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悦

　　前苏联电影《小偷》里有几幕很感人的镜头，小主人公从未见过他参加卫国战争的父亲，他经常会对着一个个模糊的苏联红军战士的身影喊“爸爸”。通过画面处理过的“爸爸们”轮廓清晰脸型模糊，正如我无数个夜晚里塑造的对于故乡的梦境。我坚信我的血液里散发着对湖南老家疏离却无法割舍的气息，但我始终无法捕捉。就像张抗抗散文《南望长乔》里的那句话：“故乡离我真的太远了，不，应该说我离故乡太远了。”

　　其实，从我出生到大学毕业这个漫长的时光里，我的目光始终游离在故乡之外。直到今年来湖北工作，才有机会踏上了故土。在此之前，那个遥远而模糊的湖南，总是笼罩在稠密的雨丝中，在湘江滋润的土地上，生长着许多葱茏碧绿的马尾松、水杉和湘莲，在温润粘稠的微风中，舒展着独特优雅的身姿……

　　当我们的车行驶到荆岳大桥中央，“湖南界”三个大字跃入我的眼帘时，我意识到我终于回到了故乡。我回来了，但我又不是真正的湖南儿女。从小生长在大西北的我，呼吸着稀薄的氧气，咀嚼着高原的牛羊肉，穿梭在地势狭长却密密麻麻挤满了高楼大厦的城市里，突然对扑面而来的温柔清风感到了一丝惊奇。故乡这个神圣的字眼就这样冒出了许多旁枝侧节，我往往下意识地把湖南把新化当成自己生命的源头。一个人童年和少年的经历通常最为刻骨铭心，但恰好这段岁月里，湖南对于我是一个空白，只有上学期间填写的各种表格中，“湖南新化”几个字在不断提醒我的根和血脉是在那个无法触摸到的远方。

　　此刻，我呼吸到了故乡的气息。车窗外浩瀚的洞庭湖水面在风中勾画着细密的纹理，似乎是想把岸边迎风摇摆的稻田完完整整地拓印在水面上。那个瞬间我忽然觉得我的生命就是从这片土地上走来。但我不知道如何去寻找我的根，在这里，我变成了一个游荡在家族之外的精灵。据说我的太爷爷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地主，闹革命时一颗子弹结束了他的生命。爷爷是一个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文革”时被打成右派从京城流放到遥远的大西北劳动改造，所以父辈的足迹就这样走出了湖南。我也不知道那个我从未见过的家谱，是否会写有我的名字。当家族的血脉在湘江岸边蔓延了许多代之后，竟然续接在了青藏高原的黄土地上。家谱上我这个若有若无的名字，早已不代表名分与亲情，只是化为了家族历史记忆中的一个符号。

　　或许有一天，我来到家族的祖居时，打探老人们太爷爷和爷爷的名字，还能寻觅到一点家族的踪迹，但眼下这几乎不切实际。我发现我几乎听不懂湖南话，我用与当地格格不入的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下馆子和问路，还要使劲从当地人“哦里，你要何解咯？口”这些字眼中捕捉能听得懂的信息，我犹如一个弃儿，在陌生的乡音里，茫然地寻找辨别这片土地上残留给自己那若即若离的血脉与根须。珍藏在记忆中的湖南，有一日让你真正面对，却是如此陌生和隔膜。

　　所以无论是在北京上大学，还是来江汉油田工作，当别人问起自己是哪里人的时候，我常常会脱口而出说我来自青海。因为我可以绘声绘色为大家讲述雪山的圣洁，草原的辽阔，青海湖的壮美，牛羊肉的飘香，描绘雪域高原的神奇博大与江南细腻温婉的差别，让他们身临其境地体味虔诚的朝圣者面对神山圣湖时为何泪水会突然喷涌而出，仿佛那眼泪是自己的。有时他乡遇到青海人时，可以用浓浓的乡音亲切地寒暄“家门传子闹们子广场又扩展的胡都了大呀”这类西宁最新的变化。我害怕向别人讲述我几乎一无所知的湖南老家，也许是想象力有限，在梦里勾勒湘江水和岳麓山的模样时，它们的轮廓总是像极了自己熟悉的黄河和昆仑山。

　　湖南二字从小对我来说，更像是从书本中跳跃出的文化符号。楚文化的精神在湖南的土地上一直繁衍至今。熊召政在北大的讲座《楚人的文化精神》中概括到荆湘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执着、担当和富有艺术性”。蔡元培也曾在《论湖南的人才》一文中写道：“湖南人性质沉毅，守旧固然守得很凶，趋新也趋得很急。湖南人敢负责任。”我认为，除了这些，湖南人身上还有着剽悍与勇气。自古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到清代更是有“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的说法，所谓“无湘不成军”。是因为湖南的大地上，涌现了无数在国家危亡之际挺身而出，把对国家和民族的挑衅侮辱看作自己私人的不堪与屈辱，然后甘愿抛洒一腔热血的英雄豪杰。翻开历史书卷，一个个来自故乡的名字在撞击我，感染我，震撼我，如谭嗣同、黄兴、宋教仁、蔡锷、毛泽东、彭德怀等。后来我的英雄情结，也是从一个个湖南的故事里扎根发芽，我渴望早已远去的故乡英雄们的魂魄，激发我心中曾经奔腾在他们身上的豪情壮志。细细想来，我对于家乡那种专注的向往与深情，竟不是来自家族的呼唤，而是对英雄的钦佩与崇拜。

　　而我在故乡连一个可以证明自己的血脉流淌于此的人都找不到，等到那些知道我太爷爷和爷爷故事的老人们百年之后，或许只有故乡的清风，还能证明我与故乡的藕断丝连。我知道，祖先的魂魄都飘散在这清风里，在冥冥中对子孙的呼唤声中，守护着他们永远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