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占鳌

　　迄今为止，我无法回答是不是因为那个缘故，使我从小就立下了长大要当一个穿“道道服”工人的志愿。

　　事情发生在钢铁元帅升帐的岁月里，小高炉星罗棋布，城里砸锅炼铁，农村出现了“青壮熔铁去，收禾童与姑”的奇景。各家报纸的头版争先报道各地亩产千斤粮、百斤棉、万斤薯的“捷报”。

　　可事隔两个春秋，全国人民就受到了瓜菜代的惩罚。那时我们家在东北的萨尔图。当时要不是遵从父命，我决不去考那个中学，早找个地方当临时工，挣钱糊弄肚子去了。

　　中学离家约有两公里，洗漱完毕喝二两粥背起书包，带上三个一两一个满是树叶、不见菜的“菜饼子”充当午饭。不到下午放学，产生的能量，早已消耗殆尽，回家路上两条腿只好在路上挪。

　　那是一个深秋的下午，天突然下起了蒙蒙秋雨，老师怕雨下大了，就提前放学。路上的行人，也被迫使足了劲儿，往前拖步子。当我走近市中心的清河桥时，见一辆装满麻袋的小拉车，左右摇摆着，吃力地向拱桥上蠕动。桥坡度大，虽然看不见拉车的人，可也想得出，他在用尽全力拉。尽管如此，因路滑坡陡，脚下使不上劲，车几乎像是停在原地不动一样。好像随时都有溜下来的可能。

　　“反正我也淋湿了，帮他推一推吧。”

　　这样想着，我把紧抱在怀里的书包往肩上一挎，向身后一甩，调动全身仅有的力量，紧跑两步，到车后用力推。拉车人可能已明显感到有人在后面推，也就用力向前拉，车慢慢上了桥心。我只顾埋头推车，忘了车过桥心便是下坡。车轮突然飞转，把我闪了个趔趄，脚下一滑摔倒了，车刚下坡就停下了。拉车人跑了回来。

　　“怎么样？孩子，摔破了没有？”我抬头一看，说话的是个满头银丝的老头。只见他两鬓如霜，前额和脸上布满渔网一样的皱纹，说话时露出残缺不全的几个牙，黯然失色的眼睛里，流露出慈祥的光泽。

　　他用一只手扶着我的臂膀，另一个手攥着袖口，给我轻轻擦着脸上的泥水。

　　“没事儿，老大爷，哪儿也没摔着。”“咳，为了帮我推车，摔了你浑身泥。”当时，我除了说“没关系”“不要紧”之外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汇来消除他的不安。“要不，等我把这车萝卜送到井队以后，你跟我回家，让老伴把衣服给你洗洗，烤干了你再回家吧。”“不用老大爷，我回家也朝西走，我在后边推着，帮你送去。”

　　老头颤颤地点着头，把我拉到小车前边，拿开一件道道服棉袄，从麻袋的空隙里拿出一件破褂子，又从布褂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边有半块饼子。一面是软的，另一面是一层硬壳，黄拉拉的大玉米糁。里面还有半个半个的玉米。要比起中午的那一两一个的树叶饼子可令人神往。口水不觉从两腮泉水似的涌了出来。“孩子，你吃了吧。”当时我什么也没说，接过饼子，三口两口就吃进了肚里。我敢说在雨地的那半块饼子，当时给我带来的快慰绝不亚于今天坐在“全聚德”餐厅里吃上一只烤鸭。他看我饿的样子又从麻袋的空隙里拿了两个萝卜给我。进到肚里的半块饼子，像铃声唤醒了正处于半睡眠的饿神，肚子更饿了，真恨不得一口就把这两个萝卜吞下去。我略沉思了一下，嘴唇一抿，皱了皱眉，没吃，放进了书包。“老大爷，咱先走路吧，要不一会儿路就更难走了。”我帮他把萝卜送到井队。我看到在大钻机旁工作的人都穿着“道道服”。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蒙蒙的雨雾中我才调头往家走。

　　路上，心里总想着书包里的那两个萝卜，如同意外收获了什么宝贝。没走多远，雨下大了。我跑到一棵大树下避雨，掏出萝卜在手心里一拧，狼吞虎咽地吃了。此时我好像才懂了语文课上老师教过的一个成语：“饥不择食”。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又在桥头遇见了他。又像第一次那样，他给我了两个萝卜。我又帮他推车。“老大爷，你每天都往那个井队送萝卜呀？”“不，隔一天送一趟，礼拜天不送。唉，每当走到桥这儿，我就发怵。”“你都什么时候走到这儿？”“一般都是四五点钟。”一、三、五，下午四五点钟，我暗暗记住了。

　　以后每当星期一、三、五的下午，我就抓紧时间，早早把作业完成，到桥头去等他。他每次看到我都照例拿几个萝卜给我吃，然后我就帮他推车。在那个饥馑的岁月中，是这个菩萨心肠的老头儿，一次又一次给了我温饱，使我和萝卜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每当我吃萝卜的时候，他就坐在车把上抽旱烟。可后来，我发现他每次给我的萝卜都放在麻袋外边，而且他从来不吃。心里挺纳闷儿，怕时间长了被人发现，他再给我，我就不要，还问我为什么不吃，他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没事儿，你吃吧，转运站知道这活儿累，哪一回也多给我几个，我就放在麻袋外边，给你留着。”“大爷，你不饿吗？”“你吃吧孩子，我不饿，你正长哩。”他这句话不禁使我眼一热，潸然泪下。这句话我不止一次听到过。在家妈妈忍着饥饿，把东西让给我的时候这样说过，爸爸也这样说过，爷爷和奶奶都说过。当时我感到手里拿的不是两个萝卜，而是捧着两颗滚烫的心。有时，他来得早，就朝我们学校的方向张望，我知道他是在等我。

　　一晃，一年过去了。升入初二，我的个儿也比以前高了，劲儿也大了。可这个拉萝卜的老头儿，身体却越来越弱，只见他吃力地弯腰拉车，头冒虚汗，每迈一步都要大喘气。有时他蹲在地上两手扶着车把，咳嗽起来，好长时间都止不住，脖子绷出蚯蚓般的青筋，震得眼睛都滚出泪珠，背比以前驼得更厉害了。看到他这样，我鼻子一阵阵发酸。后来，我干脆跑到前边驾车，让他在后边推，一直把萝卜送到井队再回家。时间长了，井队的那些头戴大皮帽子、身穿道道服的人误以为我们是爷孙俩。井队门卫老头乐哈哈地说：“老孟啊，眼看孙子就顶用了，这就用不着你拉车了。”“唉，我要有这么个孙子，那还不把我烧死啊。”我发现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尽管强作笑脸，可从他的眼角总能看到老年人伤感时挂在眼角的泪花。

　　相处久了，说话投机，我们无话不谈。原来，他有一个儿子，一个闺女，在“反右”时，儿子给领导提了几条意见，便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整天批呀，斗呀，儿子一时想不通，自杀了，家里被视为反革命家属。闺女吓得跑到青海一个亲戚家，再也没回来。老头原来在机关食堂做饭， “警惕性高的革命者”担心他下毒药，领导对他另行安排，从转运站往井队送萝卜。他和老伴就是这样被一个个春秋煎熬着。

　　这一个星期一的下午，我像往常一样来到桥头等他。一个小时过去了，不见那个老头拉车过来。星期三我又到桥头等他，也没见他来。星期五，我下决心一定要等他来，直到天幕上挂起一轮弯月，也没见到那熟悉可亲的身影。星期天，我心里总像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心神不定。好不容易才熬到了星期一的下午，上完第一节物理课，就向教师请了“病假”，朝那座大桥跑去。

　　三点，四点，五点？

　　突然，一辆装满麻袋的小拉车在远处隐隐约约出现了，我像盼到了久别的亲人，发疯一样朝小拉车奔去，边跑边喊。跑到车前我猛地一把攥住拉车人的胳膊。可拉车人一抬头，把我吓得一愣。一个中年人抬起头，陌生地看着我。“大叔，以前那个拉萝卜的老大爷呢？”拉车人一脸愁容，“那天他在转运站，把车装好，又把准备给孙子吃的两个萝卜放在外边，拉车刚要走，可因为连累带饿，没走几步就吐了血，昏倒了，我们大伙儿七手八脚地把他送进了医院。”“他家住哪儿？”“听说他是个反革命家属，没人敢和他拉家常，也没问过他家住哪儿。”

　　“连累带饿！”

　　我心头一热，泪如泉涌。

　　“孩子，你吃吧，我不饿，你正长呢。”那个菩萨般心肠的老头儿说过的话又一次在我耳边响起。

　　又是一个星期一的下午，我习惯地走到桥附近，向远处张望。突然远方来了一辆灵车。灵柩是人拉着。车上放着一个自己扎的简陋的花圈，灵车越走越近，只见花圈的纸带上写着：“孟府君，庆田，悔恨千秋。”

　　“怎么？”我不禁打了个寒颤。“真的是他？”怎么这么快？还不到十天，我迫不急待地向送葬的人打听了实情。悲痛的心情使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竟失声痛哭。

　　拉灵柩的车走到桥头，慢慢向桥心蠕动，车尾左右摇摆着。虽然我不知道拉车的都是些什么人，但我感觉得出，他们对死者都寄以深切的怀念。他们用力把老人的灵柩往桥上拉。像第一次遇到老人时一样，我飞跑过去，双手扶在灵柩上，用力向上推，眼泪一滴一滴落在灵柩上……

　　一个人的一生中，会有许多事情给自己留下难忘的记忆，可随着时间的流逝，都会慢慢地淡漠，可此事却始终在我的脑际中萦绕。

　　每当我放学路过那座桥，总习惯地站在桥头向远处张望。看见那一辆又一辆小拉车从桥上经过，我常常紧抿双唇，闭上眼睛，只觉得鼻子酸楚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