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鹰

　　1960年秋，我从新疆石油城克拉玛依回陕西上小学。正是枣花飘香、玉米吐须的季节，关中平原风景如画，渭河水日夜不息在村边流淌。第一天到学校，背着书包出门时，姥姥仔细梳理好我的“中分头”（当地农民讽刺这头型为“洋楼”，因为在农村只有按月拿工资的公社干部和学校教师才留此头型），抻平我小褂上细微的皱褶，慈爱地说，娃呀，好好学，不要在路上贪玩，上学就是学本事，学会了谁也得不去，有了本事才能干成事，干大事。

　　早年间，姥姥的娘家还算殷实小康，但那时“社会主流”对劳动妇女的定位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是不能出门读书的，所以她没上过学。可是我知道，她是认识几个字的。因为她父亲是乡村有名的坐堂中医，悬壶济世，心地善良，对于付不起药费诊费的穷人他就不要钱了，还要免费为他们熬药祛病，有些重病人要看着服了药才能放心。中医为人看病，用毛笔写药方是必须的，他要女儿在一旁研墨伺候。写完药方，病人走了，女儿不能走，她要小心翼翼为父亲划火柴点燃水烟袋，而他惬意地捧起水烟咕噜咕噜吸着，要顺便教女儿认一个字，每天必须教一个，要认得读得写得。字有从《汤头歌》里挑选的，也有随手拈来笔画少易记易学朗朗上口的句子，譬如“一人两手两手十指”“今天天气好，秦川风光妙”之类，女儿若偷懒学不会就要打手板，与私塾的规矩完全一样。这样，一年下来，石川河从开化到结冰，石川湾的枣树从开花结果至落叶，小姑娘也从懵懂无知到学会了洗碗端饭认字。其中，最熟悉的大概是她的名字“赵爱云”和“农民”“看病”“坐堂”这些字。

　　虽然没什么文化，姥姥却是个地道的评书迷。乡下每一个赶集的日子，她颠着小脚去集上采买完毕，不去秦腔演员卖力吼唱的戏台下凑热闹，她心气高，认为那些草台班子里把扁担放在地上不知道是个“一”字的当家花旦从模样到演技还不如她呢。姥姥总要花钱到听书的场所听一段“大书”《隋唐演义》或《东周列国传》，然后回来抽空给我讲一段造反英雄程咬金、单雄信、罗士信、李密等不顾身家性命聚众瓦岗寨杀富济贫的故事，作为我努力完成作业的奖励。她的记忆力超强，口才极好。我书本以外所有的文学知识，就是那时从《隋唐演义》开始积累的。身为秦人，当然喜爱秦腔，姥姥能唱秦腔，并非无师自通，而是在中医父亲长期熏陶下的自娱自乐。为了让我明白学无止境世有高人，她教过我秦腔丑行著名的一个唱段，还让我在抄书本上一笔一画工工整整记下戏词。张艺谋在他的某个电影里也用过这一段——“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你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人有长己有短身在江湖，天在上地在下你娃甭牛。”

　　我从没见过姥爷，姥姥和家人也对他只字不提。姥姥只轻描淡写对我说过一次，那是一天傍晚在村东的打谷场看露天电影《地雷战》，电影里的正面人物高大伟岸青春靓丽，还有响亮的名字，男的叫赵虎，女的叫玉兰。故事发生在山东，但他们不说舌根发硬底气十足的山东方言，他们说标准好听的普通话，猥琐残忍的日本鬼子则说蹩脚的中国话和简短的日语。日本人说蹩脚的中国话总要把谓语放在一句话的最后，譬如，“村里八路的有？”让咱中国人听着别扭，要从心里骂小日本都是些低智商的异类。这并不影响姥姥很快进入剧情，她紧张地盯着银幕上惊险的战斗场面，全神贯注，电影演到结尾，就是敌人失败、英勇无敌的民兵们“埋好地雷端起枪，漫山遍野摆战场”时，她忽然轻轻叹口气，摸着我的头说，你姥爷年轻轻的，出门做买卖病死在外面了，我不让他去，他非要去，犟得跟驴一样，唉……姥姥故去后，一位亲戚才向我说出真情：原来，姥爷是老中医从邻县为女儿招来的上门女婿，女婿是他亲自挑选的，他秘密弄来那青年人的生辰八字，又求懂周易的朋友上门为未来的女婿和女儿批“八字”，朋友向他道喜，说是人间少有的“天作之合”要出在赵家。老中医本来想把自己的一肚子学问传授给喝过墨水的女婿，让他坐在家里行医能把事业发扬光大，让宝贝女儿过上幸福的生活。可是万恶的日本鬼子打来了，女婿听过蒋介石在庐山动员全民抗战的“倘战端一开，地不分南北，人无论老幼”的广播讲话后，热血沸腾着瞒着家人出去当兵了。他先在离家不远的长安县王曲镇军官训练团入伍生队受训。这个队只是紧急情况下应急训练下级军官的临时团体，特别注重“政训”工作，只招收“思想纯正”的知识青年。他毕业后进入部队当了见习排长。姥爷给爱妻和岳父留下了“倭寇不灭，何以家为！”的字条。姥姥问父亲这八个字是什么意思？老中医没有说话，默默坐在桌边研墨，提起笔重新写了八个字——先顾国家，后有小家。这个意思浅显易懂，姥姥立刻明白了。抗战期间，姥爷所在的部队驻防中条山，凭借劣势装备隔着黄河天险与日寇对峙。没有他们，日军大队人马会立即渡过黄河进入潼关、占领西安，实现其“占据咸阳灭支那”的美梦，抗战的历史会成为另一个样子。虽有黄河阻挡，日本人从未放弃越过它进入陕西的图谋。在一个槐花怒放的早晨，姥爷与自己指挥的百十号弟兄在一次惨烈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在中条山，尸骨无存，无数从树上飘落的洁白槐花齐齐落地，为英雄们致哀。“风云恶，陆将沉，狂澜挽转在军人。扶正气，砺精神，诚真正平树本根。”姥爷以献出生命的方式实现了从军报国的夙愿。后来，姥姥的家门上没挂过“光荣烈属”的木牌，因为姥爷虽然是为国家民族战死疆场，可他的身份是“国军”。十年浩劫，姥姥并未因“国民党军官太太”的身份挨整，因为老中医在一辈子的辛勤行医中结下了广泛的人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年关中平原闹瘟疫，病死之人尸骨成堆，官府束手无策，老中医大发恻隐之心，以十几口大锅煮草药，日夜不息，让全村的男女老幼都来喝药水，结果村里的几百个乡亲保住了性命。冥冥之中，是他的善行结成的“福报”庇佑了女儿的后半生……

　　1965年冬，大港油田正处于开发初期，辛辛苦苦打的多口探井未见工业油流，前途未卜。母亲在那里参加石油会战。姥姥得了一场重感冒，吃饭无味，思念女儿，让我给母亲写信，说她身体不好，让母亲请假回来看她。她不知道石油工人那时忙着一年四季搞石油会战，连续工作十天休一个星期天都不能保证。母亲回信说：“现在是会战期间，领导不批假，天寒地冻路也不好走。”母亲请不了假，只寄了钱和一张黑白的“夫妻照”回来，照片里的父亲母亲身穿棉劳动布工作服并肩站着，工作服肥大臃肿，他们满脸严肃目视前方，工衣上清晰地印有“农垦”二字。其实他们的工作与“农垦”丝毫不沾边，那时，父亲在石油部六四一厂（1964年1月在大庆油田组建）厂部攻关队做技术工作，母亲在职工医院妇产科任职。

　　姥姥让我给她读信、看照片，问上面的“农垦”是什么意思怎么个念法。中国字真是太奇妙了，“农”和“民”加起来是一个意思，“农”与“垦”相结合肯定又是另一个意思。我不知道当时的石油企业是“中央直属”的保密单位，“农垦”是保密的需要。我大着胆子到教师办公室查了汉语大字典，上面对“农垦”的解释有些云山雾罩，只好回家对姥姥说很多农业工人摆弄着大机器聚在一起开荒地就是农垦。姥姥向我虚心求教，终于学会了“农垦”的读法和写法。我到教师办公室查字典的行动启发了班主任老师的灵感，她认为我身为农垦工人的子弟应该写一篇像样的作文为学校扬名。她把我叫到办公室耳提面命，为我拟定了作文的标题 ——“向战斗在农垦战线上的爸爸妈妈致敬”。老师的年岁不大，戴白框近视眼镜，齐耳短发，不笑不说话，一笑两酒窝，模样与后来“文革”期间走红的外交部官员唐闻生相似。女老师很有些才华，写文章“整”词是她的强项，她说“开门见山”是一种最常用最容易又最“抓人”的写作方式，她建议就以这方式开头。所以，我的作文开篇就是“山海关外，松嫩平原，农垦战士在广阔天地大展宏图”。不知经过了一番怎样的运作，我的作文在《陕西农民报》副刊上发表了，报社编辑的水平更高，文章到他手里就改了标题——“一位陕西小学生写给农垦战士的信”，《农民报》挂着“陕西”二字，算是一张大报，这下子给学校和县教育局争了脸，学校代表教育局开了表彰会，奖励我一支上海产的铱金笔，使我的女同桌小红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见到我就眼睛发亮，并保证今后绝不去老师办公室打我的小报告了，若有违反她就是小狗。班主任的一番辛苦也有回报，她因此升职为教导主任。在作文里，我想当然地把石油工人的父母亲和他们的工友描绘成了战天斗地驾驶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在国营农场一望无垠的田野收割庄稼的英雄，蓝天白云，秋风拂面，紧张劳作，粮米归仓，农垦战士胸有朝阳……您说，如此下笔千言离题万里，闹了多大的笑话。

　　1970年深秋，从海上刮来的北风已经很冷了，一些野外作业的工人已经穿上了厚重的棉衣。在渤海湾一望无际的碱滩上，钻塔林立，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港5井的出油证明了这块热土下面确实有油，而且是值得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开发的工业油流，这刺激了油田决策层排除阻力“甩开勘探”的决心。万人誓师大会开过后，在每一个泥泞的井场，如果汽车开不进去，钻井工人就用人拉肩扛千方百计地让沉重的钻井设备就位，各种口音的劳动号子和着钢铁的撞击声刺激着人们超常规劳动的欲望。人们没有注意到，碱滩上疯长的黄苜蓿正在慢慢变色结籽。这时我满了十六周岁，跟姥姥从家乡出来，招工在油田当一名学开“东方红”的拖拉机手，工资每月34元，学徒期两年，每月粮食定量39斤，其中百分之六十是粗粮。甘甜爽口养人的渭河水没有了，在渤海之滨，我喝的是苦涩的含氟超标的井水。

　　姥姥知道她外孙的性情，怕我受不了油田的苦逃跑回家，给我收拾行李的时候，郑重交给我一个手帕。那是最普通的陕西农村老年妇女自织的黑色手帕，大小与洗脸的毛巾相当，粗糙结实，上面用红线绣了质朴有力的两个字“农垦”，当然是她戴着花镜一针一线绣成的。她说，现在咱家你爸你妈加上你有三个人在油田吃饭了，这帕子用陕西的棉花织成，你得珍惜，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无论你在油田的什么地方，看见它就是看见了我。

　　到了工作单位我才知道，在野外工作虽然艰苦，可每个季度都要发足够用的洗脸毛巾和肥皂，根本用不着拿姥姥送的手帕来洗脸擦汗。

　　斗转星移，我在繁忙劳累中从血气方刚的毛头小子也慢慢变成了见过世面的老工人，栉风沐雨，这个“农垦”手帕跟随我在油田的几个单位行走，成了压箱底的宝物。从大庆石油会战开始，石油工人就有抽出相当的人员和设备组成农业队开荒种地的传统，这也是国家领导人在“五七指示”中倡导的，我就是这队伍里的一员。也许姥姥有先见之明，我命中真的与“农垦”有缘，身在油田，我却没干过一件与“夺油上产”有直接关系的活路。在某单位农业队，在团泊洼生活基地，我长期操作履带和轮式拖拉机，发动机的轰鸣声、泥土的清香伴随着柴油的混合气味包围着我，我和那些全身喷着红漆的铁家伙一起在田里春耕春播秋收，冬天还要积肥，我真的是拼尽青春的力量在干“农垦”。

　　经历过多次调动和搬家以后，我的“农垦”手帕不知隐藏在哪个角落里了。不过，我丝毫不认为它赶不上潮流没与时俱进已经“土气”，想起它，就回忆起在陕西乡下求学的日子和油田创业时期艰苦的生活。夜里，我在车水马龙的光明大道上徜徉，这“车水马龙”的景象，主要是众多的私家车在路上飞奔造成的。身后，有日本歌手滨崎步的歌声传来，一群无忧无虑的少男少女踩着轮滑鞋从身边飞驰而过，他们原本黑亮光洁的头发有意染成了红、棕或黄色，随风飘扬，而无数辛苦劳作的抽油机则一律隐没在远处的暗影中。路边，高大的梧桐树挺直身板向夜行者致意，它们的叶子在风的低吟下窃窃私语。

　　又一个金乌西坠的时辰，在中心广场，在巨大的变形夸张的抽油机平衡铁的塑像下，灯光明亮，油田的秦腔自乐班在演出秦腔。这自乐班的演唱技巧可不低，去年在天津举办的群众戏曲擂台赛上一炮打响，取得过名次呢。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华北平原不比关中平原，这里是京剧、评剧、河北梆子和东北二人转的天下，秦腔的“从业者”和拥趸者不是很多。我向自乐班虚心求教，在这里学习了《祭灵》 （刘玄德为讨伐东吴在关羽张飞祭奠大会上的唱段）的片段。在夜色的掩护下，我把《祭灵》唱得有板有眼，算得上梆子声声，秦人大吼：“满营中悲声放三军挂孝，想当年桃园结拜义气豪。为兄弟报仇恨诸将跪倒，白人白马白旗号……”

　　我想以此祭奠为抵御异族侵略牺牲在中条山的姥爷和他的战友，今天的歌舞升平是包括他们在内的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善于忘记”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忘记先烈就意味着背叛……其实这些用不着我来饶舌，姥姥和姥爷住在天国，几十年来人间的一切喜怒哀乐、油田又是怎样在万众一心的努力下从一无所有的蛮荒之地变成繁荣兴旺的石油城，他们都看在眼里……是的，他们住在天国，一直用慈爱的目光俯视着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