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铁钢

　　王鸿达是个写作多面手，散文、随笔、报告文学等都有所作，且写了不少，也写得很好，但确立其一级作家地位的还是他的小说创作。因此，作为作家的王鸿达，首先是小说家——成熟而有影响的小说家。王鸿达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至2000年年底，已在《人民文学》《当代》《小说选刊》等期刊上发表了一百余万字的中、短篇小说，出版了《遥远的羊草》《孤鸟》两部中、短篇小说集。本文即尝试对王鸿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创作进行述评。

多样的题材

作家的个体人生经历是其进行创作的最重要的依据和源泉。王鸿达，196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伊春林区苔青小镇，高中毕业后在山区林场当过代课教师，后来到油城当过警察，文化馆馆员，直到成为专业作家。正是如此的人生经历，才使读者在王鸿达早期的小说创作中见出多样题材的表现。

　　一是林业题材。如表现林区独特景致、生活、生产的 《跑套子的人》《套户》《最后的猎人》；反映林区小民日常生活和生死歌哭的《鹿死谁手》《血梦》《狗命》《土豆地》；反思山区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所发生的荒唐故事的 《荒火》《忧郁的白桦林》《火祭》……此类作品大开非山区林业读者的阅读观感，使他们在获得新鲜体验的同时，也能得到非比寻常的刺激与震撼。

　　二是石油题材。《红月亮》，用诗歌般跳跃和多线索交叉的结构，表现出了石油工业、石油人、石油城的成长发展历程；《遥远的羊草》《秋收时节》《野浴》《荒原之舞》《荒原的距离》等篇，既展示了石油人生活与工作的多个侧面，又聚焦于性、爱这一人与人生的重要主题；《黑洞洞的窗口》则叙写了环境污染与人文污染造成的美好的人与物的殇损，由此使读者陷入深深的忧虑与感伤。

　　三是教育题材。王鸿达上大学读的是师范，踏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当教师。因此，他对教育、教师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正是这样的经历和情感，使他在小说创作中，写出了一批真实生动、别具特色的表现教育和教师的作品。发表于 《北方文学》1990年11期头题的 《代课教师》，是作家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王鸿达的成名作。 其后的《六指》《农家肥》《氤氲的雨》《绿》《羊在秋天里死去》等，均以素朴淡雅的语言，舒缓平和的笔调讲述了教育的衰兴变化，展示了教师的多种性格与命运。这些作品在给读者以教育职业和教师生活的丰富多彩的信息的同时，更引人沉入对人性、人生的深度思考。

　　四是公安题材。王鸿达也做过警察，时间虽短，但仍给善于观察思考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心灵印记，表之于外，自然就有了《孤鸟》《雪巷》《雪祸》《不被他人伤害》《愤怒的陈大》等作品的出现。它们用日常琐碎的生活呈现出基层普通警察的工作、生活和苦乐、生死。虽然作家尽力将自己隐藏于平常的故事背后，尽力用平和冷静的语调讲述，但也难以抑制读者赏读后的情绪起伏，相伴而起的是对公安工作、人民警察的更多的了解、同情、敬仰。

　　除了上述四种题材的作品外，王鸿达还写有表现文艺工作者的《同行》《夏天的困惑》《正午的阳光明亮》《放一缕阳光进来》《二胡》，表现医护工作者的《尼克医生》《生命的故事》等。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到三个鲜明的印象和结论：一是王鸿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题材是丰富多样的，但以前述四种为突出；二是王鸿达借助多样的题材，共同表现着一个主题，这就是对人性进行多侧面的开掘，对命运做多形态的表现；三是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

人性、命运的主题

人性，即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性。文学是人学。文学创作，特别是优秀的文学创作，一定是充分地接触和表现了人性，从而使作品具有深刻性与普遍性。王鸿达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实绩证明：他自觉地追求着对人性的挖掘与表达，从而在使自己的作品具有艺术性的同时，更具有深刻性与普遍性。

　　对“性”的表现。性，是一切生物的共有特征，人当然也有“性”的本能和欲求。但作为构成人性的重要内容的“性”必与其他生物如动物的“性”有所区别，否则便不称其为人性。因此，对现实的人生而言，就有两个必须要正视和处理的问题：一要承认“性”的存在的合理性；二要使“性”的欲求和行为具有人的特质。王鸿达在2000年以前所创作的小说，大多数都涉及到“性”，其中，不少篇章围绕“性”的主题展开，如《秋收时节》《野浴》《荒原之舞》《荒原的距离》《夏天的困惑》《血梦》《火祭》等。

　　90年代初期，王鸿达较早的两部中篇小说《夏天的困惑》、《秋收时节》，都写到了“性”。 前者是写城市中的“性”与“爱”的困惑，后者是写乡村中“性”的侵犯与冲突。农村青年马秋妹是“全村最漂亮的妹子……水嫩嫩的青苞米”，采油工赵四迷恋于马秋妹的美色而强暴了她，是性本能使然，也正是这一行为把他从“人”的行列推入到动物群中，悲剧也由此开幕。马秋妹的哥哥马顺依据村子“祖上留下的规矩”进行报复而强奸魏春花，毫无道理可言，是十足的人性堕落和兽性发作。赵四的父亲，采油队马队长强迫赵四娶魏春花，完全是从社会的考量，而忽视了个体人性的存在——将一对无欲无爱的男女硬生生绑在一起是最不道德的，也不可能幸福。因此，魏春花与赵四分手是必然的，魏春花进行报复是完全正当的，她是在维护她的人性、人格的尊严。赵四迎娶马秋妹，因其只有性欲而无情爱，也必然性、爱两空，最终以子杀父、母告子的结局拉上悲剧的大幕。《秋收时节》引人思考和达成的认知是：性，是人的本能，不容忽视；任其而为，人生将上演悲剧。合理的做法是将作为本能的性升华为爱，并接受社会理性的引导，才能使人在走向生活幸福乐园的同时也进入人性完善的境地。《孤鸟》中的片警宋福对妻子张云的爱是专一的，对因卖淫罪被判五年徒刑的宋影的帮助是无私而真诚的。也正因为如此，在他成为烈士以后，他平日里工作、生活的点滴琐事比他的结局更使我们感动和留恋。凄凄惨惨抽泣着的宋影已代我们表达出了共同的心声：“他是个好男人”。好就好在他对人是那样的温情、和善，同时又是那样的富于理性。

　　对人性善、恶的揭示。人性本善、本恶，是哲学家们研究争论的问题。正视与表现存在于现实生活里的善与恶，则是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方面，王鸿达是尽职尽责的，因而也是成效突出的。我们几乎可以在他的每一篇小说中都能体察到他对人性善、恶的关注与表达。《城市生活》讲述了一个凄美的故事。农村姑娘明霞来到城市做小姐。她以她的善解人意、质朴勤快、善良宽容，赢得了舞厅老板的爱慕，并结为连理。幸福往往是短暂的，很快生意萧条，因此而神情不振的丈夫小川惨遭车祸而去。她拒绝接受肇事司机送来的五千元赔款，她说：“这不关你的事，我收下会叫小川的灵魂不安的。”早就有爱慕之心的做木材生意的老田如愿迎娶了明霞。婚后的生活当然幸福，幸福中的明霞劝慰老田宽恕背弃他的前妻：“你原谅她吧，至少看在儿子的分上原谅她吧。”悲剧再次降临到明霞头上：老田在楞场督促工人装车时，被滚落的楞垛砸死。再度孤身的明霞将老田做生意赚的存款交给遭到遗弃而回头的老田的前妻，并嘱咐她：“留给佳佳吧，他以后还要上大学，还要娶媳妇，成家。”之后，便带上她所收养的被别人遗弃的母猫乖乖回到了她的乡下老家。

　　人性与命运有着密不可分的相关性。或者说，命运是人性的集中表现，展示不同的命运可以更好地揭示人性。因此，文学创作表现人性，就必然地表现命运，王鸿达的小说正是如此。

　　如果说孙山等人的命运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遭遇中的命运样态，那么，《快手》《荒火》《火祭》等篇则突出地展现出了人在时代、社会遭际中的命运样态。仅以《快手》为例，略加分析。刘生是警察局里的神枪快手，他在押解土匪头子钟邵的过程中，日本鬼子侵入了他的家乡。钟邵劝他共同为匪，他不从。刘生为了让钟邵“做一个中国鬼”而毙杀了他；他为了不做亡国奴而只身流落到一面坡，来到马掌柜家打短工。马家遭土匪抢劫，刘生被俘成匪。在一次土匪内讧中，刘生以其智勇双全斩杀匪首，成为寨主。他严整纪律，约束部属，不害民众。抗战胜利，他不带一人一枪一弹下山，被众匪追截，劝回。两年后，终被解放军打败活捉。当年同在警署供职的伙夫朱四，现在成了解放军的伙夫；被他毙杀的土匪钟邵的儿子正是审问他的解放军军官。临刑前，他嘱咐朱四不要说出他当过警察；死前，他“下意识地喊了一声：“快手！”这是他当警察时所获得的美名，他一生珍视。朱四的话，揭示出了他命运的根源：“你是出于无奈呀……”这句人生深沉的感叹，道出了无数人生不幸命运的真谛——当时代、社会成为个人生存发展的不可抗拒的不利因素时，人的命运悲剧是难以避免的。

　　作为一个词语，“命运”是中性的。如用其描述现实的人生，还必须对命运作出“幸”与“不幸”的价值区分。人生如果遭遇到不可抗拒的因素——自然的、社会的，往往导致命运的不幸，以上所剖析的几篇作品中的主人公可作如是观。但当人生遭遇到了不可抗拒的因素，而人能最大程度地克服自身人性的弱点，同时做出最大努力的抗争，就有扭转不幸命运的可能，即使不能扭转，他也最大限度地展示出了人力之伟大，人性之崇高。不幸的命运令人叹息，幸运的命运叫人羡慕，而只有经过抗争，并在抗争中最大限度地展示出了人力之伟大、人性之崇高的命运才是真正值得赞颂的。短篇小说《绿》，正是表现这一主题的优秀之作。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绿》中的省城音乐师专学生青云，临近毕业前夕获知自己患上了癌症，这无疑是遭遇到了不幸的命运。但她没有屈服，而是向命运发起了挑战：她出于无私的大爱，主动提出与男友分手；她主动要求到山区，来到最偏僻、最艰苦的学校工作：她不但教音乐，还兼教六、七年级的语文、地理。她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给校园带来了歌声，使课堂充满了活力，还发现、培养了有歌唱天赋的苇丽，使她“在秋天里拿到了全地区中学生声乐比赛第一名的奖状。这是克林学校建校以来得到的第一份荣誉”。她仅仅以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就创造出了不凡的工作业绩，更创造出了生命的奇迹——将命运的悲剧演化为一曲催人奋进的生命之歌。虽然她终不免在春天的一个美丽下午含笑死去，但她留给世人的却是深刻的人生启迪：人要活出人的样子，就要做出人性所应达到的努力，以此与命运抗争，也以此证明人性的价值与崇高。

鲜明的风格

文学艺术领域中的所谓风格，就是指作品所表现出的主要的思想和艺术特点。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作家艺术家成熟的标志。王鸿达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实绩证明：他创作出了独具风格的作品，他已是一个成熟的小说家。茅盾先生在《一九六0年的小说漫评》中指出：风格是多种多样的；对风格的分析与把握可以从韵味、布局、谋篇、炼字、炼句等多角度着眼进行。如从整体创作的韵味着眼，体悟王鸿达的小说，我们可以见出三类风格的存在，即阴柔优美、阳刚粗犷、平和冲淡。

　　王鸿达阴柔优美的小说数量最少，而《绿》无疑是难得的佳作。它有优美的山林景色，有青春美丽的姑娘，有曲折动人的故事。它是包蕴着诗的内核，用散文的笔调写就的小说。它在给人带来清丽哀婉的同时，更让人体会到同命运抗争的昂扬与高亢。

　　王鸿达阳刚粗犷的小说，集中在表现历史和林区题材的创作上，代表性的作品有《套户》《最后的猎人》《快手》《跑马套子的人》等。恶劣的林海雪原，凶猛的山间野兽，智勇双全的土匪、套户、猎人。人与自然的抗争，人与兽的较量，人与人的拼杀。真实的故事洋溢着粗犷，传奇的色彩充满着血腥。

　　尽管以上两类作品特色鲜明，但数量不多，也缺乏创作上的持续性。相反，王鸿达创作的具有平和冲淡风格的小说数量最多，且在时间上具有明显的持续性。因此，如论王鸿达的小说创作风格，此类才足称代表。从王鸿达1986创作的第一篇在省级期刊《春风》发表的短篇小说《跑马套子的人》，到他的成名作《代课教师》（《北方文学》1990年11期头题）、《孤鸟》（《人民文学》1991年7-8期合刊），再到九十年代中期 《六指》（《北方文学》1994年10期头题）、中篇《夏天的困惑》（《小说林》1994年4期头题）、《农家肥》（《当代》1995年6期），直到1999年发表的短篇《土豆地》（《小说林》4 期头题）、中篇《不被他人伤害》（《飞天》6期头题），都一以贯之地体现出了鲜明浓郁的平和冲淡的风格。这种风格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平凡的小人物。可以说王鸿达的小说写的都是小人物，无职无权的普通职员、劳动者，如代课教师，街区片警，文化馆员，石油工人，山区百姓……

　　二是平常的故事情节。小人物的生活自然就庸常琐碎。塑造小人物，自然就要讲述平常的故事，铺排平常的情节。如文化馆画家成在夜晚“失踪”，而错过了见奶奶最后一面的机会，惹得家人、同事四处去寻找，寻找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床前，有一只纸扎的金牛》）。《代课教师》中的王云考上了大学；徐雅平为离开山上的艰苦环境，嫁给了副区长患有小儿麻痹的儿子；刘世森屡考不中，近乎精神失常；仅剩下一个李为国，因娶了场长的女儿当上了管理员。都是些家常里短的小事，即使有大的事件发生，如死亡，王鸿达也尽量做淡化的处理，因而少去许多的火暴、激烈、冲动。《孤鸟》中“好男人”宋福和《雪祸》里刑警森牺牲结局的描述都是很好的例证。

　　三是含蓄而富有张力的创作意图表达。赏读王鸿达的小说，你很难看到开头就能推知结尾，读完全篇，你也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它的创意与主题。他不急于表白什么，他也不想硬塞给读者什么，他只需要读者用平常心、耐心与细心去体会、品味：在平凡的小人物生活中体会人生况味，从平常的故事情节里感悟具有普适性的意涵。《不被他人伤害》中的王小偷和伍顺天都是为了实现“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不被他人伤害”的工作目标而奔波辛劳的民警。尽管他们尽职尽责，殚精竭虑，不怕困难，不畏艰险，但结果是哪一个工作目标都难说实现。是人性的缺陷，是生活的复杂，还是命运的捉弄导致得如此这般？是，又不是；不是，又全是。这不是在搞文字游戏，实在是作品表现得含蓄。但也唯其如此，才使作品具有了表现与欣赏的张力和深度。

　　四是平易的词语，平静的语调。前述三点是构成王鸿达小说平和冲淡风格的内在因素，它们共同借助语言这一外在因素得到彰显。王鸿达用平易的词语，平静的语调，和缓地讲述、成就着他的一篇篇小说。读者一篇篇读下去，会渐渐进入减削浮躁，克制冲动，感喟人生，反思自我的境界。

　　法国的布封说：“风格即是本人”；中国的周扬说：“风格就是个性，就是人品”。王鸿达小说平和冲淡风格形成的根源就在于：小说家王鸿达是一个性情温和，不急不躁，淡泊安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