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新民

　　成都市西郊大朗陵园里有座夫妻墓。墓主是逝于1968年的王鉴之，逝于2007年的苏启哲。

　　这对夫妻为什么经过39年才“走到一起”？解读其中故事，不妨先看墓志铭：

　　王鉴之，石油地质科学家，河南固始人。1947年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地质学系毕业，先供职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后任玉门石油管理局地质处处长、地质室主任、总地质师，政协甘肃省第二、三届委员。文革中无端获罪，1968年6月7日被毒打致死，尸骨无存，葬衣冠于此（略）。

　　苏启哲，河南商水人。1950年到玉门油田，任技术员、工程师。文革中被诬为现行反革命，蒙冤12年。1978年鉴之启哲冤案在石油部干预下平反。2007年4月19日病逝于成都（略）。

　　这座墓一半是衣冠，一半是骨灰，虽盖棺却不能说安葬。所以，前文写到俩人走到一起时，用了引号。

　　王鉴之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王绍文是马寅初的学生，参加过五四运动，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商科。王鉴之先后在河南、山东、甘肃等地执教，当过中学教员、校长和大学教授。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任甘肃省文史馆馆员，著有《五四运动回忆》等。王鉴之兄长王佑1937年毕业于焦作工学院，抗战期间曾参与过西兰（西安至兰州）公路的设计施工。五十年代初，王佑带队完成了青藏公路最初的线路勘测。退休前任陕西公路勘测设计院高级工程师，1988年病故。王鉴之姐姐王晓峰毕业于开封女师，曾在河南固始县的小学任教，1938年8月参加新四军，1943年8月12日在战斗中牺牲。三兄妹中，父亲王绍文最喜欢王晓峰，她却一去未归，伴随王绍文晚年的，是一张河南省人民政府1951年颁发的革命烈士证书。和王晓峰同时参军的堂弟王海后来成了解放军将领。

　　抗日战争爆发后，前方军民以“一寸河山一寸血”的英勇气概和日寇浴血奋战。战争需要的燃油极度缺乏。“一滴石油一滴血”，成了大后方凝聚人力物力财力，勘探开发全国第一个天然油田——玉门油田的精神动力。到大西北去，是重庆学子中叫得很响的口号，一些科技精英从重庆,从昆明西南联大、城固西北联大,从各个沦陷区陆续来到玉门。纪实文学《大漠无情》（马镇作品）记载：“以孙越崎为首的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为了支援抗战，舍弃个人的一切，奔赴大西北的玉门，在一片戈壁荒原上建起一座现代化的石油城，在世界的东方创造了人间的奇迹。”这一切，深深地鼓舞着王鉴之。他毕业时抗战已结束，有了更多发展机会，可以面向全国择业，或者出国深造，但他还是来到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下属的兰州勘探处，跟随中国石油地质科学创始人孙建初，投身西北石油地质开发。

　　原兰州勘探处工程师、大庆石油学院教授杜博民回忆道：“王鉴之，中原人士，膀大腰圆，性格开朗，乐于助人，职工都愿意接近他。1949年，司徒愈旺（后任四川石油局副总地质师）、我和王鉴之每天晚上都到姜铺志或王季明（后任四川石油局高级工程师）家里，把窗帘拉紧，凑近收音机，偷听解放区的广播。有一天晚上，忽然听到解放军的一位司令员（时任大荔军分区司令，解放初期任玉门石油局局长的杨拯民）在广播里讲话：‘乡亲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要解放西安了。请乡亲们准备红旗，准备红灯笼呀！’不久，孙建初处长来电叫我们‘速返兰州筹备陈列室’，这是解放军快要到兰州了，叫我们赶回兰州迎接解放的暗语。临别玉门时，我们到一些友人家辞行，大家把我们送到门外，王鉴之喊：‘乡亲们，准备红旗，准备红灯笼呀！’当时，国民党正到处搜捕抓人。王鉴之却全然不顾！……王鉴之，给人印象就像一团火一样。”

　　经过近一年的缜密策划，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孙越崎领导下起义。这次起义可以说是解放战争最大的胜利之一。它为新政权留下了121个国营总公司，留住了上千个企业的大部分科技人才（其中有一万多名大学生，三千多名留学生），还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和设备，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建设迅速起步奠定了基础。按照孙越崎的指令，资源委员会下属单位兰州勘探处参加了起义。从此，王鉴之和他的同事们跟着孙建初走进新中国建设者行列。那时的王鉴之胸中确实孕育着一团火，一团要为新中国建设加热助力之火。

　　杜博民写道：“解放后，王鉴之被调回玉门。他白天骑着摩托车到（油）井上检查地质工作，晚上分析地层情况，提出下步工作措施，人们见他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王鉴之不仅对革命和事业“像一团火”，他对同事和朋友也热忱得“像一团火”。说起这些，昔日的老同事老朋友很有感触。杜博民的回忆里说：“王鉴之对新来的职工和实习生，总是不遗余力地帮助关心他们，经常到实习员宿舍看他们被褥是否太薄了，生怕他们冻着。给实习学生、采集员讲课，王鉴之做到了敷幽阐微，很受欢迎。”（《见往事萦怀话玉门》）五十年代初，石油部从各大学物理系招录了一批毕业生，集中接受苏联专家培训，定向培养地球物探人才。石油地质科学家、原石油部管道局局长潘瑗从兰州大学毕业，参加这次培训后分配到玉门石油局地质室。他说自己来到完全陌生的环境，最先感受到的是王鉴之对人好，他说，“王鉴之热情坦诚，对新来大学生业务上关心指导，生活上尽量照顾，为大家适应新环境、进入新领域提供了很多帮助。”

　　1979年，石油部在玉门召开平反大会前夕，笔者为大会绘制王鉴之遗像。画室设在局工会一间会议室里，许多老职工闻讯前来观看，围住笔者，众说纷纷，说王总身躯胖大，行动灵活敏捷，打乒乓球获得过局机关的冠军；说王总普通话字正腔圆、笑声极具感染力……说到王鉴之悲惨结局，有人声气哽咽，有人擦拭眼泪。大家希望能画出各自心中的王总：睿智、干练、豁达、敦厚，平易近人，急公好义。

　　苏启哲也出身于书香之家。曾祖是有功名的读书人，做过清政府官员，后被罢官，家境逐渐落魄。父亲是个小知识分子，走上社会后几经挫折，转而务农兼行医。因经常给贫苦病人免费看病，乡亲们镌刻“济世活人分文不取”木匾相赠，褒扬他人品医术。他与当地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系密切，从外围做了许多工作因而深受倚重，后遭人陷害死于非命。抗战时期，故乡沦陷，苏母带三个子女流亡到兰州。苏启哲兄苏更生承父业，毕业于华西医学院，后来成为国内著名心血管专家。弟苏肇义高中没毕业就参加志愿军入朝参战，回国后转业在重庆物资部门工作。苏启哲先上护士学校，后从西北师范大学附中师范部肄业，以优异成绩考取陕甘青邮政局乙等邮务员。于此，结识了大学毕业来兰州工作的王鉴之。

　　1949年3月6日，王鉴之和苏启哲在兰州工程师大厦举行婚礼。新郎活泼热情，新娘真诚矜持，给参加婚礼的亲友留下深刻印象。俩人既有品格相似之处，又有心理互补之宜，大家为他们结合欣慰。参加他俩婚礼的同事，好些成了编写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绕不过去的人物。

　　婚后第二年，苏启哲辞去邮局工作，放弃兰州颇为裕如的生活条件，随丈夫调到玉门油田。有民谣描述当年玉门是：“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向前看，戈壁滩，向后看，鬼门关。”追求安逸的人，视玉门如畏途。王鉴之和苏启哲却把大好年华奉献给玉门。

　　哪里是好地方？和可心的人在一起就是好地方。在戈壁油城，他们安家立业生儿育女，度过了艰苦又温馨的18年。

　　五十年代后，王鉴之先后任玉门矿务局钻探大队大队长，局勘探处副处长，局地质室主任，局总地质师等职。他“在主管玉门地区地质勘探业务工作期间，先后对青草湾区域做过构造细测，对老君庙油田断层进行了调查，对酒泉盆地主要地层剖面露作了观察，为玉门油田的勘探和开发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见《甘肃省统一战线人名录》）

　　王鉴之还多次带队到克拉玛依、吐鲁番等油田开展工作，完成技术协作任务，为新区开发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1959年春，石油部在四川南充川中油田召开全国现场会，王鉴之代表玉门油矿作的报告，有实践、有理论、有创新、有特色，时任副部长的康世恩在总结时，表扬王鉴之的报告是“天桥式的”（当时天桥商场是全国生产经营标兵）。

　　1960年，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余秋里部长来玉门油矿视察。听了王鉴之工作汇报，看到他因饥饿而身体虚弱面容憔悴，余秋里专门指示要玉门局每月给王鉴之补助几斤黄豆，增加粮食定量，说：“不能让王鉴之身体垮下去。”

　　《大漠无情》中收录了一张摄于六十年代的王鉴之照片。照片中的他，面容俊朗笑意坦荡，盛年英气智者风采呼之欲出。作者马镇写道：“从照片中看，他正值事业最辉煌的时刻，对人生充满了自信。如果不是突来的灾难，他对祖国的贡献是不可限量的。”

　　苏启哲来油田之前并没有接触过石油地质专业。她凭着聪慧秉赋和较好文化基础，在实践中认真学习勤于钻研，从助理试验员、试验员、技术员，一步一个脚印走上了工程师岗位。那时，还没有计算机，苏启哲用计算尺运算的速度和准确，在地质研究所首屈一指。她五十年代创造的岩芯分析新方法，一直在石油地质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到七十年代还被广泛应用。当时岩芯分析经常采用汞蒸馏工艺，试验室保护条件又非常差，长此以往她患了严重的职业病——汞中毒。病痛没有使她退却，在玉门局工作期间，她多次被评为先进科技工作者、三八红旗手。

　　就在夫妻俩努力工作、成果频出时，大难悄悄逼近。

　　十年浩劫彻底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先是苏启哲横祸加身，后来王鉴之惨遭毒害，再后是次子王亦平身陷牢狱之灾……

　　1966年夏天，苏启哲正在酒泉石油工人疗养院住院治疗职业病。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后，她私下与病员的交谈被揭发了，揭发她的有新近结识的病员，有交往多年的同事，还有自己的亲戚。人还没出院，这个文弱女子已被描绘成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凶神恶煞，大会小会批斗没有使她屈服，就把她捆在医院的树上暴打。打后也不松梆，由蚊子、瞎虻继续折磨。这时，打手与苏启哲有无恩怨、认识不认识都不重要。既然进行的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殊死搏斗”，那么在革命名义下，施暴已成为是发动群众、大造声势的必须。要么张三、要么李四，总会有人扑上去充当打手……

　　苏启哲主要以言论“获罪”。案卷里也有两条所谓“行动罪”，一是企图畏罪自杀，抵抗群众运动；二是和丈夫握别。她在交代材料里几次辩解：“三月份，专案组把王鉴之从家带走时，我是握过他的手，但这不能算我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因为那时王鉴之问题的敌我矛盾性质还没有明确……”

　　握别丈夫也是罪行！今天的年轻人听来，这比天方夜谭还荒诞离奇。夫妻俩最后一次握别，王鉴之握着苏启哲的手轻轻说：“再见！”这是他留给妻子的最后一点体贴，最后一声温存。

　　以后的39年里，苏启哲家中有个硬规矩，孩子出门无论长短，都不许对妈妈说再见。

　　苏启哲被实行“群众专政”（即非法羁押）以后，又有人陆续揭发出她从“三年困难时期”到文革开始的几十条反革命言论。看她究竟说了些什么：

　　——“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粮食产量是吹上去的。”

　　——“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美国靠的是什么呢？”

　　——“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这几年右派里饿死人也不少，这些人没有积累，都是贫苦没办法。”

　　——“苏联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我们现在说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这不也是个人崇拜吗？世界上再没有比毛主席更英明的人了吗？”

　　——“提出文攻武卫口号，武斗更凶了。”

　　——“现在搞早请示晚汇报是形式主义，以前蒋（介石）让人每天背总理遗嘱，却干着背叛革命的事”等等（见1978年7月31日玉门石油局勘探开发研究院党委给局党委的《关于苏启哲问题的复查报告》）。

　　苏启哲因说出了千万人都看到、想到，却没有勇气说出来的实情而获罪，“罪行”的核心部分，是对个人崇拜的质疑。当时，全国上下都大搞“三忠于”“四无限”。有些人对全国性闹剧心中有数，行动随大溜以表明紧跟形势；更多的人恐怕是真正陷入现代迷信狂热。文革中，毛泽东亲口对斯诺说：“是要有一点个人崇拜才好。”为什么？因为发动文化大革命需要更多的人盲从、迷信、癫狂乃至全民昏热（包括假装昏热），这就是运动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吧。这种状况下，保持清醒很不容易，把不同观点亮出来，坚持下去更难能可贵。

　　苏启哲忍受了三年非人折磨，期望了三年组织结论。1969年，见到的是“戴现行反革命帽子”处理决定。她坚决否认其中的不实之词，在签名处写下“政治陷害”以示抗议。但对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她并不否认。

　　这是一种什么骨气？这是一种什么担当？

　　苏启哲对个人崇拜和现代迷信质疑否定，今天看来仍不乏理性的价值维度。她的选择，体现了追求真善的执着，维护正义的胆识。

　　悲剧把人的思想情感引向崇高。苏启哲是小知识分子，她在非常时期的表现，把许多明哲保身、随波逐流、甚至附炎趋势的大知识分子比低、比小、比没了。

　　有忧患意识，能独立思考，敢担当责任，是中国知识分子优良传统。经过文革大面积长时期政治迫害，这一传统被瓦解被颠覆。多少知识分子思想异化，心灵扭曲，人格失落，变成嗅觉灵敏的政治动物，不再忧国忧民，不再坚持真理，不再讲品格操守，揣着明白装糊涂，睁着眼睛说瞎话，害人手段越来越高，道德水平越来越低，社会毒化愈演愈烈……

　　从1966年下发《5·16通知》，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酿成史无前例的持续内乱，“主动地、不停动地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成为社会生活主要内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查“5·16”分子、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接连不断，打击对象一而再、再而三地扩大。

　　挨整的人里，知识分子最多，对知识分子残害与毒害并行，导致良知缺位，道德整体滑落。不少人恪守一条潜规则，在运动中要撇清自己保护自己，就得加害别人。所以，越是有可能被怀疑、被牵扯的人，越要撕破脸皮慷慨激昂地整人，期望通过种种表演来矫正形象，免得被打入另册。知识分子的这类表演往往更激情、更生动、更“精彩”，因此，他们为自己留下的人生遗憾也就更多。运动中，许多害人者其实也是受害者，害人终归害己，精神矮化心灵扭曲良知流失难道不是一种自残？十年一剑，从两面杀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这是我们民族深刻悲哀。

　　许多文革回忆文章，把大面积政治迫害归结于造反派无法无天。人治之下法同虚设，国家本有宪法，宪法不是跳梁小子乌合之众想推就能推翻，推手自在上面。连国家主席性命都不保，遑论百姓安全？支持上下协同作恶的，是恶政。被《公安六条》圈进有形无形“绞肉机”的，是千千万万个苏启哲。

　　文革时期，流氓粗口登台面，谣言堂皇上媒体，刀笔封杀不见血，从“两报一刊”的梁效、初澜、罗思鼎，到地方报纸，行业报纸，红卫兵小报，秀才们推出一篇“檄文”，撂翻一个、一群，甚至一批人、一层人！阴谋阳谋循环往复，受害者越来越多。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又给全国带来一场“政治沙尘暴”，戈壁油城从此飞沙走石天昏地暗。6月4日，玉门石油局机关报《石油工人报》在毛泽东诗句“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的通栏标题下，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声讨王鉴之的长文《是民主人士，还是反革命分子？》文中除了“美帝国主义的忠实奴才”，“彻头彻尾、彻里彻外、货真价实、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狗特务”，“玉门石油局的头号反动学术权威”之类大帽子和“乌龟王八蛋、孽种、蠢驴”之类谩骂。谩骂加谣言，没有任何辩解的可能，却足以形成对王鉴之致命一击。

　　五年后，玉门石油管理局革委会（73）189号文件的结论中，把王鉴之的几个历史问题说成劣迹（不再以罪行论处）：“中学时期参加甘肃省伪三青团和伪教育厅联合举办的夏令营，”“听取过伪三青团中央团部副书记长郑匪惟的报告”，最重要的是“参加过重庆大学生反苏大游行”。

　　美、苏是帮助我国战胜日本法西斯的盟国，抗战结束后，两国都在我国驻扎军队。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了美国大兵强奸女大学生的沈崇事件，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义愤填膺。各大学纷纷组织反美大游行，王鉴之积极参加游行示威。

　　苏联在东北驻军频发强奸案件，王鉴之参加过重庆大学生抗议苏军暴行游行，也随同师生到行政院请愿。游行请愿，除了抗议暴行，还涉及了要求盟国撤走驻军，归还军事基地等政治诉求。这些诉求，表达了主权国家公民应有的权力和义务。

　　美苏两军败类凌辱中国妇女，政府软弱无能，不履行保护人民责任而激起的呐喊抗争，本是热血青年正义之举。1949年后，即使在执行“一边倒”国策时，也没有把这些作为罪责看待，大不了在当事人档案里，记上一笔“历史清楚，有错误言行”。谁能料到，它却为文革中进行大范围政治迫害留下了伏笔，许多像王鉴之这样正为新中国建设事业挑大梁的知识分子，因参加反苏游行付出沉重代价。

　　文革时期的逻辑是，苏联已沦为社会帝国主义，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公敌，反对现在的苏联是正义、是革命。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社会主义老大哥，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反对过去的苏联就是反革命。抗战胜利后，在国统区参加反苏游行，被上纲上线成历史反革命行为。参与这类活动者，文革中都遭到迫害。

　　王鉴之被诬为国民党特务，还有更深背景。

　　《大漠无情》记载：“文革爆发不久，江青在一次集会上公开点名说，原资源委员会起义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潜伏大陆的行动。此后，遍及全国的原资源委员会起义人员几乎一夜之间无一漏网地被揪上斗争台。重要人员被投进监狱，许多人被逼自杀身亡，家属受株连的不计其数。”一直以来，参加起义的科技人员和职工都以留用人员对待，实行内控使用。现在，“留用人员”又被钦定成假起义真潜伏特务，功过是非完全颠倒。当事人和知情者话语权被彻底剥夺，指鹿为马或者指马为鹿，强权者想说什么是什么。

　　群众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报告文学集《春风化雨》一书中写道，王鉴之被诬为特务后，一夜之间被活活打死。王的妻子也因丈夫的问题被打成反革命，精神失常了。就连他不满13岁的小儿子也被以反革命罪抓进监狱……

　　看到枪械流入社会，群众组织武装割据。王鉴之对友人说：“凡是武斗的地方，都是支左有问题。”被听者揭发。一句切中时弊的大实话，激怒了石油局当权者和支左军方，被上纲上线成为“国民党狗特务”的现行罪恶，对他及家人迫害随之升级。

　　王鉴之大女儿亦凡说，她最后一次看见父亲是1967年6月3日，万人批斗大会会场。父亲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头被按下，两臂架起，身体折成九十度，无法看清面容。

　　6月5日中午，王鉴之被看守押着往局机关走去，路遇放学回家的大儿子亦伟，擦肩而过瞬间，他对儿子说：“好好上学，不要乱跑。”（夫妇俩都在牛棚，几个孩子在家无人管护）亦伟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路遇竟是父子永别，父亲匆匆一句叮咛，成了留给家人最后遗言。

　　关于王鉴之的死，不同时期玉门石油局的结论分别是：

　　玉门石油管理局革委会（73）189号文件：“清队中不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而自杀，其行为是错误的，决定按正常死亡对待处理。”

　　玉门石油局党字1978年074号文件： “王鉴之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清队中，由于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迫害，在有逼供信的情况下，于6月7日不幸逝世。”

　　玉门石油管理局1978年度政工会议纪要：“局机关曾一夜之间活活打死原地质室主任王鉴之。”

　　回到事实真相竟如此之难。

　　作家马镇谈玉门石油局文革，说了这样一句话：“被歪曲的历史后面真真的是淋淋鲜血。”（见《大漠无情》）

　　据1978年12月12日《石油工人报》的长篇通讯《十年沉冤得以昭雪》报道：“吴震权（原副总地质师）谈到，对于王鉴之的死，他可以作半个见证人。他说，一九六八年三月起，我和王鉴之等人被关押在局机关的专政指挥部同一间房里。六月六日晚上，王鉴之拿着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去找局机关军管组，天色很晚了还不见回来。深夜一点左右，我们几个人都被一阵阵惨叫声和皮鞭声惊醒，侧耳细听，听出是王鉴之的声音，心都一下子提了起来，为王鉴之惨遭毒打而心痛。清晨五点左右，我们走进昨夜鞭声、喊声不断的房间，看见王鉴之脸色苍白地躺在地上，浑身被打得皮开肉绽，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们把他抬到住处，他就开始抽风，不久就死了。王鉴之一死，局机关门前（其实全城都是）马上就刷出了‘狗特务王鉴之畏罪自杀’的标语。其实，这都是掩人耳目的伎俩……对于王鉴之死的真相，多年来我一直不敢讲，讲有什么用呢？我头上还戴着帽子，身上随时都会遭到棍子的袭击，再说两个证人也不在了（另外两知情者也相继死去），我就是浑身长满嘴也说不清楚，更何况有些‘英雄’还在台上坐着，我说了有谁肯听，又有谁能给王鉴之伸冤呢？”

　　王亦平在访问多位当事人和知情者后，写成《关于我父亲王鉴之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害情况的简述》上诉材料，其中写道：“六月七日凌晨一点钟，在关押他们房子的隔壁，开始了审讯拷打。局机关军管代表曹某在走道里走来走去，一边问：‘招了没有？’‘没有招，他是属核桃的！’此间，不时传来我父亲的惨叫声：‘你不要打了，我招！’打手的声音：‘招三个字。’父亲招不出来，他们又接着打，父亲还叫道：‘刘某某你不要打了，我实在受不了了。’事情就发生在隔壁，所以与父亲同屋关押的吴震权等三位同志都听得比较清楚。这种折磨一直持续到五点多，惨叫声也越来越微弱。五点多时，曹某叫起吴震权等让他们去抬人。只见父亲躺在地上，面无人色，艰难地喘着气。把父亲抬到房间时，他连声叫：“喝水，喝水！”吴震权出去倒水，水还未倒上，就听同屋的某说，快！人抽风了。此时，父亲似哭似笑已丧失了意识。彭某赶快做人工呼吸，吴去报告。不一会，来了大夫，拿着很长的针管，打了一针强心针，针拔出来后，父亲瞳孔已经放大，送到医院时，人已停止呼吸。天亮后，吴等人被叫去给父亲穿衣服，去时带着席子、麻绳。去时见到我父亲身上只穿着背心和裤衩，腰际以下大腿上被打得皮开肉绽，衣裤粘在肉上，皮肤呈猪肝色。”

　　“三天后他们（专案组）的人又将我母亲拉到太平间，拧起她的胳膊，反剪双手，指着父亲额头左上方黄豆大的一点红斑说：这就是狗特务王鉴之自杀的致命伤。不许（母亲）靠近一步，不许哭喊，这就是遗体告别。”

　　“后来，由看守李某带领五个人，用汽车将我父亲的遗体运到市区东三公里半公路拐弯处的一处比较低洼的地方，扔进一个约一米深的坑中，用两条被子裹身，一件毛衣遮脸，草草撒些石沙就走了。父亲的尸体至今没有找到。”

　　有个姓宁的技术人员有机会接触到专案组的机密，得到一张王鉴之遗体的照片。据他说除平常露在衣外的面部和双手，照片上王鉴之的浑身肌肤全是黑色。后来，宁被打成“5·16”分子，关进牛棚之前，急忙把照片销毁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像王鉴之这样惨死的何止千万。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情感，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最高贵的部分，无不被蔑视、被撕裂、被践踏。“非人”地生存成为普遍现象。有人不能保证起码的安全需求，成了任人宰割的鱼肉。有人不愿对同类付之一星半点恻隐之心，成了嗜血逐腥的鹰犬。千万个家庭笼罩在恐怖压抑之中。

　　苏启哲从1966年夏被实行群众专政、1969年带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直到1978年冬天重见天日，噩梦整整延续了12年。批斗、谩骂，殴打、苦役，是随时随地有可能得到的“政治待遇”。家里的灾难也一个接着一个，母亲去世，丈夫遇害，幼子坐牢。

　　在专政指挥部，每个封闭黑牢都是高灯长明。苏启哲是单独关押的“重犯”，待遇更不同于别人，两只强光探照灯彻夜悬在她头顶，一切隐私都无法保护。不许上厕所，又不给便盆，小便只能解在报纸上，报纸上印有毛主席语录，她因此罪上加罪，被打得死去活来。实在忍受不了折磨，她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把电源接在两个拇指上，指头烧焦骨碴都露出来了，人没死成，又增加了对抗群众运动，企图畏罪自杀的新罪名。

　　有次，实验室发生泄毒，别人都远远跑开，只把她一人堵在毒气弥漫的房间里处理现场，好像一旦成了“反革命分子”，生命就不是生命。那一刻，她不知想过没有，比毒气更毒的究竟是什么？

　　造反派还强迫她的几个子女开家庭批判会，利用孩子的幼稚，刺疼母亲、伤害亲情。

　　打倒“四人帮”两年后，玉门局仍不愿给苏启哲彻底平反，坚持要在结论里留“尾巴”。她在申述里写道：“我的主要问题只有66年在疗养院时说的那一条（关于个人崇拜的），而且那一条包含了对林彪形左实右路线的恨……在歪曲、诬蔑、捏造、篡改、罗织下，我的罪状越来越多。这些问题是产生于逼供信之后，没有逼供信也就没有问题，此复查报告仍让我承认揭发指证，什么‘三人证明’‘一人揭发’之类，全是假的。”一番话掷地有声，反映的真相被后来的事实证明。

　　即使平反以后，歧视、侮辱也没有远她而去。平反大会刚开过，石油部工作组还未撤离，配合苏启哲搞实验项目的一个青工为独享科研成果，竟对她大打出手。事后那人解释说，自己所以动手，是“忘记苏启哲已经平反”。如此说来，在一些人眼里，没平反的“反革命分子”可以不当人看，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所以有许多人不堪忍受，选择自杀。

　　1968年6月7日以后，苏启哲不再动轻生念头。为了已经失去父亲的四个孩子，她必须含垢忍辱活下去。可是，身陷牛棚的母亲，又能给孩子多少呵护？两个上初中的孩子被送到农村插队，幼子和小女经常吃不上饭，13岁的哥哥和7岁的小妹有时靠给人从水站抬水换一半个剩馒头吃，有时不得不沿街乞讨，饥寒惊恐日复一日……

　　1970年3月，“一打三反”运动刚刚开始，市区雪地上出现了两条反对毛泽东的标语。玉门市革委会和石油局革委会联合行动，把雪地标语列为反革命大案，做出从快从重处理部署。一张天网迅速展开，政治空气紧张得像随时要爆炸。很快，苏启哲13岁的幼子王亦平被圈定为嫌犯。理由似乎充分得很，“小反革命”对无产阶级专政有杀父之仇。

　　王亦平先被关在阴暗湿冷的地下室里，屡遭拳打脚踢皮带抽。深更半夜，把他按在西河坝的绝壁上恐吓：不招供就把你踢下去摔死！看着深不可测的峡谷，他除了违心地认罪已别无选择。6月15日，他被正式收监拘留，全市召开公捕公判万人大会，他被五花大绑拉去示众。他后来回忆会场情景，头被两个警察按得只能看见脚面，耳边回响着惊天动地的口号声：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那一刻，他非常难受，越难受，就越怀疑自己真是反革命。

　　两年后他被无罪释放，释放决定这样写：

　　毛主席语录：

　　要过细地做工作。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

　　玉门市革命委员会保卫部 玉门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关于对王亦平的处理决定。

　　王亦平受其家庭影响，思想落后，于一九七零年六月十五日因书写反动标语被拘留，后经审查书写反动标语问题予以否定。但有一般性的错误言论。为此，对王亦平批评教育，无罪释放。

　　特此通知

　　玉门市革命委员会保卫部（公章）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三日

　　王亦平坐牢两年的代价，是1978年平反后区区百元冤狱费，还有三十岁就全部脱落的头发。

　　在兰州大学中文系读书时，他曾写过狱中难友，一个因反革命罪被枪毙的女大学生。别人建议他动笔写一写自己的经历，他却一直未动笔。据说那年头坐过牢的人，出狱前都要受特别教育，许多人对自己的案情默然。

　　在非人境遇里坚持活过来的人，情感意志都有非凡强度和韧性。苏启哲忍耐的极限是1978年。冤案平反后，从高压下突然解脱，她精神失重了。回归社会的第一个春节，苏启哲出现明显精神分裂症状，她时时为臆想中的迫害焦虑、惊恐、狂躁甚至歇斯底里。别人走出阴霾时，她却陷入更深黑暗。

　　对她来说，油城玉门处处皆是伤心地，触发惨痛回忆的场地、人物太多了，她病越来越重。犯病时，她能整整疾行一夜，边走边自言自语，一会儿要去找回丈夫，一会儿要甩掉跟在黑影里的杀手。她还不停地催促孩子们跟着她走，往没有危险的远处走……

　　有鉴于此，一些“老玉门”出面声援呼吁。1985年，石油部报经中组部经济干部局备案，把苏启哲和次女调到四川石油管理局。此前，时任石油部副部长的赵宗鼐出面协调，把从兰州大学毕业的王亦平分配到四川石油局党委宣传部工作。

　　恢复高考后，苏启哲的三个儿女上了大学，没上大学的大儿子也自学成高级技师；大女儿后来任九三学社甘肃省委员会副主委、省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小女儿医大毕业，在石油职工医院当眼科医生。苏启哲晚年生活最大的安慰是，看着子女努力上进，事业有成；看到了孙女外孙女先后从兰州大学和北京大学读完硕士，都留在高校工作；看到了活泼可爱的第四代笑脸相迎。

　　如果说此前还有过一些安慰的话，那就是打倒“四人帮”以后，部分揭发者陆续否定自己做过的伪证。事实正如苏启哲先前的申述材料所说，那些伪证是在专政指挥部高压下产生，有些干脆就是在刑讯逼供中按要求做的。

　　人们把真相说出时，也就开始了灵魂的自我修补，对许多人而言，良知的回归，是走出文革梦魇的必由之径。苏启哲清醒时，不止一次感叹，只要条件许可，相信大多数人还是愿意把做人放在立身行事的应有位置。

　　苏启哲始终没有摆脱精神分裂症纠缠，后来又遭癌症侵袭。她在两种疾病的折磨下顽强地坚持了十年，逝世前，骨瘦如柴面容脱形。

　　苏启哲留下的遗物中，有一份玉门石油管理局党委的玉局党字（78）155号文件《对王鉴之同志问题的复查处理决定》。《决定》的最后一句话是：“对打人凶手认真追查。”这句话已在档案里沉寂了四十年。

　　这种没人落实的空话，尘封于为数不少的文革案卷里，就像躲过风头的众多打手，安然地活跃在人群中。

　　……抡棍挥鞭的、舞文弄墨的、设局下套的、灭迹消踪的，各色打手是文化大革命特产，也是人性丧失、文明堕落、社会毒化标志。运动持续的高压态势，催化了人之恶变，激活了一些人的暴戾残忍。谁迫害人办法多、有创意，心肠硬、敢下手，谁就革命立场坚定，就是对敌斗争有勇有谋。主政者大言炎炎，要“稳、准、狠”地打击敌人，而打手们只是力行一个狠字。这类人如果不是在文革舞台上表演一番，真是无法相信，人究竟能邪恶狠毒到何种地步！人们指望恶有恶报，实际上后来清查中，由于种种原因，把账都记在“四人帮”身上，并没有追究多少个人责任。

　　问题是，也没看到有人为文革恶行自责忏悔。拒绝忏悔的打手，把自己永远定位于“鹰犬”……既如此，那么羞耻感、罪孽感、自责心、忏悔心当然不复存在。

　　季羡林先生认为，文革中的害人者中的绝大部分是由于糊涂油蒙了心而害人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也是受害者。他还指出：“但在害人者之中，有一小撮则应另当别论。这种人挖空心思，采取一些极其残酷的匪夷所思的手段折磨别人，比医学上所谓‘迫害狂’还要厉害百倍千倍，说他们是畜生，是抬高了他们，他们应当位居畜生之下。”季先生希望：“要这些人拿出良心来写一点当年折磨人迫害人的行动和心理状态，如果他们做了，也会给我们子孙后代留点极其宝贵的遗产；然而，这是与虎谋皮，戛戛乎难矣哉！”《<共和国内乱的年代>序言》

　　四十几年岁月如逝，文化大革命在人们记忆中渐行渐远。

　　有人失望于大众过快地遗忘民族大悲剧。

　　有人希望别人把那一切忘得越快、越彻底越好。

　　但愿王鉴之、苏启哲夫妻的悲剧，能给读者提供一个了解那段历史的视角。

　　用这对苦命夫妻盖棺石上的一副挽联来结束这段故事吧：

　　殚心竭虑，探石油创业大漠，功名有定天日可鉴

　　巢毁卵破，遭浩劫血溅戈壁，沉冤虽雪魂何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