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

　　

　　有树的风景 版画/王洪峰 作

　　一

　　我有个老朋友叫曹沐仁，比我大四岁。此公虽生长于现代社会，但还是重“气节”。我这么多年之所以与他友情不断，就是因为年轻时在“文革”中经受了重刑考验。当时我因为作品中有“特大毒草”遭了殃，他在“文革”前只生了几盆“豆芽菜”（业余喜欢以五线谱谱写歌曲），几乎都是颂歌，什么“五月红，五月好”“早晨七八点的太阳起得早”等等，没有被逮住“漏儿”。却只因为解放前给一个资本家当过名义上的“螟蛉之子”，运动中又为我说了几句公平话，被“造总”一把手一句话就揪出来打入“牛队”。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而受到株连。当然，这已是过去了的“陈旧性病灶”。

　　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身体好用不着别人照顾，脚步勤快，喜欢独来独往，至今“出征”几千里外不结伴，也没听说摔过一回跤。其实他儿孙满堂，也不是不孝顺，就是太了解他的秉性，习惯成自然，大家都不愿惹他不高兴。当然，像老曹这样“单挑”的人，毕竟在古稀之年的人中仍属个别。

　　不消说，从市内外出，他只能是乘公交车。这一则是收入所限，他毕竟够不上富翁，二来他同样也是习惯了。照他自己的话是：“咳，天生就是这个命。”

　　应该说，他比起一般人来是更相信“命”的，就连与“命”相联系的“运气”之类也相当的“服”。

　　譬如说，那天上午，他乘公交车到一个名叫月季花俱乐部的地方去参加老音乐工作者的集会。从家里走了约一公里上了31路车还比较顺，但当到藜蒺刺站换901路时就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其实这901路在平时车与车之间的空档并不大，今儿个不知怎么就犯了别扭。车站上一位穿杏黄色坎肩戴红袖标的“协管员”好心地说些宽慰话儿：“您还别说，这公交车有时候就是这么神，好像成心跟人找茬儿。你想坐的它偏不来，你不想坐的它一辆接一辆。我也常碰上这样的情况，有一回我和我老婆……”其实我的老朋友曹沐仁更看得开，他心里不是不急，而是从宏观上讲“认命”。他对“命运”的分解法光我就亲耳听他讲过两次。他说有“绝对幸运儿”，在人群中只是个别的；再就是“幸运儿”，只有少数人能摊得上；最大多数的是非幸运儿，总的说来是不好也不太赖，大体过得去。照他的分解法，他和我都属于此类。最后的一种是“绝对倒霉蛋”，也是极少数的。一句话，那就“甭提了”。

　　有了自己这种宏观上的定位，所以无论大事小情他都清楚自己“吃几碗干饭”，基本上都能泰然处之。就拿眼前901路公交车的姗姗来迟说，他虽在内心里感谢协管师傅的好意宽慰，但自己也心中有数：估计车还不至于在中途抛锚，也不会是车上发生了绺窃事件司乘人员直接把车开到了公安局。因为这样的概率不会超过千分之一。最大的可能无非是遇到了中等程度的堵车，再等等也就是了。何况，“月季花”的老音乐工作者集会，本人也不是什么中心人物，这时百分之九十九的同行都不至于对他“翘首以待”，这时即使到了也不会“夹道欢迎”。当然，从做人的要求来说，还是不迟到为好。

　　果然，前面来车了，以他上好的视力，大致看清车头上是“901”的字样。咋样？他预计情况就不会太糟。于是，他向协管师傅道声谢，不那么利落也不很狼狈地上了车……

　　老曹也曾对我说过，他对命运和运气之类的信与不信，也有一个马鞍形的过程。他的出生地，也就是老家那边，可算是典型的礼仪之乡，儒、释之风盛行。乡里乡亲，当然也包括他的家庭，都是很信命的。说来也有点矛盾性：一方面大人们总是谆谆教导晚辈要少年立志，好好读书上进，只有这样才能有出息，乃至光耀门庭；可另一方面，人们又恪信不疑命里只有八尺难求一丈。不过，当时也有开明人士，譬如上学后老师告诉他：信命是消极的宿命思想，让人们顺其自然，不斗争，不大展鸿图，是有害的。可是他也看到另外的情况：信命者反而带来了正面效果。一个例子是：他有个叔伯二大娘，丈夫死了，也无子女，可她坚持不改嫁，依靠丈夫撇下的三间房子，二亩薄地，雇短工干活也能有些收成；再加上她手脚勤快，给村里人缝缝连连，洗洗浆浆，少有收入，倒也能维持生计。二大娘不但心地善良，而且还有点洁癖。有时老曹家里做了好吃的东西，如包子饺子之类，母亲叫他送一碗给二大娘。二大娘总是感谢不尽，日后她做点好吃的，也不忘送些给他们家，坚持有来有往。沐仁刚懂事时，就听二大娘念叨着：“俺的命不好，俺也认了，不怨天不怨地”。就是有一种习性他瞅着不顺眼，她爱干净到了出格的地步。他每次到她家，她先要把炕席用抹布擦了，然后才让他坐。当他刚离开，她又在他坐的地方擦了又擦。但总的说来，“信命运”成了她的一种精神寄托与支撑力，使她不悲观少哀叹，活的岁数很大。老曹说，直到他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回乡探亲，二大娘还健在。那时她应该是八十多岁，他记得她比他母亲整整大一旬，属羊的。

　　所以，总的说来，当年未离家乡的时候，他对“命运”“运气”这些说法绝不完全排斥。直到参加工作之后，不断地接受唯物主义教育，批判唯心主义和种种迷信思想，他才对原先的那些东西渐趋淡化。

　　但随着他年岁的增长，阅历的不断增厚，尤其是历经“文革”和其它人、事不乏离奇古怪的际遇，有许多事情因与果并不都合于“正比例”，至少以普通人的惯常逻辑是难以解释的；即使有的明公二大爷试图解释也并非那么令人信服。老曹说他大学的一个同班章姓同学的遭遇就非常使他困惑。此人聪明热情，多才多艺，而且人也长得比较帅气。高中时住校谈恋爱因去电影院看电影回校晚了，不敢叫门，从墙上跳进又被传达室的师傅发现，反映给校方后被团组织取消了候补期。考上大学后受红色电影影响，对自己进行反思，积极要求上进，担任歌咏队长、墙报主编都做得很出色，于是又被发展为团员，介绍人就是曹沐仁。他是亲眼看着这位同学一步步地走上了进步台阶的。在大学的五年中，这位同学对唐诗宋词不但兴趣极高，而且有较深的造诣，能背诵六百余首古典诗词。这是本班其他同学所望尘莫及的。另外，课余时间经常与曹沐仁研究作曲与歌词，还共同合作过。当然是章作词，曹谱曲。正因为章在诗词上的所长，毕业后被一位名教授收为研究生。在此期间，章同学在爱情上又结佳果：一位在音乐学院学音乐理论的女生在暑假回乡的旅途上与他邂逅，因倾慕其气质和才情而穷追不舍，章终被感动而成眷属。毕业后的一段时间因老曹意外地被分配至音协工作而与章姓同学疏于联系。但不久就惊闻母校在一次清理“反动学生”的不大不小的运动中，章被定为“反动学生”而押送至渤海滩涂地带劳教三年。后来老曹还是听留校的老同学告知事情的原委：章与那位音院女士结婚后仅半年，其妻就突然提出离婚，理由是其夫生理上有问题，有碍夫妇生活云云。章闻之思想上十分不通，他甘冒在那个时代被认为是“犯错误”的风险提出反驳，说他们在结婚前是“试”过婚的，女方当时并未提出有何不妥。而况他们的相识与结合，主动与极端积极的是女方，现在背弃前盟的又是她。所以，章认为女方有悖做人道德，是对他的捉弄。一倔之下，在女方起诉离婚之后，他拒不出庭，采取了一种拖延的态度。女方不肯等待，又抛出一枚重磅炸弹，着实令人吃惊，谓之曰：该章在某月某日扬言如蒋介石反攻大陆，他将举双手赞成；他如有一支手枪，将把他恼恨的共产党员统统击毙。证据是：她都将他的这些反动言论记在本本上，当然已将本本交给了组织。但当有关方面找章对质时，他一口否认，并说是其妻为了达到离婚目的而无中生有。而在她的本本上，“言论”的年、月、日均记载完全，地点是在他的居室“独单”中。后来经过系、校方及其他相关部门研究认定尽管章本人矢口否认，但“人物、时间、地点”俱全；况且其妻作为“一个弱女子”，“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一日夫妻百日恩”，也不至于凭空捏造，所以不久便落实定案，以反动学生论处，并准予其二人离婚。章经三年劳教期满，又在学校监督劳动一段时间，认为表现尚可，着即遣回原籍监督使用。章回原籍后，县有关部门念其是名牌大学研究生肄业，是地方上稀缺的人才，便安排至县一中教高三语文。章努力工作，精于教学，很快就成绩显著。当然领导上非常高兴。这时有女同事也看上了他，不计较他的“不良纪录”情愿嫁他为妻，于是便成其“秦晋之好”，而且还生了一个儿子。眼看章的命运似大有转机，然而就在“文革”即将结束的1976年夏天，酷爱读书的他鉴于本县城书店书的品种较少，趁暑假期间专程去他姑母工作的所在地唐山市买书。由于火车晚点，三百里线竟走了六个小时，直至深夜才叩响了姑母家的门板。也就在两个小时后，人间浩劫的唐山大地震爆发，章和姑母以及整个六层楼房瞬间缩成一堆瓦砾，死后也尸骨无存。

　　“这简直等于专程送死去的。”我记得当年沐仁在电话上告诉我这个噩耗时，使用的就是这句话。竟使我这个相对孤陋寡闻的人目瞪口呆。

　　后几年我和老曹见面时，他还是念念不忘他这位章同学的遭遇，并向我作了显然是经过思考的分析：“纵观他的一生命运，年轻时幼稚期的事情说是失误也好，缺乏理智也罢，还都可以套用外国人主张的‘性格决定命运’的结果。在婚姻的选择对象上也可勉强说得过去。但对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来说，要求他那么远见卓识，显然也过于牵强。最不好理解的是那么严丝合缝的地震前几小时去唐山买书，说是鬼使神差也不为过。我真不知道这与他性格有何关联？难道他还能控制火车的运行吗？如果他有这种本事倒也好了，再让火车晚上几个小时，说不定就会逃过一劫！”

　　我听到此处不禁摇摇头说：“这在你们老家的说法叫‘寸劲儿’，当然这也‘寸’得太玄了。”我虽也不否认有运气这个问题的存在，但仍认为有事物的偶然性因素。

　　“还有更寸的呢。”老曹叹了口气，当时看他的表情非常复杂。“章来唐山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可还有一位则恰恰相反，可以说是差之毫厘，获福一生。这小子也是我的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在校时班里就有人叫他‘吕林甫’，因他姓吕，但很像唐朝的李林甫，爱玩阴的，口蜜腹剑。他毕业后本来分在一所中学教书，‘文革’中不知怎么混进了市革委大批判组。唐山地震前三天出差到唐山组稿，地震前几个小时接到市批判组的电话，叫他立马回来，学习最新的最高指示。对此他哪敢怠慢，当晚就乘夜车离开唐山，这时离大地震只有三个小时。”

　　“与张同学背道而驰。”我憋不住打断了老曹的话，“一天一地，阴阳两界。”

　　“咳，还有更神的呢。”老曹的语气反而恬淡了下来。“粉碎‘四人帮’后，这位‘吕林甫’并没有受到大的触及，据说是因为与‘四人帮’头面人物没啥直接联系。后来一直混得不错，现在虽然退下来了，不过按我们老家那边的说法，叫活得‘满美’。”

　　“这一切，说起来也真是太偶然了。”我真的不知怎样说才好。

　　“何止‘偶然’二字了得。”也许是比我大四岁的缘故，老曹越来越莫测高深了。

　　二

　　从那时又是好几年过去，老曹退休后，虽还在发挥点“余热”，但大多数时间都比较闲在，而且更多了一个爱好，就是外出游历，尤其是对于富有古迹遗存或极有特色的地方他更是情有独钟。他偶尔偕老伴一起出游，后来老伴嫌太累，他便一个人独来独往。由于他身板颇佳，反应灵敏，出行经验丰富，家里人都很放心。

　　现在，他就徜徉在华南的一座规模不大但文化遗存丰厚的中小城市的古街上。十字路口东南西北伸将出去，都是一座座的大理石牌坊，至少有二十几座。这古街人迹不多，总的来说是相当清静。古街两边各色各样的商铺门脸前，都有男女老少经营者坐定，神情也很安详，无一人面现浮躁之色，这也使远方来客曹沐仁更加气定神闲。他后来告诉我，这时他最想的是他的老伴和作为几十年的老朋友——我。他说他从未感受到心情是如此安适，特别是当北方正是天寒雪飘的时节，如果我也能来到这里，体会一下虽非春秋却比北方的春秋更加温煦的日子多好。他说他觉得我们没有来是缺乏这样运气，为什么不能南来享受一下老天的赐予？

　　然而，他当时也并非一味啧啧称道这些牌坊有多么非凡，多么无与伦比。而更多的是引发了他强烈的联想——

　　沐仁君，生于胶东半岛北部的一个历史悠久而且相对富裕的秦置县份，一直到十一岁才随父亲离开这片土地来到后来生活的大城市里。幼时的记忆至今仍非常清晰。他们村离县城才六华里（三公里），所以经常跟父母到县城赶集，粜粮和买东西。稍大后他也常常一个人去。那时的县城在他的印象中是一个严整、繁盛而且古色古香很使他“开眼”的“大地方”。城始建于北齐天保七年，历代都曾加固整修，因此有两道城墙。城中四关街道全为巨石铺就。中心大十字路口南北大街上估计有十五六座牌坊，当时他都仔细看过，多为进士、举人之属，最高官员有明崇祯年间的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 和清中后期的“中堂”一品大员。由于都是原装的真货色，历经数百年风雨剥蚀，均已“锈”迹斑斑，满目沧桑，不似眼前这些南方牌坊如此光鲜白亮。而在最繁华的西关外大街上，许多酒馆茶肆都建在小河之上，是由石条支撑的吊脚楼。几十年后，在我们相识之后谈起往事，沐仁不无讥笑地谈起有的文章孤陋寡闻，说“吊脚楼”只在中国的南方才有。其实，作为北方沿海的一个半岛，他小时候即对吊脚楼眼熟能详。但就是这样一个底蕴丰厚、古址遗存众多的县城，历经抗日战争和国民党发动内战之后，基本上已破坏无遗。在这以前，他就曾经对我说过：

　　“不只是人有不同的命运，能碰上好坏运气。地方、城市也有。我们故乡那个县城就是这样：历经过三次大的破坏。第一次是1938年，日军自海上登陆，攻打县城，当时国民党军早已弃城逃跑，由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和爱国乡绅志士联合组成的鲁东抗日自卫军，坚持抵抗三天三夜，依靠坚固的城墙落后的火力给了敌寇以不小的杀伤。但终是抵不过日寇的飞机大炮而撤离县城。这时的县城虽遭到些破坏，但未受到根本性的摧毁。第二次是日本投降的1945年，不知是抗日民主政府的指令还是乡民的自发行动，几天之内掀起拆毁城墙的浪潮，大车小车，日夜兼程，数万人踊跃动手，拆下砖石拉回家去盖房子。但这一度行动仍未伤及铺街巨石、牌坊、庙寺、古戏楼等等。最要命的是第三次，1947年蒋军大举进攻胶东解放区，占领了我们的县城，大修工事，拆毁牌坊、庙寺，掘出铺路巨石，修造半永久性的碉堡和子母地堡。为了清除视界和射击阻碍，凡是堡垒周围三百米的建筑都要夷为平地。我们县城那座初建于明隆庆重修于清嘉庆年间的古戏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铲平的。想不到这蒋军作为中国的军队在破坏的彻底程度上丝毫不亚于东洋鬼子。”老曹在对我说起这段往事，最后特别加重语气，“这是我亲眼所见，而不是道听途说。总之，自那以后，古县城不复存在矣！”

　　现在，他则是徜徉在祖国华南的一座古城街道上。

　　牌坊上标明着谁树立和为谁树立的字样。“七贤坊”是为七位同科进士树立的；“三尚书”是为一门兄弟叔侄仨人任过尚书、侍郎的“高级官员”合立的；还有一座牌坊横书“皇恩浩荡”四大金字，落款是“大明正德丁丑左都御史陈××”……老曹看到此处，伫立良久，不禁哑然失笑。正德者，明武宗也，是明朝历史上出名的荒唐皇帝，居“豹房”而淫乐无度。但因当时大明气数未尽，虽发生刘六、刘七为首的农民大起义，仍然没有被推翻，但正德皇帝中年夭亡。似此荒淫主儿，在臣下的颂歌中却也仍然是“皇恩浩荡”。在封建制度之下，既然高中得第，当然要谢主龙恩。老曹平素也酷爱戏曲，在《宇宙锋》的“修本”一折，烈女赵艳容的唱词中，不也是“倘若是，有道君，皇恩浩荡”吗？“有道君”，谁耶？就是那个混球皇帝秦二世罢了。

　　看来，竖牌坊者与被颂扬者，状元也好，极品大员也罢，其实真有作为或有可能实现抱负者可说是非常稀少。这些人当时的真实处境和心情今人已难以测知，不过他们遗留下来的牌坊等“硬件”，倒是给作为今天的历史文化名城提供了必要的依据，以吸引旅游者前来等种种优势也给后世的当地人带来了收入和商机。

　　“可生我养我的那个地方的县城呢？”

　　此时孑然的旅者曹沐仁不由得又有些默然与不平：正由于故乡的县城居于战火频仍的地域，所以它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做出了必要的牺牲。然而它后来却失掉了应有的“硬件”，不然我那县城比起平遥和周庄之类是绝不逊色的。他当然也清楚，眼前这个牌坊如林的古城，正是在人民解放大军风卷残云的攻势之下，败残的国民党军望风而逃，根本就组织不起像样的防御，也使这样的城市兵不血刃没有遭到破坏。这也是它们比之故乡县城的幸运之处啊！当然，无论是这样还是那样的结果，都是它们自己左右不了的。

　　“这样想是荒谬的吗？”不，他并不认为。譬如就连世界级的体育大赛以及评奖结果，新闻媒体在评判时也常这样讲，除了什么什么因素之外，也还是有些运气因素在里头的。据老曹所知，这些人士的思维并不陈旧，而且是很时新的，说明他们也不否认有运气因素存在。其实，这种所谓“运气”，无非是事物运行中的排列组合，许多“偶然性”的叠加往往就排列出运气好坏来了。至于为什么有的排列出的好结果多，而有的就排列出坏结果多？对这一点，老曹就不敢妄加解释了。

　　既然城与地方以及许多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命运的差别，相比之下，个人命运、运气中的鸡毛蒜皮、针头线脑之类更不在话下，好也罢，差也罢，都很正常（后来他从那边回来，又对我说起城与地的不同命运，我理解是事物发展的不平衡使然。但因为是朋友之间的交流，又不是什么学术交流会，所以，我并没有与他争论）。

　　这时，他觉得有点饿了，坐在一家兰州拉面饭馆的座头边，要了一碗牛肉拉面。吃到半截，他忽然掏出手机给身在北方雪天里的老友打电话：

　　“是老席吗？我现在岭南当年韩愈、苏东坡被贬的地方观光。他们那时长途跋涉，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今天所幸都受到了颂扬的纪念。我实地感受到了这种真诚的尊敬和怀念，很幸运。”

　　“老曹，我羡慕你有这种幸运。但愿这些受尊敬的先贤地下有知。”我在电话那头说。不过，这时我也想，即使我与他同去了，很可能也没他联想得那么多，思考得那么深。

　　三

　　正因为老曹看人性问题比我深刻，我没有与他商量，就给他添了一桩麻烦。

　　那是因为他去华南游历还未回来时，我的一位过去的部属肖四敏冒着大雪来到我的小型工作室找我。在一起工作时，我叫他小肖习惯了，尽管他现在已是四十大几的人，还是没有改变对他的称谓。他也习惯地称我“主任”，我也没阻止他，反正都是无所谓的事。

　　我用毛巾掸着他身上的雪花，他摘下帽子和口罩，露出他的青白的小圆脸。他那中等匀称的身材似乎比原来略瘦了些。我给他沏上茶，请他喝口热茶暖暖身子。他不客气也不理会，自管急不可待地向我倾吐显然是不会轻易与人道及的个人隐私：

　　“主任，都是我的家务事，过去也向你提起过，这两年又有些变本加厉，当然，我是不会随便对别人说的，唯有您是我最信任的人。您从小做机要工作，嘴严，又一向关心我，所以……”

　　他系统地诉说了他和妻子的关系，当然重点是他妻子密度不小的外遇情事，无疑内心是相当痛苦的，连声调都变了。虽然，过去肖四敏也对我透露过一星半点，但没想到发展到如此程度！最纠结的是，小肖痛心疾首地说：

　　“尽管她这样不顾影响，不顾丈夫和儿子的感觉，我还是下不了决心离婚，这一方面可能是考虑到对孩子的负面影响，最主要的是我还是有一种撕扯不断……的感情，好像习惯了、适应了的格局，一旦打破了我恐怕受不了。再或者是，主任不怕您笑话，我还是爱着她，您是不是觉得我没出息？”

　　“我……”我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他才好，“哦，小肖，您是希望我……”

　　“噢，是的，我渴望听取您的高见，帮我破解一下这些纠结的问题。”

　　“噢，这样，小肖——我有一个老朋友老曹，他对人性问题有较深的研究，人也仗义，值得信赖。他与我相交几十年了，比我有智慧。我想他会对您有切实的帮助。如果你不怕再扩大一个人的范围，我想他是懂得保护你的隐私的。”

　　“您说的是曹沐仁先生吧？我也有耳闻，早就想认识他。您是想介绍我向他请教吧？我也顾不得什么隐私不隐私了，因为我太需要心理疏导了。总是想一吐为快……”

　　就这样几天后，老曹由华南回来，我约他来我工作室楼下的“隆仁居”饭馆，一面为他此次“远征”归来洗尘，一面又认真地向他提到肖四敏想见他的事。老曹说：“你真会给我揽事儿。”我说：“好事能多做一件有何不可？”他微微摇头沉吟着说：“照你刚才说的情节，我想药王爷也开不出手到病除的药方。”“总是能对他有所帮助吧！”我相信老曹这人还是不会拒绝的。

　　果然，由我从中联系，三天以后，他们二人在老曹家附近的“惠馨茶社”见了面。我没有去，这样他们谈起来更方便些。小环境十分幽静，不会有任何打扰的。事情的过程与结果是老曹后来告诉我的。

　　老曹这人办啥事都很精简，不喜欢绕弯子浪费时间，他单刀直入叫对方“痛痛快快，不必碍口”。这在很大程度解除了小肖的犹疑。

　　“好吧，我就不再想什么家丑不可外扬难以启齿那一套了。面对可以信赖的前辈，我只有实话实说了。”说归说，肖四敏还是表白了一番才进入正题。“我今年四十六岁，我妻子比我小两岁。当年……也就是在我大学毕业两年后，在一个偶然情况下认识了她，认识她以后我觉得挺喜欢。为什么，我当时也没多想，完全可以说是鬼使神差。有句俗话叫‘人的命，天注定’，我本来是不信的，可在我与她的婚姻问题上，我不能不承认是有道理的。我们相识后两年才结婚，在这两年间，其实一点也不消停，我们也闹过，一些事儿也使我受不了。其实那时我身边还有几个女孩子都可由我选择。她们有的比我那个还漂亮，有的门第要高，我也不止一度想跟她散掉转移至别人，但不知怎么就是不成，几天不见就想，好歹捱过一周又死活要去找她。就这样多次矛盾又多次言归于好，最终还是结婚了，有了儿子……”

　　老曹后来对我说，在听小肖倾诉的过程中，他心里也很着急，几次想开口插问，又恐打断了他的语流，每每按住了自己。

　　“结婚后的前几年，因为孩子小，大体上还比较平静。等到儿子上了幼儿园，她在对外交往上就开始有了一些……迹象。后来，这些迹象就越来越明显。她这人有一个奇怪的哲学，总认为现在办啥事，规规矩矩的啥也办不成，必须有杀手锏，出绝招才能无往而不胜。说起来真是有点不可思议，还真是，她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践行的。这些年来，她在职称上，从副高到正高；一个工作不够满意，再调换一个；又一个岗位干腻了，再调换一个有意思的。她都是找的有用的人，确切地讲，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她都……咳，曹老师，连我都觉得汗颜哪！我唯一能够安慰自己的一点是，她几乎完全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谈不上是什么感情，哪一个都维持不长，有的也就一两次就没事儿了，并不影响对老公对孩子的关切，回到家里，表面上还是一个合格的主妇。可还是不能完全收心，偶然碰到新的，只要她认为有必要，仍不排斥……咳！其实她这人并没有多少浪漫主义，也不是那方面需求太……忒强，基本上就是一种利益交换……”

　　小肖说到这里，老曹终于插问了：“这些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有的是被我发现了。有的露出蛛丝马迹，我一再追问，她就对我讲了。说实在的，从我本心来说，我还不愿她说实话，可她就是说了，我也只好面对了。”小肖罕有的坦言，使老曹很难产生佩服的感觉。只能说眼前这个男人具备一种可怜的真实，真实的可怜。这时的老曹，觉得没有必要再听他“如数家珍”，多听几档事儿，而是主动地发问：“那你打算怎样处理这样的夫妻关系呢？”

　　“这正是我要向曹老师请教的呀！”小肖搓着两只白细的手，表达着焦急的心情。

　　“照一般的夫妻关系走到这一步，当然只能是离婚的结局。”

　　“可是我离不了，也不想离，事实证明是这样的！”

　　“为什么？”老曹随即自答，“因为你还爱她，感情上藕断丝连？”

　　“是这样……的。”小肖非常难为情地说，“曹老师，您是不是很鄙视我，觉得我很没骨气？”

　　“我没有。”

　　“不，您是在安慰我。”

　　“我说的是真话。”老曹这人由于超常的明澈而心胸最能包容，“因为我觉得男女感情领域的问题是最复杂最微妙的，也是最教条不得的。有些事情微妙得达到不可理喻的地步，那也不应感到多么奇怪；何况你能如此直言自己的家庭隐私，这说明你对我有足够的信赖，我怎么可能看不起你呢？只是有一点，你既然不想离婚，那你专门约见对我说这些仅仅是为了倾诉吗？”

　　“也不全是。”小肖说出了他的祈望，“我知道曹老师阅历丰富，是位大智慧之人，请你预言一下，说说我的家庭的发展前景会怎么样？”

　　“您太高抬我了。”老曹笑着摇头，“我可不敢妄称预言家。何况这类男女感情问题，还是很千变万化的。无论是她还是你，今日不好说就能绝对代表明日。当然，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时光的推移，原来的病灶已经陈旧，当事人从生理、心理、社会影响等方面大致比较稳定，有可能就这样走到最后，我个人希望是这样的结局，不知你个人……”

　　“我也希望是这样。”小肖长吁了一口气，“反正无论她怎样，收心还是不收心，从我这方面来说是不会离婚的，估计她也不会主动提出离婚。”

　　据老曹后来告诉我，他听到这里，半晌没有说话，最后他是以这样一句话结束的：“看来……你注定是命该如此。”

　　在他看来，小肖的遭遇与结局基本上还是“命”。

　　四

　　由于这场对话是我从中介绍的，按照老曹的性格，他必定要对我有个认真的交代。所以在新年元旦的下午，他又一次顶着寒风来到我的工作室。知道他最爱喝“铁观音”，我事先就沏上了一壶“大红袍”。他也熟知我这人帮人就要帮到底，便把两个人的谈话过程对我复述得非常详尽，甚至包括一些重要的细节。不过，最后他也实话实说：

　　“这样的忙，事实证明是最不好帮的。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是一个经典说法，何况我们也都不是官，就说尽义务通常也是出力不讨好的。”

　　我非常理解他说的一切，也发表了对此事的看法：“我这位同事的婚姻关系状况应该说是很特殊的。”

　　“但又不是绝对的个别。”老曹这人过于干脆，他要表达的意思往往是耐不住的。“我敢说在不愉快的夫妻关系中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这位小肖的特殊之点在于，不论情况发展到一般人多么难以容忍的程度，他仍然不能割舍。这是外人知其不幸却无可奈何的。所以我最后只能是以‘命该如此’结束了，对否？”

　　我实话实说：“我即使不完全同意你的说法，一时间恐怕也做不出更透彻的解释。”

　　“谁又能做出这种解释呢？还有，有什么必要非做出更明确的解释不可呢？”老曹的话听来似乎玄虚，再想其实也很务实。“我很理解当事人的苦衷，但他战胜不了自己，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之下，他和我们也只能选择‘模糊哲学’。这也许正符合西方人所说的‘性格即命运’的结论吧！但也不仅一个‘性格’就能概括一切。从古到今，有多少这个或那个人天壤之别的命运和难以理喻的奇巧运气，最后都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吗？小到个人感情问题，大至社会问题，世界要事乃至宇宙万物，一切疑问和困惑都得到破解了吗？恐怕也未必。譬如一个庞大强盛、赫赫数百年数十年的国家政权，在一种突变中轰然倒塌。人们固然可以列出这样或那样的必然因素所致，但这些理由往往并非无懈可击，一个被人们使用了成千上万年的词儿仍然挥之不去，这两个字就是‘气数’，这个‘气数’尽管也被人似乎毫不费力地加以诠释过，但那种神秘感的影子似乎仍在后世人心中晃来晃去。当然，从本质上说，任何事物都理应也能够得到解释。可是，在一定的时间段，在仍有局限的认识面前，这种认识和破解过程很可能是漫长的永无休止的。”

　　我撇撇嘴儿说：“至少在我有限的生命过程中很难破解人间一切未解之谜。”

　　“你光顾你自己，把我排除掉了？”老曹笑着向我“挑衅”。

　　“难道是彼此彼此？”我故意反问他。

　　“你以为呢？”

　　我们俩人不约而同地耸了耸肩，有点像某些外国人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