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叶

　　姥姥妯娌七个，各自又有四五个儿女，大姥姥家有个儿子在司法局当官，三姥姥家有个儿子是市长秘书——母亲对娘家的堂兄弟们如数家珍，每每一脸荣耀。唯独说到二舅的时候，眉头就蹙紧了。二舅在家族中众多姐妹兄弟中顶没有出息了，三十多岁还没说上媳妇，因此脾气也就喜怒无常，孝顺的时候他会给我姥姥洗脚剪趾甲，驴脾气上来则能把锅端出去摔了。姥姥五十多岁还没当过婆婆，做梦都想给二舅娶个媳妇。说来也怪，二舅勤劳正派，长得也不丑，做人的大道理说起来唾沫星子横飞，他还是瓦工技术呱呱叫的“五级工”——垒墙盖屋，五级工算是老资格了，不知怎么就成了村里不多的光棍之一。

　　我的童年基本在姥姥家度过，是姥姥和二舅的开心果。二舅给我讲黄世仁和刁德一，还手舞足蹈地比划给我看，他逗着我一起“练武”，用木头给我做很多玩具，带我到集上听瞎子唱大鼓说书，只听得我五内如焚万般厌烦，不停地喊着走。二舅无奈，只好恋恋不舍地背着我回去。夜晚，姥姥领着我去她妯娌家串门，说着说着就提到二舅，说金城（二舅的小名）命苦，两岁没了爹，穷苦日子熬到头有了电灯瓦屋，却说不上个媳妇。姥姥说，“要是金城娶了媳妇，哪怕我把饭端到她床头也愿意！”

　　山村的寒夜多么寂静啊。姥姥家没有挂钟，黎明的鸡叫第一遍时，她就醒了。二舅的睡房与我们隔着一间堂屋，所谓墙壁就是用高粱秆子做的。二舅也醒了，他们的话题常常把熟睡的我吵醒。他们说村里的事，也说过去的事，有时候回忆起姥爷在世时候的幸福，说得更多的是要怎样做人。姥姥最常挂在嘴上的就是“人走天下端着碗，光喜勤励不喜懒”。二舅随声附和，与姥姥的人生观高度一致。

　　山沟里的田地，长不好麦子。二舅的几亩地，年复一年种着地瓜和玉米，粗粮当道的日子透着一穷二白的意味。但再穷的青年也都有过意气风发的好年华吧。忙完农活的时候，二舅开始打零工。先是在附近城镇，跟着同乡的劳力给人盖房子，他干活卖力，墙砌得又结实又快，别人用盒尺量，他只消用眼一瞄，尺寸从来没出过差池。他们管包工头叫“施工员”，施工员是他们心目中最有威信最为信赖的人，说起来就一脸崇拜和服帖，要是哪一天施工员夸了谁一句，他们好几天都会津津乐道地挂在嘴上。二舅尤其在意施工员的夸奖，他会将他的“轶事”带到家中的饭桌上及与邻居们的拉呱闲聊中，谁干活偷懒，谁将钉子放口袋里带回家，谁垒的墙该上大梁了又倒了……听的人都会以为施工员是多么器重他。那时候二舅还用过一种我不知道名字的雪花膏，穿军绿色绒衣，走路时哼一些跑调的红歌。他的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骑了十来年愣是没坏过，每次去我家，车把上都挂个绿色军用书包，几颗花生糖、山里的毛栗子都是他带的好东西。二舅不能见酒，不然话匣子就关不上，上至“洪秀全起义”，下至“人饿死都不能养汉做贼”，全然不管我父亲越来越阴沉的脸色。他小学才读到二年级，有时候说着说着就张冠李戴，还不能反驳，不然就说你看不起他，在他看来，自己是个有雄才大略却生不逢时的人物。

　　后来二舅的打工范围扩张，去过济南、徐州、宿县，还有一次去了一个被我当成外国的地方——“佳木斯”，我想不出那个地方是冰天雪地还是终年烈阳。像所有南来北往的农民工一样，他扛着巨大的行李，从绿皮火车的厕所窗户爬进去，挤在肮脏闷热的过道中，铺报纸睡座底，朝窗外大声吐痰。一次次远行，一次次归来，通讯尚不发达的年代，他寄回过几次歪歪扭扭的书信，村里的大广播拿腔作调地吆喝去领取。信通常只有两行，说“见字如面”和回家的日期，里面跳跃着错别字。有一次他没能如期回来，就让一个同乡捎钱给姥姥，却被那人擅自花了。在外漂泊的日子，二舅曾几次借钱给诉苦遇难的工友，最后人家却销声匿迹；他和同伴去包工头家里要工资，被几个不要命的大汉拿着刀子撵出来……

　　我上中学的时候，偶尔在寒假盼到二舅，我依然怀着雀跃的心情。但是二舅却整个儿黯淡下去，他头发白了一些，背略微有些驼，那些哼哼哈哈的唱和笑已经荡然无存。岁月还是现实，销蚀了他心中的信仰吧？他回来再也不会满怀崇拜地谈起“施工员”和他的五级工，也许当他携着散发汗味的被褥被城市嫌弃时，他才渐渐苏醒，将自己划分到了“底层人民”的阶层。他沉默着喝酒，酒过三两，他脸上才有了笑意，当年的神采也约略隐现，开始粗声大气地训斥我和哥哥：“你们念书，要有出息，不然你们就会是废物！”

　　我偶尔会思索二舅的人生，心想他人生的格局如此之狭小，他内心该是寂寞无趣的吧。

　　在二舅快五十岁的时候，终于有一个南方来的寡妇嫁给了他，并生了两个孩子。二舅还是奔波在家与远方之间，供养家人，盼儿女成才。他有了一个二手破手机，逢年过节的时候打给家里：快回来了，挣了点钱，将钱缝在裤衩里不用担心。二舅妈从偏远的地区跟着同乡跑出来，将方便面和火腿肠当成好东西，而两个孩子的作业无人辅导，成绩差得一塌糊涂。姥姥满心欢喜地做了婆婆和奶奶，却蓦然发现自己老了，佝偻的身躯为孙子洗衣服，还难免遭到小孩子的厌烦，有时候感叹：大半辈子盼的好事，到头来不过这样。而二舅每当喝到快半斤时，二舅妈就开始咒骂他不得好死，他那渐渐长大的女儿就冲过来抢走酒瓶。二舅嚷嚷着：“不给我酒瓶我打死你们！”但他不过是虚张声势。

　　一转眼二舅六十多岁了，去年还去了一趟内蒙古。母亲一说起来就心酸，说二舅这辈子是奔波操劳的命，老了老了还出远门打工，当泥瓦匠，爬那么高的脚手架，又危险又可怜！因此母亲总是让我们尽可能地帮衬他，给他买很多的烟酒让他开心。其实后来我发现母亲想多了，二舅在一次酒酣后说出了心中的话：“我这辈子走南闯北，哪儿也去了，你们都没见过新疆兵团的棉花地，知道黑龙江是什么样的江吗？俺闺女都气我，气我我也高兴，你们懂什么呀……”

　　也许在二舅的世界里，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城里人，格局才是更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