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油田工作了20多年的“石油作家”郝贵平先生在出版多部“石油散文”及报告文学集后又费时三年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挺进大沙海》 (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4月)。它一面世,就受到了石油战线的欢迎,也得到了有关评论家的重视,认为是石油文学中新近出现的为数不多的优秀作品之一。
这部小说是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塔里木油田勘探初期的一段生活作为基本素材,以石油队伍如何打破沙漠禁区,把勘探奋斗引向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而发现石油蕴藏为中心线索,塑造了一线钻井队、沙漠推路队、沙漠勘探领导者、地质和钻井工作者等众多石油人形象,故事情节本身就有一定的传奇性,所以读者很容易把目光集中到“挺进大沙海”的“挺进”上,却并不看重甚至忽视作品中的改革内容及其深层的思想内涵这里,我们即就有关改革情节、人物表现及时代精神做些分析,以期读者朋友能够对此予以重视。
改革情节贯穿作品始终
小说一开始,人物和情节就在新型管理体制的框架中展开,只是还没有着意点破新型管理体制这一“管理改革”的概念。当总部和勘探公司做出进入沙漠腹地勘探的决策,主要人物之一的江天海短暂轮休提前返回勘探公司,总部代表沙漠勘探顾问组顾问方文秉对他安排一项新的工作时,作品才明确点出了“六上塔里木勘探,总部要求要积极进行陆上石油钻探的改革试点”这一命题,亦即改革探索这一情节线的背景。作者借方文秉之口告诉读者:新型管理体制的改革试点,同找构造、打探井一样,也是六上塔里木勘探的一项光荣艰巨任务;勘探规模不断扩大,开始试行的甲乙方管理体制还要继续发展、继续完善,在全国各行各业管理改革的形势下,总部明确要求塔里木勘探要走国外“油公司”模式,石油战线的深入改革即从塔里木开始。(《挺进大沙海》第36页)这就把作品中改革情节的分量提升到了应有的位置。六上塔里木以后,第一口探井钻了干窟窿,但从体制试验来说却是一口练兵井。塔北1井出油以后,勘探公司在塔东、塔北、塔西的新区部署了几口探井,甲方、乙方都在深井钻探中探索甲乙方管理的方式方法。作为钻井监督,江天海先后奉命做过两次调研,并在探索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管理机制上的原则和方法:
第一次,江天海协助新型管理体制的现场组织者、领导者方文秉调查了解甲乙方队伍的管理情况,同十多位甲方钻井监督、地质监督聊天式探讨,同几家乙方钻井公司的经理、副经理座谈井队的管理,又结合自己与7088钻井队协作配合的体会,提出了较为系统、切实可行的改革思路,即:“改革管理,实行油公司模式,关键是要转变观念,摒弃传统思维方式。勘探公司没有直属的钻井、泥浆、固井、录井、试油等专业队伍,运用招标的方式择优签订合同,勘探公司是甲方,专业队伍是乙方,甲方派出监督通过下达指令进行工程作业;乙方钻井队统一设置平台(井队)经理、副经理、带班干部、钻井工程师、机械师,按照甲方监督的指令实施具体的项目作业;井队按照四个作业班配置人员,两个班在井上倒班工作,实行十二小时工作制,另两个班回原单位轮休。这样两个月轮换一次,叫做‘四班两倒’。井队的生活服务也由单独的乙方队伍专业化承包,钻井队不办生活,由勘探公司甲方与乙方生活服务队直接结算。这样,便于钻井公司和所属钻井队集中力量钻探打井……”(《挺进大沙海》第37—38页)这就勾勒出了钻井队伍、钻井作业管理方式的基本轮廓,为方文秉的指导性讲话提供了很好的补充。顾问组和勘探公司经过讨论、完善,形成了推进管理改革的试行文件,勘探整体工作中管理观念的转变、管理方式的转换又推进了一步。
第二次,是在塔北2井取到含油岩芯,沙漠腹地沙1井钻探方案得到总部批准,总部扩大招标,调集钻井、测井、录井、固井和泥浆等方面的专业技术队伍来塔里木加快钻探的新形势下,勘探公司在塔北2井召开现场会,宣布成立新型体制调研组,抽调江天海参加调研,进一步探索荒漠环境下甲乙方队伍的管理。江天海“熟悉钻井工程,在钻井体制上肯琢磨、有思考”,方文秉和穆建刚则要求他“不仅要盯一口井的钻探,公司全局的管理改革也得参与进来,多研究一些问题,多贡献点智慧,给我们领导也添一把柴火。”(《挺进大沙海》第180页) 根据自己做监督工作的体会,江天海在现场会上还作了如何正确处理甲乙方关系的发言,内容就是“从甲方人员、甲方监督这方面说,不能把自己看成老板,把乙方看成雇工。从乙方来说,也一样不能这样。甲方人员到了乙方的一线基层队,乙方像对待贵宾一样这样那样招待,乙方井队每做一件事情都请示似的先问甲方监督,这样的现象,不是我们所想的那种甲乙方关系。”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市场经济下只讲思想教育就不够了,还得建立更切合实际、更具体的管理机制。这次现场会,是一次加快勘探和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员会、誓师会,会议以后探索新型管理体制的氛围更为浓厚了。
7088钻井队开进沙漠腹地以后,在钻探沙1井的过程中,因为泥浆配方不当,井下卡阻严重,钻井队与承包泥浆工作的外方泥浆组发生了矛盾。问题终于得到解决,而“江天海觉得事情并没有结束——协作钻探沙1井,甲乙方之间以及乙方之间还隐埋着某种芥蒂”:“泥浆配方上的争执,验证了指挥部要求进一步总结监督制经验,完善、建立新型管理体制的必要。‘两新两高’工作方针下,钻井和其他工程作业一样,实行甲乙方合同管理。这样的新方式,新上队伍不熟悉、不适应,这是新体制带来的新问题。新型管理体制教育就是要从思想观念到工作方法,将甲方、乙方以及乙方之间的协作配合,从理性的原则要求变成大家自觉地意识和自觉的行动。”他“琢磨开钻典礼那天,宋国良总指挥和方文秉副指挥在飞机跑道漫步时,说给他的一番话:‘甲方和乙方虽然是两家,都是按照合同执行钻井,但在思想上政治领导上是一家;各自责任不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国家找石油;甲方,乙方都应该有这样的境界和高度’”,并且一个一个推敲、体味“这一番话中,‘一家’、‘合同’、‘责任’、‘目的’这几个词儿”。联系到学习经济理论的收获和几个月来自己和井队对新型甲乙方关系的探索,“又受到新的启发。他心里也有几句新话冒出来了——合同上分,工作上合,职责上分,思想上合。”(《挺进大沙海》第298—305页) 这“四句话,是正确处理甲乙方关系的创新解释,准确明了,简单易记,很新颖,很精彩。四句话概括了甲乙方合作的方法原则、指导思想”,指挥部在全探区推广,充满改革精神的新型管理体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巩固。
改革情节中的人物刻画
随着“改革”情节线的展开,《挺进大沙海》成功塑造了一系列重要人物,其中以江天海和方文秉最为突出。江天海出于对石油事业的钟恋和对父亲遗愿的忠诚继承,主动请缨参加六上塔里木的勘探,这当然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自觉承担。来到西部荒漠,他面对的不只是单纯的奋力苦干,打井钻探,还有总部勘探战略下的新型体制的探索性实施。事实上,他担任甲方钻井监督,本身就是新型体制赋予他的不同于以往工作方式的工作责任。他参加过监督培训,又在新体制的雏形中与7088钻井队密切配合,成功完成塔北1井的钻探,在新区勘探初期实现了钻探喷油的新突破。完成七个多月的塔北1井钻探后,他本该回内地轮休一次,但面对即将进入沙漠腹地的新任务,他决定放弃轮休,抓紧时间与井队总结引进钻机的使用情况,从操作规程上完善使用文本,同时总结管理上的基础工作。而“管理上的基础工作”,就是他和7088钻井队试点钻井体制改革:“思想观念、运作机制上还有不成熟的地方”,“开始试行的甲乙方管理体制还要继续发展继续完善”。通过调查、研究、总结,他向顾问组和勘探公司提交的关于钻井队伍、钻井作业管理方式等设想,实质上都是他严谨工作态度和积极探索精神的反映。
扩大招标,总部再次调集队伍加快钻探,江天海被抽调参加勘探公司新型体制调研组的调研。江天海是一线工作的具体实践者,对存在的新问题有敏锐的觉察和深层次的思考。这就是:有的甲方人员,包括甲方监督,把自己看成“老板”,把乙方看成“雇工”,而有的乙方队伍、乙方人员在作业中缩手缩脚,自己抑制自己应有的主动性,一味地依赖甲方代表,甚至有的“像对待贵宾一样这样那样招待”甲方人员。江天海认为消除这些不符合新体制要求的措施是:既要进行转变观念的思想教育,“还得建立更切合实际、更具体的管理机制”。他虽然是最基层的现场工作干部,从勘探公司的层面说并没有决策权,但他建议性的献策却很有价值。顾问组和勘探公司参考他反映的情况,吸收他来自现场实践的理性思考,制定进一步开展新体制教育和实施完善新体制的措施,其中就有江天海的“细胞”作用。小说中的这一段情节,十分生动也十分具体地表现了江天海超前的改革意识,一个革除计划经济下的陈旧观念,站在改革潮头前面理性认识问题、切实解决问题的开拓者形象立在了读者面前。
在总部成立勘探开发指挥部展开更大规模的石油大会战以后,江天海又探寻沙1井钻探中乙方承包者之间发生“泥浆问题”的原因,仔细推敲总指挥宋国良和副指挥方文秉给他说的“一家”、“合同”、“责任”、“目的”的深层内涵,总结出了正确处理甲乙方关系的“四句话”,被指挥部推广到全探区。为了使读者能更深入地看到江天海在改革中表现出来的开拓精神及其内在原因,作者刻意“引录”了江天海参加监督培训时一篇心得文章中的一段话:
社会主义条件下,以往资本家企业管理中,剥削者对被剥削者,因为根本利益对立引起的监督,已经不存在了,社会主义企业的监督劳动,不体现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是职工群众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互相监督,本质是企业职工自己对自己的监督管理。
这段话是他学习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知识时思想上的一个收获。结合7088钻井队在打井中发生的实际矛盾,江天海再次回味这个认识上的收获,他“高兴得两手一拍:‘对了,把这个观点这个思想,宣传到钻井队所有职工中去,宣传到每个乙方作业队伍中去!’”(《挺进大沙海》第303页)——这就是他总结、概括“四句话”的理论之源。由此,我们看到的江天海,不仅仅是忠诚石油事业,身在一线执著奋斗,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家庭的同于众多石油人的普通基层干部,更是具有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理论武装,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勇于开拓、勇于创新的一代新型石油人。
除了基层干部江天海,小说中代表总部推行体制改革的另一个艺术形象是方文秉。
总部选派方文秉担任沙漠勘探顾问组组长,是因为他“是一位‘老石油’,从建国初期投身石油钻探事业,四十多年间南征北战,东西奔波,从钻井技师成为很有统帅之才的钻井专家和石油勘探的管理者、领导者”,“他肩负的使命就是要以改革开放精神,在六上勘探的大行动中,用市场机制的新思维,创新勘探管理,用甲乙方新型体制带动沙漠石油勘探”。所以“无论是进行调研,向总部的决策提供情况、提出建议,还是帮助勘探公司作部署、提方法,方文秉都有一种统领全局的领导风范和举重若轻的统帅能力,他在正规场合的讲话总是令人信服,给人力量,平时的群众关系又是那么随和,没有一点架子,给人一种亲近感”。(《挺进大沙海》第11、12、177页)
方文秉十分注重调查研究,注意听取和吸收基层实践者的意见,注重对年轻基层领导干部的培养。在勘探公司的现场会宣布成立调研组之前,听了江天海谈到转变观念需要更切合实际、更具体的管理机制,但“到底怎么做,心里又不太清楚”的困惑时,他说:“加快勘探不仅仅是尽快定井位,尽快下钻头,还要在新体制的建立、完善、巩固上加快步伐。现在看来,在新型体制建立过程中,思想观念的转变,任务还很艰巨。要破计划经济下的老观念,树立市场经济下的新观念,不是说转变就转变了,可以说那是换脑子换思维的革命哩,对吧?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说,感觉到的东西往往不能立刻认识它,只有认识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天海刚才说出的疑惑,就是这么个事情!”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方文秉善于从哲学上提出指导改革的思想,所体现的正是一种“统领全局的领导风范和举重若轻的统帅能力”。而他对江天海所总结的“合同上分,工作上合,职责上分,思想上合”这四句话的及时推广,又说明他不但敏于发现新生事物,善于归纳提炼基层经验,而且善于以点带面,指导全局,确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思想深刻”的好领导干部。
时代精神的鲜明体现
虽然贯穿在《挺进大沙海》中的改革情节只是整个“挺进”故事中的一条线索,但整个“挺进”故事都是在改革的大框架中演绎的,这是作者构思这部小说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这里简述一下小说取材的实际生活依据——六上塔里木石油勘探的组织管理思路及其历史背景。六上塔里木石油勘探之前,我国石油战线历次的石油会战,都是沿用以大庆会战为代表的“万事不求人,对外全封闭”的组织管理模式,石油队伍“老婆娃娃一齐上”,每次会战都是一次“大移民”,会战新区的钻井等工程技术机构、后勤服务机构和各类管理机构“大而全”、“小而全”。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已经从闭关自守走向对外开放,在石油战线,外国石油公司与我国在海上合作勘探开发油气资源,实行对外招标,采用甲乙方合同制等组织管理方式。中国的海上石油勘探开发完全摒弃了铺全摊子、“人海战术”等组织管理上的弊端。借鉴这一做法,国家石油部门决定,六上塔里木弃用老体制,采用新体制。具体地说,就是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要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老模式,把实施管理的“油公司”与承担工程作业的专业公司分开,把社会服务职能从企业中分离出去,采用以项目管理、现场监督和甲乙方合同制为主要内容的新体制,建立各项工作严密组织运行的开放型管理机制。这就是国家石油部门推出的“两新两高”工作方针:采用新的管理体制和新的工艺技术,实现石油勘探开发的高水平、高效益。
《挺进大沙海》取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国石油战线六上塔里木勘探的真实事件,即如作者所说:“立足于生活的真实,大胆进行艺术虚构,真实生活中感动我的诸多人物,富有震撼力的诸多事件,在想象的艺术氛围中大胆进行调度组合,最终,从生活之‘实’走向艺术之‘虚’,终于有了这个表达心灵感受的小说世界。”(《挺进大沙海》自序:《将无形的收藏化隐为显》)这就决定了作品必须体现项目管理、现场监督和甲乙方合同制这些改革的内容,更必要设置一条实施、探索和逐步完善新体制的“改革情节线”。换言之,就是实际生活中的管理改革,必须设置一条专事表现的情节线,小说的中心事件、主体故事及其中的各种人物,也必须放在改革的大框架、大背景中来表现。作者的运思落笔和人物刻画正是这样做的,鲜明的时代精神也由此得到了充分体现。
作品表现早期的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和新体制改革,都是正面叙写的,而作品中的改革情节线是作为中心事件、主体故事中的一条副线,或者说是作为一个侧面来处理的。小说正面展开探索和完善新体制的情节着墨不多,着重选取了前面提到的三个“点”,是跳跃性地体现。这虽是三个“点”,却是整个小说情节的“枢纽”,与其他情节线和各个情节线上的人物或直接、或间接地关联着。这样做,既突出了重点,又体现了全面,将鲜明的时代精神充溢其间,不能不说是作者的成功独创!
如果从改革的复杂性和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多维性说,《挺进大沙海》在改革过程的描写中还有囿于某种理性约束,未能充分铺写的遗憾。若能在改革情节的设置上,更能表现相关人物性格的矛盾,在观念、心理、行为的冲突中展开故事情节,无疑会大大增强作品的艺术魅力,从而使人们对改革的艰难及深刻意义有更多认识。如是,本文在开头提到的“读者很容易把目光集中到‘挺进大沙海’的‘挺进’上,却并不看重甚至忽视作品中的改革内容及其深层的思想内涵”的情况,也就可以完全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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