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记忆深处,村上有一个放猪的人。
夕阳下,他一只手缩垂着、一只手扬着柳条棍子,走在村正大道上喊着:“送猪喽!送猪喽!”就见一大群猪万马奔腾一般跑向村里,然后散开,跑回各家了。
他放的这些猪,不是他的,也不是生产队的,而是村里一家一户的。生产队时生活困难,人都吃不饱,猪也是饿着肚子,家家的猪不好看管,有猪圈的猪饿了就跳圏,没有猪圈的猪四处乱窜,社员们忙着干活,这些猪常跑到村边地里祸害庄稼。没办法生产队只好把全村的猪统一管理。因他一只手臂不听使唤,干不了重活,所以生产队就给他派了个放猪的活儿。
庄稼苗伸出土的季节,村里有猪的人家天天一清早,把自家的猪赶到生产队大猪圈里,待猪都送齐了,他便把这一大群上百头猪赶到村西头的荒甸子上去啃青草。
那时的猪多半饿着肚子,一身的长毛,尖嘴长腮,各个像刺猬,一点都不老实。晴天还好,一到下雨天,只见他光着脚,卷着裤腿,手里操着一根长棍子,大声呵斥着:“哪里跑!回来!”他也顾不上脚底下的猪屎,还是碎碗烂瓶子,跟着一头头猪东奔西跑,泥浆早已溅了一腿。有些淘气的猪跑到地里吃青苗,他一边追赶,一边叫着:“孽障啊,孽障啊!”
那时候,我还是几岁的孩子。我们一群小孩不管在哪儿碰见这个放猪的人,都会朝他起哄一阵:“老禾啊,公猪领着母猪跑了……”没等他发起火来,我们就一溜烟跑开了。
我开始称呼这个放猪的老禾为禾老师时,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生产队解散了,老禾也不放猪了,那时农村老师很缺,老禾被安排在村小学做了代课教师。这,着实让我惊讶不已。
虽然和他同一个村多年,但我对他的过去几乎一点都不了解,只知道他会放猪。这不单因为我是个孩子,在村里不闻正事,可放猪和教书实在找不到一点联系。
老禾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仍孤身一人。后来我逐渐懂了些事体,在和他有意识的接触中,我才知道了他的一些经历。老禾的爹爹是大地主,满洲国时,在松嫩两江流域富甲一方。老禾也有骄傲的时候,每当和我谈起他父亲,老禾总会神秘地对我说:“小子,我告诉你,我家的田地有多少?”我疑惑地瞅着他。“当年我爹抱着我骑马从我家门口出发向北走了一天一夜,我下马拉了一泡屎,还是拉在我家地里……”未等他说完,我忍不住哈哈大笑。小日本走了,老禾他爹就投奔了国民党,国民党败了,他爹又投奔了共产党。但也没有躲掉厄运,“文革”时遭狠批斗,迫害致死了。
老禾那时正在城里读高中,他愤愤不平去找造反派理论,一个红卫兵抡起大棒子重重打在老禾的左胳膊上,老禾的这个胳膊彻底残废了,神经坏死,肌肉也萎缩了,成了现在这样子。“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时,老禾已经是三十多岁了。可由于他成分不好,再加之他胳膊残疾,公社没有批准他参加高考。高中教过他的老师都说他太可惜了,按他的成绩完全可以考上北大、清华。
就这样,一个高材生被一场场的政治风波推向了社会的最底层,成了生产队里的放猪倌。在村里他不敢得罪任何人,干起活来任劳任怨。就连他看上了我们村小寡妇也不敢大胆追求,在孩子们的“老禾老禾爱挑水,寡妇屋里去搞鬼”(寡妇家紧挨着老井)的一片起哄中,老禾的爱情也被无情腰斩了。
老禾开始教学了,老禾变成了禾老师,他手里的家什从赶猪棍换成了轻巧的教鞭。大人小孩直呼禾老师时,老禾人像干旱中得了一场透雨的秧苗,一下子精神抖擞起来。他上供销社扯了布匹,叫裁缝做了一套新衣裳,四十多岁的人一下子容光焕发,走起路来腰板也直溜不少。
禾老师教我们三年级《自然》这门课程。一天早上我路过他家门前,他正用镐凿挖自家的粪堆,满头是汗。他说,用蛮力不行,先凿个小坑,再放一小块冰,然后再使劲儿凿下去,会凿塌一大片呢!以后你会懂得其中道理的。粪堆的边上放着一个收音机,播放的是自然科学讲座。那里面的科学术语,村里没有几个人能听明白。大伙也都在心里嘀咕着,这家伙在村里放猪、种地都二三十年了,那些离奇古怪的东西咋没就饭吃呢!
几年下来,老禾还是个民办教师,一个月拿着几十块钱,还是到年底一起结账,但他干得乐此不疲,无怨无悔。他教课极为认真,用自己家的材料为我们制作了许多教学用具和模型。我们小孩也都愿意上他的课,老禾很幽默,讲起课来生动有趣,总能引我们笑声不断。春天我们上自然野外课,他带领我们上东山岗上放风筝,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风筝飘满天空时,我会看到禾老师愣愣地望着舞动的风筝发呆许久。
他教的许多学生考走了,也有一些学生没有考上高中。落榜的学生回来,抢了禾老师的饭碗。校长嫌禾老师手有残疾,教课不如年轻人麻利,辞退了他。禾老师失业后,没有一丝怨言,多年来,社会环境早已让他逆来顺受,毕竟还是他学生接了班。他下来后,除了种地,就是倒腾点耗子药、蚂蚁药、蟑螂药、鬼子红等摆在路边叫卖。不长时间,接禾老师的小青年嫌挣钱少出去务工了,学校又叫回禾老师去教课。就这样反反复复,禾老师被辞退三次,又被招回来,这也为禾老师民办教师转正设置了无情的障碍,原因就是禾老师教课是间断性的代课,不符合转正条件。禾老师曾为这泪流满面,可国家政策的杠杠就横在这里,让他过不去。
后来禾老师还是下来了,村小学除了转正的,都换上了新分配的中专生,没有了民办教师。禾老师彻底告别了教师这个行业。
一个深秋的下午,我从单位放假回到家乡。在镇里的集上买了些水果,我突然想起禾老师,便拎着回到村里走进禾老师家。禾老师正在自己家园子里撅着屁股捆烟叶。一大捆烟叶,他一只手翻动起来,有些吃力。看到我,禾老师打个招呼,让我先进屋。不一会儿禾老师进了屋,给我倒了杯茶水,紧挨着我坐下了。禾老师六十多岁了,他脸上爬满了皱纹,眼睛也花了。我拿出一本发表我文章的杂志给他看,他端起来,眼睛离得挺远,还是没看清几行。就说:“不行了,这眼睛。”我们又提到小学校的事,禾老师的脸沉下来。他说,我这个民办教师,换做别人,早就转正了。可咱这身份、咱这身体条件,没有人为咱说话啊!我说,您武汉大学不是有个堂兄是教授吗?他说,教授有个屁用,县官不如现管。我又说,听您说过咱省府上姓田的大员,可是您高小的同学啊!他说,哎,咱这个样子怎好仰着老脸去求人家啊。接着禾老师又说起我们村小学的一些情况:“这是咋了,咱小学的老师不钻研业务,中午喝得醉醺醺,下午孩子们散羊了,没人管;新安排的几个老师都是体校、艺校毕业的,不学无术,根本不懂教学,把孩子们都糊弄完了。人家门子硬啊……”眼前的禾老师让我感到有些陌生了:这个人什么时候发过牢骚?我没有见过,我们村上老少爷们可能也没见过。“以后叫还是叫我老禾吧,我听人叫我禾老师真比骂我还难受!”听他说这个,我心难以平静,看来,他现在并不比生产队放猪时快乐多少。
我又问,您先后教了这么多年学,镇里、大队没给您点待遇?他摇了摇头,啥都没有。坐了一顿饭功夫,我要走了,禾老师硬留我,最后走时还要我把水果带走。他说,你娘也一大把年纪了,给她吃吧,你还能想到我,这比啥都强,好好努力,多写出好文章来……
我走之后不长时间就听说,禾老师又干回老本行,又去放猪了。这次是给一个养猪场放猪,不单单是放猪,而且也喂猪。那个养猪场就位于我家乡伯勒根湖边上。养猪场的老板还在湖边兴建了一个饭店。养猪场几十头猪全部供应饭店。禾老师喂完了猪,就把猪赶到湖里洗个澡,那些猪被他养得白白胖胖、干干净净的,他勤快肯干,老板很信任他,待他也很好,他得到的报酬也远远比他当民办教师赚得多得多。听到这些,我心里多少有了些放心和宽慰。
前年夏天回家,我又到镇集上,买了些水果想给禾老师带回去,这时碰见村上一个熟人,我向他打听禾老师。那人说,别问了,老禾死了,淹死的,猪洗澡跑远了,老禾跟着猪不小心蹚进了湖沟子再也没上来。我愕然,手里的水果一下子掉在地上,眼眶里瞬间挤满了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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