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作家的兴趣始于生命的哪一年，是童蒙时期看《水浒》《三国》等“小人书”的时候？是刚识了几个字就翻宋词、唐诗的时候？还是上小学三年级读了《苦菜花》《迎春花》《林海雪原》等大部头的时候？想来，那时并没有产生想在将来当作家的明晰念头，但在潜意识里，却已萌发了对作家的亲情之根。
“文革”初期，在家遭大祸、落实政策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窘境下，我踅回学校，先是看一帮子先前不爱读书学习而此时红红火火的同学煞有介事地“文攻武卫”，时间不长的后来，就常到那些不怎么赶潮流的同学的宿舍里，借看那些从多种渠道流来的翻译作品。在看了《复活》《怎么办》《静静的顿河》等名作之后，正当我的内心用这些书的镜子映照我的生活和人生历程而有所启悟的时候，一本装帧素雅的传记小说《一个作家的道路——绥拉菲摩维支的生平和创作》，辗转传到我的手中。
作家是怎样的人？作家的生活与心路历程与常人有着怎样的不同？我将来能不能成为一名作家？当我抚摸着这本传记小说的时候，内心充满了不平常的激动和忐忑的躁动。我虔诚地翻开书，名作家并不幸福但却有着草原特色的童年，跨越近乎百年的时空，在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八年的冬天，和我眼前的中国北方的草原衔接起来：“篷车晃了一下，轮下的碎石头咯吱咯吱地响着，草原上无尽头的黑暗的道路迎面跑过来……”
绥拉菲摩维支幼年的印象是和草原上的道路相联系的，而我的少年，也是和草原有着不解之缘的。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呢？在多次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之后，在培养敏锐的观察力、锻炼作家才能和艰难的创作实践上，我复印过绥拉菲摩维支的某些人生屐履吗？
二
作家的梦很快为现实生活击得粉碎：为了求得生存，我和父母弟妹全家九口人，下农村、上兴安，在企盼落上户口和出力挣钱的艰难日子里，文学被遗忘得一干二净。但文学并不记恨我的薄情，一旦有隙，就悄悄跑来，伴我读一两本偶尔得来的书，也怂恿我的雅兴，写上一些为情所动的诗文。
记得在大兴安岭第一次写诗是为图里河镇医院的一位药剂师写的。在那多树多雪少文化的山沟沟里，那位风流倜傥的药剂师很有些鹤立鸡群的风范，不少的人很是佩服羡慕他。药剂师的身旁有一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姑娘，眼睛脉脉含情，脸蛋白里透红，好看的身段走路款摆腰身，好听的嗓音说话温文尔雅，端的是一派小家碧玉风度。因此，很得药剂师青睐。药剂师和我相交不错，说话间流露出对那姑娘的爱意，也触动了我那根爱文学的神经，一夜间写出一首情诗，给药剂师看后他竟给了那姑娘，还说那姑娘看了那诗后，羞怯地笑着说“写得真好”。
在大兴安岭写的第二首诗也和那位药剂师有关。那是一天的傍晚，我和那位药剂师沿着图里河南头的铁路岔线往他家走，岔线旁一位和药剂师很熟悉的中年俄罗斯妇女很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坐。俄罗斯妇女不仅热情，而且勤劳、干净，屋子里的地板一尘不染，四壁、火墙、炉子用白灰刷得特白。椭圆形的桌子上放着新烤好的全面（不出麦麸的面粉）面包，桌子的四周坐着她的丈夫和包括一位五岁左右的漂亮女孩在内的孩子们。我们吃面包、唠嗑，好像还唱了歌，那种友好、和谐、不做作、不设防的相处感动了我。那夜，一首荡着大兴安岭夏夜温馨的诗，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
我在大兴安岭的第三次写诗是因为一位北京知青。当地好多人称他“北京张”。“北京张”在图里河东方红生产大队当一名城镇户口的社员，给大队的兽医当助手。我因为会点烧酒的手艺，就到东方红大队的酒坊落脚谋生。俗话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在那个俗而又俗的生产队大院里，我们自然显得很雅，会“臭味相投”，会同甘共苦。我唱《边疆处处赛江南》《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他唱《鸽子》和《梭仑河》；我买了两小间趴趴房，他把食堂的馒头和白菜、土豆做的菜买回来吃；在北风呼啸的三九天，我们顺手从别人家的小菜园障子上拽一块干板皮，拿回去劈碎把我们的湿木头引着——自然，彼此的一些“小秘密”也就和盘托出，让缺少物质的朋友品尝一下彼此的精神结晶。就这样，在我们共同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他要回北京探亲的时候，我为他写了一首溢满芙蓉花芬芳的情诗，写他和一位叫桂芙蓉的女友的情恋。后来他说，回北京给女友看后，女友很感动，说以后让你那朋友再给写点。20年后，当我漫步北京，几次过北海，几次看白塔，心中不禁想起那首诗——北海和白塔，是“北京张”和女友初恋的物证，它们在历史的变迁中似乎永不苍老，让饱经风霜的我们这一代人感慨远逝的青春年代竟有那么长的“慧尾”。
显见，我走上社会之后最初几年的文学尝试，都是和生活际遇紧密相连的，生活中的人和事感动了我，让我情不自禁地为之歌，为之唱，为之笑，为之泣，无论酸甜苦辣，一个“真”字贯穿其中——还有什么比没有任何功名利禄的企图在内的真情实感更宝贵更感人呢？那时候没有想到写诗要发表，没有想到要当什么作家，但写出的东西即使幼稚但却有人能感动，这是不是说明了：要想当作家，眼睛就不要盯着作家的桂冠不放。推而广之，当官呢？经商呢？
由于缺少安定的生活环境，在大兴安岭最初岁月里写的那些未曾企望发表的诗，都在生活的不断变迁中丢失了，她们就像最初的恋人一样，很可能永远也回不到身边来，但那些清纯和温馨，将一直美丽在跳跃的心脏里……
三
大约是1975年初，我从图里河到大兴安岭西北坡新建的莫尔道嗄林业局谋生。在做了很多种苦力后，于1976年10月迎来粉碎“四人帮”的喜讯。当时甭提心里有多高兴了，一种长期压抑的情绪突然洪水决堤般喷涌而出，让贫穷的日子一下子有了灼灼的光和热。以前，由于长期的“阶级斗争”导致像大兴安岭这样的僻壤冻土区，聚集了很多政治上避难、生活上找饭的人，真可谓渔龙混杂了。在我的好朋友中，就有一位姓刘的“文革”前老高中生，人很聪明，爱好文学，从吉林农村来莫尔道嗄投奔当医生的哥哥后，当了一名林业局贮木场的合同工。我俩是因为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结识的，从此竟成了谈文学谈生活的知音。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俩极度兴奋，土豆丝下酒，文学和生活的多种希冀共孕，伴着多捻的柴油灯不知谈了多少个通宵达旦。我把这种心情转化到一种具体的形象上，写了一首诗，很快在大兴安岭的《林海日报》发表。我清楚地记得是到电影院看电影时，知青点的王厂长告诉我，报社来了封信，里面的报纸上登了你的诗。当时是1976年12月，正是天寒地冻的严冬季节，可我的心里竟有一股热流不停涌动，叫我有按捺不住的激动。从1966年在学校时投稿收到编辑留用的信，到1976年自己的稿子真正变成铅字，恰是10年整。在这10年里，风尘仆仆酸甜苦辣汗水流尽，在几乎对文学不敢有任何奢望时，文学竟热情地跑来拥抱了我，不敢以为是真。
后来我又写了大兴安岭的雪、雨、泉、河、花、鸟、草、树，以及屋、路、车、人等，并陆续在牙克石林区及呼伦贝尔盟的报刊上发表出来。但是，叫我懊丧的是，直至1983年底我离开大兴安岭回归油城大庆，也没有写出让人称道也让自己满意的作品来，那些浅吟低唱的无力之作，叫我惭愧，也叫我纳闷：从小与诗为伴为什么迈不出文学创作的大步子？
在回到大庆又是多年的日子里，我其实又在重复着林区的写作旧套，断断续续发表出来的一些习作，究其里全是些无关痛痒的肤浅置喙。表面上看，我回到大庆后颇顺，省报首投命中后，接连在各种报刊上上稿，似乎是有些春风得意了，但今天再细看一下那些稿子，哪篇能让人稍作咀嚼？没有个性，缺乏思考，充分体现了作者平时生活的盲目性和思想上的平庸。一个10年，又一个10年，再一个10年，再再10年，少年之后的我在经历了多个10年之后，已经从不惑越过知天命了，但茫茫的心地上仍然杂草丛生，智慧的红高粱依然春棵未果……面对现实魂悲欲泪，如憋雨的云在依稀可见的白发上聚集重压。我不由得又一次打开那本书摘，让绥拉菲摩维支的内心独白洪钟一样敲响祈盼顶礼作家的神经：“揭露人的复杂的精神世界是主要的事情，对自然界的任何词藻华丽的描写都应当服从它……”
四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已成大势的商品大潮汹涌澎湃地席卷中国的每一寸土地，让沉重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人际关系发生着迅速而又剧烈的变化。人的变化、社会的变化如同季节的变化一样，不可阻挡地必然到来，与世无争的人也许刚刚从昨夜的睡梦中醒来，晨起推窗望去不由一惊：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纯白冬季已然遁去无踪，目所及处，一派热风吹雨洒江天的盛夏爆景。
猎猎商风中，我的躯体和灵魂陀螺般转动不已，体已累，神已乏，但魂系何处仍是一个难解之谜。
我以为自己是个热诚的人，这种热诚也许近乎痴，但少年时代雷锋精神的滋润，青年时期在困苦中希冀帮助的记忆，多年来书本上真善美的熏陶，都使我不可改变自身的特性。但热诚的后果却是自己有时免不了陷入不能拔脚的泥淖中。那些和我近得不能再近的人，那些和我的生活工作紧密相连的人，扔过来一个又一个的绳套，左牵一下到泥窝，右牵一下到尿窝，365天的愁与苦挥之不去，一年又一年的泪在心里流。即使如此，我仍然那么看重热诚，看重朴实，看重精神的善与美。在森林和草原，我感觉儿少时的质朴与清纯；在油田，我寻觅中学时代与知识和呼吸一起进入肺腑的发愤图强的奋斗精神；在沼泽，我体会丹顶鹤带来的天人合一的天簌启迪……在这样的寻寻觅觅辗转反侧中，我淘洗少年小溪的清纯，割刈青年原野的绿意，敲击中年山谷的虚实，母鸡孵蛋一样，用自身的体温与精血孵出一些虽还幼稚不堪但却有了些许灵性的诗文来。如果说贴近生活就是接近文学的本意，呼唤人文精神就是文明追求的体现的话，那么我应该对自己的习作有几分肯定了吗？赏花一样俯看自己的习作，感觉她们虽不美丽，也不芬芳，但那几枝绿叶，几缕清新，对于我那颗在生活的漩涡中疲惫而又懦弱、尚且余温缕缕的心来讲，该是怎样的慰藉呵。假如，这无多的绿叶及清新能给如我之类的一些人以些许的精神抚慰，真是我奢望的快乐了。
可我的内心更多的还是烦躁、彷徨与失落。烦躁什么？彷徨什么？失落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想要怎么样？这些我说不清，甚至不想多想，但这种情绪却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心灵——我觉得我逃脱不了世俗的诱惑，这种诱惑与自身理性的追求形成的矛盾是一种灸烤心灵的煎熬。我不会抽烟、打牌、跳舞，唯一自慰的事情是看书、读报、写稿子。可我愈来愈感觉到这些事情就像一件件过时的旧衣服，不但别人看不起，就连自己也自惭形秽，一提起来，还有些偷儿似的窘迫心境。有人衷言曰：你烟、酒、牌、舞啥都不会，还算男人吗？更不可理喻的是从前以我写点东西为荣的妻子，近些年来竟然一看见我带回家来的书和报就发火：“输（书）！输——成天都是输，这日子还能好起来吗？”这样，我不仅失落且痛苦不堪了，小打小闹的文章和大吵大闹的日子相比，实在不能平衡。而且周围的发展似乎也在印证着妻的话太有道理：从前尊重文字匠的人不再理睬我们了，从前谦恭现在洋洋的他们，身上、坐下、屋里令人眼花缭乱起来，朋友们相聚，不管学问深浅，叫嚷着买单的人，钱有多厚，腰有多粗，而我，则嗫嚅如徒；同胞兄妹年节相遇，吃的是款弟买的，花的是款妹拿的，父母眼前议论家政大事，起决定作用的还能是寒酸不堪的工薪兄吗？于是，苦水泡涨的一颗躁动的心愈发躁动，几回回发誓不看书了，不写稿了，生活的主旋律应该是一个粤语北渐的音：8、8、8……
躁动着、挣扎着、喘息着，日子过得真叫累呵。可恨而又遗憾的是，脑门子一想发财的事就如死木头疙瘩，没有灵犀，很难开窍；但只要是一转向文化或文学，虽不能文思泉涌，但总有一种青鸟殷勤为探看的感觉，不起眼的小事小物，也能挖出些蕴涵来，甚至有叫人看了拍案叫好的地方哩。魂灵，就在这样的内心矛盾与自我厮杀中萎顿；日子，就在这样的无叶无果中苍白。我突然感到自己老了，绝望的悲哀几乎使我窒息——不是么，我的笔端刚刚去接触脚下的大地，钱浪金潮就以雷霆万钧的力量扑上来，迷我眼，夺我笔，在我不情愿慢慢举起双手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不仅是原本善与美心灵的投降，更是几千年古国文化的妥协……
再一次翻开素雅的《一个作家的道路》，绥拉菲摩维支在百年大雪的莫斯科低吟着一个青年作家的歌声：“只有一个知心的朋友，就连他也不跟我友好……”
可我最想听的，还是绥拉菲摩维支自己的思考：“我有什么比别人强的地方，为什么必定是我而不是第二个或第三个人，有权力深入人类灵魂这一最复杂的领域呢？”
作家，在遥远的海岸亮着塔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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