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尚长文

　　

　　钻 工 版画/王洪峰 作

　　一

　　1949年的10月，金色的秋天挂满一朵朵吉祥的红云，驻守在汉中解放军第19军第57师，迎来了建国后的第一个黎明。钟声响起，哨位上岗放哨的父亲，看一眼黎明中宁静的古城，激动的心充满了对未来新生的热切向往。

　　那些天里，古老的汉中也比任何时候都显得热闹。地方上的老百姓父亲他们送来了一头头的大肥猪，战士们杀猪宰羊，又把大块的白菜、大把的粉皮推进热气腾腾的大铁锅里，接着就以连为单位，大口喝酒，大碗肉，直到最后全部醉倒在炕上拉倒。

　　那一天，父亲不知道自己究竟喝了多少酒，吃了多少肉，也不知道自在那个过程里，干下了几碗陕西烩面，更不知道自己在床上睡了多久。从参军到解放，在那段时间里，父亲差不多每天都是匆匆地随着部队行军打仗像撵羊一样地跟在国民党军队的后面不停地追。到了汉中，虽然剩下的是追剿胡宗南的残匪，但弦儿却一直绷着。现在好了，解放了，怎能不酣淋漓地吃上一顿喝上一顿呢。喝完胜利酒，一觉醒来，看着满地的酒坛子父亲甚至怀疑，他们这个师的官兵，有可能把整个汉中地区的白酒一次地全部给喝尽了。

　　1952年，第19军第57师整建制地去了石油战线。出发前，57师新名称叫：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第一师。这就是后来被各类史料所广提到的，彪炳新中国石油工业史册的“石油师”。

　　那时，父亲是以排长的职务去的油田。

　　第一站是在玉门油田。玉门那个地方给父亲留下的印象并不大好，几十年后，谈到玉门，父亲还顽强地说，那个地方，太穷，女人直接出不去门儿——没有裤子。当地的地主也是穷地主，赶不上咱内地的中农。但父亲在那里接受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凡是有油田的地方，就一定是最荒凉、最偏僻的地方，就一定是最艰苦的地方。

　　有了这么一段生活经历，父亲就觉得没有吃不了的苦，也没有受不了的累。这也是父亲在后来到新疆钻井时，始终保持有一个健康乐观心态的主要原因。

　　父亲在新疆打了几年井，却始终惦记着玉门。不是因为父亲对玉门油田有着多么深的感情，而是因为父亲惦记着一个叫王进喜的人。

　　在玉门那阵儿，父亲就对王进喜怀有深深的成见。原因是那个叫王进喜的人见不得别人超过自己的井队，只要听说有谁比自己的钻井进尺高，王进喜就会找上门儿来比武打擂。

　　父亲原本想在玉门就和王进喜比试一下，遗憾的是，最后却带着自己的井队去了新疆。在新疆，父亲托石油部的一位同志给王进喜捎信，说要“钻透祁连山，战胜戈壁滩”，看谁能最后把自己的旗帜插到祁连山上。

　　王进喜答应了。

　　两个人便各自带着自己的井队，开始了最初的比试。

　　那段时间里，除了和王进喜设擂比武，父亲还迎娶了自己的新娘。这是父亲在老家找的一位女子。那一年，母亲21岁。父亲和母亲的婚礼是在新疆油田进行的，是父亲的父亲卖了一头猪为母亲凑足的路费。走的时候，母亲怀揣着父亲的信，那封信里清楚地标明了到哪里哪里怎样换车。父亲在那封信里还出了一个主意，实在不知道怎么走了，就拿着信封的封皮找车站民警问路。父亲说，我实在没有时间回去，你来吧，我在这里等你。

　　那是母亲第一次出远门。多年后，连母亲自己也搞不明白，一个乡村的女孩子，怎么就那么大的胆子，就这么一个人莽莽撞撞地赶到了新疆，见到了父亲。母亲见到父亲的时候，愣怔了一下，然后便顾不得周围有人，一家伙便滚到父亲的怀里嚎啕大哭。母亲哭得撕心裂肺，伤心欲绝，好像要把自己这半个月在路上的委屈全部倒出来似的。父亲就好言好语地劝着母亲。

　　父亲说，丫头，哭个什么呢，这不是来了么。

　　父亲比母亲大七八岁，大约是见母亲长相上还是个小姑娘吧，父亲脱口而出便把母亲称为“丫头”，这个称呼后来居然被叫了一辈子。

　　那一次，母亲在新疆住了几个月。新疆虽然很荒凉，但守着父亲，母亲却过得有滋有味儿。母亲在队上帮职工做饭、洗衣服，还把全队职工油腻腻的被子全部拆洗了一遍。在干这些事情的时候，母亲是心甘情愿的，也是乐呵呵的。她知道自己的男人是这个队上的第一号领导，父亲的话对全队几十号人有着近乎圣旨般的作用。因此，这个乡村女子便从维护丈夫威信的角度出发，很自然地做着这些工作，直到有一天，母亲发现自己怀上了身孕，直到两个月后，母亲开始了天翻地覆的呕吐，这才稍微止住了自己的忙碌。

　　见到妻子这个样子，父亲考虑良久说，丫头，你回去吧。

　　母亲很吃惊，说咋了，为啥让我回去，我在这里又没有吃闲饭。

　　父亲说，你瞅瞅这儿的条件，方圆几百里没有一所医院，连卫生所都不大有。这个地方全是男人，再过几个月，你要是生娃娃，谁来给你接生呢，都是男人呢。再说了，你老住这里，其他的弟兄怎么办，他们也有家，也有娃儿，我这是搞特殊呢，这让我怎么开展工作。

　　父亲这么说，母亲就不再说什么了，只一个人伤心地流泪。母亲是在那之后的几天里走的。

　　走之前的那个夜里，想到自己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到自己的男人，母亲小心地铺好床单，她对自己的男人说，来吧，我想要你，你轻点。那一次，母亲在父亲的身子下，流着眼泪看着上面的这个男人，母亲想，当个石油工人的老婆有什么好呢，最需要男人照顾的时候，却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男人。想到这里，母亲就恨恨地扬起脖子，一口便咬住父亲的臂膀，直到嘴里卷起一股苦涩的咸味儿。

　　母亲离开新疆是乘一辆运油的罐车走的。拉油的司机们同样是57师的战士们。当年的57师，一个团去了钻井系统，全团被改编成50个钻井队。另外的两个团，一个团搞油田建设，修路筑路，还有一个团则全部用来搞运输拉原油。

　　母亲坐在那辆拉油车上，心里紧张得不行。原来，那时候为了节省拉油成本，提高车辆的运输能力，57师的战士们，通常在一个罐车的后面，要接上三个甚至四个大罐，远远地望去，一个罐车简直就是一个拉油的小火车。

　　母亲临走带了一个小小的包袱。那里面装了几件换洗的衣裳。她把那个小小的包袱紧紧地抱在怀里，生怕那个长长的罐车串子在拐弯的时候，有个什么闪失，翻进路旁的沟里。

　　那年，母亲回去后，便生下了老大，闺女爱红。

　　二

　　母亲走了，父亲在新疆还是那样的忙碌。他和王进喜的井队在那次的打擂比武里，两个井队，虽然都破了年进尺三万的纪录，创造了新中国石油钻井进尺的新高，上面的领导也讲，那一次应该是双双取得了胜利。但父亲明白，自己的钻井队并没有占上风，这让父亲感到窝囊得不行。

　　好在那个年代，中国的石油工业正处于急切寻求突破的历史时期，这便使得父亲在后来的日子里，有了更多和王进喜较量的机会。随后的大庆会战，便为他俩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舞台，这也使得父亲的钻井生涯熠熠生辉。

　　母亲是在大庆会战的时候重新去的油田。去大庆的时候，爱红已经2岁了。或许是母亲怕了上次去新疆的路途，这一次，母亲去大庆的时候，便把爱红留在了家里，由爷爷奶奶来照看孩子。母亲想，油田是男人的世界，那个地方不欢迎女人，自己的男人打信让自己去大庆，大约是男人想自己了，却又走不开，便让自己去一趟吧。这么想，母亲便觉得，自己去东北的大庆，不过就是像上次那样，作个短暂的逗留而已。

　　和新疆相比，大庆的条件显然要好得多了。虽然吃饭睡觉都成问题，但石油人的办法却总比问题多。没有房子就盖干打垒，没有吃的，索性就在荒原上燃起一把火，火烧到哪里，石油人的开荒就跟到哪里。黑土地是肥沃的，随着会战的进行，慢慢的，房子有了，粮食也逐渐地实现了自给自足。

　　在大庆，父亲和王进喜又为打擂争第一的事儿飙上了。

　　那是在大庆会战指挥部召开的一个万人誓师大会上，当父亲代表钻井系统的职工在会上做表态发言的时候，王进喜跳到主席台上，对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向父亲喊道，我们1202钻井队，这一回要把钻井进尺提上去，你们月进尺三千，那我们就四千。

　　本来按照会议的程序，这个表态发言实际上安排了两个队，即父亲的钻井队和王进喜的钻井队各自表态。换句话说，也就是一个表态。但王进喜却不。王进喜见父亲提出了更高的钻进进尺，自己就索性冲上台去，抢先发言，并且把钻井进尺又往上提了一大截。

　　父亲最不怕的就是这个。

　　当兵那阵儿，哪个连队不为了打主攻争个头破血流呢，见王进喜向自己挑战，父亲想都没想便应战了。两个人先是一千一千地往上提着进尺，到后面便是五百五百地往上提，到了月进尺九千的时候，石油部长余秋里笑嘻嘻地拦住了父亲和王进喜。余秋里说，好了，打住吧，就到这里。月进尺上九千，年进尺破十万，你们要是能打出来，我余秋里就亲自给你们送猪送羊，亲自给你们敬酒。

　　余秋里这么说，会场上便响起一阵欢快的笑声。

　　或许，余秋里开这么个会战誓师大会，要的就是这么个效果吧。

　　为了进一步打开大庆会战的新局面，余秋里决定，在全探区开展一个轰轰烈烈的会战上产活动。打擂比武，显然是最有实效性的一个手段。为了把会战工作落到实处，余秋里特地做出指示，为两个钻井队各派一个联系小组，随时将两个队的钻井工作向全探区进行通报和宣传，以此掀起会战工作的新高潮。

　　这是一项颇具马拉松色彩的残酷的竞争。要知道，年进尺十万，这是一个在当时具有世界水平的钻进进尺。当时，只有美国的钻井队和苏联的“功勋钻井队”达到这个水平。

　　为了和王进喜一决高下，那一年，父亲很少回家，天天住在钻井队上，母亲则是在基地的家属农业大队里，和家属们一道开荒种地。见父亲天天吃住在井场上，母亲就搭便车到井队上看望父亲。母亲想，父亲这是不待见自己，才借口工作忙，把自己冷落到一边。

　　到了井场，母亲在那里看见了父亲。

　　由于连日的劳累，父亲的眼睛熬红了，下巴上的胡子也像大庆荒原上的野草一样，显得非常凌乱。看着父亲，母亲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说什么。那个晚上，钻井队的大帐篷里，母亲烧了满满两大桶水，将父亲从上到下洗了一遍，用母亲的话说，那两桶水如果倒在地里浇庄稼，实在是上好的肥料农民出身的父亲，腼腆地享受着母亲的温情。他觉得，有一个石油大会战的大舞台，还有一个对自己百般好着的妻子，生活便真的没有亏待自己。这也使得父亲对母亲有着水一般的温柔，也有着烈火一般的爱。这种爱便使得母亲在后来的几年里，一口气地为父亲生下了爱东、爱林两个儿子，加上爱华这么一个宝贝姑娘，以及寄养在老家的大女儿，父亲一下子便成了四个孩子的父亲。

　　父亲和王进喜俩人，在那场石油系统有名的破“十万”的打擂中，两个队最终双双取得了胜利。父亲的这个队，在那场声势浩大的石油工业大会战里，被铸造成了中国石油工业的一把“永不卷刃的尖刀”。

　　父亲和王进喜最终也成为了一对莫逆之交。1970年，王进喜在北京住院期间，父亲专门带着大庆人为他打造的一座小小的井架到了北京。病房里，父亲紧紧拉着王进喜的手，一遍遍地说，老铁呀，你得挺住，我还要和你打擂，我们还要带着我们的井架，为咱国家再发现几个大庆油田。说好了，不许倒下啊！王进喜便用疲倦的声音笑着对父亲说，放心吧，我舍不得大庆，我还没有打够井呢。

　　说这话的时候，父亲已经是大庆钻井系统的一位负责人了。

　　这一年，不到年底，王铁人在北京病逝。得到铁人去世的消息，父亲非常伤心，回到家，母亲把饭端到了桌子上，父亲看了看桌子上的菜和饭，他对母亲说，丫头，我想喝点儿酒。母亲便赶紧拿出钱，安排爱东去打酒。

　　父亲喝着酒，大家吃着饭。一边饮酒，父亲一边叹气。父亲说，老铁纯粹是为国家累死的啊，他说过，只要早日拿下大油田，他宁愿少活二十年。他其实早想到了今天啊，他这是透支啊。父亲说完，便牛一样地嚎啕大哭起来。母亲一边用埋怨的口吻说着“喝多了”，一边把几个孩子支了出去。

　　王进喜去世后的第二年，父亲便带领队伍去了西北的一个新发现的油田。父亲担任了那个油田主管钻井的生产副指挥，属于正经八百的副局级干部。这时候，老家里长大的爱红已经初中毕业，父亲便和母亲商量，究竟是让爱红来油田，还是继续待在老家。最终，父亲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让爱红待到农村的老家里。

　　父亲给出的理由是，父亲的父亲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一旦爱红来到油田，老人会想孙女的，并且生活上也缺少人照顾。

　　父亲说，我们常年在外打井找油，忠孝不能两全，就让爱红待在乡下，替我们尽孝吧。

　　父亲说，我在石油上打井，已经打了30年了，老了，我还要回老家去。咱们就在老家留个根儿吧。

　　从此，老大爱红便留在了湖北老家。爱红过了二十岁，便在老家成了亲，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农民。那个农民后来在进山打柴的时候，被草丛里的毒蛇咬了一口，爱红的男人不依不舍地打死了那条毒蛇，但自己却由于现场救护措施不当，最终不治而亡。那个男人死后，爱红改嫁了。不幸的是，这同样又是一场短暂的婚姻，几年后，第二个男人竟也因病去世。从此。作为农妇的爱红便绝了再嫁人的念头，自己带着几个孩子艰难度日。

　　三

　　父亲到西北的那个油田担任副指挥后，还是继承了在部队上的那一套做法，继承了余秋里的那一套做法。通常，父亲要组织原油上产会战了，就会结合原油生产形势，提出一个具体的会战目标，比如，会战30天，打井100口，日增加产量200吨。父亲把这个叫做“312攻坚战”。攻坚战开始了，父亲就会组织战前动员会，表决心打擂会，典型经验介绍会，地老坏查摆会。遇到专业性比较强的会议，父亲也不打怵。父亲是多年的钻井标杆队队长，对井下、对地层比较熟悉，在这种会议上，父亲总是耐心地倾听着技术人员的发言，对有争议的问题，父亲也不随便拍脑袋，而是组织大家“把萝卜挑出来摆一堆儿，把白菜也挑出来摆一堆儿”，看看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这样，父亲最后拍板的时候，便总是在实际情况的周围徘徊着，做出的决定，也往往和实际情况比较相符。

　　因此，尽管父亲没多少文化，但因为有解放军的那一套，有老部长余秋里的那一套，父亲在工作上便显得游刃有余，讲起话来也是一二三四五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正因为父亲没有什么文化，每次会议上，父亲对秘书写出来的讲话稿便特别厌烦。父亲总是说，我要说的话都在讲稿上，下来后大家可以带回去看。我这里呢再做几点补充。

　　往往是，父亲的“补充”更受油田干部职工的欢迎。父亲的讲话生动形象，贴近实际，语气上也非常中肯，这样的讲话，便具有相当大的说服力和煽动性。

　　工作上，父亲走的是部队的路子，大庆的路子。就连对下面的部门，也都用部队的一套去称呼他们。在石油系统，石油师即解放军19军57师到了油田以后，油田里的基层单位对外沿用的称呼，基本上还是战争年代的叫法。小队领导叫队长、指导员；大队领导叫大队长、教导员；处级单位的领导叫指挥、政委。

　　这种叫法，已经有了很浓郁的部队色彩。

　　父亲不但在队伍的编制上延续了部队的一套，对下面的部门，父亲很长一个阶段，还把生产办叫作战室，把地质攻关队叫侦察科，西北的那个油田有一大批后来从兰州军区和二炮过去的战士，职工们就索性把这些部门也这么地叫起来了。只是，到底是父亲依从了复员转业兵的习惯叫法，还是大家伙依从了父亲的叫法，这个就很难说了。父亲自己也不去探究这个。父亲只是打内心里希望石油工人这支队伍，能永远保持解放军的本色。

　　父亲是在离休前的最后几年里，坐到了西北那个油田正指挥的位置上。那时候，西北的那个油田，其指挥部还坐落在一个偏僻的县城里，指挥部的大院里，除了主办公楼，便是一排排的平房。父亲和其他几个局级领导的家，就安排在办公区一侧的一个五层小楼上。那个小楼每层的面积大约有一百多个平米，最早建设它的时候，不知道是打算用来做什么的。父亲为了上班方便，大手一挥，让它做了几个班子成员的家。这个家，在当时的那个西北小山沟里，算得上是一处阔绰的“豪宅”了。

　　父亲在外面当了官，并且是个比县委书记还大的官，在老家那边，自然就是个了不起的名人了。在西北的那个油田没干多久，老家的公社里，公社书记和爱红所在大队的支书，便去了油田，找到了父亲。

　　父亲让母亲整了几个菜，又安排孩子去买了两瓶酒，便在家里接待上了这两个客人。俩人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一遍遍地重复道，尚指挥，路太远，咱那个地方又是个穷山沟，这趟来，空着手，实在不好意思。父亲说，这说的可是见外的话了。我老尚在外面干这么多年，没给家乡做什么贡献，你们反倒大老远地来看我，这我已经很感激了。来来来，喝酒！

　　那场酒喝得很艰难。喝到最后，俩人才喘着粗气对父亲说，乡亲们难呀，吃没吃的，穿没穿的，眼看这就到了冬天，好多家庭，大人孩子的衣裳还在打单儿。尚指挥，油田、油田里能不能帮个忙。

　　父亲没有吭声儿。

　　父亲把头低下了。

　　那俩人说完这话，不知为啥反倒轻松了。见父亲为难，就赶紧劝父亲，说我们只是随便一说，你别在意，我们也知道，现在，哪儿不紧张呢。

　　父亲就长叹了一口气。

　　老家来的那两个人，在父亲这里住了两天，便准备打道回府了。离开的那天，父亲亲自带车把他们送到火车站，又掏出自己的钱帮他们买了两张车票，这才把他们送走。

　　老家的人走后，接下来的几天里，父亲吃不香，睡不好，半夜了，还默默地坐在那里叹气。母亲说，你也没有办法啊，他们会理解的。

　　父亲说，不是日子真的难过，不是吃不上喝不上穿不上，不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谁会跑这么远来开这个口呢？

　　第二天，父亲去了油田的钻井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归属父亲分管，里面的几个领导也是父亲从大庆带出来的老班底，属于父亲的“嫡系”。父亲到了那儿，将机关工作人员和机关直属单位的人喊到了小礼堂里。父亲垂着个脑袋，对着台下丧气地说，兄弟们，我老尚来求大伙儿了。

　　父亲这还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称呼“兄弟们”。

　　父亲说，我老家人，要饭要到我这里了。他们很穷，快冬天了，大人孩子，连棉衣都穿不上。我知道大伙儿也很紧张，如果你们能帮忙给他们一件单衣或棉衣，我老尚代表老家的乡亲感谢你们；如果你们拿不出来，你们也有亲朋好友需要救济，那就别为这个事儿作难。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了。

　　父亲这么一说，许多干部职工当场便把自己的外套脱了下来。事后，有的人还专门将尽量能富裕出来的冬衣，打成一个包，送到了募捐处。

　　那一次，父亲一次性地向老家那个公社送了二三百套冬季用衣。

　　父亲做的这件事，在家乡产生的反响实在很大。七十年代初期，文革运动依然如火如荼，今天这个老干部被打倒了，明天那个老干部被打倒了父亲虽然是个副局级干部，但在老家人的眼里，简直就是个十足的高干、标准的老干部。乡亲们也都知道爱红是父亲撇在乡下的女儿，便十分真诚地对爱红说，闺女呀，你爹是个好人呐，共产党真正的好官儿。你告诉他，乡亲们会记得他的大恩大德，万一哪一天，你爹要是也被当什么走资派打倒了，就让他回家乡来，我们老区人养活他。

　　老家穷，这一点，父亲是知道的，也是深深了解的。

　　因此，父亲对爱红就格外地牵挂。

　　老大爱红这期间曾经来过油田一趟。

　　爱红初中毕业后，曾经去过大庆。在那里，爱红发现父亲每天油一身泥一身的，眉毛胡子甚至整个脸上，都带着原油的痕迹。住的干打垒，吃的玉米碴子，爱红觉得油田也没什么好。加上自己从小到大都是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东北大庆的条件未必就比南方的乡下好到哪里。住了一段时间，就平静地回去了。

　　父亲带队伍到西北的那个油田后，爱红也来过油田。那时候，虽然父亲已经是副局级干部了，但住的还是从老百姓那里租来的窑洞，爱红也没觉出什么。等爱红一连失去两个丈夫，再来油田，发现父亲住进了小楼里，生活也开始变得有模有样了，几个弟妹这时也各自走上了工作岗位，每个人的穿着，似乎都在一夜之间变得时尚起来时，爱红就开始耍脸子了。爱红说，爹呀，你和俺妈，还有几个弟妹，现在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只有俺还在旧社会里待着。

　　见爱红这么说，父亲也觉得有些亏欠自己的这个女儿，便安慰爱红。父亲说，老家有老家的困难，外面也有外面的难处啊。

　　在后面，父亲和母亲也为这件事商量了多次。父亲觉得，爱红现在这个年龄，没有什么文化，出来，又能干什么呢？父亲觉得，离开了那片熟悉的土地，出来后，爱红会更痛苦，活得也会更难。

　　父亲想，一个没了根儿的人，在外面怎么活呢，毕竟，自己也是个快要到“站”的人了。

　　爱红那次看完父亲离开油田后，不知道为啥，便再也不来了。

　　父亲养的这几个孩子，除了爱红让父亲操心，其他的也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小女儿爱华小时候看着还比较乖，参加工作到了采油队，却学了一身男孩子性格，荤话粗话、抽烟喝酒，没一样不行。后来，母亲托机关里的朋友给爱华找了一个白面书生，然后又瞒着父亲把爱华调到了油田基地上班。没成想爱华的假小子性格始终改不掉，白面书生和她三句话讲不到一起，一抬手，两个大耳刮子便甩到了人家脸上。这样的日子过了没两年，对方实在忍不住了，便提出离婚。离就离，爱华也不在乎，俩人便很利索地把离婚证办了出来。

　　爱东、爱林打小就喜欢调皮捣蛋。两个人天天在外面打架，父亲看着这两个孩子，头都大了。为这事儿，父亲不止一次地向母亲发火，埋怨母亲把几个孩子惯坏了。

　　母亲就不服气地和父亲争执。母亲说，这怎么都成了我的责任？

　　不是你的责任，是哪个的责任？父亲高声恶气地呛白母亲。

　　难不成这几个孩子是我从别人家“带”过来的？每一次争执到这里，母亲就会来这么一句，然后便委屈地流泪。

　　父亲便不吭声了。是啊，自己这些年在外面忙，自己的女人难道就闲着了吗？严格地讲，在油田，女人比男人更要忙。哪一个女人不是从年轻的时候，便离开了自己的父母，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来到环境恶劣的大荒原上呢？到了荒原，女人们得下大田劳动，得养娃娃，还得为在野外艰苦环境里工作着的男人担惊受怕。

　　父亲就暗自感慨，油田里的女人不容易啊。

　　父亲想，在油田，所有的男人都是铁人，女人呢，女人个儿顶个儿的都是男人啊。

　　当父亲意识到这一点时，便决定应该以非常的手段来教育孩子。

　　于是，很自然的，父亲想到了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让自己的儿女走当兵的路子，另一个办法则是让他们到油田最艰苦的岗位上去工作，去锻炼。父亲对自己的想法充满了信心。

　　爱东高中毕业后，便被父亲送到了军营。对于父亲的刻意安排，爱东倒是显得比较豁达。

　　爱东说，去部队好，我这个性格比较适合部队，到那里我可以负责地说，绝对三年一个台阶，将来干个将军什么的，也很难说。

　　爱东在部队当了几年兵，将军没干上，但好歹还是入了党，回到油田工作后，这才有了个大人样儿，父亲终于不再为他操心了。

　　爱林没当兵，招工以后，虽然是在基层单位工作，却依然不大正干，天天喝酒谈对象。奇怪的是，姑娘谈了不少，却一个也没有谈成。父亲在后面说，得给他把现在这个坏环境换一下，从根儿上把他变坏的环境给断了，要不然，这个小畜生说不定会变成一个小流氓，到了那时，就该人家公安局替我们来管了。

　　那之后，父亲给大港油田的一个老战友打电话，说是让爱林换一个成长环境，然后便是一纸调令，爱林去了大港油田。父亲的那个老战友，看来应该是一个教育行家。爱林到大港油田后，原以为会干上一个轻快一点的活儿，却没成想，父亲的那个老战友居然一家伙把他扔到了一个钻井队上。在那个和钢铁打交道的单位，爱林就横不起来了。刚要摆出局长少爷的样子和别人耍横，这边还没开始，人家那边一通老拳就雨点般地砸了过来。爱林最终知道了，在这个野外的大世界里，自己其实没有具备一点竞争和抗衡的能力，也就是从那时起，爱林的猴性才算刹住了。几年后，爱林和他钻井队上的一个干泥浆工的姑娘结了婚成了家。

　　80年代中期，父亲从局级干部的岗位上退了下来。

　　父亲在位的时候，想不出什么合适的办法来帮助老大爱红，离休后，就似乎更没有好的办法了。九十年代初期，爱红最大的儿子给父亲来了一封信。信中提到，想在老家的县里建一个养鸡场，说是想向爷爷借5万块钱。父亲看完那封信，问母亲家里还有多少存款，母亲算了算，说有十几万的样子。父亲手一挥，全部给爱红邮去，我们亏欠了这个孩子。

　　父亲这么讲，不止一次了。到了后来，母亲就会生气地反问他，数落他。母亲说，我们亏欠了谁的，我们一辈子都在干活，我们也一样没有吃香的喝辣的。你说，我们亏欠什么了。

　　四

　　父亲从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才算是真正地为自己活着了。

　　这期间，父亲曾经尝试过培养一点爱好什么的。有一个阶段，父亲钓过一阵儿鱼。他约上几个昔日的老战友，到油田下面的一个多种经营单位，那个单位里有一个水产公司，公司里便有这样或那样种类的鱼苗。父亲去那里钓鱼，一去半天，或者一去一天，去了几次，父亲就不去了。老局长去那里钓鱼，那个单位就老要中午或者晚上接待父亲他们。父亲不让他们这样，他们却不干，专门派一个小干事在鱼塘边上陪着父亲他们。往往是这边刚钓完鱼准备动身，那边，基层单位的领导就出来了，说老局长别走了，饭已经准备好了。父亲说，不行的，我们得回家。人家就说，吃完走吧，反正已经准备了，不吃就浪费了。父亲只好作罢。父亲在那里吃了几顿饭，以后便不再去了。父亲说，老去干吗，去了就耽误人家工作，再吃几回，我老尚的脊梁骨就会被人戳了。

　　后来，父亲还练习过打太极拳、养花什么的，但这些爱好，在父亲那里都只是热乎过几天便完了。父亲这时才悲哀地发现，这一辈子，自己除了爱打井、爱会战、爱在原油产量上动脑筋外，别的就什么都不喜欢，也什么都不会了。

　　父亲退下来的头几年，逢年过节的，家里还有人来看看父亲，到了后来，除了当年的老战友、老同事过来走动，剩下的就是每年春节，油田的新领导例行公事地到父亲家里，搞搞每年一度的慰问活动。随行的工作人员，这个时候往往就比较多除了老年处的领导，还有油田党办、局办，以及其它的一些处室领导。电视台的摄影摄像记者就更是少不了了。

　　遇到这种情况，父亲就大手一挥地把新闻部门的同志们撵回他们的车上去，只留下几个主要的同志在屋里和自己说话。

　　新上任的油田领导，差不多都是父亲一手提拔上去的，属于不折不扣的儿子辈儿。即便不是父亲直接培养提拔的，但他们在仕途上的进步，往往也和父亲有关系。父亲在位子上，手上那一票的分量，这些人都是知道的，便耐心地向父亲汇报全年的工作。他们告诉父亲，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个气田，那个地方发现了一个油田，在他们的汇报里油田的前景便显得金光四射，分外灿烂。父亲就高兴得哈哈大笑，那笑声是满足的，也是骄傲的，似乎油田取得的每一个胜利，其主要原因，都是因为他留下了一个好班子的缘故。父亲内心尽管很高兴，但还是在笑完后板着个脸儿，很严肃地提要求，让大家不要自满，不要骄傲，要多和兄弟油田比，多和老大哥大庆油田比，要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差距，要争取迈上新的台阶。

　　又过了几年，当初的那些儿子辈儿的油田领导，也成了新一拨的老人儿，来看父亲的，便成了孙子辈儿的油田领导。或许大家都了解父亲的习惯，于是到了家里，便一屁股坐下，继续按惯例给父亲汇报当年度的油田工作。父亲再讲话，口吻里便少了严厉，多了和蔼，慢声细语地叮嘱大家，说油田能发展到今天，实在不容易，一定要把这个摊子守住，把蛋糕再尽量往大处做。

　　再往后，父亲的脾气就开始变了，变得时好时坏。这时的父亲已年过七旬，虽然父亲身在家里却时刻关注着石油系统的企业改革工作，关注着整个石油工业的发展趋势。先是石油工业部一分为三，变成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家大公司继而，各项改革也开始在各自的企业内，一个接一个紧锣密鼓地实施。别说石油系统了，进入九十年代后，整个中国工业的格局也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用眼花缭乱这个词来形容，是再贴切不过了。

　　于是一次次，父亲站在窗前，用迷茫而阴郁的眼神打量着外面的世界。父亲是个老石油，做领导干部多年，自然对国企的种种优点和缺点再熟悉不过了。对国企的改革，石油行业的改革，有的，父亲举双手赞成；有的，就有那么一点儿想不通了。

　　父亲便想，自己大约是真的老喽，真的应该被淘汰了。

　　有了这种想法，父亲便痛苦得不行。

　　每年春节后，都是父亲家里最热闹的时候。父亲的老战友、老部下、老同事们，都会来父亲这里走走，老会战们和父亲交谈的话题，也大都是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以及油田的发展现状。这样的话题，每每谈一次，父亲心情就会或好或坏地变上那么一次，有时就直接变成了个老小孩儿。

　　这一年春节，年根下，年初一还没到，就有人过来向父亲“提前”拜年。

　　这天，油田的一个老部下来给父亲拜年，嘴里说，老局长，俺这里提前给您拜年了，祝你活到120岁！

　　应该说，这个人的话说得很好，但没赶到点子上。那天，父亲刚好送走几个老会战，老会战们谈到的改革问题让父亲实在高兴不起来，父亲的情绪就很差。但父亲仍劝着几个老兄弟。父亲说，改革，必须要搞，咱们这么大的国家，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不改革行吗？既然是改革，就得允许探索，允许出现问题甚至错误。我们年轻时，不也是一点点摸索着走过来的么。

　　尽管这么安慰大家，但父亲却没有说服自己，见有人祝愿自己活到120岁，父亲就没好气地说，咱是共产党人，共产党讲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你见过谁能活到120岁。现在的社会风气，就是让你们这些胡吹乱侃的人给搞坏了。

　　那个人就尴尬地笑了笑，然后讪讪地走了。

　　又过了一会儿，另外一个刚退到二线正作调研员的老部下来了。那个老部下说，老局长，提前给你拜年了，祝你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这一回，父亲不耐烦地直接摆了摆手，说你快滚吧，一会儿的功夫，老子就减去了20年的阳寿。

　　大年初一很快就到了。初一的早上，按照惯例，油田领导就又来给父亲拜年。油田领导在问候完父亲后，简单地谈到了油田的形势，父亲耐心地听完，然后便用语重心长的口吻对油田领导说，现在做个事儿，很难！大家辛苦了。希望同志们记住，无论改革怎样进行，无论企业怎样强化管理搞发展，都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只能在改革中不断强化，不断巩固，离开这一条，就背离了企业发展的初衷，情况就会变得糟糕起来。

　　父亲说，从我几十年从事石油工业的经历来看，什么时候职工群众的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我们的石油工业就会实现快速发展，什么时候淡化了、削弱了，我们石油工业发展的步子就会慢下来。事实上，我们这个油田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

　　父亲的话，说到这个程度上，已经很重了。

　　在场的油田领导，神色不禁变得凛然起来。

　　那个春节之后，油田党委专门召开了一次党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主题便是怎样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调动职工群众的工作积极性，努力把油田的各项工作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去。在这个会上，油田党委明确地提出，作为国有大型企业，油田要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进一步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随后没多久，中断了多年的油田子女招工就业工作，得到了妥善的落实。不少油田职工都在下面疯传，说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尚老头儿气得拍桌子了。

　　这话，不知怎么便传到了父亲这里。父亲淡淡一笑说，扯淡啊，我要是一拍桌子就能解决问题，那我就搬个桌子到闹市区，拍它个24小时。

　　老了的父亲其实和平常的老头儿没什么两样。

　　父亲其实就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老头儿。

　　一年里，除了春节前后，家里来人多一点，其它时候，基本就没有什么人来家里了。于是一到周末，父亲和母亲也像其他年迈的老人一样，开始等着孩子们回来。这期间，老两口对电话、手机非常敏感，也对门外响起的脚步声非常敏感。

　　可是，几个孩子工作都很忙，父亲就打电话动员他们，说周末回来吧，你老爹最近开发了两样新菜，你们回来尝尝。孩子们知道父亲的意思，便在周末带着老婆孩子回来了。

　　于是，有那么一段时间，父亲对厨艺又开始感兴趣了。老两口专门买了一本菜谱，然后按照菜谱上的要求，买来了这个调料、那个调料，做了没几次，父亲就胀气地把那本书扔在了一边。父亲说，哪那么多穷讲究，有吃的，就已经很不错了，爱回不回的，不回拉鸡巴倒。

　　最终，经过一番大浪淘沙，父亲保留了两样爱好。一个是在职时就养成的多年的爱好，即每天晚上雷打不动地听新闻联播，另一个是爱上了种菜。

　　九十年代初期，石油系统对住房实行商品制度改革。父亲作为正局级干部，搬进了一个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然后按照油田规定，交上了住房资金。那个小楼有一个小院，院子里大约有片两分的苗圃。父亲在所有的爱好都培养了一遍之后，这才选择了种菜。他把苗圃里的花呀草呀什么的，全部拔掉，然后种上了一小块一小块的时令菜，有韭菜、豆角、蒜苗，还有西红柿什么的。至此，父亲才算找到了自己离休后的真正职业。

　　父亲离休后，每隔两三年，便要回一趟老家。

　　那时候，父亲的父亲早已去世了，父亲就在爱红家住了下来。

　　老家那个村子里的人，听说父亲回来了，恨不得一个村子的人都涌过来。乡亲们说，那年，你从油田里弄的棉衣什么的，可帮大忙了，这些年，乡亲们还在念着你的好呢。

　　听着这话，父亲的眼睛就湿润了。父亲说，我老尚在外面这么多年，没给老家办什么事儿，就这么一点事儿，乡亲们还记着，我老尚惭愧啊。

　　父亲在老家的那些天里，乡亲们差不多挨家挨户地把父亲和母亲接过去吃了顿饭，当年到油田找父亲解决困难的公社书记和大队支书也去了。大队支书娶的是尚家户的女子，于是便和父亲排辈儿，结果一排，父亲竟然应该把这个小自己十几岁的男人喊爷爷。父亲惊讶地“咦”了一声，说怎么不早说呢。那个支书说，我哪敢呀，那次去，可是要饭去的，要到你门儿上了，哪还敢口称自己是爷爷呀。父亲便当场喊了他一声“爷娃儿”（鄂西北方言，意为小爷爷），一屋子人就哄地一下笑了起来。

　　那次从老家回来，父亲带回了各式各样的蔬菜种子。父亲说，老家的菜好吃啊，味儿正。

　　父亲连续回了几趟老家后，便进了七旬，腿脚已明显不太利索了，这才住在油田里安心养老。

　　又过了几年，母亲也到了70岁，渐渐的，母亲自感身体已远不如从前了，便对父亲说，老头子呀，你也快80岁的人了，咱们再回一趟老家吧，最后一趟。要不，以后可真的回不去喽。

　　父亲便听从了母亲的话。年轻的时候，这个家里一般是父亲说了算，父亲也似乎对当家的权力特别看重，在家里说一不二。到了老年，慢慢地便实现了角色的转换，改由母亲说了算。

　　那还真的是母亲和老家的诀别。从老家回来后，过了没几年，母亲便去世了。

　　遵照母亲的遗嘱，爱东、爱林俩兄弟，护送母亲的骨灰回到了老家，在爱红及爱红的几个子女的帮助下，把母亲埋葬在了尚家的老坟里。母亲的骨灰离开油田时，父亲把覆盖在母亲骨灰盒上的红布掀了起来，就像端详活着的母亲。父亲说，丫头，你先走一步吧，以后，我也回老家去陪你。

　　那一次，小女儿爱华没有回去，爱华负责在油田照顾父亲。

　　爱华离婚后就没再找人。母亲去世后，为了照顾父亲，爱华干脆搬了回来，和父亲住到了一起。

　　老了的父亲依然坚持种菜，坚持看他的新闻联播。

　　父亲觉得，这两样必须得坚持。不种菜了，生活里，就没有了劳动，没有了收获，这就到该死的时候了。至于看新闻联播，父亲也自然有他的理由。父亲说，人必须生活在人群里，远离了社会，人还怎么活呢。

　　或许，父亲只有在看新闻联播的时候，才会更真切地感受到社会脉搏的跳动吧。

　　但无论怎样，八十多岁的老爷子，这时，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其面部表情都已经变得平静如水了。爱华自己也搞不清楚父亲的内心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儿。父亲倒时常给她汇报一下自己每天的情况，这差不多就像一个小孩子做功课一样了

　　父亲说，华呀，昨夜，我梦到你娘了，你说，我和你娘是不是快见面了。

　　父亲的话，说得爱华一愣一愣的。

　　好在父亲的梦经常能做出不同的内容。有一次，父亲居然告诉爱华，说王进喜现在正在南海打井。老铁约他说，从前咱在陆地上打，现在咱换到海上打。

　　父亲说，老铁说了，南海，那是咱中国人的，老祖宗留下来的，怎么也不能让别人抢走了。

　　父亲说，老铁还说了，那个钓鱼岛，也是咱布置井位的地方。

　　父亲说完这些的时候，便慢慢地走到了窗前

　　窗口向南，那是老家的方向。

　　父亲在想什么呢，难不成是在和母亲相约南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