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爷爷之嘱，更是为了报恩，父亲给爷爷做了一口楸木舫。在北方，楸木是上等木材，抗水耐腐，厚重结实，剖开后，尚有一种清香，是仅次于柏木的棺材料。中国人把老人的舫叫寿材，赋予肃穆崇敬的意味和色彩。做好后的舫，放在家里，一点恐怖都没有，反倒觉得吉祥安泰。
爷爷的舫木，是爷爷三十来岁时亲手栽的一棵楸树，为的是纪念自己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清同治十年秋，结束了三十年的“口外”（新疆古城奇台）拼搏生涯回到故乡而栽的。长在自家门前，叶阔花白。等爷爷八十多岁时，已有合抱粗了，树冠足有三间房大，是村里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景。爷爷去世三年前，招呼着父亲伐倒大树，请来木匠，做成舫，放在家里，坐视着灵魂的归宿，父亲的心事也从而落到实处。
爷爷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姑姑家，那口放在她家里的舫，却和倒霉、败运、家破人亡直接划等号。上世纪三十年代，姑姑家还是个殷实的小康人家。父亲说，我的一个表哥那时才五六岁，不太懂事。在地里玩，看到对门马家棉花地里长着一棵指甲花，美丽的颜色逗得他双手发痒，拔了下来拿回家来满街跑着玩，正好被马家的老太太发现了。为这小事，马家老太太闯进他家大闹，要求赔偿，而且还要原模原样子。这可难倒了姑家。争吵中，马家老太太犯脑溢血，倒下地就死了。姑家赔了棺材成了敛，马家不但不埋人，还把死人棺材放在姑家大厅里，打官司，索要人命钱。
父亲常说，和为贵，小不忍则乱大谋。你孩子拔了人家的花，本来错在己方，道歉，安抚，赔偿，都是应该的，你怎么能硬碰硬呢？人死在你家，尸停放在你家，这官司咋打？
官司打了整整六年，死人过了两个三周年。门对门的，仇家冤家，官司从长安县打到省里。旧社会，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甭进来。打官司，总得雇律师，律师这一行，从来都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姑家一份好家业打光了，马家也打得筋疲力尽。姑家原本是五大间四合院：前庭房，两厢房，后楼房。马老太太的尸棺占了前厅，只好把前门封堵了，改后门为前门，供人出进。尸体腐败了，刺鼻的臭水满屋横流，瘟疫夺命，家里成了一口大棺材：几年下来，姑姑死了，姑父眼瞎了，也死了，大表哥死了，表嫂死了，唯一的儿子也疯了。二表哥弃家出走，居无定所。解放后表哥家定为贫农，表哥入了党，儿子上了大学，幸福安详。马家定成富农，解放后受冲击，现在也好了。
我家还有两口超级豪华的柏木大舫。不过，不是我家的，是打得日本鬼子闻风丧胆的号称中国巴顿的抗日名将关麟征将军父母的棺材。
关麟征（1905-1980），陕西西安户县人。1949年11月，关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又与台湾陈诚不和，决意退隐，留居香港。1980年8月1日逝世，时任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元帅唁电致哀。关是徐帅的黄埔一期同窗。
将军的叔父关树棠老先生和我父亲交好日久。关老先生清末读过私塾，识得文墨，常在镇上说书。关老先生每每开讲，父亲总是叨陪左右。父亲记性极好，听后就能记住，还时不时地发问。于是，在说书和听书中结下情谊。想不到后来竟发展到把他的长女梧采嫁给我哥， 成了我的嫂子。
解放前夕关家父母兄弟大都移居境外了。他的亲戚和本家就把两口画舫转移到我家，待将军父母百年后，魂归故里。关家乡情极好，兴办学校，乐善好施，深得敬慕，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放存在我家的舫都没有受过冲击，毫发无损。这两口舫，四叶古柏厚木，严丝合缝做成，人称“四叶瓦”。层层漆布，外包内衬，置于我家屋檐下凡十七年，风吹雨淋，依旧如新。后来，这两口舫被他的本村两个贫农老人去世享用了。
我父母的舫是我心中的崇高和伟大，因为它承载着太多的磨难和不易。
这两口舫是我家祖坟里的三棵柏树做的。树，是爷爷的父亲扮装乞丐从“口外”回乡栽种的。爷爷死时坚决不准伐，舍不得，背着一副楸木舫走了。我父亲更不敢动它一指头，觉得没有资格。
1958年大炼钢铁，全国“土高炉”风起云涌，陕西也不甘落后。县里的“钢铁总指”派人四处寻找大柏树，说是有油，火焰硬，是炼铁的好材料。张家祖坟那三棵柏树突然被物色上了。一天，上面来了三个人，一个领导，两个伐工，拿着斧头大锯，给谁也没打招呼，上了树就先把大枝砍下，接着准备伐树。我哥炼铁去了，父母和嫂子在家干活挣工分。一看这种情况，急了，都跑到坟上去看究竟。我父亲拼着老命夺下斧子，背靠树站着，怒吼：我黄土壅到下巴了，早就活够了，你要动树一指头，我就跟你拼老命！我也不是国民党、三青团，也不是地富——受苦人，我怕谁？那个领导说：绑了！反对大炼钢铁就是反革命。绑了，拉走！我父亲这时反倒啥都不怕了，举起了斧头……父亲被制服了，刚要拉走，嫂子跑来了。嫂子流着眼泪强装笑脸，说：领导同志，我大，快入土的人了，还没舫，就指望着几个柏树哩。他没文化，是个粗人，原谅他一次。以后他再这样撒野，拉走，枪毙！把这柏树给他留下，领导，就可怜一下他吧。不知是嫂子会说话呢，还是看着嫂子脸蛋漂亮呢，那领导反而消气了，还朝着嫂子笑了笑。离开坟地时，留了句：以后再说！
父亲心想，与其让别人烧了，不如自己用了。就和一家老小连夜把三棵柏树锯了。拉回家用玉米秆盖上，两年后做了两口舫，父母终于享受到不敢享受的圣物。
经过大炼钢铁，再加上说不清是人祸还是天灾的“三年困难时期”，家乡的大地上已找不到几棵柏树了。可是，家乡的习俗，死人还是土葬，必须用棺材。柏木奇缺，只是在舫的两头用上两小块柏木板儿就行了，这叫“舫档”。家乡人说，柏木舫档是专门对付穿山甲的，穿山甲怕柏木，就不敢钻进舫里吃死人脑子了。父亲把做舫板剩下的下脚料锯成舫档，又把家里祖传的柏木檩条，甚至柏木炕边子，统统锯成舫档，拿到镇上去卖。卖一副就够全家人生活一段时间。那时，是不准市场贸易的，不然，就叫投机倒把，资本主义，抓住就不得了。尽管如此，谁家死了人，买卖一副舫档还是允许的，没有抓过我父亲。
1962年清明刚过，再剩几个月就要高考了。我正拼命复习功课，忽然村里来了人，说父亲吃了野藤根和玉米棒上的裹皮做成的“人造淀粉”，拉不下，肚子胀得像鼓，炕上躺了十几天，昨晚发紧，人快不行了，叫我回家。
回到家，用手一摸，父亲烧得烫手，薄薄的肚皮，鼓得亮亮的，尽是绿菜色。我再也忍不住了，哭着对坐在旁边的母亲说，妈，这个学我不上了，我大饿死了，留我有啥用！再说，学校校长、书记给我们毕业班开了会，说今年多数大学不招生，放长假，只收极少一些人，要大家做好思想准备，回农村去，共克时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过，会后杨瑞安校长叫了几个学生到他办公室去，其中也有我。杨校长说，再难考，总要收个“第一名吧”！
还没等我说完，快死的父亲突然睁开眼对我说，你快回学校去！大死了，用炕席卷了，人死如灯灭。他指了指炕边的舫，说，不用！不用！还能卖几百块钱呢，念书去！
我忍痛回到学校。好人命长，父亲活了。那年，大学录取大约是百分之三左右，当时全国大学只有60多所，考大学非常不易，偌大的一个县，文科只考取了三个，我是第二名。敬爱的父亲，儿子感恩您！
“文革”中的一天，我从西安回家看望卧床不起的父亲。看到躺在炕上的病父，时不时地凝视着自己的舫。面对父亲苍老的身躯，和那沉沉的舫，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见我回家，他显得很轻松，说，以后你回家，买一包烟，你知道咱家人都不抽烟，是给乡党散的。我有那一天，还要乡党抬舫呢。从那天起，我突然懂得了一个道理：有一天，我会失去我的父亲，这是逃脱不掉的事实。但我希望父亲每一天都好好地活着。
父亲躺在炕上，手摸着身边的舫，给我说起妹妹的婚事来。说准备把妹妹嫁给邻村的梁总督家。我吃一惊，心想，梁家是世家，大清开国名将梁化凤的后人。梁化凤为清朝打江山，攻杀明军卓有战功，清史有传。梁家占了几乎一个村子，一窝子地主。结合“阶级分析法”，梁化凤肯定是“民族败类”，其后人又是“地主狗崽子”，现在阶级斗争抓得这么紧，你不是把妹妹往火坑里推吗？父亲看我犹豫，一句一停地说，这都是暂时的，会变的，中国这样搞还能成？再说，咱找女婿，看的是娃呀！梁家娃人品好，能吃苦，对咱庄稼汉来说，这是根本，反正咱是农民，也不想升官发财。你不要管！后来，果然有一天，十年动乱真的结束了。还是父亲说准了！
妹妹育有三儿一女。三个儿子，也就是我的外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都顺利地考上理工科大学。一个女儿在家当农民，生了一儿一女，硕博在读，都是攀登国防科技尖端的青年才俊。
多少年来，父亲的舫在家里放置着，它成了一家必不可少的器具。麦子下来放麦子，玉米下来放玉米，柏木香气能逼虫，粮食不虫蛀。有时杏子桃子下来了，吃不完放在舫里盖严，能放几天呢，可当冰箱用。舫盖是经常打开的，儿女小时候，常和小朋友躲在里面捉迷藏，爷爷的舫，简直成了孙子们的乐园。
1976年春，小麦刚能埋住喜鹊的时候，父亲背着他的舫，走了。是我带着他的儿孙、家人和上百乡亲送行的。享年84岁。
古镇忆旧
久别故乡的人，总是想念故乡，想念那个原来待腻了的地方。总觉得陈年老醋比酒香。我的家乡秦渡镇，就是这样，让我怎么也割舍不下！多少年没有回过老家，这次终于回了一趟。随着中国农村城镇化的步伐加快，古镇秦渡已成为总面积四十平方公里，四十八万人口，各级公路纵横交错，本来就十分便利的交通较前更加便捷。古城西安不断膨大的影子已倒影到沣水之畔——秦渡古镇的古城墙下。古镇人的生活方式也正在城市化了，穿的、戴的、吃的、用的，已少了许多乡下人的特点。然而，在我心里，挥之不去的，还是那个老秦渡的印象。
秦渡镇是陕西关中名镇。离秦岭不足十公里，发源于秦岭的沣水，奔出沣峪，紧贴着镇东城墙根缓缓向北流入渭水，清澈见底，历经千年万载，淤积成平平的河滩。细砂色白质坚，形成了一片天然的广场，好几十亩地大呢。自古以来，就是得天独厚的农贸市场。每逢集日，山里的，平原的，户县的，长安的，还有来自更远处的商贾，赶集的农民，皆汇于此。横亘沣水的石板桥，西来东往的人流，显然无法承载，性急的人便涉水而过。于是形成了城里人挤人，车连车，万头攒动，声响五里；而城外，特别是北门外的沣河滩，只能用“人海”来形容。
秦渡是丁字街：西街、南街和北街。东面是沣水，古镇滨河而立。犹记小时候，南街多是粮食集，北街多是作坊加工业，舅家的“薛家染坊”和“薛家皮坊”都是老字号。丁字街口有万春堂和其他几家中药铺。西街直面户县，各种商铺齐全，街心一座药王楼是镇上的古老建筑。清末民初，这里设有经学专馆，坐馆授徒的先生就是我的曾外祖，我的母亲常跟随着她的爷爷在此听书和玩耍。由南街出南门，尽是江南风光：稻禾连片，荷菱飘香，莲叶田田。由西街出西门，二里长的山货市场，由山客挑夫采自秦岭，然后车载肩挑下来，山柴、木炭、枸树皮、药材、山果、野味，应有尽有。枸树皮是造黑枸纸的唯一原料，河东岸的一个村庄家家手工造纸，供镇里商铺做包装纸之用，同时也是学生们习字的廉价纸张。北门外的河滩，脚下是洁净而松软的砂子，风再大，也吹不起来。累了你可以随便躺卧，如果你想体验一下按摩的舒适，尽可以脱去鞋袜随意踱步和奔跑，可绝不会有污身迷眼之虞。当然也少不了衣不遮体的叫花子，头上开刀溅血旨在吓人求施舍的行乞者。还有卖唱的、耍把戏的，随处可见。这里，平常的集日是猪市骡马市，每年腊月就是“肉林”：一家连着一家的肉架子，挂满河滩，任人挑捡，尽管一家多是买二三斤、五六斤一吊子，凑合着过年，但也十分热闹。浓烈的年味在这里高度浓缩。年集最为壮观，城里城外人挤人，由于逆向行进，没有秩序，要想挤到集中心或是由集中心挤出城外，二三里的街道，没有一个钟头两个钟头是绝对走不完的。
米面凉皮儿，是秦渡镇的著名小吃。把白米研磨成粉，又经密箩过筛，蒸成凉皮儿，鲜红荃香的油泼辣子储放在精制的罐子里，摊主夹一撮凉皮儿往辣罐中一蘸，挑到盘中拌匀，递到顾客手中，低矮的长凳四周围定，客人们坐下边吃边聊，可口的香、辣、筋、绵，吃一次会记忆一辈子。据说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是知名的陕西小吃。
秦渡镇是农历双日集，单日是背集。逢集和背集是两行截然不同的抒情诗。逢集，热闹非凡；背集，难得的寂静。时至今日，背集还原封不动地保持着苍老的风貌：正街很少有人光顾，背街更是很少能碰见人。这时，最好的风景在城外。城外最好的去处是沣水两岸。你可一个人或结伴在柳岸徜徉，可在水里洗脚，可在河滩沙浴，可在杨柳岸、榆桑林里憩息。特别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看着面前旖旎的风光和眼下清澈的流水，那是最能勾魂摄魄的时刻。
如今，只有北门还在这儿，药王楼还在那儿，许多古迹已经坍塌，长满了杂草，留下了个烂底滩。石板桥已被钢筋水泥大桥更替了。
伴随着老祖宗的离世，“薛家染坊”只剩下一句称谓，跟着老舅的死去，“薛家皮坊”连一把割皮弯刀都没留下。清晨，我走过绝对不超过五间的舅家的老房子，这屋顶还是古老的青瓦，由于雨量充沛，瓦沟里长满青苔和一种叫“蛇床”的葱绿植物，还在这瘠薄的瓦缝里生长。听说，这是先母当姑娘时的老屋，还有周边一院房子，这就是先母常说的“七十口人，一个锅里搅勺把”的舅家，也基本上是一个“钟鸣鼎食”之家了。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乱世沧桑，早就崩溃了，败落了，里边的人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
走进几家亲缘较近的舅家本门，我敏锐地发现，古镇的民风十分淳朴，古老而圮废的秦渡老城墙，包围得他们像是与世隔绝一样，不管外边世界发生着多大变化，生活水平多么提高，谈话的内容还是谁家儿子娶媳妇了，谁家女儿出嫁了，谁家生了个女娃或是男孩。邻里们吃饭端个老碗，一顿饭功夫就逛完好几家，然后又带回诸如上述的新闻。他们有时也吵个小架，但一会儿就好了。
那日是背集，我太想吃秦渡凉皮了。可是走了三条街才碰到一家摊子。吃了一碗之后，抬头看天，已是傍晚。步出北门，夕阳金色的光，洒在连着沣河两岸的新建成的钢筋水泥桥上，当年的石板桥已无踪可寻。水波晃晃悠悠，浮光跃金，偶而还可以看见水底的游鱼，似乎也被这光芒所吸引，用嘴亲吻着水面。我喜欢像少年时那样，坐在柳拂苇影的沣河堤上，看着眼前这一幕幕美景，心旷神怡，如归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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