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

　　战争的胜利并非天降馅饼

　　■石英

　　我不敢说我很了解战争，但实事求是说是经历过真正的战争。而且，一个人十多岁后的年龄段是记忆力最好，对人对事印象最深刻的阶段。虽然还不免单纯稚嫩，但可贵的是“真”。加之我少年参军后绝大部分时间从事的是机要工作，其中的一段时间受命整理华东地区自抗战前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电报稿，由残缺、部分到全部，应该说是留下了相当清晰的记忆。这是时代（包括战争）赋予我的一个机遇。它们都是牺牲的烈士与活着的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志士心血和生命的结晶。在我这个“小鬼”的记忆中，绝不是苍白的影响。人说记忆没有距离，其中有不少令人振奋、令人鼓舞的事件和场面，但也有令人悲恸乃至痛楚的感受。因为整体上是走向胜利走向成功的经历，后来人演说起来，难免多是大红大紫的色泽和钟鼓齐鸣的声波。但有时也难免或因不熟悉，或因被省略而有意无意地讲得不完整，或使人产生扬此隐彼的感觉。这些往往引起如我这样水平不高爱较真的当事人感到不足，很希望能够在胜利后若干年有所补足，使之与真实的情况更贴近，让后世人了解得更全面，认识起来更辩证些。

　　我所着眼也是比较熟悉的当然还是当年的华东战场，与我生活战斗过的胶东解放区。

　　譬如我们今天在书籍、影视作品以及这方面专家们通过电视提供给我们的宝贵财富，造成我们特别是年轻一代最津津乐道的孟良崮战役，与此相关的是国民党军74师，还有这个部队的师长张灵甫，甚至就连一切一切细枝末节人们似乎都耳熟能详。这种特殊兴趣的产生，当然来自于超常多的讲述和演绎，还包括许许多多的传说之类。如张灵甫曾经杀妻，74师的美械装备的程度，张的个性以及在蒋校长心目中的分量等等都是许多人兴趣的焦点。但渐渐地我发现，这些知识、掌故的传播并不全面。其实蒋系部队美械化者并非仅只74师，最早开往东北战场的新一军、新六军也都是响当当的“五大主力”（在解放战争时期另一称号叫“五大金刚”）。新一军和新六军确实并非徒有虚名。早期是参加远征军在缅甸作过战的，而且是蒋军“名将”孙立人、郑洞国、廖耀湘带出来的部队，开赴东北后的确也显过身手，在四平街争夺战中使我东北民主联军遭受重大损失。而在华东战场上，其他五大主力中的部队（如整编11师），也有凶悍惯战的表现，与74师相较很难说有明显的轩轾之分。所以那种单挑独秀的解说与表现方式，极易使一代又一代的年轻的军事和军史爱好者与关注者对蒋军进攻解放区拥有的实力认识极不全面；另一方面，对当年中共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人民受到的巨大压力认识不足。而我党我军最终取得双方角逐的胜利，远比一般的想象更加不易。一个有趣的常识问题说起来是很有典型性的，这就是，我们那么多的专家明公在各种场合讲了那么多有关74师的这个那个，但并未对年轻人说明何以称之为整编师。以致许多人（老、中、青都有）分不清它与一般“师”的概念有何不同；以及蒋介石是在何种背景下玩这“整编师”的障眼法；为什么将本是74军的番号改成74师，而原来的军长改称师长，原来的师改成旅，师长改称旅长。但军衔却照旧，整编师师长仍为中将，旅长仍为少将。不清楚这个问题，致使许多人认识上非常模糊。有一天笔者出差坐火车，旁边坐的是几位大学生和研究生，他们也在大讲特讲张灵甫和74师，可见这支覆灭于鲁中战场上的部队被煮得稀烂而影响十分广泛。这些研究生们还有一个争论的焦点，即74师是个怎样的师？既然他们拥有三万多人，以致这帮军旅爱好者最后以“是一个加强师”结束了他们的争论，却始终也未了解它本是一个军的建制。这一点给了我很大启示：我们的专家明公们讲了那么多，为什么不给知识模糊者下一点朴素实在的功夫呢？当时我对这帮争论中的年轻人未插一言，只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研究专家。

　　又譬如还是这个孟良崮，还是这个74师。无疑，1947年5月的孟良崮大捷意义十分重大，对重点进攻山东的国民党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有力地挫败了敌方气势汹汹的势头。但有的讲解者说：孟良崮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粉碎了蒋介石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从此他们再也组织不起像样的攻势，云云。对此种说法，不论其动机是多么的充满热情多么具有积极意义，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符合事实的。择其主要方面来说，孟良崮战役之后两个月华东野战军发动的南麻（今沂源县城）、临朐战役均打成胶着战、消耗战，未达成预定的战役目标而撤出战斗。八、九月份蒋方又展开大举进攻胶东解放区的战略行动。蒋介石亲自飞赴青岛进行策划，任命范汉杰为总指挥，集中六个整编师和大量保安团等二十多万人，侵占了胶东解放区的绝大部分城镇。当时因华东野战军大部主力部队已转至外线，只留下较少的部队在山东内线作战。如果仅就那个时间段而言，蒋介石和他的主要将领们，似乎也并非事事听命于我之调动的蠢驴。他们并没有全部被吸引至外线，反而能够集中起二十余万超过我内线主力的部队，企图将我全歼，并捣毁我胶东根据地。当时的危急情势恐怕是缺乏直接感受者所难以痛彻体会的。我当时虽未正式参军，但作为试建时期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与北海地委书记刘坦、县委书记张竹生、县长王佐群、县青委负责同志李敬等同志均有不同程度的接触，从他们的传达与平时谈话中，对当时形势的严峻性有一种“空前危急”的感觉。当时上级提出的一个口号叫“爬山头”，即我方处于爬山头的过程中，如果一鼓作气奋力拼搏便能渡过难关，反之……这时在革命队伍内部，有人还产生了悲观沮丧情绪，说弄不好就要北渡黄河等等。足见当时绝不似今天有人讲的极易使人产生历史错觉那样：孟良崮战役之后大危已过，压力基本解除。其实不仅在华东，类似情状所在多有，前几年王定烈老将军生前曾对我说，他们在中原突围后进入鄂西北，1946年的那个秋天和冬天，遭遇到他参加革命后最为艰苦的岁月，敌人穷追不舍、重重围困不说，缺吃少穿，地贫民艰，生存条件极端恶劣，所以转年在王树声司令员和部队党委反复研究后毅然决然地只留下少量部队在当地坚持游击战，部队大部北移，保存了宝贵的实力。同样，胶东我军之所以在几个月内便打破敌人的攻势，收复大部失地，除了内线部队巧与周旋、待机歼敌以扭转局势之外，与全国战场相互配合相互拉动关系极大。如1948年秋东北野战军进行的锦州战役，蒋介石不得不从烟台等地调兵增援塔山之战，阙汉骞即率整编54师驰援塔山，并担任了最后被证明是不称职的指挥官。如此便减少了敌人在胶东的兵力，有助于我军在胶东半岛的行动。所以说，战争总体上是一个硬碰硬的东西，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一顺百顺，凶恶的敌人绝不是个驯从的孩子，何况即使是孩子有很多时候也是不听话的。正因如此，我们在事后写史作传，万不可只写辉煌，不提曾经有过的暗流。最终是胜利了，但道路也有必然的曲折。打赢了的要写足，没有打好的仗也不应回避。所以当我看到有的史传将没有打好甚至失利的战斗“跳”过去，我是不赞成的。细心的读者会问：时间隔了几个月，这段时间干啥去了呢？

　　再譬如，最后胜利了是值得欢庆的，但不应忘记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以下的情形是我亲历的（亲自遭遇和亲眼目睹）。1946年，尤其是1947年蒋军大举进攻胶东进行惨绝人寰的烧杀抢奸的暴行，真可谓罄竹难书。特别是跟随蒋军主力杀回本地的还乡团匪徒，无恶不作，简直是杀红了眼，其手段之残忍与日本鬼子不相上下。在胶东的一些县份（我至今不愿触碰昔日的疮疤），有的村庄的水井填满了我地方干部和无辜群众的尸体；有的小孩被劈成两半，绑在门环上示众；有的农村少女被蒋嫡系军一个加强班轮奸，而还乡团匪徒还在一旁雀跃助兴……当然我也曾经看到过有的说法：反攻倒算所以如此狠绝，是出于对先前土改“复查”中过火行为的报复，似乎“情有可原”，实则也站不住脚。因为，并非参加还乡团的都是家庭被斗争者。其实很多人本来就是地痞流氓、犯奸作科之徒和社会渣滓，跟随“国军”杀回“匪区”，只是为了逞其淫威，甚至搜刮钱财或是取乐而已。再者，即使有家庭被斗争的成员，据我所知，他们反过来对群众的残害，往往远超当日斗争中对其家族的伤害。何况，这与无辜的孩童何干？可见，报复没有底线，杀戮不讲对等。解放区的革命同志和无辜群众付出的惨重代价，充分说明正是他们的血肉之躯铺垫和托举起胜利的黎明。因此，我们今天在谈起胜利时，心情也无法那么平静，那么松弛，虽然我们也不能总是表现得那么身负重荷般的沉重。

　　我们之所以能够战胜一个又一个绝不一般的巨大困难，由弱变强，最终取得胜利，其原因有千条万条，许多人早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但我宁愿归纳成最朴素最简括的两条：一是人心所向。国民党（当然首先包括他们的军队）到最后可谓人心丧尽。我童年时期熟悉的成年人有的本来还是“蒋委员长”的粉丝，有的还抱有很大的幻想，到后来都化为泡影。我觉得是蒋介石和他的党羽们亲手把一些普通的群众（包括大量的知识分子）推向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一边。我亲眼所见：解放区的人民看“过兵”。对国民党军队如对日本鬼子一样胆战心惊，而对八路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则欢迎有加，亲热备至。我们县的每个村庄都愿意子弟兵在那里住，哪怕短短的几天也好。乡亲们说：我们的军队住在村子里，盗贼不敢动了，小偷小摸都不得不“收心”了。住在谁的家里，打水、扫院子的活都被指战员们包了。逗得老大娘调侃地说：子弟兵同志都使我们变懒了。这样一反一正，民心所向不言自明。第二条是我们的斗争方向明确，政策英明，策略对头有效。在事事斗争上，以毛泽东同志的十大军事原则为代表，如：不在一城一池之得失，重在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饭要一口一口地吃，逐渐地把敌人吃完……等等。当然，暂时放弃解放区的城镇和土地，使人民群众遭受了很大的痛苦和牺牲，但为了战争的大局，代价是必须付出的。记得当年内战全面爆发时，报载国民党以四百三十万大军向解放区扑来，可谓气势汹汹，我们的许多干部和基本群众心中也不免有些忐忑。但坚持斗争的结果是：敌人一步步地被削弱，我方一天天地壮大。就连我村原先不相信我们会胜利的“顽固蛋”，也不得不说：“看来共产党的道是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