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儒勤

　　一位抗日老兵的述说

　　■汤儒勤

　　1954年秋天我随部队从朝鲜返回祖国，正值国家调整武装力量，老兵退役新兵入伍。我转业被分配到辽宁省鞍山市一座刚建成的胸科医院。趁医院还没开院接收病人，我请假回乡探亲。

　　离家五年了，一进村映入眼帘的情景比以前好了许多，虽然还都是老草房，有的弯腰驼背，但家家院内都有鸡鸭鹅狗活跃着，遇到的熟人脸上都露着喜气，为这小村庄增添了勃勃生机。

　　步入熟悉的小院，家里的大花狗就向我奔来，本以为它忘了是我把它抱来的要咬我呢。可狗通人性，它不但没对我发狂反而站起身子把两条前腿搭到我身上，我高兴地拍着它脑门叫它的名字时，它马上收回两腿欢快地摇动着尾巴领我向上房走去。

　　进屋见到母亲心头一热眼泪就跟着流了下来。正坐在炕上的老妈一抬头就愣住了，她先是啊了一声，随后就扔下手中的东西，挪到炕沿边上来，怕她有闪失我急忙握住她双手，母亲马上把我搂住放声哭起来了，像当年送我离家时那样哭得说不出话来。这时，我听到身后有人说话，妹子，儿子进屋连包还没放下就搂着不放，快叫大外甥坐下再慢慢说话呀。我转过身一看，一个花白头发的高个男人站在堂屋二道门槛那儿，乍一看这人很像外公，可外公早就去世了呀。这时母亲也缓过神儿来了，他叫着我的小名说，这就是你没见过面的大舅，昨天来的。我一边叫他舅一边立正行礼。他满脸笑成了一朵菊花，连声说好孩子，好孩子，快坐下。

　　大舅名叫王永恒，和我母亲是同父异母的兄妹。虽未见过，但在母亲从前的言谈中我大略知道，他是个常年在外闯荡的人，究竟闯荡些什么事连母亲也不知道。

　　我的归来给全家带来了欢乐。下班回来的老爹还没说上几句话就下灶房帮着杀鸡烙饼去了，弟弟妹妹们嘴里含着糖块又是看纪念章又是抢戴军帽，亲情笼罩着团圆的家。

　　好奇心让我很想知道大舅的从前。晚饭后，我试探着问，大舅我们爷俩出去溜达溜达啊？大舅已经有些醉意了，加上他走起路来还有些踮脚，我想搀着他被他笑着拒绝了。我们肩并肩地走到村前小河边，正是夕阳斜照时，水面上的鸭鹅们扑棱着翅膀戏水，让那层层水花被晚霞染红，两岸柳丝荡漾。这平静的小村庄给人以安详的快慰。

　　我扶大舅坐在一棵斜倒的树干上，当我盘腿坐在草地上时，他忙说，快起来坐我身边。我问他，听说您年轻时总在外闯荡，是拉绺子还是跑马帮啊？问完后我有些担心，怕惹火了他会发脾气。他听了后却蛮有感触地长叹了一声后就开始说起来了：大外甥啊，你我都是军人，只是时代有别身份不一啊，你现在当兵打仗被称为最可爱的人，可我当兵时曾被有些人传为胡子。

　　是阴差阳错吗？我问他。

　　他没马上回答，拿出小烟袋装上烟抽着，然后慢慢地抬起头不经心地望着缓缓流动的河水说，民国十七年也就是公历1928年时我20岁，家里的日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正在省城里读中学，成绩是全校最好的，你外公也是喜欢有学问的人，他说我念到什么时候他都供得起。

　　可是，国家内乱，外敌步步紧逼，政府腐败无能，受苦遭难的还不是百姓嘛！作为青年不能不为这些痛心疾首，我们学校由几个人秘密联络，成立了“反内战求民主协会”。一开始只学习讨论国家形势，发表感言，后来校长张加训知道了，他是个外来人，据说以前在热河教书是摊了什么事才来这儿的。他知道我们的事不但没反对倒是暗中支持，经常给学生讲政治课，背地里给我们协会提供经费，供我们打字机和书籍。

　　都是哪类书啊？我问。

　　《共产党宣言》，还有苏联十月革命介绍，反正都是让我们大开眼界的。从那以后我们的行动就多了，经常有计划地到街上散发反内战、反卖国的传单，还到省政府门前聚会喊口号要民主。

　　警察不抓吗？

　　怎么不抓，协会成员中有个大富户的儿子叫薛显涛，他是个激进分子，有一次未经协会研究同意，他单独去省府门前刷标语就被扣起来了，是校长出钱通过关系把他保出来的。他的妹妹是我们的校花，做事比他哥稳当多了。

　　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鬼子很快侵入东三省，学校也就黄了，校长不知去向，学生们各奔前程。

　　那你上哪儿去了？

　　大舅听我这一问就笑了，说，你妈不是说我在外闯荡吗，我就闯到抗日将军马占山部下朴炳珊部队当兵去了。

　　那你一定参加过江桥战役了？我惊喜地问他。

　　他笑眯眯的不回答又拿出小烟袋抽着，慢腾腾地说，江桥战役已经打过了。那时朴军长正率部在依安、克山、拜泉、讷河、海伦地区东一仗西一仗地打鬼子，把鬼子兵折腾得顾头顾不了尾晕头转向。刚一开始一打仗我就害怕，除了出去打仗就是严酷的军事训练，我总是跟不上趟，被教官骂做臭书呆子。为了争这口气，我经常在夜间偷偷地找地方练，到底赶上来了，还在考核中受到长官的表扬。这时我被来视察的参谋长的副官认出来了，他是我中学同学的叔叔李凤林，他知道我有文化而且还有一层人情关系在，就推荐我到民军独立营侦察连当侦察兵了。靠着文化底子和记性，我很快就掌握了那特殊兵种的基本知识，能做出一般侦察员难做到的事，别人在执行任务时往往是靠画记号和文字来完成，我不用，只要找准方位，我对敌人所在地的军事部署、火力和人员位置看准后再闭上眼睛在心里回放一遍就能带回来。这一干就是十来年，也就是这段时间我被人谣传成胡子的。第一个传谣人就是我那个同学薛显涛，他当了汉奸还把以前“协会”的人员名单交给了日伪警察署，连他妹妹他都没放过，结果鬼子把名单上的人都列为危险分子，有的被抓去做苦力，没抓到本人就对其家严加监视，连家里来亲戚朋友都要拿良民证去报告登记，弄得那些同学人心惶惶，薛显涛的妹妹被气得离家出走不知去向。

　　您经历的战斗多吗？我问大舅。

　　哎呀，小打小闹的就记不清了，因为随着伪满洲国的成立，鬼子变本加厉地控制着东三省，民军的生存岌岌可危。经共产党代表做工作，我们和李延禄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合并，我们队伍的番号是抗联第三军，王明贵是三中队队长，王均任参谋长，我是他们的侦察连长。那时正是抗联最艰难时期，夏天还好过，到了冬天就是生存在冰天雪地里，住草窝棚吃干树叶子，冻死饿死的人比战斗牺牲的人还多，我这只右脚就是那时冻残废的。饥寒交迫，鬼子集中兵力围剿，我们只好把队伍化整为零，以小分队的形式找机会袭击鬼子有生力量。

　　大舅，给我讲一个你记得最清楚的战役吧。我边说边脱下外衣披在他身上。他又装上小烟袋，我接过火柴帮他点着。天已经黑下来了，那小烟袋锅一闪一闪地发光，他抽着烟像抽了兴奋剂似的，又开始讲起来了。

　　那是1941年秋天，我和女侦察员桑茵扮成夫妻进入讷河县城。那个小县城内日本军人少，主要由宪兵和警察维持治安。我俩以推销长白山参的身份住进广和客栈内，那客栈是桑茵的姐姐开的。第二天下午，在客栈最里间的一个客房内我等来了“老客”，一见面都很谨慎。落座后他先问：是真山参吗？我回答说没错，内行人还用问，一眼就能认出来。对上了接头暗号，我们两个人紧紧握住对方的手。他以前是东北军的一个连长，现在的公开身份是宪兵队的班长，真名叫李凤桐，和我们接头代号叫“人参王”。人参王拿出一个信封交给我说，全城的兵力部署、位置和各执勤点换岗时间都在这里，鬼子兵都调回到泰安镇西大营集中受训去了，现在是我们行动的好机会。另外，我们俩以后尽量不要直接见面，最好把你的媳妇留在这客栈内当招待，有什么情报由她从中转交，这样可以减少敌人的警觉。说完后他就离开了客栈。我到隔壁房间叫桑茵把情报缝进我衣服里，当天夜里返回驻地。就这样，一场袭击讷河的诱敌战开始运筹了。谋划会一直开到深夜，决定以小股兵力打讷河引诱泰安也就是现在的依安西大营内的鬼子开往讷河，趁这机会集中力量拿下通宽镇。

　　农历七月二十八日那天夜里，我带两个连的人摸进讷河警察署，弄死两个站岗的人后又摸进小楼先活捉了副署长李大鞭子，其他人被吓得连声都没吭就乖乖地举手投降了。从李大鞭子口中得知正署长田上纳一睡在楼上最里间，外间有四个日本勤务兵。想活捉很难，留活的也没啥用，一股劲冲上去同时踢开两个房门一顿横扫就把这几个家伙送进地狱了。兵贵神速，我们收拾起战利品后马上撤出，可以说这行动没费吹灰之力。但讷河警署被袭事件却震惊了全城，被传得神乎其神，说抗联兵占领警署楼里不走了，等着鬼子来迎战呢，神话般的传说被越传越广。不出所料，讷河附近的讷南、龙河的伪军奉日本人之命来支援讷河，他们没想到跑了一半路就遭到伏击。这些在日本人手下混的伪兵只有吓唬老百姓的能耐，枪声一响都吓蒙了。看前面有人中弹倒地后面的都扔下枪往回跑，来不及跑的就跪下投降，吓得直打哆嗦，喊爹叫娘求饶命。这些汉奸真是可恨又可笑。李连长大声告诉跪在地上的一个伪军说，放你回去报信，说抗日联军王明贵的大队人马明天就去攻打西大营。小子不敢、不敢。就这么说，不然我毙了你！是是是，我一定报告给皇军。什么他妈的皇军，鬼子！是是是，叫鬼子。那家伙爬起身来就钻进了苞米地。这就是先打“耳朵”，再叫鬼子集中兵力防守西大营，以便打他的“肚子”——拿下要地通宽镇。

　　“大舅，通宽当时怎么赶上肚子那么重要啊？”

　　通宽啊，地处克山西北，紧靠讷河和依安，是三县相夹的战略要地。这个镇子1940年由克山划归依安，在这以前是第六警察行政区，那时屯兵很多，商贾云集，贸易兴旺繁荣。日本侵略者看中它是要给依安驻军要寨西大营作为前哨，以便巩固对毗邻各县的统治，所以又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宪兵队和警察署，设立法院，修建监狱，加强镇压中国人的法西斯机关。镇上警察、特务横行，鬼子以通宽为轴心对周围各县人民掠夺镇压，巡查队在街市上看谁不顺眼就抓走。各种苛捐杂税花样百出，弄的商户纷纷破产，百姓缺吃少穿苦不堪言，对小日本恨之入骨。他们皆知抗日联军的英勇行为，早就盼望有那么一天打开通宽杀死鬼子和那些罪行累累的汉奸。

　　三天后的一个深夜，抗联三路军三支队队长王明贵按预先策划的方案，率领三个连兵力潜入通宽城外盲区后，我带七个战士扮成警察来送犯人叫开城门，就在守门宪兵盘问马车上绑着的“犯人”时发现疑点，我趁他进哨所打电话时给出暗号，我们一拥而上把两个门卫同时干掉。我用手电发出进攻信号后，队伍一拥而进，先解决了其余三个门的卫兵，大股兵力冲进警察署和宪兵队，一听到“我们是抗联三支队的，投降不杀！”这些平时在百姓面前狐假虎威的家伙们就放下武器，跪的跪，逃的逃。正在西大街背后“翠花楼”里睡窑姐的警察局局长梁大马棒被保镖叫醒后连外衣都没顾得上穿，钻进小胡同拐弯抹角地跑到西城墙下，蹬着保镖的肩膀跳下城墙摔伤了腿，追兵赶到时他正往前面的苞米地里爬呢。

　　我们砸开监狱放出所有被押人员，放火点着的警察署和宪兵队大院燃起的熊熊烈火照亮了通宽镇大街。队伍集中在十字街中央，百姓们纷纷聚拢过来。王明贵队长大声喊：王永恒，你们快点把梁大马棒押过来，就在这儿开公审会！梁大马棒是靠当汉奸抓反满抗日人士有功起家升官的，他依仗日本人撑腰横行一方，谁要敢和他论事讲理他就开枪杀人，冤死在他手里的人太多了。

　　两个抗联战士架着梁大马棒走进来时，人群中传出一片喊杀声。梁大马棒跪在地上身子抖成一堆烂泥似的，真魂都出窍了。

　　王明贵队长站在群众中间大声宣讲抗日救国的意义，他指着梁大马棒说，同胞们，鬼子已经快被打垮了，像他这样死心塌地当汉奸的人绝没有好下场！这时人们异口同声地喊：枪毙他，枪毙他!

　　抗日联军救国爱民的壮举早就扎根在人民群众心中。联军一进城，就有很多商户目睹战士们身穿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脚蹬露趾头的鞋时，就开始串联给筹集了很多衣服和鞋帽。有一家较大的裁缝铺特意赶制出背包和子弹袋，居民们也纷纷送来衣物和食品。还有人当场脱下自己的上衣塞到战士手里。说到这儿大舅哽咽了。

　　梁大马棒怎么处置的？怎么处置？王队长宣布他死刑时，群众中响起了震撼夜空的欢呼声。

　　我们用宪兵大队的马车装满胜利品，边走边散发传单挥手向乡亲们告别，不到一夜工夫就解决了这个点。

　　抓住几个鬼子啊？为什么在通宽镇一个鬼子都没找到啊？我问大舅。

　　为什么？我不是说过了吗，按计划在讷河放的那个警察叫他送信说我们要攻打西大营吗，鬼子兵都被召到依安守西大营去了。

　　那真不解恨！

　　孩子你听我往下说。大舅兴奋得站起身来指着南边说，打通宽一没剪电话线二没破坏电报室就是让死心为鬼子效力的人向上报信，让鬼子按我们的计划出来送死。结果怎么样？我着急地问。那还有错，参谋长王均早就带队伍埋伏在敌人必经之路了。好家伙，两辆大卡车被地雷炸坏在路上，慌忙跳下车的鬼子们摸不着头脑四处张望时从青纱帐里射出去的子弹、手雷一齐作响，鬼子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紧急向通宽奔去。他们哪知道就在他们挨打的时候我们已经撤出通宽了，叫他们不但扑了空还死了人，真他妈的过瘾！他又拿出小烟袋装烟了。

　　大舅，算起来你也该年过半百了，成家了吗？

　　孩子，我早就成家了，就是没生儿子。跟你说吧，老伴就是出卖我们协会成员的那个薛显涛的亲妹子。听大舅这么一说我很惊讶。他看出来了，还没等我开口他马上说，别奇怪，不是说人各有志嘛。在中学读书时薛显兰我们俩就要好，这人很进步，薛显涛一当上汉奸她就找到我，要我和她一起投奔抗日队伍。可我不能带一个女人跑，那会给世人留下骂名的。谁知道后来我们就在队伍里相遇，原来她也在我们三路军里，已经是个军医了。我们是在一次战斗中相见的，我看一个女人背着伤员跌倒去帮她时认出来的，从那时起就联系上了。后来我们的队伍统归黑龙江军区。到了1945年冬天，由国民党特务勾结海伦、讷河、拜泉、克山等地的土匪和伪满时期的残渣余孽组建“挺进军”，共3000余人固守在依安城内。我军在王均司令员指挥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于1946年1月1日彻底消灭了城内所有匪军，解放了依安。从此，黑龙江北域的土改运动也即将开始。解放依安后，上级决定留下一批干部组成土改工作队，深入广大农村宣传党的政策，动员青壮年报名参军保卫胜利果实。就在这时我和薛显兰也被留下来编入到了第八土改工作队。在离开队伍前夕，我的老首长王均司令员召见了我，并为我和薛显兰主持了婚礼，第二天就和老首长告别了。后来呢？我问大舅。搞了一年多土改后我们都彻底变成了地方干部，我在县总工会任主席，你舅母还干她的老本行当医生。

　　大舅的故事讲完了，天色已晚，我们走进家门时，父亲已经打着响亮的呼噜声睡着了。老妈正坐在灯下等着我们，见我们回来她微笑着说，不用问我就能猜到你们爷俩都说了些啥事儿。

　　三天后在县城外的火车站内我和大舅握手告别，从此后再也没得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