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

　　最近，看央视播出的多集文献纪录片《董必武在华北》，片中提到董老在抗战胜利后曾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办事处主任之职，这不禁使我想起少时在故乡胶东解放区所知的与“救济总署”相关的几件事。其中印象最深也最具体的是“救总”支援我解放区的两宗物品：一个是咔叽布面驼绒里的夹克上衣，一个是卷筒式高档的新闻纸（在我县人称“大板纸”）。也许还援助过别的东西，但我所看到并且比较熟悉的只此两种。我想，以现在的说法，这两宗东西均应属于当时解放区的“紧缺物资”吧。

　　是的。当时在我们那里，凡是已“脱离生产”而成为“公家”人的干部，不论职务高低，一般都发给由解放区服装厂制作的粗土布制服。但据说有时因供应困难、工厂转移频繁等原因，即使是粗土布衣服（尤其是冬装）往往还不能及时到位。另外在文具方面，无论是纸是笔还是墨水等物，数量既供不应求质量也很差。所以我印象极深的是：那时联合国支援的卷筒纸成为极度稀缺之物。因为，当地解放区纸厂出产的完全是所谓“一面光”大板纸，即一面比较光滑，而另一面呈现布满小颗粒的糙状。而且这种纸比较薄，质地也较脆，写字时稍不小心即有可能被划破。这便不难理解，为啥人们分到卷筒大板纸有如获至宝的心情。

　　只可惜，仅就我所知的这两宗东西而言，他们支援解放区的数量也极其有限。不过，在当时解放区的艰苦条件下，有比没有总还是要起到一些有益的作用。拿咔叽布夹克来说，至少几十位干部中就有一个人能够分到。我听刚刚由教师岗位上“参政”的区财粮委员战老师对我说，能分到这种衣服的主要是根据工作需要或是原来的制服破损由领导同意和同志协议所决定。我所见到的如副县长兼公安局长于耀光同志就有一件咖啡色的上衣（另一种是蓝色的，仅此两种），穿在他身上分外俊拔英挺，在县城我听他在大会上讲话，很有气度（耀光同志在此后的1947年深秋蒋军侵占我县后为掩护群众撤退而壮烈牺牲）。在1946年至1947年间，我曾见过几次王佐群县长，他总是穿一身粗布的笔挺干部服，而从未见他穿那种夹克装。他的警卫员却有一件蓝色的咔叽布夹克，说明分到这种衣服与否不是由“官职”大小而定的。类似的情况是，我们城西区的孙指导员（区委书记对外的称谓）也没有穿那种夹克，而区武装部长则有一件，是咖啡色的。至于卷筒纸，情况也大体相似，看来也是根据工作需要分给的。当时高我一个年级的张洪琛同学就分到一卷，过了许多时候我才知道她是秘密时期的本区学生党员的支部书记。这种纸到后来好像在新华书店卖过一些时候。由于我爱之过切，曾向我父亲张口要钱想买一卷，但因当时价格不菲（具体多少钱不记得了），我父亲回说：“多贵呀，算啦。有一面光的将就着用吧，学习好赖也不在纸上。”我无奈只好放弃。但说来有缘，1947年春末，有一次县青会负责人李敬同志通知我第二天去县教育科有事（其时我已参加了在部分解放区试建的秘密状态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去了以后，看到县教育科（等同于现在的教育局）李科长和县青会的李敬同志都在。也巧了，李科长这时正穿的是那样一件夹克装。因为在这之前，我作为“少年儿童宣传队”的一员赴掖县前线慰问回来，我们的领队李姓女教师和我一起受到上级的表扬，而且在即将到来的“麦假”（当时农村有麦收时节放假的惯例）中，我又被选中作为“少儿宣传队”的一员随县支前大队赴鲁中前线进行宣传慰问活动。教育科李科长和县青会李敬同志叫我来此，开始是赞扬了一番之前的掖县劳军与预祝即将启程的鲁中远征。这一切，对于少年时期十分腼腆的我只是红着脸听着而没说什么话，但随后李科长的一个行动却使我吃惊不小——他突然从办公室的柜橱里拿出一件蓝色的“救总”夹克上衣，开宗明义地说是给我的。李敬同志解释说，这是经他们一同研究过的，赴鲁中前线宣传慰问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差，你年纪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带上这件衣服晚上睡觉也好当被子“搭脚”。我当时弄得不知所措，再腼腆的性儿也顾不得，连连推拒：“这绝对不可以。我一个学生，又没有脱离生产，绝对不能接受这个……”“脱离生产”是当时正式参加革命队伍的专用词语。

　　这时李科长才郑重地讲了：“这并不是给你的什么特殊待遇，而是我们有关部门领导正式研究决定的。凡是在1946年度高小毕业生全县会考中获前三名成绩的同学，每一位都发给这样的一件以资奖励。不是你一个人，另两位同学都给过了。”

　　关于高小毕业会考“名列前茅”的情况，我校的李校长早已告诉了我，并把由王佐群县长和县教育科李科长具名签发的奖状给了我。我对此非常珍视。但对眼前这样的奖品我只感到诚惶诚恐，不能接受，也不敢接受。不知为什么，一个一向规规矩矩的孩子，在此“特别关头”表现得异常执拗。

　　正在争执不下时，偏巧王县长闯了进来。他是来找李科长商量工作的，却意外地看到了这一幕。当他问了相关情况后，一向不 嗦的他干脆地说：“一个孩子家，不要穿这衣服了，要鼓励还有别的更合适的形式嘛。”

　　于是，王县长给我解了围，别看他这会儿的态度很严厉，其实是挺喜欢我的。此后在他作为全县赴沂蒙前线支前大军总领队的过程中，他对我们“少儿宣传队”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我都在心里想过，我能被批准去鲁中宣传慰问，很可能就是王县长提的名。作为“更合适的形式”对我进行鼓励，李科长与李敬同志商量后，给了我一卷卷筒纸。这一来我不好再推却了，而且打心眼里说是“乐不可支”，无异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此前我父亲因为心疼钱而没给我买，现在组织上满足了我的这一心愿。我一直对它节省着用，直到我正式参军时还剩下三分之一左右，我将它给了比我家还贫困的另一位团员田守仁同学。

　　以上就是我少年时与“救总”相关的点滴情况及插曲，都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而且在当时，报载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美国也对联合国救济总署向中国解放区的援助一直进行干扰与限制。可以想见，作为中国解放区办事处负责人的董老必然会与之进行正当的交涉，直到1947年“救总”的活动结束。尽管如此，就我极其有限之所见，虽说是杯水车薪，在那个特殊的时段，“救总”的工作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的，哪怕是“雨过地皮湿”也好。

　　但与之同时，“救总”的少数工作人员也表现出某种不良行为。1947年5月一美方人员在解放区的山东烟台，因开车横冲直撞而将人力车夫杨禄奎轧死。对此，我烟台市长姚仲明代表中方与美方进行了严正交涉。当时解放区人民群情激愤，最后美方不得不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向家属赔礼道歉，肇事者受到應有惩罚，事件始告平息。

　　如今，七十年过去，当时相关的领导同志、工作人员与我的校长、老师们，不论是否在世，都是那段历史的共同承载者。对此，我从来也未忘记。多少年来，我脑海里始终涌动着这样一句话：记忆没有距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