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小词典

　　翻捡自己读书的经历，总会想起那个贫瘠时代。那时，文学书籍少得可怜，我的启蒙文学灌输，还是因为住校。1970年，我上初一，在一个工矿企业寄宿上学。“文革”进入相对平稳阶段，“打砸抢”和“大串联”热潮已经过去，学校一边“复课闹革命”，一边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我们住校生就被放羊了，无人管理，社会闲杂人员，待分配的六九届、七○届高年级捣蛋学生，也都像苍蝇一样叮着集体宿舍。他们来了，就教我们抽烟、擦皮鞋、打扑克、讲下流故事、讲如何拍婆子等等。一个叫灯泡的大同学说，骑着飞鸽飞着呢，后头驮着个真美丽！我觉得他特别流氓。偶尔，会有一本没头没尾的老旧书，被撕扯揉搓得破烂不堪，在大家手里传来传去，因为是禁书、黄书，都是偷偷阅读，到底什么书，也记不起来了，大约是《烈火金刚》《平原枪声》之类。看上几页，就会被其他同学抢去。

　　但那时我家有父亲“文革”前买的一套《十万个为什么》，黑皮封面，有五六本，它们就成了我游历知识的海洋。我偷偷将它们藏在木箱子里，带到宿舍，一本一本阅读，知道了世界的精彩和绚丽。有一个假期，我天天在家读它们，也不出门，母亲怕我读傻了，就把书收走藏起来，赶我出去玩。只要一出去，我就像自由飞翔的小鸟，与几个发小掏鸟窝、捞鱼、捡烟盒、打尜尜，再也无心读书。即便这样，那套《十万个为什么》还是向我打开了知识宝库，满足了我的心理缺失。我的天文知识，就是那时埋藏心间的，几十年不忘，诸如白矮星、巨星、大熊星座、仙后座等等，每每向同伴讲起，都滔滔不绝，令他们惊讶得目瞪口呆。

　　真正激起我学习内力的一本书，是小开本的成语小词典。它应该是第一本让我痴迷又刻骨铭记的书。那时，同宿舍有个黄姓同学有一本“文革”前出版的《汉语成语小词典》，据说是他父亲的，缺少封面，纸张黄旧。一经深入，我就被磁石一样吸住了。原来还有这种好书，过去听老师讲课时总冒出一句成语，十分感慨。于是就借来阅读，没想到，一阅读就再也放不下手。它的丰盈，它的博大，它的深邃，它的意趣，让我这个只停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你死还是我活的阶级斗争层面上的中学生，突然平添了一种鲜活和灵动。它承载的，是我前十多年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或者说它成了撬动我心尖读书欲望的第一本书。书中每个词条都有详细的解释，都有神秘的出处。出处的背后，又隐含着一个庞大而饱满的矿脉。惊叹之后，就随身带在衣兜里，有空就翻，好在书的主人也不急于收回。但它毕竟不是自己的书，越不是自己的，就越想得到它。为此，我还专门跑到离工人俱乐部不远处的矿区唯一的新华书店，看能否买到它，但我很失望。那时书店里空空荡荡，除了毛选之外，大约只有少量工业技术书籍。我印象里，那个书店开始有零星文学书籍，已经是1973年之后了。我上高中时，陆续才有贺敬之的《放歌集》、黎如清的《海岛女民兵》、周肖的《霞岛》，以及《虹南作战史》《雁鸣湖畔》《红雨》《克孜勒山下》等等出版。只要来新书，我就每本必买。

　　有趣的是，那本小词典让我很快见到了成效。记得有天早晨我刚刚看完一个词条，当天的语文课上，正巧语文老师王显高提问，就用上了。王老师说，谁解释一下“拔苗助长”？王老师一口四川音，一副老夫子像，说话一板一眼如吟唱。我抢先举手回答，说，拔苗助长，也叫揠苗助长，出于《孟子·公孙丑上》，说是一个守园人嫌禾苗长得慢，就一棵棵给拔起一点，结果禾苗全都枯死了，它比喻急于求成，违反事实发展的客观规律，反而会把事情弄糟。我的回答让王显高老师既满意又惊讶，我居然准确无误地说出了《孟子·公孙丑上》。自然是被王老师一阵表扬。羞怯地红着脸，但我内心深处波澜涌动。其实，我哪里见过《孟子》，完全是词典里的介绍，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当时也是冒险，若是赶上后来的“批林批孔”运动，我就遭殃了。

　　我做出一个大胆决定，我要抄录那本成语词典。决心已下，我就利用所有课余时间抄写。为了不影响别人，我还自做了一个土台灯，每晚都趴在桌角抄写，甚至带在教室里偷偷抄录。那是一个艰苦浩大的工程，我却不知天高地厚地实施了。记得我当时有父亲给我的一个大笔记本，比较厚，它正巧吻合了我抄写的心愿。秋风萧瑟，几片黄叶从龟裂的门洞钻进室内，沙土浮尘弥漫着逼仄的空间，其他孩子已入梦乡，我却孤寂地在一盏破灯的光晕下，踽踽独行。现在想想后怕，那本词典有二十多万字，我其实根本不知道它的难度。一边抄写，一边记忆，它很快就让我尝到了甜头。抄写过程，是一个喜爱和循序渐进的过程，我抄写，享受了知识的快感，咀嚼了文字的味道，也培养了自己读书和切入文学的原始冲动。有一次在宿舍，同学们闲聊，我突然用上一句“望洋兴叹”，一同学说，哇，这个词用得恰到好处。我于是乘势而上，一口气背了九个“望”字打头的成语。望尘莫及、望穿秋水、望而生畏、望风披靡、望梅止渴……望洋兴叹。我还不忘最后落脚“望洋兴叹”上，而且说出此语出自《庄子·秋水》。同学们服气了，说，这小子有点古怪。放假了，我必须将词典还给同学，恋恋不舍将它“完璧归黄”。记忆里我并没有抄完那本书，大约抄了五分之四，但那次抄书，让我终生受益，也让我在那个缺书的年代抓住了一次误入文学之门的机遇。

　　抄书的事，我早已忘却，它就像一颗流星，在我人生旅途上一划而过，永远消失了。四十年之后，我似乎摇变成一位作家，已发表了两百多万字的作品，出版了六本书，但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业余写作者。可是，却有两个人在不同地点、不同场合说出了这件事。麻钝的记忆渐渐复苏，疲惫的心灵也平添了些许甜蜜。同学聚会上，女同学唐爱萍说，我还记得当年你抄书的事，课间休息时间那么短，别人都出去了，教室里只有你一个在那里认真抄写什么，我当时蹊跷，就悄悄在后面瞄了一阵，发现是在抄成语小词典，还是繁体字的，敬意油然而生。那时，我们男女生不说话，表面上显得挺封建。所以，此事也就成了她隐匿心底的秘密。另一位也是我的发小，比我低两级，名叫弓建武，因他家与我家都住在一个叫西村的地方，他又与我大弟是同班同学，所以常常跟在我屁股后头玩耍。许多年后，弓建武到我办公室说起当年，说我们一起走路回家，穿过防洪渠、废弃的老机械厂、七区和几个露天大油池，你一路给我讲成语故事，一个接一个，后来我才知道你在抄写成语词典，我就特别崇拜你。很汗顏，同学、发小提起往事，历历在目，让我顿时脸红，也顿生暖意。我是一个笨人，为了笨鸟先飞，就抄写了成语词典，其实它从另一个角度也阐释了那个短缺时代的悲哀。我是那个时代孕育的一个怪异符号。

　　1973年春天，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语成语小词典》（第三次修订本），我在常去的矿区书店买上了它。我爱不释手。那时，“读书无用论”盛行，出现了“反潮流”闯将黄帅写信、张铁生交白卷的英雄事迹，我只能小心谨慎地阅读。于是，我想出了一个损招，就是取下一本毛主席语录塑料封皮，套在小词典上，想想我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竟干出这种对领袖不忠不敬的事，也太幼稚太反动了。幸亏没有人发现。我为自己的愚蠢而遗憾，也为自己的无知而窃喜。如今，这本有《毛主席语录》封皮的小词典奇迹般地留存下来，它像一座雕像镌刻着那个时代的风貌，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另类品格，也蕴含着那个时代渴望读书的孩子的疼痛与悲悯。我为自己有这样一本奇特的书而骄傲，也为自己有那样一次抄书经历而欣慰。

　　处女作

　　1977年3月5日，是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十四周年。油田要搞纪念活动，我所在的输油管理处团委书记贺思萍找我，说，你写一首诗吧，学雷锋的，代表咱们单位参加油田诗歌朗诵会。我吓了一跳，那可是一件惊人之举，我一个小青年哪里敢冒险。那时，输油管理处还在外探区，是一个二级厂处。我在攻关队当学徒工，被临时抽调到政工组搞宣传，天天写大幅标语，画宣传专栏，写石油上产和迎接开门红的应景新闻。我年轻气盛，爱美术，爱新闻报道，爱文学，仿佛什么都想干，什么都能染指。那年我十九岁。贺思萍很干练，说，别推，我听过你写的《怀念总理》，应该没问题。在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时，我曾写过一首诗，还在大食堂的台上朗诵了一番。贺思萍没记错。那时我兼任着基层团支书，且积极要求上进，没退路了。

　　在简陋的半地窖里，我望着天窗里的点点繁星，抓耳挠腮地逼迫自己熬了一夜，终于整出一首八十行长诗。忐忑不安地向贺书记交稿，她就站在过道里快速浏览起来，边看边说，不错，我没看错人，只是稍长，删掉一段。说着就把第一段删了，其他只字未动。我心疼，自以为精彩全在第一段。

　　就这样，我堂而皇之地進市区站在反修馆（后恢复为中苏友谊馆）的舞台上，朗诵了那首《雷锋的歌》。我竭尽全力喧嚣着、表现着，用自己低沉磁性（一笑）的声音，放歌了雷锋。我听到了台下热烈而持久的掌声。走下台，马上就有主办方的小女孩要走了那首诗稿。

　　事后，我继续投入到刷写大标语的苦干加巧干之中，那时全国提出“要创建十来个大庆”的口号，“四人帮”被打倒了，大家憋足了劲，都甩开膀子大干，要夺回被“四人帮”损失的时间。我刷写的大标语，遍布输油管理处的各个角落。忽一日，贺思萍手拿一张报纸高喊：“小赵，小赵，你的诗发表了，你为我们争得了荣誉！”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那就是我的处女作《颂雷锋 学雷锋》（编辑改的题），发表在《新疆石油报》1977年3月21日“春风”副刊上，作者姓名是“输油管理处 学锋”。莫名其妙，“学锋”是我吗？没错，我代表输油管理处参加了全油田的诗歌朗诵比赛。因为诗稿上没属名，编辑就临时为我取了一个笔名。说起来，已经整整三十九年过去了，时光很快，仿佛我还是当年那个毛头小伙，转瞬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

　　其实那首长诗，待发表出来，只剩下三十几行，且被编辑改得面目全非。但，就是这首诗，挑逗起了我的文学创作欲望，它让我从此酷爱文学。看着变成铅字的诗稿，我似乎觉得那个学锋并不是我。那些年文学火热，文学之地也成了有志青年钟爱的圣地。文学像一抹朝霞，吸引着温暖着百废待兴的中国，也鼓噪引领着时代的新潮流。那时，读文学，看小说，成了许多小青工的业余爱好。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等，宛若一团团燃烧的火，引燃着偌大的中国波澜起伏，热闹非凡，也让我这个文学青年充满了梦想。

　　开始写小说了。写好一篇，我就认真抄写出来，投寄出去。那时我最熟悉的地址是：北京市东四八条52号《人民文学》编辑部，上海巨鹿路675号《收获》编辑部。是的，你一定笑了。我总会接到这些大城市来的厚厚退稿信。邮局老杜因我的退稿信多，成了朋友。一有信件来，就留存在他的邮电所，还为我设立了专柜。后来，有一天，老杜气喘吁吁地找到我，送来一封很小很薄的信。老杜兴奋地说，有戏啊！老杜会唱戏，曾经在兵团某剧团干过编导，据说因历史问题下放的。我迫不及待地撕开信，发现只是一张半页纸大小的信笺纸，用钢笔流利地写着：“赵钧海同志，你的小说《啊，她……》，我刊已改名为《扑向燃烧的星》，发表在今年第3期，不日即将样刊与稿酬寄你。欢迎继续来稿。”落款是“《新疆文学》小说组，1981年3月17日”。

　　这就是我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扑向燃烧的星》。刊于《新疆文学》1981年第3期。在我经历了北京、上海刊物的多次退稿之后，才恍然明白，才郑重其事地向《新疆文学》《绿洲》《边塞》等本地刊物投稿。狂喜溢于言表。那时能在省刊发表小说算一件大事，它曾在我工作的单位引起了小小震动。为此，我的顶头上司板着面孔问我，听说你在《新疆文学》发表了一篇小说，稿费就拿了一百多元？我诚惶诚恐地回答，是。那年，我的月工资是五十八元。

　　《扑向燃烧的星》排在《新疆文学》小说栏目显要位置。前边头题是唐栋的《山民》，唐栋当时尚未出名，是新疆军区创作员，后来写出了《兵车行》《沉默的冰山》等多篇小说，并获全国优秀小说奖。排在我后面的是陆天明的《风从小林子吹来》，陆天明当时大约还在新疆，待离开新疆后写出了《桑那高地的太阳》《泥日》《大雪无痕》等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一个小青年的习作排在陆天明之前，完全是编辑喜好。那年秋天，新疆作家协会在石河子召开文学创作会，通知我参加，我才首次见到《新疆文学》的大编们。责任编辑萧嗣文对我说，要知道你这么年轻，就把小说放到“新蕾篇”栏目，配发评论，年底还能参加评奖。我无言以对。也许，我错过了一次小机会。但我已经很满足。记得当年《新疆文学》的地址是：乌鲁木齐市民主路78号。

　　就是那篇小说，让我数天彻夜不眠。我一遍又一遍地翻看它，有种喜从天降的亢奋。那些文字就像晶莹剔透的珠玑，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我甚至常常背诵着自己小说中的句子，沾沾自喜地傻笑。

　　母亲

　　我真的有最得意的作品吗？似乎从来没想过，我对我的作品都得意，都喜爱，就像自己的孩子，有哪个你不得意呢。但朋友总是这样问，而且必须选择。我故作深沉地思索，还是首先想到了散文《陪母亲逛街》。老实说，当初写这篇文章时，有一种冲动，一种向上的力量，让我急不可耐。在出差开会所住的乌鲁木齐宾馆里，我用早晨两个小时一口气写完了它。

　　那个早晨有点寒冷，窗外大雪纷飞，似有赶早市的人们在急匆匆地走路。我的心却深埋在三千多公里外的河北老家。我惦念着孤寂的母亲。我一字一字地还原着那次与母亲一同逛街的情景。因为热血冲动，因为发自内心，写得流畅、自如，而且一气呵成。在 的写字过程中，渐渐地，我的眼眶湿润了。我被真实的母亲打动了，我被自己的真诚打动了。一篇不到四千字的散文，隐含了我与母亲几十年的分离之痛，嵌入了我对母亲的内疚和忏悔，也融入了母亲对儿子的期盼和骨植般的溺爱。我知道，我其实无法进入母亲质朴纯净的灵魂之中，也无法准确描述出母亲的无私与仁爱，但我会慢慢接近她，慢慢触摸她的肌肤，感知她均匀缱绻的呼吸，倾听她传导给我的血脉之中的呲呲流动声。

　　这篇稿子我好高骛远地投给了《散文》杂志。《散文》在众多读者和写作者中间口碑极佳，被誉为“中国散文第一刊”或“真正的散文，看《散文》”。没想到，很快《散文》就刊发了。作为一个发表过不少作品的老作者，首次在《散文》露脸，还是让我亢奋了数日。然而，这篇小文，还是让我始料不及。很快，全国有影响的《散文选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学故事报》，以及《特别文摘》《中外书摘》《老年世界》《中国移动周刊》《宣传大视野》《今日新疆》《新疆人物》《新疆经济报》《亚洲中心时报》等等，涌浪般转载，目不暇接，令我难以招架。紧接着年底又被选入《2009中国散文排行榜》《散文2009精选集》《中国散文大系·抒情卷》《中国实力派美文金典·感恩卷》《中国散文新作精粹》等多种年选精选，不少都是朋友告诉我的，我根本不知。《特別文摘》就是一位二十年未见的老友送到我办公室的。《中外书摘》是克拉玛依日报社记者刘亚峰告诉我的，并送给了我杂志。2013年，我看到一则征文消息，即中国散文学会第五届“漂母杯”全球华文母爱主题散文大赛启事，通知说，申报的作品发表与否均可参加，于是，我斗胆向组委会投了稿。很快《中国散文报》就刊登了“漂母杯”参赛作品专版，不久就获得第五届“漂母杯”母爱主题散文大赛奖，并受邀参加了在漂母家乡江苏淮阴举行的颁奖大会，第二年，该文又获全国第六届冰心散文奖。于是，又有了第二轮转载小高潮。《民族文汇》《克拉玛依日报》《克拉玛依人》《克拉玛依广播电视报》，以及书籍《亲情满屋》《母爱》，还有《大庆日报》《北屯文艺》等等。手机有微信后，更是有十多个公共微信平台重复转发，我根本不知是哪里办的，直到我不好意思再转发。这篇小文，几年里，粗略一算，竟然被发表转载了六十多次。我沾沾自喜了好久。它让我享受到了读者喜爱的魅力，也让我享受了母爱传导的巨大力量。说起来，溯流而上，这些赞誉和肯定均来自读者及编辑对母亲的喜爱，来自人们心底温暖又崇敬的内核。我只是一个简单的复制者，我复制了读者心中藏匿的真情实感和一隅美丽。

　　拉拉杂杂炫耀这么多，其实就是为了文中的主人公——母亲。我的母亲依旧居住在华北平原的小城里，依旧孤寂着，依旧踽踽独行。父亲去世后，母亲的生活费不再有来源，只能领取每月四百多元的生活补助，其他的就靠我们兄弟三个提供赡养费。母亲过得不易，也过得艰难。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孤身一人独自生活，那种不便，那种凄凉，难以想象。我作为长子，在距离她三千多公里外的新疆，爱莫能助，鞭长莫及。后来母亲说，有一次，她就在沙发上晕倒了，摔到地下，不知过了多久，还是邻居发现好像一天没见老太太出门了，就使劲砸门，待他们破门而入，才把昏睡中的母亲弄醒……听到这儿，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眼泪终于簌簌流下。

　　是的，母亲年轻时跟随父亲在新疆野战军部队随军，曾经有过工作，而且当过多年随军家属队队长，带领一帮家属大妈开荒、种地，风风火火，被誉为“铁娘子”。我的同学刘双全，多年后还记得我母亲大声呼喊的腔调：劳——动——走——嘞！那时，在全师积极分子表彰大会上，只有她一位是女性，也只有她一人是不穿军装的老百姓。那张合影照片，母亲一直保留至今，有据可查。那时，母亲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当过党支部书记。然而，随父亲转业回河北后，她就再也没有了工作，似乎驻守边陲几十年的经历就被一笔勾销了。但，她不想吃闲饭。她操着夹杂着疆味的老家方言说，可不，我不能白吃白喝！于是，她就背着我们偷偷去卖了几年冰棍，挡都挡不住。一想到母亲肩背一个木箱，在过往的中巴车上叫卖，我的心就阵阵隐痛，头脑也嗡嗡嘤嘤作响。我是一个不肖之子啊！

　　前段时间我回河北看她，见她愈发的苍老，也愈发的羸弱，身材也变得矮小了许多，但腿脚还算利索，虽然左腿有点跛，可步履倒得很快，我们一起散步，我都有些跟不上她。

　　母亲说，求我一件事，让我陪她一同去一趟父亲生前单位。我说，啥事？母亲说，去交党费。我惊愕了，不知如何回答。母亲自新疆回河北后，就再也找不到组织了，只好主动到父亲单位交党费。她这一交就是几十年。父亲去世后，她又去过几次。说是现在都换了年轻人，不认识，连门卫也不让进，登记过来登记过去。要身份证，户口本，好麻烦。她一个八十岁老太太，老眼昏花，又不识字，哪里经得起这么折腾。所以让我陪她去，就是想减少麻烦。待我疏通过门卫，又找到父亲原单位接待人员，说明来意，让那年轻女干部好感动，连忙倒水并对母亲说，哎呀，你一个没有工资收入的老人，还交什么党费啊！可母亲执意要交，最后接待人员查老底，请示领导，总算收了三十元。年轻人说，这两年您再别来交了，按规定够了。我看见那年轻女干部收钱时，手也在微微颤抖，表情凝重，眼眶有透明的液体渗出。

　　哦，这就是我历经磨难又不忘初心的母亲，这就是为我带来诸多荣誉的母亲。她满头银发，皱纹密布，腰弯了，背驼了，瘦骨嶙峋，一步一蹒跚，却牢牢记着当年入党时的誓言。她就这样独自生活在雾霾弥漫的华北平原一隅，不愿给工作着的孩子们增加负担，也不愿给组织增加负担。

　　她从布兜里掏出两个防毒面具一样的口罩，递给我一个，自己带上一个，然后说，走，咱们散步去。于是，我也戴上那口罩，跟着母亲一起走进了雾霾深处。

　　精神分裂

　　文学创作是半路杀出的程咬金，但它却温暖了我数十年。

　　喜爱文学与文学创作之间有一条巨大鸿沟。如果你不尝试跨越、攀爬、跳水、下潜，你或许永远在对岸张望，只能想象文学的绚烂，小心翼翼地偷窥它漂亮的脸蛋抑或羞涩地梦想与它同床。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是文学热火朝天又喷吐光焰的年代。也许那是一种反常。《伤痕》《班主任》《在小河那边》《我应该怎么办？》《夜的眼》《迷乱的星空》《雨，沙沙沙》等等，它们就如棒棒糖引诱着一个生理成熟内心幼稚的男孩，兴奋，激越，直至狂热。于是，我大胆地舍弃了自己从小就喜爱的绘画，投入到文学的怀抱。想想，那是一种残忍的舍弃，宛若舍弃自己的手臂。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天天梦想走进一所美术学院，在斑斓阳光的大窗下，优雅地画静物，一尊白色少女石膏像，圣洁地呈现着妙曼与清秀。然而，我武斷地砸碎了自己的梦想，也砸碎了父母曾有过的企盼。

　　写大幅标语、画宣传画的职业渐渐变成了心目中的副业。我白天画老中青工人面向东方追求理想，晚上业余时间却将自己埋藏在贺敬之、徐刚、王蒙、孔捷生、余易木、莎士比亚、雨果的迷阵之中，在三百格方框的稿纸里，挖空心思，灵魂出窍。大风之夜，戈壁荒野的沙尘弥漫了地窖的所有空间，我在一盏十五瓦的白炽灯下苦熬，直至断电，然后找出一根落满灰尘的蜡烛。昏黄的光晕里，尘埃被火苗向上引导着形成一个鹅蛋形光圈，我依旧断断续续组织自己浮夸的文字。我知道我的这些词藻均来自中学时代抄写的一本成语小词典，不然，更无法面对浩淼的文学海洋。即便如此，我还会偷瞄一眼墙上挂满的素描头像。我以一种歉疚的心理愧对它们，我像遗弃垃圾一样藐视自己的素描。如今，我依然能想起墙上那些白毛巾老农、石油工人、怒目的海军战士、收租院里某位乞讨者的肖像。他们用喜怒哀乐盯着我，我却不再理会他们。

　　收效甚微。偶尔，会有一篇小文发表，但接踵而至的是大量厚实饱满的信件——退稿。接到退稿信，心情沮丧，赶紧悄悄藏起来，怕同事看见耻笑。其实同事早已看见，只是装着看不见，不想让我难堪。夜晚，我幽灵一样蹲伏在地窖里的小桌前，继续苦熬，直至下半夜两点入睡，第二天还得正常上班。那些年我从未吃过早饭。

　　终于生物钟被彻底打乱，身体仿佛一夜之间被抽空，变得虚弱无比。连续多日，我半夜惊醒，大汗淋漓，心脏突突狂跳，接着惊恐，慌乱，头晕目眩，彻夜不眠。早上到岗，变得浑身无力，甚至站立一会儿都无力支撑，只好靠墙而依或者蹲上一会儿。我迅速消瘦下去，体重速减，一个一米八的汉子，最轻时，仅有五十五公斤。惧怕夜晚，惧怕响声，惧怕光线，看到电视画面我仿佛就要爆炸。天旋地转，不思饮食，没有欲望，只希望把自己关在黑房子里睡安稳觉。奢望。我变成了一具活僵尸。才刚刚二十五岁，我就天天去医院，检查过来检查过去，永远查不出毛病，总说无明显器质性病变。大夫烦了，最终将我推到精神科。我更加惊悚。一个扁脸大夫拿个小锤在我头上敲敲打打，指挥我无休止地活动眼球，叙述病情，就如盯着一个精神病患者。我抓住这棵救命稻草，反复倾述，反复说细节，如一个青年男子祥林嫂。我其实连叙述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喘着粗气，在晕眩的氛围里，喁喁叙述，如娓娓讲述荒野传奇。

　　大夫说，不许跑步，不许喝茶，不许吃辣椒，不许看书，不许看电视，不许性生活！然后给我开了一堆药。我先后吃过安宁、安定、速可眠、安眠酮、冬眠灵、利眠宁、三溴片、奋乃静、苯巴比妥、健脑合剂、朱砂安神丸、养血安神丸、安神补心丸等等。然而，始终没有明显效果。后来，朋友介绍了一位老中医，与一位姓丛的脑血栓长辈搭伴，天天去那个灰暗的家庭小诊所医治，在头部、胸部、背部，扎许多干针，然后打许多维生素B12或者老先生自配的营养药，但是，毫无起色。脑血栓长辈已经放弃了轮椅，开始缓慢走路，而我照样浑身无力，头晕目眩，惊惧，彻夜不眠。外界传言，说我得了精神分裂症。

　　文学追求几乎让我变成一棵奄奄一息的枯草。

　　但是我不能啊，我已经离不开它。短暂的停歇之后，我重新提笔，不管多么不易，我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填写方格。创作进程虽然缓慢，有时我每天只能写二三百字，但我坚持着。慢慢地，失眠似乎忘却了，惶恐似乎逃遁了。1993年，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当代石油作家文学创作丛书》，小说家四人，我幸运入选，出版了《赵钧海小说选》。这也是克拉玛依唯一的入选者，该书也成了克拉玛依第一本小说集。需要提及的是，时任《中国石油报》文艺部主任、后来任《地火》杂志主编的石油作家王世伟，一次又一次地联系我，设计、审稿、校对、邮寄，让我十分感动。其实我们从未见过面。十几年后在一次会上碰面，谈起此事，都恍如隔世。

　　后来，我还是搁笔了。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被调进机关。机关事杂，我得努力工作。说起来，调进机关也是因为写作，机关缺乏玩弄笔杆子的人。虽然公文笔杆子与文学无关，但别人觉得很近，都是玩文字嘛。我像是放下了，但骨子里游移着一种潜在的文学力量。我知道，这种力量很凄楚很悲哀。我还知道，我是一个逃兵，一个跳梁小丑，一个急功近利小人。纠结，挣扎，漫漶，伤感。曾经的痛苦，曾经的欢悦，曾经的放弃，曾经的义无反顾，恍惚一起涌上心头。我无颜面对。

　　忽一日，晴空万里，一群大雁在头顶飞过，它们排着人字形，向北飞去。看着它们渐渐远去的模糊镜像，我顿时觉得心底透亮。钻进书房，重又提笔。这一写，就再也没放弃过，无论何种诱惑，都无法企及骨髓深处的文学理想。重新提笔让我的写作倾向发生了稍稍变化。我从一个写小说的，变成了一个散文琢磨者。有人纳闷，怂恿我继续写小说。我说，会的。可我的散文一写就收不住了，每年都有十多万字发表，年轻时曾热血投稿的那些敬畏名刊，宛若堡垒被一个个攻破。但我已经没有了亢奋，心如静水。我知道这是文学给了我淡定，给了我咀嚼生活的气力。文学在一个大的时代，也许回归了，也许变成了另外的样子。但我深信，文学不会死，文学依然生机勃勃抚慰着多彩的现实。后来，我陆续出版了散文集《在路上，低语》《准噶尔之书》《永久的错觉》《隐现的疤痕》等，其实我知道它们可能微不足道。

　　欣慰的是，文学写作，让我把喜爱的事，变成了自己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文学写作也让我从狭缝中走进一片开阔地，那里长着葳蕤繁茂的绿色植被，山花烂漫，风光旖旎，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呼气吸气，吐故纳新。我理智又丰腴起来。文学重又滋养温润了我饥渴羸弱的身躯，也挤走了虚无缥缈的精神分裂。后来，我的体重直线上升，曾一度增加至九十二公斤。我不得不减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