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素范

　　入夜，五彩缤纷的霓虹灯映衬着大庆这座美丽的油城，如今，现代化的街道、商场、小区已让我变得陌生。

　　我离开大庆快30年了，是大庆土生土长的石油子弟，是个典型的“油二代”。如今，我已年过半百，每当回到故乡，感慨、喜悦油然而生。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大庆油田还是一片荒原。记得我们家住的就是当年会战初期的干打垒，周围墙体是用土堆积而成。小时候，爸爸经常带我到他的单位，看见伯伯、叔叔们身穿一身泥黑、油乎乎的道道服，干着很累的活儿，我就对爸爸说，怪不得您的衣服洗不净，原来你们干这么脏的活儿。

　　爸爸识字不多，言语也不多，是一名起重工。每天没等天亮就起床，吃几口妈妈用白面和玉米面掺合一起的炒面后，提起工具袋上车直奔井场。一天，我跟随父亲来到井场，井场周围绿草一片。正是夏天，远处黄黄绿绿，偶尔能采集到黄花野菜。我在远处野地里抓蜻蜓、捕蝴蝶，远远听到伯伯、叔叔们你一声、我一声呼啊嘿地喊着，口号很齐，这就是油田工人劳动的号子。

　　我上小学是在板房里面。一边上学，一边干农活儿。每天放学回家，搬个小板凳坐在炉子边，将干柴点着放到锅底下，然后将一小块一小块原油渣子送到炉子里做饭，每天换着样儿地熬苞米碴子粥、高粱米粥、玉米面粥等，饮食很单调，生活也很艰苦。

　　爸爸和妈妈同大庆其他石油前辈们一样，是从全国各地来到冰天雪地、有狼群出没的东北大荒原。他们头顶蓝天，脚踏荒原，历经磨难，牺牲奉献，在生产岗位上干到退休。母亲在53岁时就去世了，她生养了7个子女，一生含辛茹苦，白天忙工作，晚上忙孩子和家务。爸爸现在也早已退了休。

　　我从小是学校文艺宣传队和鼓队里的一员，哥哥是学校吹号队的一员。上小学五年级时，长春电影制片厂到油田招工，我和哥哥一起参加考试，当时考的是器乐打鼓。电影厂老师把我叫到跟前说：“你注意听我如何敲打鼓点儿，默默记在心里，听完后，你再打出我刚才敲打的鼓点儿。”听完老师的示范，我按着老师的动作打起鼓点儿，在场的老师都笑了，说我打的鼓点一个都没错。哥哥也很有天赋。他听完我打的后，拿起鼓棒也打了起来，打得比我还好。

　　爸爸听说我和哥哥都被选上，气势汹汹地说，你们一个都不能去，都给我好好学习，长大了在大庆工作。一句话，打消了我和哥哥的念头。

　　父亲有着很深的石油情缘。在父亲心目中，油田是最好单位。父亲总是说，石油单位是我们的根，哪儿都不能去。

　　就这样，我们家兄弟姐妹7人全都在石油单位从事医疗、教育、会计、司机、采油、钻井、商业等工作，父亲逢人总说，我的孩子多好，各行各业都有。

　　兄弟姐妹回到家里，看见父亲就汇报自己的工作，谈单位的发展。说起谁家搬家到南方，父亲并不羡慕，总是说，将来谁离开石油，谁离开大庆，谁就会后悔。

　　20多年前，我离开大庆来到廊坊，心情很复杂，还好在管道局也有很多当年从大庆调过来的人，有了很多亲切感。每次回到大庆的家里，与老父亲聊天，老父亲总是说，管道局还是中国石油，你还是中国石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