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虹

　　寻找前人的足迹

　　■宋虹

拜谒五公祠

我已经是第四次到海南了，却是第一次走进五公祠。我对五公以及苏公是略知一二的，作为文人我当早早地拜谒他们，但前三次似乎都机缘不到，我甚至都经过了五公祠的大门，但是坐在汽车里，也只好与之擦肩而过了。

　　进入五公祠大门，左首是一面近百米的砖红色围墙，上有赵朴初题写的“五公英烈气，千古海南潮”，气势非凡，逶迤而来。右首是一岛一亭一桥，池水围绕，此时，有无数处睡莲，千朵万朵模样，热热闹闹开得正好。

　　五公祠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以为的五公祠，必是一个幽静幽深的所在，内有古木森森，白兰花、黄槐花鲜亮地开着或者飘落着，院落大抵有五六进，正房厢房的，构成一个有规模的长方形的纵深建筑群。

　　我想错了。五公祠的主建筑是一座二层的红楼，楼高十数米，四角攒尖式的屋顶，素瓦红椽。因为它是海南最早的楼房，故称“海南第一楼”。关于它的修建时间，说法不一，有说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清光绪十五年重修，后又多次修缮直至上世纪初。还有一说是清康熙四十五年修建的。

　　进五公祠，首先是思贤门，然后便是苏公祠。苏东坡不在五公之列，但苏公祠却是进五公祠必经之所在。苏东坡有诗云：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东坡第三次被流放，就是海南的儋州。苏东坡是一个达观的人，在海南做了许多事，且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所以苏东坡在海南是深得人心的。

　　五公祠纪念着唐宋时期五位宰相级的人物——唐朝的李德裕，宋朝的李纲、赵鼎、胡铨、李光。他们都是爱国者，都是个性鲜明的铮铮人物，都与当权者或多或少地发生过争执，都被势利小人所陷，都被流放到孤悬海外的海南岛。

　　李德裕在唐文宗和唐武宗年代，两次出任宰相，曾统军击退回纥的侵扰，镇压了藩镇的反叛，勒令26万僧尼还俗，为国家安定立过大功。唐宣宗即位后，听信宦官谗言，将他一贬潮州，再贬海南，三年后，他在贫病交加中忧愤而死。

　　李纲是宋末抗金的主战派著名人物，他全力支持宗泽、岳飞等人的抗金壮举，还曾亲自带兵征战。宋高宗时曾出任宰相，在宰相的任上只待了短短75天，便被投降派诬为“国贼”，贬往海南。他历经艰辛渡海登岸后，仅住了六天（还有说十天）便遇赦北归。是五公在海南岛所待时间最短者。

　　赵鼎和李光都是宋室南渡后被贬的。赵鼎在绍兴年间曾两次出任宰相，李光曾任副相，都因痛恨秦桧等奸臣的弄权卖国，而遭其陷害。赵鼎在海南的崖城居住三年后，为抗争南宋朝廷的腐败，绝食身亡。赵鼎临终前曾自书墓石，其铭文中有这样两句话“身骑箕尾归天去，气作山河壮本朝”，表达一代贤臣的赤胆忠心。李光则在海南的崖城住了十年后才得旨北归。

　　胡铨为宋高宗时的枢密院编修官，曾冒死上书请斩秦桧等投降派，结果被秦桧等斥为狂妄凶悖，一贬再贬，在海南过了20年谪官生活，直至秦桧死后才得北归，为五公中在海南生活最久者。巧的是，胡铨在海南的住所正是他所景仰的赵鼎居住过的住宅。为此，胡铨曾亲笔题词“盛德堂”，以纪念赵鼎。

　　他们后来的生活轨迹，因了各自性格和际遇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走向，但他们的巍然正气，却撒播在海南岛上了。海南人民仰慕他们的高风亮节，为他们建祠，以永久地纪念他们。

　　许多个世纪过去了，多少历史人物灰飞烟灭，没留下事迹，没留下名声，淹没在历史的烟云里了。而那些爱国爱民的仁人志士，却是活在了人民的心里。

　　走出五公祠，五公的石雕像在我的脑子里栩栩如生，那飘逸的神采是让人心生崇敬的。

　　这厢里，千朵万朵的睡莲，开得正好。

寻访柳柳州

赴柳州前，我们预定了柳侯宾馆，宾馆的名字显然与柳宗元是有联系的，这让人觉得一下子就贴近了柳先生，仿佛我们就是柳先生的门生了。

　　对柳宗元我们都不陌生，柳宗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地位，一直令后人景仰。去柳州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寻访当年柳宗元的足迹，感知一代文豪当年的诸种情怀。

　　宾馆对面就是柳侯公园，我们最先看到的是柳宗元的衣冠冢。柳宗元逝世后的第二年，灵柩运回长安，葬于万年县栖凤原（今西安临潼县境内）。柳州人为纪念他，在他喜爱的罗池边为他建了衣冠墓。可见柳宗元在柳州的四年施以惠政，是深得民心的。比如释放奴婢，设馆倡学，兴利除弊，做了很多有益于人民的事，所以才有民歌曰：“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色依然在，千株绿拂天。”

　　公元818年的某一天，柳宗元和他的随从魏忠、谢宁、欧阳翼在驿亭饮酒，忽然叹息道：“明年吾将死。”果然，次年秋冬季节，柳宗元逝世，享年47岁。这是一个令人惋惜的年龄，他的才华和抱负并没有得到最大的施展。他的心是带着创伤的，从“二王八司马事件”开始，他被一贬再贬三贬。

　　元和十年（815年）初，他忽然接到诏书，要他回京。此时柳宗元在永州已经待了十年。离开朝廷的官场，柳宗元在文学上达到了一个辉煌期，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都是这个时期写下的。比如取材于“愚溪”的《江雪》，可谓千古绝唱。寥寥二十字，描绘了一幅宁静的冬日山水，而他的雪，我一直认为是温润的，是千年以来最好的一场雪。而他孤舟蓑笠、超凡脱俗的境界，更是让人感叹再三。此意此境，古来莫有高出者，叫我佩服了几十年。

　　再回到815年，他接到诏书便启程，二月，回到了京城长安，写下了《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诗，“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路北归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表达了他内心的喜悦。然而，宰相反对重用他，宪宗又不喜欢他。喜悦刚刚开始，还没来得及抽芽，三月，又将他贬为柳州刺史。此时，“二王八司马”的战友们死伤近半。只剩下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等四人，这四人也是和他一样，同时被诏，同时改贬。刘禹锡是宰相的宿敌，二月回到长安，又写了《游玄都观》，说了“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的话，岂不惹恼了新近的当权者，所以被贬到最远的播州（今贵州遵义）。柳宗元听说后，考虑到刘禹锡上有八十多岁的老母，准备上书，“愿以柳易播，虽得重罪，死不恨”。恰巧有其他大臣也为刘禹锡奏请，才改为连州刺史。

　　两位惺惺相惜的文学巨匠，永贞革新的战友，三月，就离了京城，一路结伴到了衡阳，他走水路去柳州，刘禹锡走陆路去连州。故人相别，赋诗以赠，从此天水茫茫。

　　柳宗元病重时，曾有遗书给刘禹锡和韩愈，托他们照料子女，并将遗稿交给刘禹锡，请他代为编集成书。后来，刘禹锡编成《河东先生集》30卷。刘禹锡大柳宗元一岁，20多年被流放于巴山楚水。我看他的性格更张扬、更旷达一些，他活到71岁，看到了政敌的灰飞烟灭，以胜利者的姿态重回长安，重游了玄都观，发出了“前度刘郎今又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历史长音。柳宗元如果能活到此时，当年二月的喜悦，是会开花的。一个清明的时代，必是文人性格得以张扬的时代。

　　徜徉在柳侯公园，看碑刻，看园林，看雕像，在柳宗元喜爱的罗池，看一池锦鲤簇拥，分开来许多涟漪，想着柳先生的当年，想着他和刘禹锡一生的友情，不觉身影东渐，日向西斜。我们在柳州只停留一个下午和晚上，但我觉得，在空间上却是和柳先生打了照面了，比如这黄昏里静静流淌的柳江，便是千多年前柳先生也流连过的柳江。

一句桃花半生哀

刘禹锡在唐代历史上是一个很倒霉的人物。作为王叔文集团的重要人物，当改革失败后，他被贬为连州刺史，在他赴连州的路上，又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这是805年的金秋季节。此时的刘禹锡34岁。

　　刘禹锡在朗州首尾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其实他也无日不盼望着赦归或“量移”内地。到了814年，他在连州已整整九年了。古人认为“九”是数之极，刘禹锡也认为“推以极数，无逾九焉”，“理当迁焉”。这年十二月，朝廷有诏召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回京。

　　次年二月，饱受流放之苦的刘禹锡怀着喜悦的心情来到长安。不久，听说玄都观“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盛如红霞”，于是前去观赏。观赏便观赏，他却来了兴致，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此诗一出，又被贬谪。

　　刘禹锡的一生，有20多年是被贬在外的，是失意落魄的。

　　827年春，刘禹锡回到洛阳，感慨颇多，在《罢郡归洛阳寄友人》诗中写道“远谪年犹少，初归鬓已衰”。次年春三月，又至长安。这时，政敌宰相武元衡已死，刘禹锡以胜利者的姿态重游玄都观，只见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唯菟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与13年前大不一样。便又写了《再游玄都观》诗，“以诋权近”。诗云：“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茶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好一个“前度刘郎今又来”，刘禹锡就是这么不服气。他比柳宗元运气好，他活到71岁，从他做监察御史开始，到他去世的40年间，有23年被流放在外，是在“巴山楚水凄凉地”度过的。但他捱过了唐德宗李适、顺宗李诵、宪宗李纯、穆宗李恒、敬宗李湛、文宗李昂6位皇帝。他卧病期间的绝笔之作《子刘子自传》抒发了他的政治才能不得发挥的遗憾，表明了他光明磊落的胸怀：“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

　　他以杰出的诗名照耀了唐代，照耀了中国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