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祭日，我去坟上祭奠。
1984年11月2日，48岁的父亲因病去世。父亲下葬那天，天降大雪，寒风裹着雪片像刀在脸上割。追悼会设在克拉玛依职工医院太平间后面的院子。小院站满了前来悼念的人，有父亲的同事、老乡和战友，还有相处多年的朋友。母亲死死地抓住父亲的棺木不松手，哭得昏厥过去。在此之前，我固执地以为他只是睡着了，说不定啥时候自己会坐起来。
裝殓父亲的棺盖一寸寸合上，榔头敲打棺盖上的钉子，一下一下扎在我心上，巨大的悲痛排山倒海般压迫着我，我终于醒悟，父亲真的死了，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我和弟妹们再也找不到父亲了，我的视线里再也不会出现父亲温暖的身影。我用尽全力扑向父亲的棺木，想再看看我亲爱的父亲。我被几只手死死地拽住，我看着父亲的棺材钉严、装车、拉远。
父亲葬在小西湖公墓。
三十年前，父亲去世时，小西湖埋葬的人不多。这次去情形大不一样，整个小西湖从低到高、密密匝匝铺满了坟茔，几乎架到山顶。站在父亲的坟前向南望去，克拉玛依城鳞次栉比的高楼熠熠生辉，生机勃勃。
时间过去了整整三十年。三十年世界发生了很多大事，国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父亲做梦都不会想到干燥缺雨，风沙肆虐、甚至种活一棵树比钻探石油都难的克拉玛依，三十年后出落得水韵绰约，俨然是沙漠中的江南。
父亲去世时我还没有结婚，而今，我的年龄超过了去世时的父亲。
三十年过去，我以为自己不会太难过了，可当我跪在父亲墓前的霎那，平静的心再次被搅乱，泪水顺着面颊默默长流，骨头被猝然撞碎后撕心裂肺的痛又回来了。
一
1936年，父亲出生在山东日照农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不到3岁，日本鬼子侵占日照，从此山河破碎，家无宁日。父亲在苦难中长大成人。1955年11月，19岁的父亲在村里当了两年民兵连长后，报名参军。在济南军区某部当了一名高射炮兵。父亲当兵第二年，有幸击落一架国民党侵入海岸的飞机，荣立二等功，升任班长。父亲立功的喜讯传回家乡，爷爷的脸上容光焕发，恨不能拿着大喇叭绕村喊。有了这么出息的儿子，奶奶忙着往娘家跑，给儿子说媳妇。
母亲家人丁不旺，父母早亡，一个大姐早早嫁人，唯一的哥哥在解放战争中死去，母亲成了孤儿。母亲比父亲小两岁。母亲小学毕业后参加村里劳动，住在她五婶家。母亲的五婶与奶奶娘家是拐弯抹角的亲戚。母亲性格开朗，大眼睛双眼皮，眼里清汪汪一窝水，笑起来嘴角甜甜的。来五婶家串门的奶奶一眼相中母亲，回去就让人来提亲。父亲一米七七的大个，仪表堂堂，母亲在乡村集市上远远地望了一眼，暗自欢喜。亲事很快定下来，父母亲在日照结婚。1959年3月父亲所在的部队整建制转业，支援克拉玛依油田建设。1955年10月29日，克拉玛依一号井出油，新中国第一个油田正处在大开发大建设时期，急需大批人员。在此之前，北京军区组建的石油钻探团和1700名从朝鲜归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295部队及300多名志愿军五一一医院全体医护人员支援克拉玛依。
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个体的命运只能顺从，一滴水无法掌控河流的走向。
一列火车载着两千多名转业军人和他们的部分家属，从济南火车站出发一路驶往新疆。火车是运货的车箱，用木板架起一层，上层铺上麦草晚上睡觉，下层白天坐人。两千多号人一个挨一个挤在车箱里。火车从济南出发后，整整走了一天不停，没吃没喝，大伙饿得肚子咕咕直叫。
每到一站，停稳，车门刚拉开了一条缝，车里的男人一个个急不可耐跳下车。闷罐车里没有厕所，男人解小手对着门缝解决，女人则在车箱里放水捅，解小手用。大手没地方解决，只有憋住、忍着。你见过一次两千多人同时在光天化日之解大手的壮观场景吗？一定没见过吧，若不是父亲的战友亲口讲述，我真的想象不出。从济南到乌鲁木齐乘火车、汽车颠簸四天五夜，一路咸菜馕饼，父亲不觉其苦，与战争相比，和平是多么美好，更何况心里装着干净而纯粹的梦。
二
父亲站在克拉玛依友谊馆前，环顾四周荒野的戈壁滩。由北向南倾斜平坦的荒原上全是拳头或鸡蛋、鸽卵大小的砾石，一座巴洛克风格的苏联建筑耸立在人工平整出的广场上，墨绿色拱形屋顶、高大的花岗岩廊柱、雕花的窗棂，像平地起高山，气势雄伟、华丽庄严，与周围的蛮荒格格不入，突兀得不可思议。
转业动员会上，部队给每个即将奔赴疆的军人传看新疆的明信片：一望无际的绿洲，圣女般的雪山，草原上成群的牛羊，沉甸甸的果园，托着葡萄美丽的维吾尔族姑娘，明媚的阳光，绚烂的色彩，异域风情像挂在天际的梦境在召唤，年青的父亲热血奔涌，犹如海潮一浪一浪激荡着心岸。
美丽的梦境像个泡影在这一刻破灭了，父亲脑海里跳出的第一个想法是“我上当了”。但父亲并不后悔，时隔多年，父亲重提往事，我问他，当时不是有不少人逃跑了，您为什么没跑回老家？父亲很平静地说，既然选择了新疆就没有打算离开，除非死了。我相信石油会有发展，现在苦不一定将来苦，况且我的战友们绝大多数都留下了，有他们做伴怕什么。
父亲到达克拉玛依后从事的第一份工作是运输处供应站材料工，管理汽车配件。
克拉玛依，一座依靠无数人力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建设的城，除了石油不生产任何东西，勘探、开发、生产、生活，所有物资无一不是从外地运输进城，大到钻机、钻杆、各种机器设备，小到油盐酱醋针头线脑，油田庞大的运输队伍像不知疲倦的工蜂，日夜兼程，供养快速成长、朝气蓬勃的新城。作为重要的生产保障物资，汽车零配件是相当重要的稀缺资源，管理这些宝贵资源的人必须出身清白，政治可靠，识文断字。
父亲18岁入党，三代贫农，初小毕业虽文化不高，但经历了部队三年的学习锻炼，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且头脑灵活，符合组织规定的各项条件。这么重要的岗位却是一碗过冷面，谁都不愿意主动去端，大家争着抢着当司机。车轮一转拿金不换，和材料工相比，司机工资待遇高，跑车灵活自由，且能买到油田紧俏的鸡蛋、粮食、瓜果。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干部售货员，是当年最令人垂涎的职业。
父亲说，服从是军人的第一天职。
父亲是那种不干则已，干就要最好的性格。嘎斯、解放、泰拖拉、卡车、油罐、半拖挂，各种车型上千种零部件，父亲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从型号用途到摆放位置全部储存在他的脑子里，像电脑程序清晰准确。1964年，在全局第一个实现无亏损库房，在各工种青年技术比武大赛中，被蒙住双眼的父亲像移动的探测仪，以极快的速度，准确无误地找到考官指定的物品，以优异的成绩一举夺冠。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个人能做到父亲那样的难度和速度。父亲把材料工作干到了极致。这次大赛为父亲赢得了荣誉，获得全局劳动模范，父亲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星，璀璨夺目。
不久，父亲提拔为生产办公室副主任，一年后升主任，不到30岁就升任为运输处主管生产的副处长。仕途一路顺风顺水，并没有给父亲带来实际的利益。那个年代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们宁愿当工人也不想当干部，当干部要动员，做思想工作。干部每月定量的粮票比工人少，工人35公斤，干部28公斤，理由是干部不干体力活，不需要吃那么多。干部工资也比工人低。工人分为八个等级，我们班有个同学的爸爸是八级钳工，每月工资200多元，工资多了就生出许多孩子来养。我父亲65元工资一直拿到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工资刚和八级钳工平齐，父亲就病逝了。
父亲当领导期间，正是各种名目的运动不断、混乱不堪的时代，父亲的命运注定像滚石上山的希绪弗斯，除了直面打击，勇敢地活下去别无选择。文革期间，主管生产的父亲首当其冲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造反派打断了两条肋骨。1968年，克拉玛依友谊馆改名反修馆，在反修馆广场两派大辩论，辩论愈演愈烈，双方展开武斗，挨批的父亲借助一双得过克拉玛依首届职工运动员5000米长跑亚军的长腿成功逃脱，那次武斗打死了人。多年之后，父亲回忆此事，仍心有余悸。
父亲常常要依靠智慧躲避打斗，有一次造反派晚上冲到我家院里，母亲听到骂声死死顶住房门让父亲快跑，父亲从很窄小的窗户翻出，再次成功逃离。当然并不是每次都能幸免，父亲有一次被抓走，母亲带着我们4个孩子，担惊受怕，日夜啼哭，3天后父亲回到家，全身被打得乌青，幸未伤及骨头。母亲悄悄从医院拿回药给父亲疗伤。长期的极度紧张和压力，导致父亲患上严重的胃溃疡，疼起来让我弟弟站在他身上不停地踩着他的胃，豆大的汗珠从父亲的额头滚落。
1970年夏天，父亲带着我和弟弟说是去他工作的地方看看。运输处机关办公地点是一栋普通的红砖房，长长的走廊阴风凄凄，空无一人，过道墙上贴满大字报。父亲对我说，女儿，你看，这些都是批爸爸的。耳闻目染的多了，9岁的我已对政治相当敏感，望着父亲毫不犹豫地撕掉办公室的封条，我担心地问被人发现了怎么辦。父亲说，没人看见，谁能说是我撕的。父亲狡黠地笑笑。父亲一个人一间办公室，一张刷了酱紫漆的办公桌，一排文件柜，几把木头椅，一个墨水瓶，一摞稿纸，没了，就是这么简单朴素。噢！不对，还有一个搪瓷痰盂，不是常见的素白的，而是带一底座、上下三层，中间的圆肚上印着红牡丹花，是当时极少见的时髦痰盂，我印象极为深刻。
父亲说，工厂不会长期停工，特别是运输处，几万人等着吃喝，车轮子不转咋能行。父亲独自在办公室里悄然工作，我和弟弟在过道里看花花绿绿的大字报，把父亲名字上有大红叉叉的大字报撕下来玩。后来工厂被军管，父亲不知为何又被推到了前台，当上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父亲干起来仍然很卖力。在父亲心里，只要有工作干，能正常运输，无论干啥都是为党工作，没有可选择可抱怨的。
1975年5月，撤销兵团，小拐划归克拉玛依，成立小拐农场，父亲被派到小拐工作团任临时书记。父亲自己没觉得什么，母亲哭哭啼啼，说小拐离家远，谁都不愿意去，还不是因为你得罪了领导受人排挤。父亲在小拐工作一年多，没回过家，他干了些什么工作我们也不清楚。后来，父亲因摔断鼻梁回克拉玛依市住院，我们方知，父亲在小拐每天都骑马工作，从一个连队到另外一个连队，那天有急事骑得太快从马上摔下来。母亲埋怨父亲不小心，父亲倒是很享受骑马的快感。回原单位后，仍不时想念小拐有马可骑的生活。
文革结束，有人举报父亲和“四人帮”同类，撤销了原运输处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安排父亲管后勤，等于让他靠边站了。父亲整天和一群女家属们在一起，完全可以甩手让别人干，认真惯了的父亲，把任何工作都当成党对他的信任，一丝不苟地去完成。入冬前，整车整车白菜从外地拉来，父亲和妇女们一起一趟趟扛着白菜往菜窖卸运。
靠边站的父亲，平常没人光顾，可只要谁家两口子打架、单位家属争斗、搞个破鞋……鸡零狗碎的事，不管多早多晚，也不管你方便不方便，人睡觉不睡觉，直冲冲地来了，大吵大闹。父亲低眉顺眼地做工作，直到他们出了恶气，开开心心地离去，我们全家才得安宁。
父亲也有有权的时候。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克拉玛依各个单位开始盖楼房，这是史无前例的大事、喜事。汽车电话楼上楼下，谁不盼星星盼月亮？从楼房挖出一锹土的那天起，各家各户在心里开始盘算，随着楼层层递增，犹如饥渴之人望见将成熟的果实，欲望像火焰把每一个人的眼神烧得通红。楼没盖好，通过各种关系给父亲打招呼、写条子的领导很多，父亲办公桌里压着整整一抽屉条子，父亲的权力前所未有。
第一批楼房如期竣工，父亲做出了他此生最正确也是最错误的决定，楼房首先分给资格最老、贡献最大的工人，干部一律不参与分配。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夜间，父亲被职工热烈拥戴，也得罪了许多领导和关系户。
1982年2月，克拉玛依成立乌尔禾区政府，父亲又被调走，担任第一届政府副区长。乌尔禾从前是蒙古族下套子打猎的地方，是蒙古族的集居地。区政府刚成立，父亲只带了一位年青秘书下去，没有办公室甚至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一个人在此种情况下，内心不可能不起波澜。那时父亲可能已感觉到了身体的不适，不到一年，父亲的慢性肝病恶化为肝硬化，不得不离开岗位。
父亲生病时，一些蒙古族同胞赶百公里路专程来看望他。父亲去世后，我去档案馆查过父亲的个人档案，父亲的档案非常简单，尤其是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除了几张晋升工资表，其他几乎空白，他在小拐和乌尔禾的工作经历只字未提，甚至没有任命文件。这些资料都是我从别处一点点查找到的。父亲曾经的存在像个水泡，淹没在海浪般的石油队伍当中。
想想，被历史遗忘也是必然，有多少人能真正被时间收纳呢。
三
一个人的行为品质、气度或奸恶污垢如静湖水月纤毫毕现，除非刻意隐藏。
父亲是标准的山东大汉，高大、英武、挺拔，军旅生活的淬炼，让父亲的气质饱满如一把青铜剑，具有金属般的质感。父亲走路从来是腰板笔直，大步流星，气宇轩昂，尤其是他的脚步声，铿锵有力，绝不拖泥带水。
从前，只要父亲在家，家里总是高朋满座，人来人往。小的时候我最喜欢听父亲和这些人说话。我们家的墙上贴着两张很大的地图，一张中国地图和一张世界地图，哪里发现了新的油田，父亲的战友们同事们就聚集到我家，展开一场又一场热烈的讨论。江苏、山东、辽河、任丘、四川，这些地方都被父亲画上小红旗，像军事作战图，大有占领全中国之气魄。过些时候，一些熟悉的面孔消失了，父亲说他们调到了某某油田，而父亲始终岿然不动，像一棵松根牢牢扎在克拉玛依的大地上，无论悲欢伤痛，始终不离不弃。
父亲是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并不是因为他是领导干部，而是他有一颗良善的心。父亲处理的问题太多了，我不能一一讲述，选几个例子。
常叔叔和他妻子小叶阿姨的婚姻是组织硬性安排的。解放海南岛那年小叶阿姨只有16岁，是海南岛一中学的初二学生，她是在中学操场上被37岁久经沙场的常连长一眼相中的，这在当时的特殊年代极为普遍。婚姻一旦成为事实，无爱不是错，婚外情就是道德败坏，组织不容。尽管已有了3个孩子，年轻的小叶阿姨还是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单位的一个年轻小伙，私奔途中被单位抓回来，组织要严肃处理她。父亲对她的处境深表同情，苦口婆心地反复做工作，最终挽救了他们的婚姻。
被爸妈称谢嫂子的女人，文革初期丈夫被人打死，抛尸荒野。一个女人带着3个孩子，生活异常困难。文革后，她多次到单位去要尸首，大吵大闹，领导到哪里去给他找尸首，每每避之不及。父亲体恤她，时时处处关照她，让母亲在生活上帮助她。还有一个我叫刘叔叔的，出差时车祸死亡，留下3个孩子，小的才3岁。父亲多次帮助遗属，为这事儿有人在背后说三道四，母亲很生气。我父亲很坦然地说流言止于流言，别管他们。
这些人感激我父亲，成为我父母一生的好友，父亲去世后几十年，他们一直关心我母亲，保持着长久的交往和友情。
别看父亲是当兵出身，和母亲比他胆小如鼠，这是不是和他属鼠有关不得而知。父亲怕见血，从不敢杀生，家里杀生的事全由母亲操刀。
六七十年代，家家户户生活艰辛，父亲单位有车，有时晚上组织去戈壁滩上打黄羊，打回的黄羊送给父亲一只。父亲自己从来不动手，请邻居帮忙。羊杀好，东家一个腿西家一块肉，很快瓜分完毕，就连同栋平房最边上的维吾尔族老乡也不忘分配。最后的结局是我们家的孩子没肉吃，父亲对我们说，黄羊肉柴不好吃。
有一回父亲倒是大方留给自己一条羊腿。不知是母亲烹饪水平差劲还是缺油少料，总之，黄羊肉给我的感觉确实难吃。别人送给我家两只兔子，父亲不忍吃，在院子挖个洞养着。兔子繁殖快，几年工夫增至几十只，父亲不敢杀兔，可是兔子随意挖地洞，把我们家小煤房的地下快掏空了，考虑到房子的安危，父亲把兔子全部给人。弟弟辛辛苦苦每天切菜叶子喂兔子，最后连兔子肉的味儿都没有闻到，望着空空的兔子窝，弟弟气哭了。
我们家养了一只母鸡，十二年的时间，始终就是那一只鸡，父母都舍不得下手，直到这只鸡寿终正寝。父亲说这只鸡为我家做出了巨大貢献，让我们挖个坑把鸡埋了，他亲手写了木碑。想想，在生活极其艰苦的年代，吃鸡肉是多么大的诱惑，而父亲却厚葬一只鸡，父亲的行为，成为邻居们拿父亲开玩笑的话柄。
父亲兄弟姊妹六人当中，父亲工资最高，他工作时家里两个弟和两个小妹妹还小，为补贴家用，他要求我母亲每月拿出15元钱雷打不动寄回老家。随着他工资收入的提高，增加到了30元。这是很大一笔钱，几乎占家庭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我们家还有4个孩子等钱养活呀。为此母亲常抱怨，说父亲是愚孝。父亲反驳，当初不听父亲的，你现在在哪？一句话封住了母亲的嘴。母亲心里清楚，父亲他有相好的姑娘，他娘不同意，非让他娶我妈。父亲孝顺呀，放弃自己的爱情，听娘的话娶了我妈。
父亲的脾气如盛夏戈壁滩上的疾风骤雨，来得猛去得快。我们在外惹了事，只要父亲知道了，不管对与错，首先打骂自己的孩子。父亲理由很充分，他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父亲的方法虽说简单粗暴，多年之后看，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们4个子女真没出逆子，都是本本分分的老实人。
大多数情况下，父亲是可爱可亲和蔼的，闲暇时间常给我们讲故事、讲他的军旅生活，讲他在部队时如何和女兵恶作剧。父亲对当兵的那段时光非常怀恋，兴奋起来一支接一支地唱歌，歌曲大部分是军队的歌，比如《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等，也会唱《克拉玛依之歌》《我为祖国献石油》，偶尔唱几嗓子京剧。
父亲很幽默，他的幽默在于他能准确抓住某个人的特点并冠以“绰号”。和父亲走在一起，便会发现，一路上遇到的人他极少正式地称呼别人某某同志，全部叫绰号，蔡包子、蒋猴子、肉头、猪脸……奇怪的是，这些人都不生气，反而笑盈盈地和父亲聊个没完。这就是父亲的魅力所在。
父亲不但给单位的同事战友和朋友起外号，我们4个孩子也难逃他的魔嘴，父亲拿我们的眼睛开刀，分别给我们起了“小眼睛”“疤瘌眼”“三角眼”“牛眼”，平常不叫我们名字，都叫外号。父亲拿我们开心，我们也乐意他这么叫，4个孩子之间也相互取笑，其乐融融。
父亲常说，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邻。他像一棵大树，随时为他人为家人投下一片阴凉，从来不考虑他自己，不疼惜自己的身体。父亲不打牌、不玩麻将，每天按时睡觉按时起，不喝酒，只抽烟，烟抽得也不多，一天不到半包。照现代养生学，父亲的生活习惯应属于健康。其实不然，父亲他们这一代人，仿佛是上天有意安排到世上来吃苦受累、经磨难的。各种考验加载到他们这一代人身上，频繁得如同流星一般。战乱、饥饿，出大汗、吃大苦、拼命干。最可怕的是一场接一场的运动，让他们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大多数人五六十岁左右便撒手人寰。
平常单位死了人，父亲都是叫母亲代劳，这么分析父亲是怕死的。但是当死亡真的来临，父亲却超乎寻常的乐观坦然。父亲天天发低烧，食欲和体重像孩子乘坐滑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下降，疼痛像豢养在身体某处的蛇，一口一口吞噬着父亲。父亲从78公斤锐减到了40多公斤。你能想象吗，一个近一米八的大男人只剩下区区80多斤的样子吗？
在我的记忆之中，父亲从没有因痛呻吟一声，什么时候去医院看他，他要么戴着一副老花镜认真地读报，要么和隔壁病房的叔叔谈论国家大事，或是与前来探望他的同事商讨工作。他的心思俨然没有放在自己的病上，也许这正是父亲战胜病痛的一种方式。
有段时间，我去看父亲，他总给我讲，他又梦到那位先祖了，他把他知道的李家先人的事断断续续地讲给我听。我哪里明白，这是父亲在做最后告别人世的准备。在父亲去世前一周，我去看望他，当时，隔壁的叔叔因前天去世的一位病人怕得不行。父亲和他开玩笑说，你不要怕，我在你前面探路，到了那边我们还做邻居，我陪着你。一语成谶，父亲去世后一周，隔壁叔叔也走了，临终前给他儿子们交待，一定要葬在李世福旁边，他说好了和我做伴。李世福是我父亲的名字。
父亲去世前的几个小时异常痛苦，肝硬化造成胃主动脉破裂，血犹如泄闸的洪水，从嘴里喷涌而出，止也止不住，4名医生强行按住父亲的手脚，输血、点滴、打针。突然，父亲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量，争脱医生的强力按压坐了起来，高声呼喊：让我去死！
父亲的反抗一次比一次弱，半个小时后，父亲陷入昏迷，从此再没醒来。
父亲去世时牙齿洁白整齐，没有一颗残缺，头上没有一根白发。父亲死于壮年，他的生命里永远没有老年。
11月2日，这个灰暗的日期，刀劈斧砍般熔铸在我的大脑。每到父亲的祭日，哪怕我哪年忽略了、忘记了，记忆深处的痛便会准时唤醒我，定会在父亲祭日前几夜梦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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