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学

　　我喜欢陕北的乡村。

　　在油田工作二十八年，走得最多的地方，就是陕北。到陕北，于沟沟壑壑间行走，奔波在梁梁峁峁的油气井站，见惯了脑畔畔山旮旯朴素温暖的窑洞，见惯了柴草炊烟的村庄，见惯了跟我老家天水乡下一样憨实的庄户人。才发现，除了故乡，就数陕北的乡村亲切。

　　1992年深秋，生涩的我扛着一架松下M3摄像机，跟石油开发技术人员一起去安塞油田拍摄现场取芯过程。我们从甘肃庆阳县一路向东，经过著名的直罗镇，在富县向北穿过甘泉到延安，算是第一次进入陕北。

　　那时候对陕北的理解，美好在“毛主席在延安十三年、土窑洞的灯火映红了天”的想象里，美好在电影《延河战火》和《北斗》之类的记忆里，美好在王昆、郭兰英、 恩风的歌声里。那时候的陕北贫瘠干燥，满眼光秃秃的山顶，清瘦的河流，穿着补丁衣裳的当地人。蜿蜒的土路上，来来往往的油罐车和拉煤车扬起滚滚烟尘。走进没过脚面的黄土粉末中，如同 水。那时候在陕北，第一次见到大面积紫红的荞麦，第一次见到各种各样的石砌窑洞，第一次被毛驴拉的架子车堵在县城的街道上。那时候，在井架林立的钻探工地，在石油开发会战“前指”所在的村庄，“为赋新词强说愁”一样悲怆着信天游的悲怆，澎湃着《黄河大合唱》的澎湃，想象着《王贵与李香香》的凄婉，对这块神秘的土地充满敬意。

　　那时候在陕北，没有见到传说中的民歌，没有遭遇喧天的腰鼓。不远的山坡上，孤独的牧羊人挥舞着一把长杆的小铁铲，铲上土潇洒地甩出一条弧线，以习惯的舞蹈一样的方式驱赶羊群。陕北的乡村，很少看到牛，我却于羊粪蛋蛋柴草的气息里，生出一种家的温馨。

　　后来到油田的第一口水平井拍摄岩心描述图景，到王窑、杏河、坪桥还有王南沟等乡镇去拍摄石油开发的火热场面，甚至赶夜路跑到谭家营，为专题片拍摄了安塞油田的发现井塞一井的镜头。走得多了，一天天熟悉了安塞，熟悉了延安和榆林，也就熟悉了陕北，熟悉了隐藏在黄土大山褶皱深处的乡村。

　　那时候跑陕北，乘一辆需要推着跑才能发动的吉普车，都是从庆阳进入子午岭，走在一些历史事件的脚印上。我们走过富县直罗镇战役遗址，穿过甘泉周恩来遇险的崂山豁口，在巍巍宝塔山下踏上延河大桥。坐在跑陕北的车上，脑子里时不时闪过《保卫延安》的情景，再现着《刘志丹》里的描写细节。车子开过甘泉县拥堵的街道，不止一次仰望路遥写《平凡的世界》的招待所。一路上，没有人讲段子，我能全文背诵贺敬之的《回延安》。那时候年轻，只要有机会，就要实地考察陕北的名胜古迹，探寻革命的足迹，走近陕北的乡村。

　　1996年夏天，陪同甘肃团省委的领导到驻地陕北的钻井一处和采油一厂去考察慰问。十几天走了数千公里，除了深入钻井和采油生产工地，沿途瞻仰了延安一带所有的“圣地”遗址。风华正茂的我，在宝塔下沉思，于清凉山上远望，感叹“抗日军政大学”的简陋，羡慕“鲁艺”的流金岁月，还在熙熙攘攘的“二道街”选购了一件陕北人的马甲。在延安，在陕北，几年的行走，就把自己与陕北老乡熟悉成了“一搭里”人。

　　上世纪末，陕北天然气进入大规模开发以来，在这块厚实的大地上走得更深更远了。子洲，米脂，佳县，靖边，定边，神木，府谷，几乎走遍了每一座县城。在陕北，仰慕米脂婆姨，敬佩绥德汉子，见证了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碳，习惯了这里的风土人情。有一回从吴堡过黄河进入山西，再顺河向北折回大柳塔，站在国内最大的露天煤矿开采面上留影，终于相信这里才是能源基地的说法。有一回在汹涌的黄河边，穿起羊皮袄扎上羊肚肚手巾，坐在厚重的木船里高唱《黄河船夫曲》。有一回赶上收获的季节，用黑白胶片把沉甸甸的谷穗拍成老师教的“谦逊”。“几回回”在陕北走过，踏着“秀美山川”建设的脚步，为乡村日益富足的变化欣喜。

　　随着交通设施的快速发展，也随着长庆油田的跨越式壮大，以后到陕北，可以从南部进来，经过延安周边的油气区，从西部的吴起或者志丹县进入甘肃华池，再从北边绕回庆阳，能把陕北走一大圈。

　　随着油田的世纪大搬迁，我到了西安工作生活，跟陕北更密切了。我们多次参观革命遗址，也偶尔探寻少年李自成，悄悄考证过“闭月”的貂蝉。我在白云观抽验“日出扶桑”的奇妙，于姜氏庄园走进邮票里的陕北民居，曾爬上二郎山敬仰天水人邓宝珊墨迹。杨家岭的灯火，枣园的旗帜，王家坪的号角，“几回回”住窑洞，“几回回”吃农家饭。“几回回”撵着水灵的妹子看秧歌，“几回回”被王向荣和二妮的歌声陶醉。“几回回”买到老乡家里新碾的小米，“几回回”把大桶的荞麦醋走千里拎到老家，当做降压的食疗作料送给老人。

　　再后来，两年间拍摄了四部地质剖面电视专题片。拍延长组大块的砂岩，拍三叠系齐整的石板，都在陕北。我们拍摄了延长油矿永坪镇的大陆第一口油井，拍摄了绥德的千狮桥，拍摄了沿河剖面范仲淹题写在石壁上的“嘉岭山”，也拍摄了花木兰跑马练兵的万花山。“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夜宿军民大生产的南泥湾镇，听取稻田里蛙声一片，被“陕北的好江南”惊艳。

　　再后来，参加四百七十多公里长的靖咸管道工程建设，从靖边县的长庆油田靖二联合站一路南下到咸阳末站。大半个月时间，走过陕北七个县诸多的山山水水，被陕北乡村不同的习俗诱惑。再后来坐动车到延安，组织红色历史传统教育，去梁家河现场学习。再后来，再后来，多年的磨砺，间或把陕北的乡村，变成了自己的故事。

　　1996年9月，我第一个在省级刊物发表的中篇小说《黄金季节》，写的就是以王窑为主体的安塞油田。后来在中国石油获奖的短篇小说《守城家的》和《满地一丈红》，还有在甘肃获得“黄河文学奖”的中篇小说《野花》等，背景和民风民俗都是陕北的乡村。这些亲情的村庄，一个个走进了我的内心。許多性格迥异的陕北儿女，唱着民歌扭着秧歌，以陕北婆姨的细腻，以安塞腰鼓的雄浑，丰富了我的写作。如果说我粗浅的小说可以分为农村和石油两大类的话，很大一部分石油题材作品，背景都在陕北，都有陕北乡村的味道。

　　在陕北，吃羊肉，喝香喷喷的小米粥，嚼甜美的红枣，最难忘荞面 和手工抿节儿。甘泉的隋唐玉液，靖边的芦河王，久负盛名的老榆林，这些散发着陕北乡村醇香的老酒，陪伴了许多的快乐时光。《人生》里的高家林和刘巧珍，史铁生笔下的“清平湾”，让我对陕北的乡村满怀深情。

　　陕北的乡村，喷涌着源源不断的石油和天然气，勤苦着“羊肚肚手巾白腰带”的父老乡亲。陕北的乡村，到处盛开着我的幸运花——蜀葵，就是满地的“一丈红”。我写的石油工人，都是身边的兄弟姐妹。我写的陕北农民，一如故乡的亲人样“心疼”。就连那些家常的茄子辣椒，也飘散着亲情的气息。还有毛驴，陕北乡村最常见的毛驴，一如既往地倔强忠诚。

　　陕北的乡村，《最后一个匈奴》生生不息的地方，给我上进的力量。

　　现在的长庆，年产油气当量已超过5500万吨，油气产量一大半的“江山”，就在陕北。陕北的乡村，是油田生产的主战场，也是让人牵肠挂肚的诗和远方。

　　虽然没有真正在陕北的乡村生活过，虽然对这块土地的理解肤浅于表面与热情，肤浅于感性与读写，可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喜欢着陕北的乡村，如同喜欢我的故乡。

　　母亲的金耳环

　　母亲有过一对金耳环。

　　母亲的金耳环，是她步入老年之后，我们才给她置办的。

　　我的母亲勤俭持家大半生，生活的境遇似乎跟金银首饰无关。更准确些，应该是跟所有商品性的饰品都没有关系。特别是她的少年和青壮年时期，金耳环之类的东西，大约是当做“古今”来听的。

　　母亲出生在渭河与小陇山褶皱间逼仄的川道里，娘家的村子有上千人，在我们那一带也算是大庄，却没有几户能上得了台面的富裕人家。母亲她们命运多舛的一层人，大多都没有读完小学，似乎顾不上戴耳环。

　　没有耳环，并不是说母亲那一茬的女娃娃不知道爱美。渭河两岸的乡间，爱美的女孩子，各有各的爱法。信手拈来的一朵花，悄悄纳就的一双鞋垫，都能显示她们的灵性。五月五端午节，都要在手腕脚腕上绑一圈自己制作的“蟠子”，赤橙黄绿青蓝紫，各色丝线拧成一股绳，辟邪，也算过节的习俗。讲究些的女孩子，胸前坠個小香包，这些应景之物，都是美好的记忆。匪夷所思的是，很多女娃娃十一二岁就扎出了耳眼。没有耳环，却准备了耳眼，对最美好生活的追求从小就那么热情积极。当然，她们的耳眼都是姐妹们相互扎出来的，用的是一种土办法，工具是一种植物的刺。

　　依稀记得，奶奶那一代人倒是有一些银饰，样子都很古旧，只能压箱底。到了母亲这一层人，一方面是因为政治运动的频繁，整个社会的贫穷；另一方面是所谓的思想进步，视饰物为腐朽阶级的标识，也就没有人敢在这上面费力气了。那样的年月，金银首饰商店里买不到。公社的供销社，很多东西都要凭票供应，根本不可能有这类地主资产阶级的臭铜烂铁。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正是烂漫年龄的母亲，懵懵懂懂地就嫁给了我的父亲，二十岁不到生下了我。以后的十五六年里，她从一个娃娃的妈变成了六个娃娃的妈。命中注定的忙碌和操劳，成为母亲生活的全部，哪里还能想得起耳环之类的“怪样子”？

　　我不知道，年富力强的父亲作为丈夫，怎么就没有想起给母亲置办一件值得回忆的首饰？仅仅是因为家庭负担重么？粗心的男人呐。

　　农业社的时候，母亲跟男社员一样锄草平地，割麦碾场，拉着架子车修大寨田，回家还要洗衣做饭烧热炕，她们那一茬人好像没有谁穿金戴银，也没人敢显摆一件得意的饰物。包产到户以后，日子一天天好过起来，母亲开始学着做一点小生意，全力供给我们兄弟姊妹六个念书，时常连饭都顾不上吃，应该想不起戴耳环。

　　进入九十年代，日子慢慢好过了，家里有了一点钱，按说母亲可以穿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了。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面对枪杆子一样立在身边的儿子，母亲年年都在劳神费力地想着盖新房，天天都在谋划着娶儿媳妇，眼瞅着已经时兴起来的戒指耳环之类，当然不敢奢望。

　　后来，我们长大了，都成家立业，母亲却一天天老了。

　　有一年回家，跟母亲说闲话的时候，她说起村里几个同龄人的金耳环，眼里闪过一丝羡慕。我立时心动，就想给母亲置一对戴戴。那一次，母亲坚决不答应。她说老四老五的媳妇还不知道在谁家里长着，没有心思。

　　这件事，一搁置又是几年。

　　母亲六十岁以后，高血压引起脑出血的后遗症多次住院。有一回比较严重，不得不住进天水市第四医院。我从西安赶回去陪护，一天扶着慢慢硬朗起来的母亲饭后散步，走进北道最大的商场。就在黄金柜台，我鼓励母亲挑选自己喜欢的款式，坚持要给她置办一点金饰。母亲还是不想要，她惦记着我借人的购房款，惦记着我女儿高昂的学费，不想给我添负担。我有些赌气地说，不要太犟了，就是因为你太犟，生下的子女都是犟脖子，为人处世不知道转弯，都这样了还犟啊？母亲那一回没有再犟，犹豫着说出自己喜欢的款式。母亲喜欢的一对金耳环，当时北道没有现货。售货员说市上有，就是说秦州区的金店里有。第二天等母亲输液完毕躺在床上休息，我风风火火地走出第四医院的大门，打车直接到市上去。从北道打车去市上有二十公里，当地人很少这样奢侈。也许是被我的急切触动，开车的女司机把我送到解放路的金店，竟然熄火在门口等，最后一路走高速送我回到四院门口，前后不过一个小时。

　　那一天，在医院散发着消毒水气息的病床上，我给母亲戴上了金耳环。

　　那一天，我看到了母亲憨憨地笑。母亲说，这些年我把儿的福享了。我发现，才笑过的母亲，背过我悄悄地抹眼泪。

　　一副普通的金耳环，才多少钱啊，我怎么就那么听话，竟然等到这种时候才买回来？那一天，我的心里装满了内疚，笑不出来。

　　母亲出院以后，弟弟妹妹来接她回家。我搭乘过路的火车回了西安，没有看到母亲戴着金耳环进村的样子，没有分享母亲在人前局促的欣喜，也没有看到父亲难为情的笑。

　　几年后的一天，从北京回老家的妹妹在电话里说母亲的一只耳环丢了。我说丢了就丢了，你赶快去看看，别让她太伤心，找不到了再给她买。

　　等到再一次见面，我发现母亲戴着金耳环，以为找到了，也没有细问。妹妹背过人给我说，母亲那一回找耳环急疯了，端着大筛子把烧炕的柴火渣子过了一遍。妹妹实在看不下去，按原样悄悄买回来一只，就说在炕席上找到了，母亲才从自责和悔恨里缓过来。

　　父亲去世那年的冬天，我接母亲到西安来，想给她治疗每天都疼的纤维瘤。有天赶上女儿从学校回来，一家人围着桌子吃晚饭，母亲突然说她有东西要给我女儿，我们诧异地看着老人。母亲颤颤巍巍地摸出一个小盒子打开，递到孙女面前说，这是你爸爸给我买的，我戴过了，现在老忘事，再戴就丢了，给你吧。我女儿坚决不要，媳妇也鼓励母亲再戴戴，说挺好看的，丢不了。母亲坚持要给孙女，说再出点啥事她心里难受，还不如早给我女儿放心。

　　谁说都没用，母亲就是这样的人。

　　母亲常说，看着你们和和美美，娃娃都乖，比啥都好。在母亲心里，子女的好，就是自己的好。

　　这对金耳环不值几个钱，跟当时的买价比起来已经有点贬值了。我女儿包括我弟弟妹妹所有的八个孩子，如果能从这对金耳环上明白一点道理，懂得上进和珍惜，该是比黄金还要金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