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惠生

　　我的父亲是我国第一个石油基地玉门油田的第一代石油工人。早在1941年，玉门油田建矿初期，父亲由当时的重庆油矿局奉调到玉门油矿工作。父亲的职业是汽车司机，当时的车况、路况都很差，条件十分艰苦。通常都是半夜三四点钟起来用喷灯烤车，发动车辆是靠摇把人工手摇。有时跑长途，在荒凉的戈壁滩上，还经常会遭遇狼群的袭击。若是车在途中抛锚，麻烦可就大了。

　　玉门油矿解放后，父亲仍在运输处工作。一次，有一个大油罐急需运往老君庙油矿作业区的西山上，可那时的技术、设备很差，要把一个约七八吨重的油罐拉到山上，谈何容易！当时油矿最好的车辆是美国的大道奇，载重量不足5吨，而且油罐比车身大出许多，超宽超长超重，更令人担忧的是山上根本没有公路。时间紧迫，来不及左顾右盼，情急之下，时任运输处处长王国勋亲自点将，命我父亲担此重任，因我父亲是老司机，驾驶技术好，经验丰富。父亲临危受命。于是，开着承载着油罐，承载着希冀的车辆，在坎坷的路途上，义无反顾地前行！汽车缓缓通过石油河大桥，向西山进发。陡峭的山路，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就像是踏雷，一发千钧，稍有不慎，就可能人仰马翻，车毁人亡。王国勋处长亲临一线指挥，父亲的车辆在前，而处长的“坐骑”紧紧跟随在后，生怕有丝毫闪失。山路上，每一次颠簸，每一次抖动，都牵动人心，扣人心弦。父亲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和精湛的驾驶技术，出色地、成功地完成了这一运输任务。

　　大约是在1953年的盛夏，父亲跑车去酒泉，通过北大河时，恰好遇上山洪暴发，汽车陷入河中。为了车上的物资和车辆的安全，父亲没有选择弃车而逃，而是奋不顾身，继续驾车与洪水搏斗，直至汽车熄火，洪水淹没了车窗……父亲的生命危在旦夕，单位闻讯后，立即组织营救，将父亲的车拖出险区，车上的物资和车辆保住了。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晚母亲也赶往了出事地点，我和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在家中围着一盏昏暗的小油灯，盼着，等着……那一夜，好深，好长，好黑。

　　我父亲在1968年“文革”中去世。

　　我的母亲跟随父亲到玉门油矿。母亲本来是有正式工作的，因我太淘气，太操心，母亲不得不辞去工作。有时，我为了向母亲讨要1仟元，就是现在的1角钱，赖着不去上学：“你不给钱，我就不给你上学去！”更为严重的是我小时候有气死的毛病，常常会因一些小事气得昏死过去。母亲无奈，只好依着我。后来，母亲在街道做起了家属工作。母亲是个热心人，街坊邻里有事，都愿找我母亲帮忙。尤其像孩子的入托入学这类事情，母亲都不厌其烦地与街道办事处和学校联系，妥善地处理解决，大大地免除了石油职工的后顾之忧以及家庭琐事的困扰。几十年间，我家一共搬迁过五六次，每到一处，母亲都当选为当地的居委会主任。那时做居委会工作，完全是义务的，没有任何报酬。一次，家属区一个姓魏的男孩，大概还不到10岁，因淘气离家出走。我母亲得知后，从下午一直到深夜两三点钟在市区四处寻找。当时母亲已年届六旬，身体又有病，我担心母亲的安全。我找到母亲后，生气地说：人家大人早都关灯睡觉了，都不管了，你操得哪门子心！而母亲说：孩子还小，万一出事了怎么办？就这样，直至凌晨将孩子找到送回家。邻居一位姓彭的妇女，丈夫因公去世，生活拮据，母亲经常接济她家。有一天上午9点多了，细心的母亲发现她家的门窗未开，情况不妙，敲门也没有回应，母亲赶紧找人破门而入，发现大人和三个孩子全都躺在地上，原来是煤气中毒，生命垂危，母亲当即拦了车急速送他们去医院抢救，一家四口得救了！据医护人员说，要再晚送去几分钟就没救了。母亲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不可能一一表述。母亲出身贫寒，爱憎分明，乐善好施，任劳任怨，一生口碑极好，人们亲切地称呼我母亲“四川奶奶”。直到1989年8月母亲70岁病逝，担任居委会主任长达37年，多次被评为市级劳动模范。最令我感动的是母亲去世时，家属区的人们痛哭着，自发组织为母亲送行，所送的花圈不计其数，摆满了我家居住的那排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