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生日的老人
■范孟广
老人有两个生日，9月7日这个生日也是中原油田的生日。每年这个生日前夕，他都想在中原油田发现井——濮参一井井场过。前不久，陪他从井上回来，在一家小餐馆里吃饭，我给老人敬酒，他总是让我把酒杯倒满，然后端杯仰脖而尽，那种豪爽不减当年。老人已近古稀，我劝他戒酒，他说，烟可以不抽，但酒不能不喝，除了钻井我就这点爱好了，全国的钻井队长就允许我一个人在井队喝酒，这可是石油部的命令啊，哈哈……
他叫高夕月，是写进中国石油史册的老人。1975年3月8日，他带领他的3282钻井队从河南南阳油田千里奔波来到濮阳东部濮参一井井场，首先拉开了中原勘探大幕。其他日子在老人的脑海里可以淡漠，唯有那段青春与油气一同辉煌的日子，就像翻开自己的手掌细数那一道道荡漾着沧桑的纹路一般清晰……
初春的濮阳，春寒料峭，天旱多风，浮土盈尺，大风一起，遮天蔽日，天昏地暗，一张嘴就是一口沙土。职工们口粮不多，一日三餐都是以小米汤窝窝头红薯干大白菜为主，钻井设备都是人抬肩扛抢安装，劳动强度大，粮食又不够吃，职工们饿得两眼冒金星，累得直不起腰。濮阳县领导和驻地老乡为了支持勘探，每月省出大米白面给钻井工人吃，还从生产队派出三名棒劳力轮流给井队挑甜水吃。说到这里，老人总是流露出感激之情。没有驻地政府和老乡的帮助，濮参一井就不会早日见油，中原油田就不可能尽早诞生。
每每回忆起钻探濮参一井那段人生中最不平凡的日子，高夕月总是感慨万千，心如潮涌。经过四个多月的安装，7月25日，濮参一井正式开钻，在开钻典礼上，他向全队职工宣布：由于钻井队远离南阳油田基地，孤军作战，这又是濮阳第一口探井，任务艰巨，全队干部职工一年内不允许请假离开钻井队。命令一出，职工哗然，弟兄们倒不是忧虑自己一年不能回家，而是都替他担忧：这位年轻的队长已经三年没有回过家了，这就意味着他四年时间不能去跟远在安徽老迈的父母、幼小的儿子和年轻的妻子会面。自从1970年1月回家结婚，仅陪伴新婚妻子度过了7个日夜就回到了队上，其间，也仅仅回过两次家，与妻子见了短暂的两面。5年时间，妻子担忧他，挂念他，每月至少给他写一封信，发一次电报，积攒下来已经有厚厚一沓了。如今又是3年过去了，自己带领队伍南北转战，居无定所，终究也没有抽出时间回家一次。然而，内心的思乡和念亲的情结随着离开家乡越来越久远也越来越浓重了。那天，妻子又来信了，他拆开信，不觉泪如泉涌，他怕职工们看见，就躲在宿舍里眼泪伴随着妻子的诉说唏嘘不已。原来，妻子见他常年不回，加上生活艰难，很是忧虑伤感，家庭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要他赶快回家处理。但濮参一井离不开他，自己宣布的纪律也要求他不能离开，高夕月这条硬汉只有怀揣着似箭归心躲在宿舍里偷偷落泪。
井场上有一棵紫楝树，仲春时节，满树紫花儿葳蕤，蜂戏蝶飞，花香飘逸。站在树下，紫色花瓣儿随风飘落，地上就像洒了一把晶莹的紫色翡翠粒。老家的宅子里也有这样一棵紫楝树，每当他想家的时候，就在这棵树下站会儿，闻着花香，沐着花瓣儿，就像回到了老家。
说到这里，老人羞赧地笑笑，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落泪，在井喷的那段异常艰难的日子里，我作为队长始终冲在前头，却没有洒落过一滴泪水……
1975年9月7日这个日子，与他的生日一起在生命里铭刻。那天，他正在钻台下观察砂样，突然，钻杆剧烈跳动，节奏不断加快，还没来得及采取措施，钻杆就像突然悬空了一般猛然一落，紧接着，泥浆就从井口呼啸而出，刹那间就冲过了二层台。暴雨般的泥浆浇在钻工们身上，迅速迷住了双眼。濮参一井井喷的消息随着电波飞到南阳油田总部，又迅疾传到石油部，抢险大军从胜利油田日夜驰奔汇集到濮参一井。油气剧烈的呼啸声淹没了井场上鼎沸的抢险设备和人声的喧闹。高夕月奔走在井场各个关键岗位指挥抢险。嗓子喊哑了，发不出声，他就打手势指挥，关键问题怕大家不明白就用粉笔写到黑板上。一连几天，他日夜坚持在井场，没有睡过一会儿觉，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甚至连水也顾不上喝一口。现场指挥胡振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命令他休息一会儿，但高夕月哪能闲得住，指挥的命令成了耳旁风。胡振民急了，转而命令身旁干部职工：“把他关进水泵房，两个小时不准出来！”当高夕月被架进水泵房，看见水泵房那张床板的时候，双眼沉涩，泥堆一般瘫下来就知觉全无了……
9天后，井喷被制服。他接到上级通知，让他和有关领导一起进京去向石油部部长康世恩汇报濮参一井的情况，但当时井队正准备向北50米处拖井架打新井，他离不开，只得委托地质技术员进京。康世恩问，队长为什么没有来？技术员说，现在队上正拖井架，准备打新井，队上忙，走不开。
康世恩同志沉默了，又问道：你们队长爱好啥？
技术员说，俺们队长爱喝酒。
康部长叫来秘书专门买了两瓶“景芝大曲”让捎到钻井队，替他向高夕月和职工们敬一杯酒！由于石油部长给高夕月送酒喝，1976年8月在胜利油田召开的全国钻井队长会议上，石油部副部长焦立人要求全国的钻井队长在井队都不准喝酒，但高夕月一个人可以例外，他喝酒可以发现大油田！
酒捎到钻井队，高夕月让炊事班改善了生活，亲手给每人的空碗里都斟上了酒，高高举起：这是康部长给大家敬的酒，来，干了这杯酒，让我们牢记使命，不负重托，打好新井，回报领导！干——
11月1日，石油部东濮勘探开发会战指挥部成立，全国各油田调集优势兵力，在中原大地上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自此，一座座钻塔和抽油机就像雨后春笋一样拔地而起。国家各大媒体向世界宣布：中原油田在中国濮阳地区诞生！
爸爸的安全帽
■白东玄
北方的夏天，透着一层干爽的亮色。我们的心情，也像是热辣辣太阳底下的树阴，鼓动蝉鸣——暑假和期末考试，是交互来临的，抱在怀里的课本还残留着瞌睡的朦胧，有关暑假的想象，已经生出了长腿，在满世界奔跑。跑过浑河上的那些彩色游船，跑过正在长高的城市，跑过红河谷的那些波浪和水枪的嬉闹，我不知道关于夏天的记忆和想象，会停留在哪片树丛的枝头。
我是爱夏天的。不只爱它热辣辣太阳下的丰茂景致，也爱这个季节的所有快乐，更爱迷离的阳伞和我的那些花裙子——它们在偶然吹过的凉风里招展，你会觉得自己也像花朵一样，在盛开。
但这时，爸爸却不能陪我去逛公园，更不能指望他会带上他珍视的那些“长枪短炮”，为我和妈妈拍出漂亮的照片。我记得一到这个时候，他帅气的鸭舌帽，就会换成一个沉甸甸、硬邦邦的安全帽，经常和妈妈提到检修、工期和吊装那些我完全没有概念的事。
那个世界就像一个神秘的存在，存在于我熟悉的爸爸的身后，却不为所知。记得小时候，我就多次嚷着要去爸爸的工厂去看看。想知道大人常说的厂房、炼塔和油龙都是什么样子。有求必应的爸爸却每次都说，厂里不让小孩儿进，那是规章制度明文规定的。我还记得有一回他拗不过我，就在一个星期天带我去了厂里。刚到厂门口，就被守卫拦住了。他们说，爸爸可以进去，小孩儿只能在守卫室里等。我的满心欢喜和好奇，被拦在了门外。但我还是看到了工厂里的那些“坛坛罐罐”——它们就像连绵的山峰，在阳光下闪耀着银灰的光泽。
爸爸说过，汽车上用的油，就是他们生产出来的；飞机上用的油，也是他们生产出来的；甚至枪炮上用的油，他们也能生产。从那以后，走在车水马龙的街头，我都觉得爸爸他们工厂里的叔叔阿姨很伟大，他们工厂里的那些坛坛罐罐很伟大。
有段时间我还是不喜欢爸爸头上戴的那顶沉甸甸、硬邦邦的安全帽。直到在爸爸的数码相机里看到那些照片：几顶在施工中被轧坏的安全帽，被放在厂门前展览。我问：为什么呢？爸爸说：如果检修不戴安全帽，你想想人的头会变成什么样子？
后来，我才知道，爸爸头上戴的那顶沉甸甸、硬邦邦的安全帽，不止一种颜色。除了红的，还有白色和蓝色的，戴在不同工种和岗位的人员头上。你可以想象，他们在这个季节，在检修工地进进出出地忙碌，那些彩色的安全帽，就像流动的色块，该有多美。可惜，现在我还不能亲眼见到。
老宅
■雨墨
堂哥打来电话，说是有人要买老宅。我的思绪一下子飞开了。
回到老家，站在秋意深深的老宅院子里，试图用心底的记忆去触摸那一丝丝的暖。曾经红色的砖地，因很久没有人打理，厚厚的灰尘铺漫着，从砖的缝隙里长出的杂草，在秋风中静静地摇曳。老屋依然伫立在那里，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那失色的门楣，如老人浑浊的眼球，期许着它的孩子早日归来。这一刻，莫名的凄楚与荒凉笼罩了我。
童年的记忆里，老宅如同一座漂亮的宫殿，青砖的院墙，红色的琉璃瓦，在那个年代里，北方很少有这种花园式的院落。四间正房，东西各有两间偏房，大门两侧是东西各两间的倒座房。无论是春天还是夏天，满院总是一片葱翠，因为奶奶是个喜欢养花的人。童年的记忆里大多与老宅有关，那时候，总会觉得奶奶如魔术师般的神奇，一百多平方米的小院里，会被奶奶设计成一幅立体的油彩画卷，那色彩与线条的勾勒，都盛满了奶奶的那份精致与对生活的热爱。
老宅坐落于市区的南部，背靠一家具有上百年历史的量具刀具厂。这是爷爷随他的父亲闯关东置办下的第一份产业。做了警察的爷爷，因为这份职业而认识了知书达理的奶奶，也就是因为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爷爷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置办下了老宅这份家业。在爷爷的世界里，这是送给奶奶最珍贵的礼物。
周围渐渐建起了更多的工厂，老宅在众多厂区当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曾经有很多次有人想买下它，但爷爷都没有将它出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爷爷奶奶相继去世，老宅便开始日益荒芜。
2004年的秋天，父亲决定翻盖老宅。在拆除老宅的那天上午，父亲叫来了大伯和叔叔两家人，也请来了照相馆的师傅，一大家子人在老屋的门前合拍了一张照片。随后，父亲对修建房子的工人们说了一句“拆吧！”然后父亲转身走出了老宅，一直朝前走，没有回头。如今回想，父亲觉得拆去的不仅仅是老宅，随老宅离去的还有他一直攥在手里爷爷奶奶最后一丝味道吧。
修建后的老宅，没有选择本地典型的房屋造型，父亲把关内的一些建筑风格融入了进去。正房上下两层，二楼还有一个大大的露台，这个露台是我最喜欢的地方。父亲没有延续爷爷在院子里盖厢房的设计，而是在院子靠道的一面直接盖了四间倒座房，这样院子显得更加的宽敞规整。
岁月的脚步缓缓前行。母亲病逝，父亲也病倒了。我陪着病重的父亲回到老宅。轻轻推开老宅一楼的门，我觉得那紫铜色的门扇很重。父亲轻轻抚摸着挂在墙上的二胡，眼里全是泪水。我能看懂父亲那种眷恋……当送走了父亲，把老宅门锁上的那一刻，我再也不敢轻易去打开那扇门，怕开门的刹那，会失去亲人们那最后的味道。
如果说父母是一首爱的长诗，里面写满了父亲的宽厚与刚毅，母亲的柔静与宽容；那老宅一定是一篇叙事抒情散文，字里行间写满了浓浓的爱，深深的念，值得我用一生去回味。老宅，见证了我色彩斑斓的童年、叛逆懵懂的少年。经常在梦里梦到老宅，它那温暖而安详的姿态，总会让我感觉到踏实与温暖。
我告诉堂兄，老宅我不卖。老宅不老，从翻建到如今才整整十年。当岁月慢慢流逝，记忆与味道，或许会随时光的流逝渐渐淡去，但那份对于老宅的不舍与眷恋，就像我对亲人的思念，将成为我生命中无法抹去的记忆。
父亲的二胡
■王秉
傍晚时分，天已擦黑，想下雨又下不来雨的天空，有点闷。这个时候，只有父亲一个人闷闷坐在堂屋正间，也不开灯，他静如雕塑一般，端坐在椅子上，拉起了二胡。二胡的调子充满惆怅，充满悲怆，在近乎停滞的空气中蔓延开来。这时，我就坐在房檐下，也不出声，静静地望着院子里的洗手池、灶间门、院子大门，它们也和我一样，静静听父亲拉二胡，一定也听出了悲伤和忧愁，只觉得，无限伤感萦绕在空气中，萦绕在心头。
父亲喜欢瞎子阿炳拉的二胡曲，对《二泉映月》中的沧桑、悲怆、寸断肝肠，感受颇深，有时父亲听着听着就默默地流出了眼泪。时间一长，父亲听得多了，也试着学拉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也含有悲悲切切的味道，父亲显然对自己的摸索成功，添了几分自我肯定的欣慰。父亲很苦，他从小时候起，就学会了烙筷子，学会了扎刷锅用的刷子等，然后拿到距村十里之外的马营街去卖，换回来钱弥补家用。有一年冬天下大雪，父亲又去赶集，路过一条河，他舍不得弄湿奶奶给他做的新鞋子。在过河之前，他脱下新鞋子，趟过冰冷刺骨的河水，上岸之后，又舍不得再穿，两只鞋就用细绳子两头一系，挎在一个肩膀上，一路光着两个小脚丫板子，一直走到马营街，他卖掉东西回来，一分不少地交给奶奶。父亲没有读完小学，不是父亲不喜欢读书，而是因为家里太贫穷。命运似乎对父亲太残酷太不公平，然而，处在那个年代，又能如何呢？这样的少年人生经历，父亲能向谁去倾诉呢？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拿出他珍藏的二胡，在吱吱呀呀的或长或短的声调中，娓娓道来。
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有了工作。孩子多，母亲没有工作，又生活在城里，仅凭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支撑，是何等的艰难。在我的记忆中，每到开学的前几天，五个孩子四个要交学费，父亲真的很愁很愁。借钱吧，都借遍了，这一次该向谁张口呢？这样的艰难岁月度日如年。这期间，父亲似乎从来没有吃过饱饭，但他却很高兴地看着我们围着桌子吃饭的样子，他一点也不愿意委屈我们。但是，有天早上上学之前，馒头少，稀饭多，不懂事的我却要多吃馒头，也不顾姊妹们能否吃饱。父亲责怪了我，我就哭着到母亲跟前告状，结果，母亲和父亲吵了起来。现在想想，饿着肚子的父亲那时多么的艰难和不易。
父亲拉二胡，我现在才知道有多么哀伤，这样的哀伤和内心的酸楚，他只能借助二胡低低倾诉，把自己的过去和现在统统倒出来，道出了人世沧桑和几多磨难。
如今，父亲已经不在世八年多了，在入葬的那天，他心爱的二胡和他一起入了棺，愿他老人家在天堂和他的珍藏相知相伴，最好能多拉一些快乐的曲调，那就太好了！
父亲的树趟子
■赵富
老家房后，有一片杨树林，是父亲留给我们的“遗产”之一。
在家乡，乡亲们管树林子叫树趟子。当我家房后的杨树林长成一人高时，父亲便开口闭口把“后杨树趟子”长在嘴上。
记忆中，我家的老宅是两间房，在道北。那个年代，屯里的房身地宽敞。从前房檐到大道足有150米，加上房后的小园，赶上半拉园田地了。无怪乎母亲常说：小园子是咱们的半个命根子。
母亲说得对，父亲热爱小园子，就像疼爱自个儿的孩子一样。当年，正当小园子为主人默默地奉献时，一股邪风突然一夜间刮到我家的小园子，小园子变成了“资本主义尾巴”。当然，被割得心都疼的还是父亲。
那时，上边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家后园子只给一半。而另一半，却都撂荒了，长满蒿子野草。但父亲舍不得，多好的地，就如此撂荒，白瞎，败家呀。于是，我家后园子便冒出了一片杨树林。而杨树趟子，却又与父亲的生命牢固地绑在一块。
记得是个春天。有几个中午，父亲都没睡晌午觉。他光着膀子，顶着烤人的阳光，用镰刀割掉小园子撂荒的野草，用铁锹翻遍了每一寸土地。在我们童年不解的眼光里，父亲从队上植树造林时拿回些树苗，栽在“资本主义尾巴”上。且几年时光里，长成一大片树趟子。
在那节骨眼的卡裆上，父亲在后小园栽树，也是冒着老大风险的。那块地，撂荒可以，但不可使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决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而父亲栽上树，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好在借父亲根红苗正、苦大仇深的光，还真没惹上多大的祸。其实，还仗着父亲在生产队当打头的。队长也大不见小不见了，象征似的拔掉几棵，也就不了了之，树趟子也就躲过一劫。
父亲伺弄树趟子，特上心。地铲得干干净净，一棵草都没有；挟杖子时，把树趟子挟在里边；退树杈子时，修得恰到好处；哪块伤了，抹点铅油。小树长得溜直，几场春风过后，便扯开拳头大的叶子，沙沙直响。
母亲喜欢树趟子，但又喜欢小园秧歌菜。树小时，看不出对小园秧歌有啥影响，可一旦长到房子高，就碍着小园的小秧歌了。记得有几次，母亲一个劲地跟父亲嘟嘟，要把挨着小园子的树拉掉。当父亲听到这话时，一生少有地与母亲瞪眼睛了。像谁动弹他的树，就要跟谁急似的。打这之后，再也没见过母亲提起这事。
父亲与杨树林的故事，最扣人心弦的情节当属杨树有“户口本”的一幕。那是政策有些松动之后，谁栽的树归谁。为这，父亲当然高兴了一阵子。记得有一天，公社林业站的人到我家给发了个小本本，是树照。当时，父亲布满老茧的双手，捧着小本本，眼睛滴出了热泪。口里还自然自语地叨叨：咱家的杨树有“户口”了，不是“黑户”了。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后园子杨树林，变成参天杨树趟子。父亲年龄大了，不能在队上干活了，整天在杨树林转悠。而我们这些儿女，像杨树林中的小鸟，一个个出飞了。记得一个节日，从城里回来探家，父亲让我到后园子查有多少棵杨树，我数了好一会儿才数清：75棵。
其实，父亲心里早就有数，他告诉我一个心中的秘密，让我震惊。我们兄弟姐妹八个，当年他栽了80棵杨树，计划每个孩子分10棵，待成材后盖房子当檩子。那么，为啥少了5棵？父亲告诉我：你二哥有病早亡没留下后，那5棵就是他的了。在多少年之后想起此事，我心里还酸疼酸疼的不是滋味。
父亲走后，杨树林由四弟代管。因为我们都在城里，只有他住在父亲的老宅院。在翻盖房子时，杨树都派上了用场。能当檩子的当檩子，能当柁的当柁。近些年，每当我下屯看见四弟家房巴上的檩子，就想起后园的杨树趟子。
亲亲的杨树林，是父亲留给我们用文字解释不尽的丰富遗产！
外婆的 “谎言”
■伊雪羽
奶奶家离得远，我从小生活在外婆家，外婆一直用心抚养我。我生活在外婆的温暖里，也生活在外婆的谎言里。
很小的时候，外婆领我去公园玩耍，公园里花团锦簇，我高兴地跑到花池旁，随手采摘了几只花朵，然后抛向空中，花朵随风而舞，我开心极了。这时外婆看到了，急忙把我叫到她跟前，认真地对我说：“千万不要再摘花朵了，花妈妈在旁边正偷看呢。花妈妈很心疼，谁采摘花朵，花妈妈都记在心里了。每到冬天，花妈妈就会施展法术，惩罚摘花的人，让他手上裂开一道口子，会很疼的。”我又惊又怕，忙问外婆：“我的手是不是也要裂开一道口子呀？”外婆安慰说：“我替你向花妈妈道歉了，花妈妈说没事了，就看你以后的表现啦。”外婆还告诉我，“花儿也是有生命的，要做一个爱护花木的好孩子。”我记住了外婆的话，不再随手采摘花朵，还经常给花儿浇水呢。公园里的爷爷奶奶见了，总是夸奖我。
刚上小学的时候，班里来了一个插班生，她是从农村来的一个小女孩儿，因为她个头矮，老师就安排她和我同桌。我喜欢原来的同桌，他是我家的邻居，又是我的好朋友，老师把他调到了后面。这下我不高兴了，于是就很反感新同桌。我在她身后贴纸条，还拽她头发，老是欺负她。
星期天我准备和小朋友一块出去踢足球，刚要出门，就被外婆叫住了。外婆温和地说：“这踢足球嘛，一要会踢，二要速度快，让别人追不上你才能赢。你知道怎样才能跑得快吗？”我噘着小嘴回答道：“使劲地跑呗。”外婆整理了一下我的衣襟说：“这人嘛，从小就要为别人着想，多做好事，多做善事，比如关心你的同桌，与她搞好团结，爱护她，做的好事多了，就会感到自己像羽毛一样轻，走起路来自然就健步如飞了，那样别人就追不上你啦。”我果真相信了外婆的话，第二天就与同桌和好了，我还给她带了好吃的，还经常领她来我家玩呢。
后来长大了，我以为外婆再也骗不了我了，可是那一次，外婆又编织了一个善意的谎言。那年的一个夏天，我上高三，临近高考的时候，有一天外婆把我叫到跟前说：“外婆年龄大了，怕热，你姨妈家住在大城市，家里有空调，我想去那里住上一阵子。你在家抓紧学习，准备迎接高考，可不要挂念外婆呀。”为了让外婆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我坦然接受了外婆的话，就安下心来备战高考，结果如愿以偿考上了大学。可后来才知道，外婆因为身体不好，去省城做心脏搭桥手术去了。她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和考试，就编织了这个谎言。还好，外婆身体恢复得挺快。事后我惊出一身冷汗来，如果早知是这样，我会为外婆的健康担忧，我会寝食不安的，那样就不会安心参加考试了。
外婆从小就教育我要坚强，不要哭鼻子，那样会变成金鱼的眼睛。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外婆编织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谎言”，鼓励我，引导我，让我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我从小生活在外婆的温暖里，更生活在外婆美丽善意的“谎言”里。
母亲的门歌
■黄邦在
我小时候，母亲美妙的歌喉在十里八乡是家喻户晓的。因为每逢节日，特别是春节，母亲就到各村挨家挨户地唱，唱恭喜发财的门歌，唱喜添贵子的门歌，唱祝福长寿的门歌。每每唱完，便用企盼的目光看着主人家，希望能得到几个赏钱。
记忆中的童年，家里总是揭不开锅，尤其是青黄不接的春天，要靠吃野菜才能勉强把日子对付下去。特别是父亲到石场做采石工，一条腿被砸断后，家里的窘境更是可想而知。因此，每年春天，全家的生活就都指望着母亲唱门歌所挣的那点赏钱了。
刚开始，陪同母亲一道出去唱的还有父亲，他拄着拐，背着锣和鼓，母亲唱，父亲和。他们每天早早起床，往往一天要走上几个村子，行上百里路，晚上回家时，已是满天繁星。后来，由于无钱医治，父亲的腿病加重了，无法走路，母亲便只能一个人出去唱门歌。
唱门歌的日子是非常辛苦的，当别人家都在过年，尽情享受合家团圆的喜悦时，母亲却不得不拿着锣，背着鼓，走村过寨。由于没了父亲的配合，母亲不得不一个人同时敲击锣和鼓，自己边唱边和。为此，母亲特意把自己关在寒冷的屋子里，苦练了好一阵子。
那年月的春节，总是雪天居多。别人都猫在屋里，围着火炉，嗑着瓜子聊天打牌，可我母亲却站在门外，忍受着刺骨的寒风，认认真真地唱着一首又一首门歌。除此之外，母亲还得随时忍受刁蛮人家的白眼和呵斥。有时，母亲刚一开口，主人就不耐烦地喝住她：“别唱了，吵死人。”还有人一听锣鼓声，干脆把大门关上。
所有的屈辱，母亲都默默地忍受，从不和我们说。
我上小学以后，便开始反对母亲出去唱门歌讨钱，理由是，同学们嘲笑我，说我的母亲是讨人施舍的戏子。每当我哭着向母亲讲这些事情时，她就一把搂住我，娘儿俩抱头痛哭。可事后，母亲叹了口气，对我说：“不出去唱，到哪儿弄钱供你上学？还有，你爹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了，不出去唱哪来钱看呢？”
以后的春节，母亲依旧出去唱歌。只是，她往往天未亮就出发，去的地方很远，那里再没有熟悉我的同学。
就这样，母亲年年唱。唱门歌的时候，她被主人家的狗咬伤过，却舍不得花钱去打狂犬疫苗；她被无赖抢过，却不敢对人说；她被别人取笑过，却从来不放弃。
我小学毕业那年，父亲因为病重离开人世。下葬那天，母亲跪在坟头，对那一堆黄土，悲哀地唱起了门歌。唱着唱着，她号啕大哭起来。哭过后，继续早出晚归，唱古老的门歌。
母亲的歌声，在悠悠岁月的流逝中渐渐远去。我大学毕业后，成为省城一家大公司的业务经理，很快有了自己的家。母亲唱了二十多年的门歌终于可以停下来，那一直在艰苦岁月中陪伴母亲的锣和鼓，也被她小心翼翼地锁在了柜子里。可是，久不唱门歌的母亲耳聋了。母亲与别人交流很吃力，别人需要贴近她的耳边大声说话。
我执意把母亲接到省城和我一起住。我平时工作忙，基本上没有时间和母亲说话，妻子和她交流的时间也有限。母亲显得忧郁和孤独，每天，她只是重复做着几件事，去菜市场买菜，回家做饭，她仿佛生活在一个人的世界里。
一家超市在城市广场上搞促销演出。母亲开始只在下面看，看着就入了迷，竟一个人跑上台，唱起年轻时擅长的门歌。母亲唱的时候，台下笑声一片，所有人都鼓掌。母亲以为大家很喜欢她的歌，殊不知，那是人们觉得她的声音滑稽可笑，在喝倒彩。
听到这件事，我生平第一次向母亲发脾气，而听力差的母亲好像没有听懂我的责问，像孩子般兴奋地跑进屋内，拿出一把雨伞说，因为她唱了门歌，他们送给她的。
我紧紧握住母亲的手，看见她的眼里闪着惊喜，而两行浑浊的老泪，顺着脸颊缓缓滑落。
那熟悉的歌声，我小时候曾听母亲唱过无数遍，那是母亲供子上学、养家糊口的门歌。虽然它与现代城市的音乐节拍极不协调，但是在我听来，它永远是世界上最动听的歌声。
而母亲完全幸福地沉浸在自己的歌声里，像是又回到从前，动情地唱着永远属于她的门歌。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