝棚就成了水帘洞,父亲便从床底下找出油毡纸,冒雨去外面抢修。外面的雨停了,屋子里的雨水仍在滴答个不休,母亲抱着哥哥在窝棚里更是泪如雨下。几次动过回老家的念头,都被父亲劝下。父亲说:“现在条件是差,可你看那些当领导的,家里不也和咱们一样么,坚持一下就过去了。”雨过天晴了,褥子下面铺的草垫子由于潮湿,散发出难闻的霉味,必须得拿出去风吹日晒。全家只有一件算得上家具的东西,就是一张用几块杨木板钉的小饭桌。

  白天,父亲开车上井,母亲背着哥哥跟着家属队开荒种地。晚上,单位经常开会学习。全体石油人,共筑一个梦想,那就是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将中国贫油论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

  母亲凭着四年级的小学文化,在大田二队当上了家属队队长,那可能是天底下最小的领导了。每天带着二十几个家属,种大田,垒猪圈,苦活累活干在前面,没一天闲时候。有一年入冬,家属队里的猪圈塌了,她用手从冰水里面捞石头砖块,猪圈修补好,她的手肿却成了一根通红的大萝卜。我总怀疑,她的风湿病就是那时候落下的。

  那个年月,父亲一个月开四十多块钱,母亲一年可以挣四百多元钱,粮食是每个月按量供应,高粱米和苞谷面儿,是多年不变的主食结构,豆油是每人每月半斤。后来有了我和弟弟,家里的生活还能够维持着温饱。当时的人们,幸福的期望值不高,能吃饱饭就是最大的梦想。

  我是三岁由姥姥带回老家抚养,七岁回大庆上学的,打小在老家吃的是大米白面,可是回到大庆的家,母亲把能买细粮的全国粮票锁在小铁皮箱底,家里顿顿都吃硬生生的高粱米和苞谷饭,就着那干咬不断的蒜茄子,这让我感觉特别不习惯。

  第一天上学,是父亲领着我去的学校。他给我的小书包里揣了一张大油饼,等我在学校把油饼吃完了,就偷偷溜出了学校。等父亲回家,脸色相当的难看,只说了一句:“你小子,带着油饼去上学,还想咋地呢?”

  有一天中午吃饭,我端着满满一大碗高粱米饭,偷着跑到房后去,倒出去半碗饭喂鸡,再回到餐桌上。母亲问,你的饭呢?我回答吃了。母亲愤怒地扯着我来到房后,看见一群鸡鸭正在啄食地下的高粱米粒,二话不说,揪着耳朵拎回家,操起家里那根通常是执行家法用的擀面杖,劈头盖脸一顿教育。我被打得鬼哭狼嚎,捂着红肿的胳膊向母亲发誓,再也不敢浪费粮食了。直到今天,我始终能保持着碗里不剩饭粒的好习惯,这都是当年严厉的家教,实实在在敲打出来的。

  家里的日子逐渐向好,对于好日子的理解,孩子们给出的答案更是简单和直接,那就是逢年过节,家里可以吃到香喷喷的米饭,能穿上的卡料子的新衣裳,头疼脑热时还能分上一片甘甜的苹果。为了能多吃一片苹果,总是将病情表演得格外严重一些,母亲也懒得揭穿,有时干脆一人给半个苹果,让你直接吃个够。我家也从窝棚、干打垒搬进了红砖盖起的房子,还买了一辆崭新的白山牌自行车和一台凯歌牌的收音机,定时播出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和小说《万山红遍》,曾点燃了多少孩子保家卫国的军人梦想。

  直到九十年代,我们的生活才真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石油人在工作之余可以去公园、电影院休闲娱乐,子女们陆续成家立业,家家户户都住进了楼房,家具讲究四十八条腿,大立柜、书架、五斗厨、靠边站成了必备的家庭摆设,更有电视机的普及,让人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看电影电视剧,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糧,提高了石油人的文化品位。

  时光悄然飞逝,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四通八达的公路,姿态万千的立交桥,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商场饭店随处可见,油田为当年的创业者,建起了宏伟壮丽的创业城。父亲分得一户小高层楼房,面积一百四十平方米,房屋宽敞明亮,南北通透。

  父亲在他八十大寿那天,感慨不已:“能在有生之年住上这么大的房子,可是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就好像掉进了蜜缸里,甜得透不过气来了。”

  然而,常年类风湿的折磨,让母亲的脊梁弯曲,接近九十度,行走全靠一根棕红色的龙头拐杖支撑着,往往走几步,便要停下来,喘息一会儿,再走,举步维艰。父亲给她买了一个小板凳,形影不离地陪伴左右。

  有一次,母亲得了重感冒,昏迷不醒,全身骨头僵硬,动一下如同针扎一样,眼睛浮肿,看电视都是重影儿。父亲一个人打车将母亲送到医院,等我们赶到医院时,大夫埋怨我们说,怎么这样严重了才想起上医院呢。父亲站在一边,憨笑着说:“孩子们工作忙,只要我还能动弹,就不麻烦他们。”

  母亲有一个心愿,曾经跟父亲说过很多次,这辈子想去一回北京,在天安门照一张相。父亲听了,也是一脸的向往:“等你的病好了,咱们就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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