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明坤

　　

　　寂 静 版画/王洪峰 作

　　一

　　1974年的10月底，有个叫孙国良的人骑着骆驼走出昆仑山的一条荒芜山谷。第一场大雪正迎面向他扑来，牵着骆驼的牧民把缰绳笼在皮衣的袖口里，皮帽子外翻的黑羊毛上落满雪花。远处苍茫中，金黄的树林静静迎候这场雪的光临。

　　这天傍晚，孙国良抵达山外的县城。他找到当地官员，几乎是用命令的口吻让他们派一辆吉普车送他去两千多公里外的省城。他指着从骆驼身上卸下的两大袋子石头，说：“这是国家急需的矿石。”孙国良乘坐北京吉普，三天之后抵达省城，他又火速订上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在他看来，他随身携带的两大袋石头，比战争年代一份决定重大战役命运的绝密情报还重要。

　　在省城那个大雪纷飞的晚上，他竟碰上了自己苦心寻找很久的一个人，这个人在D城战役结束后就在他的视线中消失了，此后多方打听均无消息，如今却意外出现在他面前。孙国良为此推迟了一天的行期。

　　二

　　孙国良离开的那条荒芜的山谷，通往玉热里合山区，山区里还有五个人，他们和孙国良一起在这片山区寻找硫磺矿，共同度过一段不短的日子。在这五个人的记忆中，孙国良骑着骆驼一清早出发，他的身影像被那场接踵而来的大雪彻底掩埋似的，从此再无消息。

　　三年后，玉热里合山区有一口石油探井在猝不及防中喷出汹涌的原油。很多年后，目击者们还能绘声绘色地讲述那场井喷的壮观场面。这口探井的喷油，引发了一场颇具规模的石油会战。但是，玉热里合山区十多万平方公里面积，打了几十口探井，却再也没有新的探井出油。而且，石油地质家们多年来对玉热里合石油勘探三缄其口。

　　玉热里合的这口油井使不少人留下来。这口井周围约二十平方公里范围内被证明是个油田，开发后每年生产原油二十多万吨。我就是那个时候从石油专科学校毕业被分配到玉热里合油田的。

　　二十年过去了。

　　二十年前，我对昆仑山和玉热里合山区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我的全部热情和勇气完全来自一首歌，其中“昆仑山下送晚霞”这句唱词，曾让我在宁静的校园里浮想联翩，萌生“头戴铝盔走天涯”的壮志，它像一双妖媚的眼睛，诱惑我沿着孙国良走过的路，来到玉热里合山区。二十年后，我变成四十岁出头的中年人。

　　那口油井即将迎来它诞生二十周年纪念日。

　　油田要举办一个庆典，给油井立一块纪念碑，将油田发现者的名字镌刻碑上。油田领导们郑重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发现他们犯下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错误不在这个决定本身，而在于它可能无法实现。当年那些会战参加者，二十年中相继云散他方，他们的踪影像雨水落入大海。这口油井畅喷时，原油曾将井场变成一片油的湖泊，现在早被岁月洗刷殆尽，完全还原最初的荒凉模样。只此一端让你能想象出这件事的难度。油田成立了二十周年庆典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又设了若干专业组。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寻找查证油田发现者的任务，竟然落到了我头上。

　　多年来，我在周围人的眼里，是一个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人。大家盛传我一直埋头写一部长篇小说，梦想成为作家，尽管我到现在一个字也没发表过。长期以来，我已经习惯这样生活，对人们背后传说我的种种故事，不辩解，该做什么且做什么。这一次我对这样的分工，没有推辞。散了会我从主任办公室门口走过，主任主动邀我进去坐坐。

　　他关切地问：“有什么困难吗？”

　　我回答：“没困难。”

　　主任很高兴，连说“那就好那就好”。我根本不知道这项工作该从哪里下手，也就说不上困难不困难。我想，主任既然主动邀请我来他办公室，定会做出几点具体指示。

　　他又埋头忙自己的事。过一会抬头看见我，惊讶我怎么还坐在他办公室的椅子上。他用询问的目光注视我。

　　我说：“主任有什么具体指示吗？”

　　他低下头去，同时朝我挥挥手，像驱赶一只飞虫：“没指示，你自己看着办吧。”

　　三

　　一位外号叫“老革命”的同事见我落寞地坐在办公室里发愣，同情地对我说：“我原以为这件倒霉事会落到我头上。”

　　“老革命”四十七八岁，现在还和我一样是个干事。由于一直没有得到提拔，人很消沉。玉热里合油井抢险压井时他是抢险队员，曾被天然气熏得晕倒让人抬下来。而且这次成立的二十周年庆典办公室，十几个人员中唯他拥有这个光荣经历，这也是他外号的由头。

　　他真诚地怀着歉意：“我没想到这项任务会交给你。”他点起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青色烟缕从鼻子嘴唇徐徐而出，笼罩了他阴沉的脸，“或许领导认为这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事？我没有看轻你的意思。我是说你来玉热里合比较晚，对当时很多情况不了解。”

　　他给我聊起当年的往事。那是1975年年初，勘探队在天山脚下的一座小镇上闲着，多年没出工了，这时突然从北京传来一道石油部的指示，让队伍上玉热里合勘探。大家都莫名其妙，第一次听到玉热里合这个名字。领导从北京回来，在动员大会上讲玉热里合，说那里发现了几百米厚的生油层，又处在昆仑山前沉降带上，是个大油气富集区，大油田正向我们招手呢。

　　“我一直没想明白，石油部领导怎么突然知道昆仑山有个玉热里合，而且是油气富集区？”

　　“历史好像出现一段很长的空白……”

　　我从他的话里感觉到，他其实很想承担这项任务的。他曾很有理由认为，任务会落到他头上，或许由他来做，比我更有利。我问他有什么好建议。他沉吟了一下，很真诚地建议：“找一下单志诚吧，他是钻探玉热里合一号井的井队长，他一直在抢险压井的第一线。后来他还被评为劳模呢。”

　　我记忆中的单志诚，是一个年龄四十岁出头、两耳失聪的人，看人的眼神像睡梦中刚被人叫醒一样，你问一件事，他会回答成另一件。会战下马后他的钻井队调走了，他却留了下来。先在机关里当副书记，他逢人便诉说耳朵里钻进一只蠓虫似的轰轰响，经常去医院让医生看耳朵。后来让他去设备库当主任，设备库在一片石头滩上，拉起一圈铁丝网，里面堆满会战时遗留下的老旧设备，像一堆废铜烂铁。单志诚戴一顶草帽，挺高兴地去那里上班，每天提一把大铝壶，里面泡了他顶爱喝的茯茶。从此，单志诚去医院次数大为减少，我们也极少再见到他。退休后，单志诚像找个地方躲了起来，菜市场、电影院、老年活动中心都见不到他，有了病也不肯把自己送往医院。偶尔讲起玉热里合一号井，人们才会喟叹道：“当年啊，单志诚他们……”

　　单志诚在人们心目中已完全属于那段历史。

　　四

　　对于二十年前的那场井喷，单志诚记忆犹新。

　　一个星期后，我在玉热里合石油镇七八公里外的地方找到他。他很不情愿提到当年的事。那双不大的眼睛总是避免与我对视，望着树丛外的戈壁和远天。他是在玉热里合一条河流上的水磨坊里被我找到的，当时他正在一间豁亮的房子里专心致志地擦拭淘洗过的麦子，那些像鱼子似的颗粒饱满的麦粒让他擦拭得通身透亮。玉热里合山区有好几条这样的河流，每条河流上都有一座或几座水磨坊。它被一片杨柳、榆树和沙枣树包围着，几条灰白的路把附近村子和水磨坊联系起来，村民赶着毛驴车把粮食送来，装上面粉回村去。我第一次到水磨坊是十几年前，在水磨坊门前遇见了名叫萨吾提·阿吉的老人，他身旁紧偎着有十岁光景的孙子。老人一部银白胡须，纯朴、善良的笑容像是天然雕刻在那张岁月沧桑的脸上。这些年石油镇上建起了好几家现代化面粉加工厂，人们只要把粮食送进厂，立刻可以拉走面粉。我想，这座古老的水磨坊应当在这场竞争中走入历史。

　　见到单志诚，我才知道这座水磨坊生意出奇的兴隆。单志诚变老了，头发花白，身也驼了些，在他身上已经看不见往昔职业生涯的痕迹，完全是个乡间劳作的老人。单志诚对我说，他自幼喜欢和粮食打交道，他家祖上就是开磨坊的。如今水磨坊的主人是阿吉老人的孙子，他把水磨坊交给单志诚和几个雇工，自己天天赶着高木轮车出去招揽生意和送货上门。

　　单志诚对我说：“水磨的面很香，有了钱的人家喜欢吃这里磨出的面，机器磨出的面和它没法子比。”

　　我把话题转到了玉热里合一号井，单志诚沉默了很久。他一边擦拭那些麦子，一边回忆当年的许多事。

　　……他们接了一台进口的四千米新钻机，而且在工程技术专家指导下培训了三个月。从省城火车站把钻机装到汽车上，长途跋涉两千多公里，千辛万苦地把钻机搬到玉热里合一号井的井位上。

　　“这口井很难打，井深一千多米后，不断出事故。”单志诚说，“我有预感，这口探井有一天会出大事故。真的，我不是讲迷信的人，当时我真的有这种预感，天天小心着，帐篷里睡觉也睁着一只眼。”

　　井快打到四千米的时候，一千多米长的钻具掉进了井里。单志诚天天带领工人打捞钻具。可是井下那一千多米钻具一直捞不到，好像在井里消失了。这项工作很折磨人，一个月下来全井队的人都很沮丧。这时候，指挥部的钱指挥带工作组到井上解决问题。钱指挥当井队长的时候，单志诚是他的兵，是他一手把单志诚提拔到队长位置上来的。钱指挥军人出身，打过很多恶仗，最有名的是塔山阻击战，他讲起塔山阻击战总是豪气冲天，让单志诚觉得经过那一仗活下来的人，世上再没啥事能挡得了他的。钱指挥在井上给单志诚打气，一番话把单志诚脸上的晦气扫光了。单志诚说：“钱指挥这人真厉害，他带工作组前脚走，后脚我们就把一千多米钻具捞了出来……”

　　后来井就喷了。单志诚在井上不分昼夜奋战了一个月，抢出很多钻井物资，还把那台新钻机拆下搬了出来。

　　单志诚眼睛终于不再躲闪，目光盯住我：“我其实不是什么功臣，而是罪犯。这么多年我一直责备自己，如果我们当初装上进口的液压防喷器，那口井有可能保全。可惜，当时我们不会使用从外国进口的洋玩意儿……”

　　原来，这么多年，单志诚一直为那口井的井喷失控而内疚。我问他哪些人是这个油田的发现者。他像被火烫了一下似的，很害怕我会把他的名字拉进“油田发现者”队列中去，说：“当然应该是当初在地质图上划圈圈确定这口井位的人。”

　　单志诚提供一个有意思的线索:1974年秋天，指挥部曾派出一个地质勘探分队，到玉热里合山区帮助当地找矿藏。据说，那里的牧民在深山中发现了硫磺矿石。

　　我问单志诚，这个小分队有没有他认识的人，单志诚想了想，说有个叫刘汉生的人他认识。“文革”闹得最凶的时候，指挥部好不容易从深山里拉回来十几车煤，单志诚负责看煤。刘汉生“偷”煤让单志诚看到了，他老婆正在坐月子，家里一点煤也没有。单志诚帮他一块“偷”了一车，送去他家。

　　单志诚为自己做了件善事而欣慰，说：“你找到刘汉生，什么都清楚了。”

　　五

　　我来到昆仑山的玉热里合山区那年，会战虽然到了下马之时，但局面还维持着。玉热里合石油镇覆盖着上千顶帐篷。后来队伍一批批撤走，帐篷陆续消失。

　　有一座帐篷一直保留着。它从严格意义上说，不是帐篷，里面是山里的松木做骨架，连地面都是松木板铺成，打了水泥地基。外观上，它是圆形的，像蒙古包，但很大很气派，用很白很厚的夹毡帆布包装，有很多窗户，镶嵌了有机玻璃，外面平时苫着帆布的窗帘。它是会战指挥中心会议室，当时人称“成吉思汗大帐”。

　　会战下马之际，人心浮动，“成吉思汗大帐”不再有重要会议召开，一段时间竟成为文学爱好者大谈文学的场所。一帮大做文学梦的人在这里经常高谈阔论到深夜。

　　我就是在“成吉思汗大帐”里认识了刘汉生。刘汉生并不怎么写文学作品，但他有很好的文学修养。会战下马了，搞勘探的人也没事可做，是去是留一时拿不定主意。有人邀请刘汉生来讲西部勘探历史故事，他慨然应允。刘汉生一出现，大家都暗暗吃惊，很儒雅的一个人，白净清秀，俊眉朗目，一件黑色便装，里面的衬衣洁白，衬托得人很精神，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他从事勘探二十多年，熟知许多故事。刘汉生很健谈，很风趣，讲到勘探术语还会作浅显的解释。

　　那段日子我拼命作记录，不管字迹多么潦草，只管不停地记，狂想不久的将来写出一部类似于《静静的顿河》那样的史诗般巨著来，我足足记了八大厚本的笔记。后来，时过境迁，将它们收藏在一个杨木箱子里，这个杨木箱子又被送进地下室的仓房里。

　　我恍惚记得，刘汉生讲过他们帮助当地政府找硫磺矿的故事。他还提到了一个神秘的人物孙国良。

　　从水磨坊回来，我直奔地下室的仓房，从杨木箱里寻到那八本黑色封面的笔记本。

　　六

　　1974年的某一天，玉热里合山区的一位年轻牧民骑马来到县城，送给县领导半袋子金黄的石头。经过鉴定，这些石头是硫磺矿石。

　　当地政府请示省里，希望派专家来考察一下山里是否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硫磺矿。省里给石油勘探指挥部发了一份公函，请求派出技术力量支援一下。

　　钱指挥这时候正在为一件事情头疼。有一天，北京来了两个军人，他们“押解”着一个人，其中一个军人对钱指挥说，这个人我们交给你了，首长有一天还会来要人的，这段时间你要确保他绝对安全。军人交给钱指挥一封信和一个牛皮袋子，说这个人的情况全在这里。钱指挥安顿下神秘人物孙国良，天天为他的人身安全担心。指挥部两派群众还在闹，虽然实行了“军管”（军代表是他老部队的），但孙国良这个大活人藏不住，他要吃要住要上厕所还要见阳光。

　　省政府这份公函使钱指挥有了主意，他从勘探研究所挑了几个“根不正、苗不红”的研究人员，让孙国良带队，从当地驻军那里要了一辆蒙了帆布的卡车，天不亮就打发他们上路。钱指挥想，昆仑山里的那片山区，遥远又闭塞，当地人没见过电灯，夜晚照明点的是核桃油灯，孙国良去了那样的地方，就像土豆放到菜窖里一样安全。

　　进山的道路狭窄而原始，是沿着一条溪流弯弯曲曲爬进山里。县里给他们派了六峰骆驼，由一位牧民牵引着前行。这是一条由骆驼、牦牛和马踩出的山道，穿行在丛生的灌木中，一边是湍急的流水，另一边是陡峭的巨石，头上的天空是高远的深蓝，前方雪峰洁白耀眼。骆驼背上的六个人都是第一次走进昆仑大山的怀抱，被骆驼摇晃着，恍惚间觉得是走向神灵的去处。

　　他们在靠水流的一片坡地搭起帐篷。不远处住着几户牧民，毡房上有袅袅炊烟升起。毡房旁边是低矮的牛栏，那些吃饱了草的牦牛一动不动地站着晒太阳，热情好客的牧民给他们送来了干牛粪。晚上他们围坐在火塘旁取暖，融融的牛粪火照见他们开朗的脸。他们有好几年没有这么轻松快活了。寻找硫磺矿对他们来说，比寻找油田要简单容易得多。白天他们在牧民的带领下，找到出露矿石的地方，晚上回来在马灯下绘制矿床分布图。忙完了工作，围着火塘聊闲天。

　　一位说，硫磺是石油的衍生物，石油溢出地面，挥发净尽后，硫磺便凝成固体，慢慢掩埋成矿藏。另一位说，这么大规模的硫磺矿脉，当年溢出的石油该有多大的数量啊。话题就这样转到了石油勘探上来，他们看到昆仑山各种出露地层，讲到发生在两千七百多万年的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讨论起这次地质运动对昆仑山产生哪些影响。

　　多日以来一直沉默不语的神秘人物孙国良躺在地铺上，这时突然说了一句：“有巨厚的生油层，才能生成大量的石油。应当找找看，附近有没有生油岩层……”

　　刚才他们忽略了这个人的存在，现在听他这句话，都吃了一惊，觉得这个人懂行，但又都没有接孙国良的话茬。多日来，刘汉生他们一直猜测这个神秘人物。他平时走路腿跛得厉害，拉了一根棍。白天一个人坐帐篷前晒太阳，却一直沉默不语。

　　他有五十多岁了吧，如果是个官也该是个大官，那不可能与他们为伍；如果是造反派头头，早大叫大嚷乱指挥了。他一直不说话，听凭他们自作主张地干工作，那双眼睛偶尔与他们对视，让他们感觉一种凛凛的寒气……现在，孙国良突然说话，刘汉生几个中断了原来的话题。

　　刘汉生想起钱指挥私下对他的交待，业务上让他负责，孙国良跟着就行，不用管他。刘汉生说：“生油层要找恐怕也有希望，但组织上让我们来找硫磺矿的啊。”

　　孙国良披着棉衣挤到火塘边来，不知从哪里掏出一盒大前门香烟，递每人一支，自己的那一支在火塘里点着，然后放嘴上吸起来。

　　孙国良说：“明天大家去找找看。找到了，多背些标本回来。你们钱指挥同我是战友，打塔山阻击战的时候，他四纵，我十纵。这事回去我跟他说。”

　　刘汉生相信孙国良的话。首先他觉得孙国良说话的语气和钱指挥很像。

　　第二天，刘汉生他们起得比平时早，回来得很晚。真的背回来不少沉甸甸的石头。孙国良仿佛知道这五个人肯定会有收获，他做了一大锅手抓羊肉等待他们了。刘汉生他们把羊肉往口里送的时候，孙国良在马灯下仔细端详那些黑褐色的石头。他们告诉孙国良，他们目测了一处生油岩，大约有四五百米厚，过去在别的山里还没发现过这么厚的生油层露出来。

　　过了两天，孙国良骑上骆驼带上那些石头离开了玉热里合山区。

　　刘汉生说：“后来我知道，我们到玉热里合山区搞勘探与孙国良带走的两大袋石头有直接关系，但我们后来再没见到这个人。”

　　七

　　二十周年纪念日已经临近。油田领导要听我们的汇报。我汇报了自己分管工作的进展。讲了一半，已经引来阵阵笑声。

　　我汇报完之后，油田的书记微笑着朝我点点头，似乎对我的工作予以认可。书记说：“油田发现者应该是个集体。单志诚算一个，刘汉生我过去听说过，他后来调总部搞勘探研究，很有成绩，应当算一个。孙国良这个人以前没听说过，现在落实起来有困难。”

　　书记说：“发现者既然是个集体，如果漏掉了哪个人，或者上的人员里有疑问，有争论，那就不好了。与其这样，不如这次不上。”

　　书记的讲话一锤定音。我的工作提前结束。

　　散会之后，我心里充满失落和惆怅。一项工作刚刚开始，才进入角色，却宣告结束了。

　　我坐在自己办公桌旁，无事可做。“老革命”悄无声息地来到我的办公室。他没有嘲笑我，低声说：“在位的领导者很希望把自己的名字刻到碑上，对于那些与他们不相干的人，自然不会有多大兴趣，这是你的任务提前结束的根本原因。其实，我今天才想明白，你的任务还没开始的时候，在领导们心中已经结束了……”

　　我睁大眼睛看他那张阴沉的脸。我在心里说，你之所以一直在干事岗位上得不到提拔，不是由于你年龄大、文凭低，而是你的心里阴暗，性格扭曲，总把什么事都看得那么坏，见不得阳光……

　　他说：“如果你乐意，我建议你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刘汉生这个人你可以再找找他。”

　　我说：“刘汉生远在天边，我如何见得到他？”

　　他笑了：“这次二十周年庆典，你不是有机会见到他了吗？”

　　我问他，刘汉生获得油田邀请了吗？而且刘汉生即便获得邀请，他肯花上好多天工夫，跑到这天荒地老的地方来……

　　他连连肯定地点头，说道：“会的，都会的。刘汉生现在是总部勘探研究院的院长，每年我们油田的一些项目是要他点头的，油田肯定会邀请他。刘汉生这次回来是旧地重游，而且有些衣锦还乡的意味，他为什么不来呢？”

　　我对他的话将信将疑。

　　我的工作提前结束，在昆仑山里精心选采的两块大石头却运到了。一块是纪念碑，立在玉热里合一号井的井场上，正面书着“玉热里合一号井”，背面写着该井开完钻的时间，井队番号，单志诚的名字很自然地写在了上头。不过，依然在水磨坊里劳作的单志诚对此一无所知。

　　另一块石头通身青灰色，轮廓柔润，状如孩童脖子上的银锁，原计划是镌刻油田发现者名字的，临时请了内地某高校一位国学大师写了几百字的《玉热里合赋》刻在上面，大师用笔古奥，每句除了之、乎、者、也、欤等文言虚词，余者甚感晦涩，顿时想起韩愈的“周诰殷盘，佶屈聱牙”那句话来。

　　八

　　盛典请来了很多人，先是给纪念碑揭幕，又去昆仑山里看了几处胜景，回来开座谈会，晚上举行宴会。刘汉生果然来了，我在名单上看见他的名字，寻机会给他宾馆房间打电话，预约一下，刘汉生答应很爽快。他在电话里竟问到“成吉思汗大帐”还在不在。我说在，与当年不同的是，大帐旁边立了块碑，上书“会战指挥中心会议室旧址”。

　　再见刘汉生的时候，我看见岁月在一个人身上留下的痕迹。刘汉生头发稀少而且两鬓斑白了。我们在白杨树阴道上走着，我说当年听过他讲的石油勘探历史故事。刘汉生还记得，说：“那是在成吉思汗大帐里。既然它还在，我们到那里边坐着说。”

　　刘汉生坐在大帐里，而且还坐在当年的位置上：“不错，当年我们就是坐这桌子旁海阔天空的。”

　　我简单讲了寻访油田发现者的经过，说到孙国良这个神秘人物，我问1975年勘探队伍上玉热里合山区是否与孙国良有关系。

　　刘汉生说：“现在可以说，与这个孙国良有直接关系。”

　　孙国良骑着骆驼离开后，山里的雪下了一天。刘汉生知道，雪再持续地下，就要封山了。他们在雪停之后，骑着骆驼到了县城，在那里等消息。却等来指挥部的电报，要求他们克服困难，再多采一些生油岩石的标本，争取采集到液体油苗的标本。好在那场雪后，山里多日晴朗，他们返回山里，这一次他们把电报上的要求全做到了。他们再次返回县城后，刘汉生按照指挥部要求，坐上县里的北京吉普，把标本和液体油苗样品送往省城。北京石油高层领导已派人等他，拿到刘汉生带来的东西后，他们乘飞机返回了北京。

　　刘汉生说：“我当时想，孙国良肯定在北京见到了石油高层领导，介绍了玉热里合山区的石油情况。”

　　我说：“这个孙国良应该是油田发现者吧？”

　　刘汉生说：“他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我提起油田书记说的话：油田发现者是一个群体。

　　刘汉生说：“这话也没错。好比足球比赛，一个球队是一个整体，踢赢一场球大家都出了力，但这个球谁踢进去的，球王贝里还是坏小子马拉多纳？你不能说是集体踢进去的。”

　　我想从刘汉生这里多知道一些孙国良的信息。刘汉生说：“这个人去了北京后我们再没见过他，也没听到关于他的新消息。钱指挥大概和他也不熟，当年都打过塔山阻击战的人好几万呢。”

　　刘汉生却给我聊起另一个人，说此人堪称发现玉热里合油田的功臣。

　　九

　　那是1975年7月，刘汉生和他的野外地质队奉命来到玉热里合山区，他们乘着一辆卡车沿着去西藏的公路行驶。一场暴雨来了，他们只好停车，往公路旁几顶帐篷跑，只要看见这样的帐篷，他们就知道是石油野外队的。帐篷里空荡荡的，几顶帐篷只一个干巴老头守着。他们让雨水浇透了，裤角往下淌水，老头把柴火塞进铁皮炉子里，点了火，帐篷里暖和起来。外面的雨还哗哗地下，一时半晌没停下来的样子，他们围坐在火炉旁烤火，和老头聊天。

　　刘汉生注意到，老头裹着棉工服，奇瘦，长条脸上有个高大的鼻子，细长脖子承载颗大脑袋，像臃肿的棉衣里长出来的。棉衣袖子有点短，手脖子裸露出一大截，手背被几根青筋缠绕，细长手指间夹了根莫合烟。刘汉生说：“老人家，买些纸烟吸吧，莫合烟太呛，吸多了对身体不好。”

　　刘汉生向老头递过一支纸烟。老头谦和地笑了，还是接了，说：“吸惯了，纸烟吸不来。”

　　刘汉生看他约有六十岁，快退休的人，说：“组织上该把你安排在后勤才好，跑野外辛苦啊。”

　　老头用另一只手比划着帽子形状，指指自己脑袋，笑了笑，刘汉生马上明白了老头的意思。刘汉生注意到老头脚边不远地方放着只空酒瓶子。跑野外的人，都带着酒，大山里冷热无常，碰上天冷时喝两口御寒。

　　老头说：“我在单位没有家室拖累，跑野外大家都很照顾我。”

　　太阳落下山时雨停了，队上的人才从野外回来。这是个地球物理勘探队，大家都是找油人，队长不光留下刘汉生他们吃晚饭，还留他们在队上挤了一夜。

　　刘汉生问起老头情况，队长无可奈何地摇头叹气。

　　“是个大专家啊。放在我手下，我想着都难受。老头真是个好老头，队上就这个条件，我让他天天守个门吧。”

　　队长把老头的事一一道来。老头叫唐行之，早年在国外留学八年，搞纯数学的，后来他又改学地球物理资料解释，说回国后可以做些实事报效国家。回国赶上了国共两党打内战，当年慷慨资助他出国留学的某恩公招了他去。这恩公是国军里头的大官，让他在军中做事，还授了个上校军衔。一次战役中他战场起义，过来了。唐行之早年大学同学在石油部门当领导，知道唐行之是个专家，召他到石油部。过了些年情况变了，说唐行之不是战场起义，是被俘虏过来的，就下放到我们局，还戴了个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这里搞地球物理勘探的上上下下，可是把唐行之当个“镇局之宝”，凡是在复杂地层得到的物探资料，那图纸上就像撒了墨墨点点，专学资料解释的大学本科生看了头都晕，把唐行之找来，一瓶酒，一包花生米，一盒香烟，明早就给你点拨得一清二楚。

　　刘汉生问：“老先生怎么还单身一人呢，应该找个老伴啊。”

　　队长说：“听说他在老家有个老伴和一个女儿。唐行之下放到我们局，起初享受高级专家待遇，月月工作他都寄一半给老家。‘文革’一来，上头他的老同学也关了牛棚，他就让造反派弄到基层管制劳动，工资停了，月月发生活费。就这点生活费，他月月还把大半寄回去……”

　　刘汉生叹息一番，说：“他把老伴和女儿接来也好啊，彼此一起有个照应，花销也小一些。”

　　队长说：“我和老先生也谈过这些。他总是淡淡一笑，说是长期单身一人，习惯了。这都二十多年了，他从不回去探亲。以前我们总以为，唐行之是个书呆子，人品好，只是木讷些，现在我好像明白了一些，他其实很自尊，落到这个样子自己默默承受，不想让家人知道。在家乡，人们都知道他是留了洋念了很多年大书的人，是家乡和家族的荣耀。”

　　刘汉生是搞石油地质勘探的，知道野外资料解释多么重要。离开时，他从车上取出一条烟和两瓶酒，让队长转交给唐行之。刘汉生说：“真没想到你们队还有这样大师级的人物，今后免不了要登门请教的。要赶路，就委托你了……”

　　后来，刘汉生果然碰上了大难题。

　　他们路线踏勘时，发现一套很好的储油地层，沿着地层走向追踪，发现它又消失了。过了几天，他们在另一个工作区又发现了这套地层。刘汉生脑中立刻跳出一个设想：这片地区会不会在地下形成一个含油的构造圈闭？刘汉生和同事坐在山坡上讨论这件事。大家都觉得有可能，推断它的范围就在长四十公里，宽二十公里范围内。他们还根据出露地层的倾角，画出地下构造圈闭的草图。

　　刘汉生赶回设在县城的指挥部作了汇报，并在地质图上标出大致范围和可能的形状。指挥部几位专家同意他们的判断。

　　接下来，需要证实这个构造的存在，和它高点的准确位置。这时候又在搞反击右倾翻案风了，好几个地球物理勘探队已经擅自撤出山区，回大本营参加运动去了。只有一个队在草草收尾，看样子也要撤走。

　　几位专家和领导决定同那个队联系，让他们做完这个构造的测线再走。那个队勉强同意，但只答应做一条二十公里长的电法测线。测线做完后，这个队也撤走了。他们拿到的资料品质很差，负责解释的技术人员给出解释结果：挠曲型的北倾单斜。刘汉生看到这个结果，那意思明白地告诉他：他们想象和推断的地下含油构造并不存在。

　　刘汉生极度失望，他们为此辛苦奔波了三个多月。负责解释的人抱歉地说，没办法，资料品质太差，而且仅一条测线……

　　刘汉生突然想起唐行之。急忙打听那个队撤走了没有。指挥部调度室的人回答说，撤走了。不过他们两天前才离开山区，大概在一百多公里外的一座小镇上休整，因为他们几台车趴下了，正等待家里送来配件，这恐怕要耽误几天时间。刘汉生带上资料爬上一辆吉普车向那座小镇奔去。

　　那个队暂住在小镇一处民房里。十月的天气开始冷了，唐行之坐在灶前烤火，瘦人怕冷，他又上了年纪。刘汉生就在唐行之面前席地而坐，把求他帮忙的事说了。唐行之双手向着灶门的火苗，把目光落到刘汉生的脸上，半晌，慢慢清了清嗓子，目光柔润亮泽起来：“我记住你的好。那回你送烟和酒，我好这两口……”

　　他停了一会儿，小声沙沙地问：“资料带来了吗？最好连你们野外调查资料一块拿来……”

　　刘汉生都带来了。他跑去抱来资料的同时，拿来了一条烟和两水壶白酒：“唐老先生，很对不住。此地买不到瓶装酒，这是我买的当地人家自酿白酒，正宗苞谷烧哩。”

　　唐行之点点头，当场打开一只水壶盖，呷了一口，埋下头看起资料。

　　那一夜，刘汉生几乎无眠。第二天吃早饭时，刘汉生从唐行之那里拿到了解释结果。唐行之说：“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唐行之给出的解释结果是：地下存在一个北缓南陡的平缓构造。他还画出这个地下构造的地质剖面图，标明了构造高点的地理坐标。

　　刘汉生在“成吉思汗大帐”里对我说：“唐行之那幅图画得专业极了，而且还纠正了我们野外调查中的几处错误。他写了几点建议，提出了几处可能的储油层。后来玉热里合一号井的出油层位正是这几处！”

　　刘汉生在玉热里合一号井出油不久，就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这口井的地下出油层位，以及它们的特点。刘汉生说：“这其实是唐行之老先生的功劳。”

　　刘汉生去唐行之所在的单位找过唐行之。他却被告知，唐行之已经在一年前办理了退休手续，回老家去了。十年浩劫业已结束，国家正是用人之际，怎么能让唐行之这样的大专家早早退了休呢？刘汉生去这个单位人事部门询问：“像唐行之这样的重量级专家，为什么不让他多干几年呢？”人事部门负责人对刘汉生说：“唐行之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这是国家政策。你说多让他干几年，我们可以理解，但上头没有这方面红头文件啊。政策规定，局级干部六十岁退休，唐行之办退休手续时候已经过了六十岁。而且，唐行之是拿着高级专家工资退的休……”

　　刘汉生说：“在寻常人看来，局长尚且六十岁就退休，没有行政级别的唐行之当然不能例外，况且他是拿着高级专家的工资退休的，占了很大便宜啦。我们搞技术的人，很希望唐行之多干几年，只是良好愿望和书生之见罢了。”

　　我说：“唐行之老先生如果健在，他应该八十多岁了。他瘦弱的身体能活到这个岁数吗？”

　　刘汉生看我，慢慢向上掠过我头顶，落在我身后“成吉思汗大帐”的一个窗户上，没有回答我。

　　十一

　　我沉迷在“油田发现者”这个泥沼中不能自拔，总想弄清楚它的脉络，想清晰讲述一段历史故事。我打算找办公室主任谈一谈。

　　办公室主任听完我的想法，吃惊地问：“不是已经结束了吗？而且筹备机构都撤销了。”

　　我说：“还有三十周年……”

　　主任笑了：“三十周年？那时筹备组还会有你我吗？”

　　我说：“十年中我们还会到哪里去呢？”

　　主任说：“不说十年，也不说三年。只在目下，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马上要大规模裁员。上面来了红头文件，像我们这样年产二十来万吨的油田，在国外只需不到一百人来管理，而我们多少？八千人！不裁行吗？”

　　主任情绪激动，有点亢奋。我想被裁人员队列中肯定不会有他。至于庆典的事，已经像读完的书页，早该翻过去了。不多久，油田上开始了减人增效的思想动员。当然是让大家自己报名，不强迫。

　　“老革命”这回跌了个大跟头。“老革命”在新形势面前作了全面、细致、周密的分析，得出结论是他不会被裁，而且不仅不会被裁，还有可能别的“庸者”被裁之后，他得到晋升。为了唤醒领导对他这位默默工作多年的“老革命”的重视，他采取“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竟主动打报告要求“内部退养”。

　　这一次“老革命”彻底错了。然而，他此生终于第一次做出了正确选择，并由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他把报告递给了办公室主任，事后又有些后悔，心里七上八下地回家了，夜晚在床上烤大饼似的翻来覆去。第二天，“老革命”在办公楼大门前遇到办公室主任，主任祝贺他的报告“如愿以偿地得到批准”，通知他去办理手续。“老革命”站在台阶上，身子摇晃了一下，差点晕倒。“老革命”离开他熟悉、怨恨又十分依恋的工作岗位后，在家里消沉了半年，终于走出来。他在省城碰上一个民营企业家，这位企业家不懂石油钻井，却在做石油钻井有关的项目。“老革命”懂钻井，而且还透彻了解石油行业内部的方方面面。这位企业家一眼就看中“老革命”这个人才，他吸纳了“老革命”这个人才后，成功干成了好几个大项目。

　　“老革命”发达了。发达之后“衣锦还乡”回到油田，上门找依旧“落魄”的我聊天。他焕然一新，西装革履，全身名牌，人也分外年轻、潇洒。然而，我们谈的话题，不是人生机遇、下海发大财之类的，“老革命”竟开门见山地说：“你想不想见那个神秘人物孙国良？”

　　孙国良？我很久不惦记这个人了，“老革命”竟然还想着他。

　　“我在省城有一次碰上了一位商界的同行，交成了朋友，一问，真巧，这人是孙国良的儿子，而且孙国良只有这么个儿子。”

　　我说：“我当然想见孙国良。跟你说吧，现在我真的有了写长篇小说的打算呢。”

　　“老革命”从怀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小本子，上面记着孙国良在省城的住址，是孙国良儿子亲口告诉他的，并且说孙国良除了走路不方便，其他基本正常。孙国良儿子说，他妈身体倍儿棒，都没陪住老爷子，去年走了。这些年老爷子闲得慌，整天扶着高脚凳在家里转圈子，近来打算要写什么回忆录。

　　“老革命”那次还慷慨解囊，在南国春大酒店请了我一顿。我们同在油田机关，多年前就相识，多少年来彼此的了解仅仅在见面打个招呼的层面上，是二十周年庆典让我们走近了一点点。板寸头、中山装且扣好风纪扣、右上衣口袋卡了支英雄牌钢笔。“老革命”的形象让我想起俄国作家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我们两个的共同点，在机关里没有朋友，且身上有什么弱点经常被周围人当做背地里的谈资。这个晚上，我隐约感觉到，我们两个原来可以做很好的朋友的。他依然记着我曾说过的孙国良，得到消息就来告诉我。

　　他是真诚的。

　　十二

　　这年冬天，我出差到省城，到了省城我电话告诉“老革命”，我这次来要去寻找孙国良。天下着小雪，我按照“老革命”给的地址，向城外郊区走。孙国良所住的一处离休干部住宅区在北凉山一带。市区交通拥堵，又是雪天，班车走走停停，好在出了市区就通畅起来。我在一个叫榆树湾的地方下了车，从这里有小路通往孙国良所在的住宅区。那是一片平房，每户都带个院子。我寻到了孙国良居所的门牌号，按响了门铃，一个小保姆模样的女孩给我开了门，带我进了客厅。

　　于是，我见到了神秘人物孙国良。

　　端坐在正面大沙发中间的孙国良尽管七十多岁了，但依然保持着军人风范，腰板挺直，手放在膝上，并没有我此前想象的发福臃肿的样子，面色红润，目光炯炯有神。

　　“我儿子的一个朋友今早打电话来，说油田上的同志要来，请原谅我不能站起来，我的两条腿现在不跟我配合了，成了我的拖累。”他指着身边一个高脚凳，说：“我现在要靠它的帮助，才能把自己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

　　茶几上放了几本书和稿纸，还有老花镜、眼镜盒。孙国良说他的一条腿战场上受过伤，后来又叫造反派折磨过，受伤的那条腿起初阴天下雨疼，后来走路也不方便了，现在另一条腿也跟着坏了。

　　孙国良很快收回话题，讲1974年10月那两大袋子生油岩石标本的事。他从电话里得知我此次拜访的目的。

　　1974年10月的那天，孙国良乘坐吉普来到省城已是黄昏。他不想被熟人认出来，由此生出麻烦，他通过军区的旧关系拿到了火车票之后，没有去西部石油勘探开发总部，也没有住石油招待所，而是来到地球物理勘探分局的驻地，这里没人认识他，而且离火车站很近。这个想法是他从这个分局门前经过时产生的，他看见大门旁的值班室亮起了灯。那时候天刚刚有点暗，周围的路灯还没有亮，路上没有汽车驶过，值班室的灯光分外引人注目。

　　孙国良进了大门，敲响值班室的门。里头的人没来给他开门，只是说：“进来吧。”孙国良推开门，看见弯腰的背影坐在大铁皮炉子旁烤火。烤火的人回过头来，对着孙国良发了一下愣，慢慢站了起来。

　　他们同时这样小声问对方：“你怎么会在这里？”

　　孙国良仿佛觉察到我脸上表情的变化，问：“你知道唐行之这个人？”

　　我点点头。

　　孙国良说：“话这下要扯远了。”

　　他开始了回忆：“1949年初夏，我们纵队向D城发起进攻，战役进展一开始很不顺利……”

　　十三

　　孙国良所在纵队的进攻不断受挫。D城并不大，但地势利于防守，城防又很坚固。日本人占领时期，把D城修筑成攻防兼备的战略要塞，国军几次想夺回来均未得手。抗战胜利后，国军根据美军顾问的建议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加固。D城依山而建，大兵团施展不开，小部队又极易遭炮火毁灭性打击。令攻城部队恼火的是，国军的榴弹炮打得极准确，像是每发炮弹都精确计算过的。孙国良是司令部作战参谋，受命带领一个侦察排跟在攻城部队后面，想办法冲进城去。行动是在黄昏时分，孙国良带领侦察排趁着混乱，从一条小路摸到山上，这股小部队并没有逃过敌人的眼睛。摸入敌人阵地腹心后，孙国良发现自己已是孤身一人。好在夜很黑，他巧妙躲过几拨敌人的搜捕，钻进一处暗堡里。这座暗堡很隐秘，有一个长长的通道，隔了很远才有一盏灯，阴暗幽晦，拐了一个弯，他看到一个门，轻轻推开门，里面很大，尽头是张大办公桌，一盏灯照着，椅子上坐了个军官。大盖帽放在桌上，正仰脸吸一支烟。孙国良判断这是炮团团部，那仰脸吸烟的是团长，他肩上的徽章显示是上校。孙国良一个饿虎扑食跃上前去，抓住上校右手一拧，同时手枪对准他的太阳穴。这位上校竟手无缚鸡之力，很乖顺地被孙国良压到办公桌上，一动不动地放弃挣扎反抗。

　　孙国良多少有点奇怪，这位国军少校苍白的长脸贴在桌面上，好像也不慌张，眼睛看着离他一尺多远的帽子，说：“我身上没枪，我不会打枪，小心你的枪走火。”

　　孙国良在他身上搜索，果然没枪。少校却努努嘴巴：“枪在中间抽屉里。”

　　拉开那只抽屉，孙国良发现一只通身乌亮的勃朗宁手枪，伸手抓了过来。孙国良放开他，心里盘算如何把这个俘虏带出城去。

　　少校却认真整理那身被孙国良弄皱了的军官服，仿佛全然不觉两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他。这身将校呢军服披挂在此人身上很可笑，让孙国良想起庄稼地里的稻草人，农民会把一件大衫给它穿上，风里大衫飘来荡去，吓唬那啄食粮食的鸟儿。少校慢慢坐回椅子上，抬起眼睛：“请你看看我的枪口，连火药喷发留下的痕迹都没有。”

　　孙国良并没放松警惕，他极快瞄了一下那只勃朗宁手枪的枪管口，少校说的是真话。

　　少校慢条斯理地说话，好像给用枪指着他脑门的孙国良上课：“我佩服你的勇敢和作战的本领，还有好运气，能闯进我的团部要过十几道封锁线。我这里有十几个士兵把守，他们全副武装。开战以来，他们都很疲惫了，我让他们回营房睡觉去了。”

　　少校又说：“我一天要吸两盒烟，我也很疲倦了……这场内战，国民党败了，你们共产党胜了，现在，你们怕我手下的百十门火炮。可是，炮弹有打完的时候的。”

　　孙国良说：“看来你是明白人。我现在要把你带走。”

　　少校问：“哪里去？”

　　孙国良微笑道：“出城。我们很需要知道你肚里装的情报。”

　　少校也笑了，他笑得很和善，说：“你能进来已经很不容易了，怎么还能安然出去？而且你还要带上我。”他摇着头，“我们现在就是长出翅膀来，也飞不出去了。”

　　孙国良这才感觉出这位文弱的国军少校的厉害，他似乎要劝孙国良放下枪投降。孙国良冷冷地看着少校。

　　少校说：“这百十门火炮分成十二个炮群，它们隐蔽得很好，因为当初是按照防飞机轰炸的要求设计的，你们的炮找不到它们，即使找到了也摧毁不了，因为它们全在山岩下，上面岩石有百十米厚——顺着你刚才进来的通道，还有一道门，进去后迈上三十二个台阶，就是我的作战指挥室，在那里看你们进攻部队要通过的扇形区很清楚，开战前我们经过精细测量，我们每个炮群的位置，目标的坐标，全记在这里。”

　　少校指着自己的脑袋，说：“你们进攻时，部队前进位置全进入我的视野。作战室有十二部电话，我根据计算拿起其中一部，告诉炮群的全部射击参数……各个炮群都等待我的电话指令，我拿起不同的电话，发出不同的射击参数，直到你们退下去。”

　　少校说：“请把你的枪口朝下，我没有枪，也不会打枪，小心你的枪走火。——你们目前要攻下D城，办法有两个……”

　　少校看到孙国良把枪口朝下后，继续说：“一个办法是，把我带离这个地方，随便哪里。你们部队等待的时间是有限的，过了一天或更短时间，他们会认为你牺牲了，就会再次发动进攻。只要我的火炮不开炮，二十分钟或半个小时，你们部队就会攻进城。”

　　孙国良问：“第二个办法呢？”

　　少校目光瞟了一下孙国良右手那支盒子枪，说：“干脆把我打死。两种办法结果是一样的，没有我在作战室用电话指挥炮群，那些火炮就是哑巴。”

　　孙国良采纳第一种办法，带着少校藏到一处乱石堆后玩失踪，第二天纵队攻击开始。一切如少校所说的那样，十二个炮群沉默不语，没了火炮支援，守城的国军防线迅速被攻破。

　　D城解放后，孙国良带着国军少校唐行之见纵队首长，唐行之为D城战役立了关键一功，算起义有功人员。纵队政委和唐行之交谈，旁听的孙国良才知道，唐行之是留学美国的大知识分子。几天后，纵队政委告诉孙国良，唐行之被兵团司令部派人接走了，说唐行之是国家建设急需的人才，共和国马上宣告成立，某工业部门正网罗人才，早知道唐行之，打听到了他的下落就来要人。

　　孙国良说：“唐行之调到石油部门，我去找过他。那时找油的队伍都在西部，唐行之跟着找油队伍去了西部，我没能在石油部见到他。”

　　孙国良自己也被送到一所大学速成班深造，学的是地质找矿专业，毕业后跟着一个地质普查大队去了青藏高原。过了些年，他的那条受伤的腿开始严重了，组织上把他调到探矿部当个副司长。“文革”中，造反派突然要他交待D城战役的问题。造反派说他进城后被敌人俘虏，经不起严刑拷打，叛变投敌。

　　他们质问孙国良：“一排的人为什么只你活着，而且是战役结束后才回来？”

　　他们要他交待叛变投敌的经过，把他关进黑屋里，不承认就一顿皮鞭乱棒。他想，只有唐行之能证明他在D城的情况。在一个黑夜，他趁看守睡觉，从窗口爬出逃跑了。他跑回老部队，老首长担心部队也不安全，毕竟离京城太近，就派人送他到了西部。几经辗转，到了勘探指挥部又让钱指挥把他送到昆仑山里藏了起来。

　　孙国良带了两大袋子生油岩石标本，在省城意外碰上了唐行之。二十多年了，孙国良和唐行之一直在寻找对方，希望对方能证明自己的清白。那个晚上，一对难兄难弟在火炉旁吸着烟，二十年如梦，当年事如在昨日。孙国良觉得自己实在对不起唐行之，他目前这身份又无法证明唐行之的清白。孙国良与唐行之分手时说：“放心，我的问题一旦解决，会马上去找石油部门领导，做出证明。”

　　孙国良回到了北京。带着石头来到了他原来工作的部门，才发现大楼前的牌子都换了，办公室里没一个他认识的人。孙国良把几块石头（两大袋子他背不动）放到桌上，原油的怪味散发出来，办公室的人像碰见正冒烟的手榴弹，全躲开了，一位躲到窗帘布旁的中年男子大叫：“什么石头，有没有放射性！”

　　所有的人朝他喊：“老头，快拿走！”

　　孙国良没说一句话，拿上石头，被赶走了。孙国良不死心，找石油部。他碰上一位副部长，孙国良当年在青海，曾和他骑着骆驼一块去油砂山考察，晚上钻一个帐篷。孙国良把石头刚放在副部长办公桌上，这个“石油迷”立刻拿起石头嗅，用放大镜看。

　　副部长抬起头：“哪儿搞到的？有多少？”

　　孙国良松了一口气。副部长立即安排车子去孙国良住的招待所，把两大袋石头全部运到他办公室。副部长还把孙国良安排到石油系统的一家医院。

　　副部长在病房中对孙国良说：“你躲在这里更安全，治病也不耽误。”

　　孙国良对我说：“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玉热里合出油的消息。这个时候，我调到西北地矿普查局。这个局在西部和石油队伍并肩勘探，我的腿却越来越坏，根本去不成勘探一线了。省里把我安排到政协工作，一直到离休。”

　　我问起他后来是否再见过唐行之，孙国良说：“我一返回省城就去地球物理勘探分局找他。唐行之已退休回老家了。他问题虽然全解决了，但我还是觉得对不起他，让他受了那么多年的委屈。我们那次省城分手后，他真的写了一封信寄到北京我曾工作过的部门，将我在D城战役中的三天经历作了一番描述，证明我的清白。毛笔字，工工整整，末尾还在‘唐行之’旁边按了手印。”

　　我从孙国良家出来前，孙国良说：“我不是玉热里合油田的发现者，充其量只是昆仑山和石油部之间的信使，现在没有腿了，以前想做事也做不成了。你如果有机会去看唐行之，见了他你一定要对他说，有个叫孙国良的人一直在想念他。”

　　十四

　　1950年，苏联人在这里盖了几幢小洋楼，中苏合作的西部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公司（即后来的分局）的招牌挂在院墙的大门旁。身材高大的苏联专家和年轻的刚从校门出来的中国技术人员，从这里进进出出。院墙内外栽种了很多杨柳，几年后它们枝叶繁茂，将这里妆扮得葱茏一片。在很长一段岁月里，省城居民望着像都市花园一样的地方，进进出出的人胸前都有“石油物探”四个字，眼睛里充满着对院墙内工作的人的羡慕。然而，世事难料，风水流转，几年前这家单位被东部一家大公司兼并，光景像滑向地平线的太阳，日渐失却往昔的气象。

　　我走进这个院墙大门的日子，大雪刚刚停止，雾霾很重。这样的天气容易给人造成错觉，五十年代的小洋楼矮小而猥琐，十几年前盖的条楼涂料一片片剥落，陈旧得像一片废墟。昨天，我见到已从院长位子上退下来的刘汉生，他头上稀疏的头发全白了。他把当年路线踏勘发现玉热里合构造的人员，还有1974年去昆仑山寻找硫磺矿的五个人的资料，一一整理出来，很郑重地装入一个文件袋交给我，里面写着每个人姓名、籍贯、所学专业、政治面貌，退休前先后从事哪些专业工作，等等。讲起孙国良，刘汉生说：“没有他，玉热里合油田现在还在沉睡。”我是为唐行之的事去找他的，刘汉生让院办公室给我开了介绍信，说：“你去唐行之所在单位退管中心，他们肯定保存有关他的档案资料。”

　　我于是在雾霾很重的日子走进这个院墙。

　　退管中心在一座条楼的顶楼，爬上六层的顶楼我有些气喘吁吁。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位中年妇女，站办公室里一直搓手跺脚，暖气不太好，她穿得有些单薄。她看了介绍信，略一思索，说有这个人，从文件柜里拿出大卷离退休人员登记册，找到了唐行之的籍贯和通信地址，却没有联系电话。她说唐行之住的那个村子很偏僻，没有电灯和电话，与唐行之联系都是通过邮局。

　　但是，她说：“我们在半年前已经停止给他寄退休工资了。因为按照政策规定，我们已经不能再给他寄了……”

　　她说他们分局是个很老很老的单位，五十年来离退人员散居内地，除了西藏，其他各省都有，包括台湾和港澳。“那个年代西部的技术人员都来自内地，现在离退人员比我们在职员工还多很多，历史包袱沉重。这些年我们发现这样的情况，老人去世好几年了，家属子女还照常领退休金。有的甚至……”可能还有更甚的情况，她不好说出来，就把下面的话吞了回去。“于是上头下了个文件，要求离退休人员每年寄回一张五寸照片，本人捧着当年出版的报纸或杂志，上面的年月日要清楚。”

　　他们给唐行之寄去文件的复印件。从此唐行之不再回信。当然也从未寄来过这样的照片。他们又写出几封信，催促唐行之按照文件要求寄来照片，信都被退了回来。

　　她说：“我们想，唐行之应该是不在了。”

　　我说：“你们应当派人去他家一趟，确认一下。”

　　她苦笑了：“我们经费很紧张，早就想派人去各地转一圈，把离退人员都看望一下，也算单位的慰问和关怀，我们也可以趁机游览一回祖国的大好河山。可是这笔钱不是个小数字……”

　　她补充说，十几年前她去过唐行之的老家，见到过本人。“老人很瘦，精神挺好。生活不说多好，也还过得去。他和老伴跟女儿一家住一起，他女儿高中毕业没上大学，女婿也是个老实种田人，有三个孩子。那个地方人多地少，光靠种田挣不了多少钱，唐行之的退休金全家在用。唐行之还有一个哥哥，长得和他真像，像得跟一个人似的，他俩原来是孪生兄弟。可哥哥跟弟弟性情差别像天和地一样。哥哥光身一人，听说新中国成立前吃喝嫖赌占全了，把祖上财产除了那几间房子全卖了，新中国成立后靠弟弟寄钱养活。听说即使这样，哥哥天天早晨一睁开眼就直奔小酒店，喝上一碗酒，没钱就向侄女伸手讨……”

　　十五

　　这是一个深秋时节，我眼前展现出一片苍翠葱茏的树，有幢白墙黑瓦老房子的一角身影露出来。我正走在去唐家堰的路上，唐行之就住在这个村子上。如果他还活着，应当能见到他。

　　距离那次去省城见孙国良，时光又过了好几年。这次油田上安排我外出疗养，地点是在南方一座海滨城市。我中途改道，按照那位中年妇女给我的地址来到这里。前面缓慢走着位老人，双手背在身后，低着头像想什么心事。我赶上他，与他打了声招呼，老人脸上现出和蔼的笑容，大概从装束和口音上知道我是外地人。我问他，前头庄子是不是唐家堰。老人点点头，说：“不知客人有什么事到唐家堰来？”

　　我说：“寻访一个人，他姓唐……”

　　老人“噢”了一声：“唐家堰这村子一百多户人家，姓唐的只有一家，兄弟俩。哥叫唐知之，弟叫唐行之。”

　　我说找唐行之。老头又点点头，说唐行之在，兄弟俩有九十岁了，高寿，全活得好好的。我跟着他往村子走，为了避免唐突，我打算寄宿在老人家，打听清楚了再去拜访唐行之。我把借宿的事给他说了，并说我会付钱的，老人说可以的，家里儿女都在镇上企业做事，剩他一人守着三亩多田，秋收完了，空空的屋子只他一人。老人走着和我说话。唐家堰后边是条大河堰，原来没有河堰的年代，双子河年年发大水，这片土地年年遭水淹。唐家人出银子修了这条大河堰，大水就不来了，外姓人家搬唐家堰住，村子越来越大。唐家却人丁不旺，几代单传，到他父亲这一代，生了双胞胎兄弟。唐家祖上出过大读书人的，爷爷请先生在家教两兄弟念书，大老唐顽劣不训，二老唐反过来，念书像个吃书似的，凡念过的先生问起倒背如流。十多岁送他去上海念书，几年后又出了洋。

　　说话间我们进了村。村子很安静，那些房舍好像都有些年代了，房顶的苫草让雨水淋得发黑。老人的家是个四合院，门前一座不大的菜园子，篱笆上爬满喇叭花和茶豆。老头指着一处古旧房屋说，那就是唐家，在菜园子那边几棵老刺槐树间。我最先看见的那幢白墙黑顶的屋子，原是唐行之的家，它比村子其他房屋都高大。

　　晚上，我住在一间偏屋里，老头端来一盏油灯，坐小凳上和我说话。新中国成立前几年，唐行之回来过，他父亲要过世了，但要看见留洋的儿子成婚才走。老人那时还是穿开裆裤的孩童，跟大人去看娶新娘子。

　　老人说：“新娘子是半大的小脚，叫解放脚，也是个大户人家。唐行之办完婚事和丧事，在家住了个把月，就走了。出去二十多年才回来……几年前老伴走了，唐行之是跟入赘的女婿一块过活。”

　　第二天清晨，我起床出去，顺着门前菜园边的村道走，菜园过去是条小溪，那些很粗的刺槐长在溪的两边，溪上有道石拱桥，站桥上看见唐家门前一个很大的水塘，在水塘这一边能看见唐家黑色的大门。一会儿，门打开了一扇，闪出一个人来，身后涌出几只白鹅，哦哦叫了几声。他和白鹅们走到水塘边，白鹅一只只走到坡下，接着它们一只只浮在水塘上。那人则被树遮挡住，很快又出现在小路上，向这边走来。这是个老年男人，驼色的毡帽低低地压在眼睛上，深灰色的棉衣，袖着手，下面裤角用带子扎着，匆匆走路，看不出他多大年龄，从我面前走过时，很快地瞥了我一眼，看不清他的面目，因为下巴藏在衣领里，脸上有很多皱纹，步子带着老态，却并不慢。我想，他是唐家兄弟的哪一个，或是唐行之的女婿？尾随他走上另一条道路，在一片楝树、臭椿之类组成的林子间穿行，进了一个小巷。巷子仅能并肩走两个人，两边的墙很高。巷子有些幽暗，他低头走路，完全是对环境熟透了，脚下高高低低似乎不影响他前进的速度。前头豁亮了，有一爿小酒店。他走进去，柜台里站着的掌柜并不问话，径直打开大瓮的盖子，打了一提子酒，倒进一只大黑瓷碗里，去另一尊瓮里夹出下酒菜放碟里，是一只咸辣椒和一根酱黄瓜，老人端起酒碗慢慢送到唇边，像是嗅嗅酒的纯真，待放下时，酒却少了一半，另一只手去碟中拈起下酒物，放入口中，半仰起脸，双颊凸凹着，然后双手平端酒碗，一饮而尽，一手捂住嘴唇，另一手去怀中掏出伍元钱，手心向下压住钞票，向前一推。掌柜接了钱，这才说：“慢走啊。”喝酒人已跨出门去，消失了。掌柜微笑着问我可买点什么，我要了两瓶好酒和两条好烟。付钱的时候，我问：“这老爷子天天来饮酒么？”掌柜说：“几十年了，刮风下雨都不耽误。”“他为什么用手捂住嘴巴？”掌柜一笑：“哦，他怕嘴里酒味跑了。”

　　离开酒店又穿过那条狭长幽暗的巷子，却寻不见他的踪影。

　　早饭后，我在唐家水塘边徘徊，看见两扇大门一直紧闭。我在想，这个时候去敲门是否合适。门打开来，出来位妇女，搬出只竹篓，然后坐下，把篓里的野菜拿出来切。我走上前去，问她唐行之老先生可在家。

　　她有六十多岁的模样，终年风吹日晒，脸黑而粗糙，想象不出她年轻时的模样。她站起来，撩起围裙擦手，搬开挡门口的竹篓，把我让进院子。走过廊檐，进了厅堂。我看到正墙上挂了幅山水，两边挂了些条幅，写着“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之类的古人诗句。

　　她让我坐，然后说：“唐行之是我阿爹，他昨天出去了。”

　　我说：“一大清早，我看见……”

　　“哦，那是我阿伯，他总天天早起。”

　　她又说：“阿爹有些写字作画的朋友，常邀他去马陵湖谈诗作画，昨天几个坐了船从双子河上来，阿爹辞却不过，上船一同去了湖上。”

　　我说我从西部来的，受唐老先生几位老朋友之托来看看他。我隐隐有些怕她提起她阿爹退休金被停发的事，她很容易误会我是她阿爹工作单位上的人。

　　“阿爹走时说，两三天就回来，真是很不巧的……”

　　她沏了杯茶，放我身边桌子上，手又撩起围裙，有些不安地看我，她终是把我误会了。

　　她小声说：“那照相的事，我劝过阿爹，镇子上就有照相馆，照相师阿毛也认识的，阿爹不肯照那样的相，只说人活在世上，有饭吃有衣穿就够了。”

　　我转了话题，问起她阿爹身体和这些年的生活，她说阿爹退休回来一直跟她一家生活，她和丈夫、孩子都懂孝敬老人，阿爹很快活，每天写字作画，酒也喝一些，烟也吸一些，只是比以前少多了。阿爹字和画常有人来买。

　　她很得意，说：“人家都说阿爹的字和画好，连省城里都有人上门来求阿爹的字画呢。两个月前，双子河上造起石头大桥，镇上专门请阿爹给桥写名字……”

　　又说了一会话。我怕耽误她做活，起身告辞。她提起我送的礼物，让我带走。说阿爹不在家，她不敢擅自收下，这样会挨阿爹的骂。我说这几天我不走，要等唐老先生回来，礼物是老朋友托我送的，见到他我会说明的。

　　我在唐家堰等了三天，并没有等到唐行之回来。晚上，我在煤油灯下写了一封信，信中自称来自昆仑山玉热里合油田的，怀着对石油勘探前辈的敬仰来到唐家堰，也带来孙国良、刘汉生对他的问候。我在信的末尾写下一句话：“如果唐老先生有机会到玉热里合油田来，我们一定热烈欢迎您！”

　　又过了两天，我决定离开唐家堰。我向唐行之女儿辞行，将这封写有“唐行之老先生敬启”的信交给她。我的礼物仍在原地未动。

　　她说：“真是不好意思，阿爹没有回来。应该请您上门做客的，家里连陪客的人都没有，很是失敬……”

　　离开唐家堰，走到村口，我竟碰上唐知之。他背着手，不紧不慢地走，看到我咧开干瘪的嘴笑了，露出残缺的门牙，说：“我是唐行之的阿哥，那天你跟我去酒店，我就晓得你认错人了。”

　　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酒气。他且走且说：“这样的事经常发生。我比阿弟大一个时辰，阿弟喊我快九十年的阿哥了。阿弟念了二十年书，他小时候油灯下念书把头发都烧焦了，阿哥我认钞票只能认颜色。如今一顶屋檐下过日月，老天公是不公？”

　　唐知之并不等我回答，顺着通向田野一条路兀自走去。

　　我身后远远传来唐知之的喑哑歌声：“皇帝招我做女婿呀，路远迢迢我不去啊……”

　　十六

　　有消息说，玉热里合山区的十多万平方公里面积，已划成三个石油风险勘探区块，向外国石油公司招标。过了没多久，美国里宾斯石油公司考察团来了。接待任务交给我们油田，办公室成立接待组，我成为一员。

　　里宾斯公司考察团共七个人，团长麦考尔是公司的副总裁，七十多岁了，雪白的头发和红润的脸盘，让人觉得他壮得如同一头牛。

　　刘汉生陪同他们来的。里宾斯公司的情报工作做得让人吃惊，他们未来之前就已经了解到刘汉生是非常熟悉玉热里合山区石油地质情况的专家，并且已赋闲在家，这次他们聘请刘汉生陪同，以便随时向他咨询讨教，还打算一旦中标，将聘请他做这个项目的勘探技术专家。

　　麦考尔是个地球物理勘探专家，为这个公司工作了近五十年，身为副总裁，他对派别人来考察不放心，亲自带队，每天爬山，观察地质剖面，像个年轻小伙子，不但和大家一样行动，而且总是第一个爬上山头，令我们几个陪同的中国人不由小声赞叹。他们中有“中国通”，将我们的赞叹告诉了他，麦考尔高兴极了，吹嘘起来，他说他一餐可以吃下一公斤中国的清炖羊肉，还要喝两大碗酸奶。他在刘汉生先生这个年龄上又结了一次婚，而且参加公司副总裁竞聘，他像拳王阿里一样，击败所有的对手。

　　麦考尔说，他下个月要去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乡下度假，在那里他将租一匹马，每天骑上它奔驰。“骑上年轻的骏马奔驰，像香港赛马场的骑手那样。”

　　麦考尔握紧拳头，亮亮肌肉。

　　考察进行了半个月，麦考尔的脸色一天天凝重。他发现玉热里合山区的表层被巨厚的砾石和黄土覆盖，一般厚达七百多米，有的地方达到两千米。麦考尔说，这是地震勘探的天敌，这些巨厚的砾石和黄土层，吸收了地震波，使得传递到地层深处的地震波变得非常微弱，得到的资料是虚假的，这增大了钻井的风险。

　　麦考尔并不死心，他们来到玉热里合一号井前。麦考尔像早已熟知这里情况似的滔滔不绝。“这个油田已经发现二十多年，年产量还保持着二十多万吨，说明它的地下有着充足的压力和油源。但是，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刘汉生先生，这里的砾石和黄土层一样巨厚，当初你们是如何发现这个油田的呢？”

　　刘汉生告诉麦考尔，他们当初凭着地质调查得到的资料，然后作了一条二十公里长的电法测线，确定了构造形态和高点。

　　麦考尔表情凝重地听着，眼睛充满了怀疑：“闹，闹，刘汉生先生在讲孙悟空一样的故事吧？一条二十公里的电法测线？”

　　刘汉生似乎早有准备，他从随身携带的资料包里取出唐行之当年所画的图的复印件。麦考尔拿过图纸认真看起来，半晌，他小声嘀咕道：“上帝，这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麦考尔把图纸还给刘汉生，说：“刘汉生先生，我很遗憾，今天早晨我们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我们打算放弃玉热里合山区风险勘探的竞标。这样，我们的合作只能到此为止了……”

　　在送他们去边城国际机场的路上，麦考尔一直沉默不语，心情好像也很沉重。快到边城时，麦考尔对刘汉生说：“我们搞勘探技术的人，总是用心在绘出每一张图纸，你们中国人的说法，是用心里淌出的血。这是一个中国人对我这样说的。所以，每一张用心绘制出来的图，有生命，有个性……能否告诉我，你给我看的那张图，是出自哪位中国专家的心血？”

　　刘汉生告诉他唐行之的名字，并用英语发音重复了一遍。麦考尔喃喃重复：“唐——行——之……”

　　麦考尔说：“当年我的老师也叫这个名字，后来他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中国开放了，允许我们石油公司进入以来，我们一直在寻找这个人。唐行之，这个地球物理勘探资料解释方面的奇才，但是十三亿人像太平洋一样，这个人被淹没了……”

　　麦考尔笑了一下：“好了，现在一切结束了。一会儿我们将乘上飞往中东的航班，那里还有一个项目等着我们，完了之后，我将直接飞往斯德哥尔摩。”

　　汽车直接将麦考尔他们送到边城国际机场，过了安检，麦考尔突然回过身来，向我们说了一串外语，我们都没听懂。他见我们全发愣，又大声重复了一次，然后转身向候机室走去。

　　我们想了半天，只在那串所谓的“中文”里，辨出“唐行之”三个字的发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