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长文

　　我的油田

　　■尚长文

　　油田在哪里？

　　在望也望不到边的苇林里，走也走不出的荒漠大野里。

　　在小小少年遥望钻塔的眼神里，回也回不去的荒原小路上，被风吹散了的记忆里。

操心人儿

上初中时，我们的学校坐落在胜利油田河口区的一个叫中心路的地方。

　　路远。走路，大约得一个多小时。对少年来说，这便是一段了不得的距离了，便常常去到我父亲所在的单位等便车。

　　那个单位，当时叫固井队。我们到父亲的单位，通常是在一个空旷的大院子里等车。一是好随时搭上便车，另一个么，那个院子里通常有一些工间休息的职工，在院子里指点江山。

　　这些人谈的题目都很吓人。有的时候，主要谈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怎样攻打才更具有把握；有的时候，则谈谈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问题。当时的油田职工，大多是复转军人。这种特殊身份，便似乎给了他们讨论这种大问题的权利。

　　石油人，一开口就谈国际国内的大事儿，像不像时下京城里的那些个出租车司机呢？

　　有一点倒是毫无疑问，那个时代的石油人，都是一些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操心人儿啊。

　　关心国家大事，谈论国家大事，像个政治局常委似的，反复去琢磨、研讨、论战，这个特征，在我父亲那里，也体现得特别明显。我父亲直到临去世前，还一直保持着每天看新闻联播的习惯。

　　对父亲的这种习惯，我是颇有异议的。直到他去世前的那两年里，我才突然发现，这是那一代石油工人的生活习性啊。除了石油大工业的文化熏陶着他们，他们的身上，还有着一生里难以去除的军旅文化，两种红色文化形成了他们这种特有的视角、特有的生活习惯。

　　位卑未敢忘忧国。在那一代石油人的身上，真的体现得尤为典型。父亲是2013年3月去世的，享年90岁。那一代的老石油，大多都已驾鹤西去。想一想最艰苦的日子里，一群全身沾满黑石油的人，在荒原的最深处，关心着世界、关心着国家，我就似乎明白了，一个个大油田为什么能从他们的手上诞生了。

　　有时候，我特别渴望，能严肃地和我的工友们谈一谈外面的世界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尽管我知道，我的想法，有些书生意气，也有些荒唐可笑。

过年

年是孩子的节日。

　　孩子们比大人更关心着每年一次的春节。

　　油田里的春节，不像年画上的节日，没有丝毫的喜庆、热烈、浪漫。对大人们来说，春节，不过就是可以堂而皇之地睡几个“自然醒”的，可以赖床的懒觉。

　　天，死冷死冷的。荒原上，苇子死了，红柳枯了，蓄满水的沟沟汊汊，也无一例外地结满了冰。这样的春节不免令人扫兴。

　　快乐事情当然也有。比如，可以相对自由地吃零食。零食，无非是麻花、馓子，以及其他的一些或蒸或炸的食品。这些食品，都是母亲在年三十到来前，最迟也是腊月二十九的那个晚上做出来的。

　　春节的几天里，家里总要请上两桌客。这两桌客，一般是在初二之后，初五之前。一桌是请父亲单位上的工友，另一桌则是请经常走动的几个湖北老乡。年根里备下的过年的美食，除了年三十的那一顿团年饭，剩下的，就差不多全部放在了这两桌上。贫穷的岁月里，年，有一多半是在为别人精心打造啊。

　　油田人家过年，规矩相对较少。也拜年，但不磕头，也不作揖，扯着嗓子问候一声，再或者握一下手，就什么都有了。在家里，我们这些孩子，也可以在春节里放纵一下。母亲在世时，有吃烟的习惯（湖北老家里，把抽烟叫做吃烟）。直到临去世前的头半月里，母亲在医院的病床前醒来了。我问，妈，想吃烟吗？母亲微微点头。我把母亲从床上艰难地扶起来。我在后，母亲在前，母亲就坐在我的怀抱里。我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点着。母亲抽了那支烟的一半，便抽不下去了。她把烟递给我，示意我将烟摁灭。我看了看那支烟，将烟坚持抽完。那个时候，我的嘴里满是苦味儿。我最早的烟龄，就是在少时的油田的春节里，是从吃母亲的“烟屁股”开始的。

　　初五过后，父亲们便开工了。从初五到正月十五，虽然还算春节，但，年似乎已经匆忙地开始动身离去。十五的元宵，便让人有一种朋友分手的感觉，留在心底的，是一种淡淡的留恋。

　　少年的春节，是一枚让人意犹未尽的，尚未捂好的柿子。

荒原风

少时，只觉得荒原很大，大得让人心慌。天上，没有一只鸟，心也就跟着空旷起来。

　　这里的世界亘古不变，只有风没有拘束地跑来跑去。

　　风在白天，是看不见的，到了夜晚，便长了足，也长了嘴。风从远处跑过来，嘶喊在房子的四周。夜晚的风，也因此显得狰狞。

　　荒原上，雨季很短。有雨的日子，风便显得阴冷。冷风里，雨是变化着的，或者很大，大的能把一切连同记忆全部冲走。或者很小，绵绵如丝，丝一般绵绵的愁。

　　在黄河口，下雨的日子一般是在夏秋两季。

　　这两个季节里，风其实并不冷。

　　内心的记忆里，不知为啥，却只觉风是冷的。

　　看来，记忆这个东西，有时候是不靠谱的。

　　不过，深秋的风，倒真的是很冷很冷。

　　秋来了，大野一片辽阔。很小很小的心，装得下钻塔、采油树、无际的苇子，装得下一个很大很大的世界，却盛不下一口悲怆的秋风。

　　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上班的头一年里，我的一个伙伴，一个南方来的小伙子，和我在一个班干活的时候，就曾被一阵簌簌的秋风吹出了两行清泪。那是一个短暂的过程，他笑着说，荒原上的风，哪里是风啊，是催泪剂。

　　说这话的时候，他正穿着厚厚的沾满油污的工衣，就连脸上也布满油痕。他背靠着井架，他的样子，直让人觉得他就是井架的一部分。

简单的奢华

七十年代末期的油田人家，最时兴的三大件，便是自行车、大挂钟、红灯牌收音机。

　　自行车、大挂钟就不说了，收音机倒是必须讲一讲的。那个年代的收音机，甚至比现在的电视机更让人稀罕。早上，我们这些油娃六点钟便已洗漱完毕，趴在桌子上，吃每天不变的或黑或白的馒头，喝稀稀的直烫舌头的玉米糊糊。这样的早上，是收音机新鲜了每一个平淡的日子。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这是一个在油田少年里，几乎人人都能喊出的响亮的名字。天津台，是我们必须收听的一个广播电台。那里面有每周一歌，有小说连续播讲。周末，我们还能守着收音机，听相声，听整套的话剧演出。天津，因为一个广播电台，让我们对这座城市，有了最初的无限的遐想。

　　《泉水叮咚响》 《再见吧妈妈》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洁白的羽毛寄深情》《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让我们记住了于淑珍、李双江、李谷一、关牧村等那个时代最早的炙手可热的明星。因为是每周一歌，几天听下来，我们班里的学生便差不多人人都能很熟练地把那些歌曲唱下来。

　　中午，边吃饭边听天津台的小说连续播讲。我现在还能很清楚地记得，那个播音员名字叫关山。《烈火金刚》 《战斗的青春》《飙字军》等长篇小说，都是由关山主播的。那个时代的长篇小说，大都没有爱情方面的情节，《战斗的青春》似乎是个例外。尽管是个例外，但里面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也写得极为朦胧。不幸的是，小说里女主人公所倾心爱着那个叫“胡文瑞”的人，最终却叛变投敌了。当明白了自己的恋人最终是个叛徒的时候，女主人公在对其执行枪决时，用微微颤抖的声音喊了一声恋人的名字“胡文瑞”。一个简单的脱口而出的名字里，透出的却是伤心、失望、悲痛乃至仇恨。守在收音机旁的我，被深深地震撼了。现在想来，这应该是我最早所感受到的文学的力量。

　　周末，我们会守着收音机，听整台的文艺演出。曹禺的话剧《日出》，就是从收音机的天津台听来的。

　　听收音机，最大的副产品就是，这个物件为我打开了一个宏大的想象的空间，给我这么一个混沌未开的少年，起到了一种醍醐灌顶的作用。今天的我尽管仍是一个不入流的作家，但最初的这种文学的翅膀，却是在那时插上的。不起眼的收音机，将一颗文学的种子植入到少年的心上，生根发芽。

　　再之后，我们还从收音机上听了全套的刘兰芳的《岳飞传》 《杨家将》，以及八十年代早期的一些流行歌曲。

　　大约是从1982年开始，油田人家开始用上了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那时候，我已经去广东的一个城市，开始了新的求学。

　　承载着油田人家精神世界的收音机逐渐退去的时期，正是我们那一代“六零后”步入青年的时候，少年油田逐渐长大的时候。

聚散

我乡下的一个亲戚，一辈子没有去过县城，最远的地方，就是到乡上赶集，再或者去远远的山里打柴。石油人一生逐油，到的地方，当然让我那位乡下亲戚无可比。

　　走的地方多了，分分合合，聚聚散散，就平常得很了。

　　我父亲打了一辈子井，找了一辈子油，天南海北的，很是走了些地方。我工作过的油田却不多，先是从学校毕业分到西北的长庆油田，1986年又从西北赶到胜利油田，参加了胜利油田的孤东石油大会战。

　　会战中的孤东，热闹非凡。几万会战人马，“呼啦”一下便上去了。钻塔，一排排，一行行。采油树，按照统一的距离，同一个方向地朝向东方。到了夜晚，运输的车队，像一条无边的游龙，整夜地游移在荒原上。

　　年轻的心总是容易被激动，被感染，便觉得通向海边的那一条会战的公路，也是一条通往彼岸的理想之路，便仿佛这个世界到底还是属于我们的。对着夜空下的一天繁星，年轻人点燃起熊熊的篝火，扭起了笨拙而不失激情的迪斯科。

　　孤东会战还在继续，长庆油田那边便传来大气田被发现的消息。很快，我们中的一部分人转战去到了陕甘宁。分手的时刻，大家热情地拥抱、握手，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大声地打着爽朗的招呼，一遍遍地说着“再见”。还有的伙伴，干脆大声地唱起了那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谁也不怀疑，二十年之后，当我们再次相见的时候，我们便会成为享誉石油工业的劳动模范。

　　很快，二十多年，云烟一样地过去了。当生活催人老去的时候，我们中的许多人这才痛心地发现，二十多年前，当我们在那个寒冷的清晨告别时，我们中的许许多多人，已注定今生便不可能“再次见面”了。

　　这说明，生活里，有的汉语词汇，是不能讲，不该讲，也是不敢讲的啊。

　　就像我们曾经的青春，曾经的爱情。那时候，守着钻塔和采油树，我和一个女子曾经相互表白，要挚爱到永远，令人悲催的是，海未枯，石也未烂，我们却像两条游动的鱼，再回首，一个在此岸，另一个则在彼岸。

读书

经济困难的年代，书还是要看的。我最早读到的书，是我的一个当老师的舅舅邮寄来的八部现代京剧的连环画及包含其全部台词的剧本。那几部现代京剧，不知道是电影看多了，还是剧本看多了，少年的我差不多能把台词全部背下来。

　　成年后，因为写作的原因，我反复研读过汪曾祺的作品，那时才知道，汪老爷子居然还是京剧《沙家浜》的剧作者。“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现在来看，《沙家浜》的台词还是那么有韧劲儿，有嚼头。

　　最有意思的是，我的那个亲戚居然还把县文化馆编的杂志给我们邮来。那里面自然也有小说散文诗歌什么的，只不过，那些作品都有着浓浓的“文革”的痕迹。有意思的是，当下中国诗坛上的重量级诗人王家新，最早的诗歌就是从那里起步的。王家新是从我老家走出来的一个诗人。他是上个世纪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因为王家新的缘故，我那时便是一个诗歌爱好者。

　　十多年前，我曾去过一趟法国，顺便就去了巴黎的卢浮宫。在那座举世闻名的艺术殿堂里，我看见了一幅名字叫《梅杜萨之筏》的巨型油画。那幅画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在一次海难中，一群幸存的人挤上了一个木筏。漂游在海上的人们，最终因为饥饿，把年老病弱的人相继吃掉。最后的时刻，他们在海的尽头看见了一艘船的桅杆。这幅画所讲述的就是桅杆出现的时刻，人们的各种表情，有激动、有欢呼、有羞愧，也有因怀疑远方的船能否真的到来，而继续残杀的情景。

　　卢浮宫里充斥着繁多的世界名画，但这幅却让我难以挪步。

　　它让我想起了王家新的一首诗。

　　那是我20多年前熟读的一首诗。诗的名字叫《希望号渐渐靠岸》，是一首叙事诗。上世纪80年代初期，长江上游因一场洪峰，停航达一月之久，王家新在那首诗里描写了首次航班抵达之际的一些场景，鼓励人们要在最苦难最迷茫的时候，务必要保持信念，相信“船”终将会到来。

　　1985年，我从最南方的城市，毕业分到了西北长庆油田的一个采油队。动身前，我的那个行李箱中塞满了诗集。其中有一本，便是我那些年里所收集到的王家新的作品。那是一本诗歌剪贴本。

　　我对诗歌真正的写作，大概便是从那时开始的。寂静的长夜，我伏在桌子上，有时桌子被人占用了，便索性伏在床头的箱子上，再或者直接趴在床上，开始着自己最初的诗歌写作。“诗言志”，青春里所有的梦想、期盼以及欢乐和忧伤，都从稚嫩的笔下流成一行行的句子。诗歌，让我对远方和未来充满了憧憬。

　　西北的生活是艰苦的。有一年春节，我独自到山中的黄土高坡上守单井。那是一口孤零零的油井，周边没有人烟，也没有鸟鸣。短短的一周下来，我的舌头就变硬了。那时，我的心情沮丧得无以言表，时常独坐在坡上，遥遥地望着老家的方向，一任西北的山风从耳旁呼啸而过。许多年之后，我曾经无意里对母亲提到过那段往事，却不料一抬头，我看见母亲的眼角挂满泪珠。母亲说，真没想到，你吃了那么多苦哇。

　　为了遏制越来越明显的口吃现象，那段日子，一次次我站在西北的黄土高岗上，迎风吟诵着一首首励志的诗篇，其中便有王家新的那首《希望号渐渐靠岸》。

　　……握紧我们手中的船票吧

　　我们的船票就是信念

　　在苦难中 用双手紧紧抓住的信念

　　那些鼓舞人心的励志诗歌，在那个年代，给了我无限的温暖，就像一个少年置身于冬夜的街头，苦等并坚信最后一班车终将会到来。因此，当我站在卢浮宫里，面对着那幅著名的油画时，动情地感受着的却是一首诗歌的力量。

　　毕竟，是曾经的诗歌，给了我们那一代人最坚强的信念啊。

　　也因此，直到现在，我仍喜欢写些分了行的句子。我更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刻，从书柜里翻出一本本发黄了的过去的诗卷，把那些熟悉的青春里读过的诗，拿出来一遍遍地回味。再或者直接把那些永远只能发表在抽屉里的过去的习作拿出来品读，因为在那些诗的背后，无不刻满了岁月里点点滴滴的心事。尽管我知道，青春早已逝去，就像枯萎的花永远不再开放，就像石头永远不会睁开眼睛。

探亲

李白在《早发白帝城》里这样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对这首诗，我一直持怀疑态度，出个门儿，有那么轻快、那么容易的吗？

　　少年时期回一趟老家，可不像现在。那阵儿，从山东到湖北，汽车火车换着来，一走就是两三天。

　　走之前的准备工作，很早就开始了。大人们一遍遍地算计着凑足回家所需的花销，托人买几斤山东特产。那时的特产，无非是花生米和虾米。花生米买回来，母亲要把它们一小袋一小袋地装起来，封存好，以便于回到老家走亲戚用。

　　探亲，大约应该是那时油田人家开支最大的花销了，不少人都会为探亲所需的钱发愁。少年时的那个石油村庄上，我就见过一对邻家夫妻为探亲的事打架。当着邻居，那家的女人拎着菜刀紧追自家男人，女人追不上男人，就索性蹲在地上放声号啕，他不让我回家不让我回家呀，我想我爹想我娘啊。

　　想回家想得不惜对自家男人动刀子，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把省下的钱扔到铁路上，是那时的石油人家最为气恼的一件事儿了。

　　油田虽然地处荒野大漠，但，再偏僻的地方，也会有故乡人到访。老家的人来油田，且不说钱上的花销，也不说路途的漫长，最令人苦恼的，就是油田单位没有具体的住址。七十年代，我家写给故乡的信件上，标注的地址，往往是几号几号信箱。我现在还记得，我家的通讯地址是：山东省沾化县52号信箱。

　　是战备的需要吗？或许吧，据说，当年的胜利油田属于战备油田，对外是保密的，于是，千里油田便都浓缩到了一个个信箱里。

　　故乡吹来的风，以及那一双双从故乡屋檐下遥望的目光，他们识得这被编码了的信箱吗？

　　那一年，我外爷来到了油田。外爷临走，我用积攥的零花钱给他买了一瓶一块二毛钱的红酒。外爷一生善饮白酒，但我的零花钱实在有限。

　　外婆从没到过油田。当年去世时，始终不愿闭眼，外婆艰难地对守在身边的小姨和舅舅说：大女娃子回来了，就在门口，你们咋不让她进来？小姨说：姐姐在山东，在胜利油田，太远，回不来！外婆这才停住了呼吸。

　　油田，距离故乡到底有多远呢？

　　不知道。

　　我所知道的是，我的父亲，一个石油师的老兵，1952年转业来到石油战线，六十多年的石油生涯之后，才被我捧回到故乡静谧的墓园里。

　　却原来，一生漂泊的找油人，他们需要用大半生的经历，才能真正地回到故乡的啊。

人在荒原

荒原真大啊。

　　小时候，老觉得荒原大得没有边沿。站在荒原上，分别看四个方向，视野的尽头，全是黑黢黢的地平线。天很高，云很白，荒原很静。很静的荒原惊不起一只鸟，荒原上原本就很少见到鸟。

　　这样的地方，总能让人很容易地生出许多奇怪的想法和念头。

　　少年尤其如此。有一次，我便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沿着离家不远处的一条小路，向着苇子林的深处走去。天知道，我走了多久，甚至我连走出去的距离都难以明白，只记得我最终是被一条河流拦住了路。再回头，房屋小了，村庄小了，耳旁只有哗哗的流动的水声，身体被原野上冰冷的凉风所包围。往前看，没有房屋，没有树木，只有青青的苇子林覆盖着远方。

　　这是一次印象极深的少年探险之旅。密密匝匝的苇子林，带给一个少年的，是一种无边的神秘和幻觉。今天的我，如果还算是一个伺弄文字的人，那也应该和荒原带给人的奇妙的想象有关。

　　这些年，在荒原上活得久了，就常常追忆旧时的情景，从前的荒原。那时候，每到周末，小伙伴们便总会到原野上，用铁锨堵了水沟的两头，再用脸盆把水豁出去，剩下的便是对鱼的收获了。那些伙伴在后来的石油大会战里，有的便随着父母重新去了更远方的油田。

　　他们还会想起山东想起这个叫胜利油田的地方吗？

　　隔壁的石油老人走了。

　　没多久，又一个石油老人走了。

　　最令人沮丧的是，有的老工人退下来没多久，就也走了。这些人打了一辈子井，采了一辈子油，工作的时候试不出来，一放下工作，退下来没几天，身体的各种病患就显露出来，说没就没了。

　　呜呼，岁月如斯，如斯啊。

　　那个姓付的东北老太，60岁出头了。典型的“油二代”，父亲是老大庆。付老太太当年下过乡，参加工作后，从大庆来到胜利油田，结了婚成了家。不幸的是，孩子打小就患有血液上的毛病，因为计划生育，之后一直没再生育。后来，丈夫死了。再后来，儿子在病患中长大，最终结婚成家，却不料孙子刚一岁多时便撒手人寰。

　　付老太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2001年，在油田协解风中解除了劳动合同。好不容易熬到退休，但一点可怜的退休金，又怎能养护隔代的孩子。

　　前几年的一个春节，我和文友来到付老太家。

　　让我们惊讶的是，房间的一角，竟还挂着一张吊床。

　　付老太解释说，我当知青那阵儿，看过一个罗马尼亚的片子，里面有一张吊床。巨大的无边的森林里，男女主人公在那张吊床上嬉戏。从那时起，我就渴望着自己也有这么一张吊床。现在，一个人过，总算有了搭吊床的空间。

　　这让我感动，万分的感动。

　　幸亏守着人，如果只我自己，如果是在空空的荒原上了解到这些情景，我想我会埋下头对着荒原痛哭一场。

　　是啊，如果没了童心，没了浪漫之心，我们又该怎样在疾风骤雨的荒原上活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