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莉

　　一个作家写什么，多与其成长环境有关。我出生于大庆石油会战时期，那时的油田，是个很特别的地方。不同于乡村，也不同于城市，是按照周总理指示的“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方便生产，有利生活”十六字方针建立起来的矿区。这些矿区的名字多用“创业庄”“会战村”“群英村”“标杆村”等命名。多年以后，矿区变城市了，可我却老想着过去。于是我用文字营造了“管沟村”，把我从小看到、听到、感受到的人物和故事都放在这个村子里。

　　我们是“油二代”，却是油田的同龄人。一个油田的发展其实也就相当于一个人的成长，我们的成长和油田的发展周期几乎是同步的。油田开发初期，我们呱呱坠地；油田蓬勃发展，我们进入青春期；油田产量开始下滑，我们的生命力也开始下降。所以，我用文字记录自己的成长，就会投射出这座城市的由来与过往。

　　我先后采访过50多人，其中包括很多“老会战”。他们的故事装在我心里，和我的生命发生了奇妙的反应。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些故事似乎长进我的肉里、钻进我的灵魂里了，到后来都分不清哪些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哪些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了。所以，我总是情不自禁地用第一人称写作。

　　油田开发是一项艰难的事业，所以人们总是给石油加上一个“苦难”的定语。所以，大庆在著名诗人李琦眼里是一座“让人心疼的城市”。的确如此，在我童年小小的心靈里就装进去那么多关于工伤和死亡的记忆。那时，每年冬天来临之前，都要在公墓里提前挖好成排的墓坑，因为冬季施工是伤亡高峰，而冬季冰冻的大地比钢铁还要硬。寒冷、饥饿、高强度的劳作，再加上工作地点的保密，使那些背井离乡的人们如同服苦役一般。国家需要他们尽快拿下大油田，他们就“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所以才有了《木头人》中“庆子爸”“英子妈”们的牺牲，才有了《开满鲜花的原野》中“婆婆”的失踪，以及《姑姑》中的“父亲”和《是那山谷的风》中“阮阿姨”们心灵上的创伤。

　　从1964年开始，全国掀起了持续多年的“工业学大庆”热潮。从小时候起，我就经常参加欢迎国内外领导人来油田参观的队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论职工家属还是少年儿童，都要以身作则，严于律己，长期处于高压状态，形成了独特的工作和生活氛围。所以，才有了《石油的味道》中“小英子”的死和《风中的杨》中“我”不堪的恋情。

　　贾平凹说，文学是一少部分敏感的人，写给少部分敏感的人看的，能写出集体意识里的个人意识，越丰富、越独特越好。由此我想到，对于大庆这座城市和前辈的纪念，建几座纪念碑、雕像、纪念馆远远不够，我想通过文字留下那些生命个体在大时代中活过的痕迹，留下那个时代富有质感的细部，而不仅仅停留在宏大的、整体意义上的记叙和宣传。我相信，只有通过一个个姓名背后的遭际，才有可能窥见我们曾经走过的岁月，真正抵达人的内心。我想，这应该是文学干的事。

　　张炜说，文学是生命里的闪电。一直以为，那些不涉及自己灵魂，没有疼痛，不肯袒露自己，甚至通过写作粉饰、伪装自己的文字，是不值得阅读、甚至应该受到鄙视。所以我很看重写作的真诚，应该战战兢兢，既害怕又紧张，挖掘自己的每一锹都在迟疑中完成。这是一种消耗，一种煎熬，速度肯定不会太快，因为生命里的“闪电”并非随处可见。尽管这样，我还是愿意忍受这种煎熬，因为人应该有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我相信精神世界丰盈的人，会照亮自己的现实，并为现实找到依据，使其升华。这样的人，生活总不会太差。

　　大庆原来的地名叫“萨尔图”，蒙语的意思是“月亮升起的地方”，也有说是“刮大风的地方”。我更认同后者。那时，一场大风一刮就是大半年，小小的我，只有抱紧一棵大树，才不会被刮跑。现在，我们的城市高楼林立，人口剧增，大风虽然吹不进来了，但社会上的各种风潮却一场接着一场，所以我还是得抱紧一棵大树——文学的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