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贫日子过得最是缓慢。

　　每天，放晚学归来，我骑着一辆二十六英寸黑色永久牌自行车驶上村路。旧车，链条钢圈都泛着锈迹，除了车把上铃铛不响，其他部位都响。后来铃铛让修车师傅上过油，车才闪动一点儿光泽。我将自行车蹬得飞快，一路疾驰，穿过连片的稻田，距离家门口几百米处，突然放慢，前后左右看。若身后恰好有学校里熟悉的面孔，索性将车速再调慢些，让到路边，让那辆车先过去。若无熟人，就重新加速，使劲蹬到那间小平屋面前，刹车片扣住钢圈，橡皮轮划过机耕路上的小石子，“刺”一声拖得格外长。

　　迅速掏出铜钥匙，对准锁眼，转动司别令，将那扇木门往里推开一半。为防台风季雨水倒灌，临门一块地坪浇高了些，门与地发出结实的摩擦。侧身将自行车推入小屋，门虚掩上，仿佛一个逃兵终于回到“秘密住所”。说是“秘密住所”，也只是心里暗暗设定的，我不想让班上同学，尤其女同学知道自己住在这么逼仄的小屋里。

　　光线即刻暗下来，像一张碰到了烦心事的脸。只有一扇小窗透进些许光，窗框上方两端各敲了两枚钉子，挂着一根硬铅丝，铅丝上穿过去一张浅蓝小碎花薄窗帘，经过反复浆洗，那层蓝褪到极浅极薄，小花只剩一些隐约梗概。傍晚天光本就不充裕，也不热烈，只能透进来几米，照亮房间一小截。小平屋窄而深，三面墙，就赖一扇小窗借来天光。

　　内里陈设极其简陋。一张自城郊别人家老屋拆迁中购得的铁架床，与北面墙并行，横着放。一张木架子小床对着小窗，贴住西墙竖着放，小床边东面就有了一长溜空余，倚着墙摆布一系列生活必需品。进门位置，以灰青的生砖块搭建出简易台子，搁一眼铁皮煤气灶，选择进门位置是考虑烧菜时可以敞着门散出去一些油烟。小窗边放一张小圆桌，用来吃饭。一张略显高挑的旧写字台挨着灶台，上面蹲着一台二十一英寸西湖牌黑白电视机——小屋里最金贵的电器。电视机旁一台暗红色收录机，是小叔叔大学时从寝室搬回来的。再往里呢？一个简易布衣柜隔在铁架床与木架床之间。旧写字台北面，紧挨着一张矮方桌，也是拆迁人家淘汰下来的，年深日久，桌面边沿三夹板风化开来，硬纸板似的，手指一扯就剥离出不规则的锯齿。

　　一米见方的矮方桌，是我和妹妹的工作台。我们要么将竹编的食罩和食罩里的一碗咸菜推开些，就着小圆桌做作业，要么就在矮方桌上抄抄写写。

　　父亲去世后，母亲、我、妹妹相依为命，生活艰难而克制。母亲每天早起晚归，在席草厂做一份重活，回来时，蓝色布褂上铺陈着厚厚的粉尘。头发、眉毛、鼻翼上也爬满尘灰，摘下口罩，一张疲倦的脸重新挣脱出来，恍若重见天光的囚徒。

　　她早上五点起来给我们做早餐，晚上五点下班后，给我们做晚餐。尽管厨艺精湛，餐桌上的菜却万变不离其宗。无非咸菜、豇豆、油豆腐、茭白、花菜，偶尔会有两条小梅鱼，或者一条带鱼，两种鱼绝不会同时出现。

　　沉重而重复的劳动，几乎占尽母亲所有时间，她除了照顾我们衣食起居，再无精力照管我们的心灵。

　　天地空阔，两个孩子却在角落里自顾自生长着。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们都在一个小镇里生活，从小屋所在村庄到小镇中学，中学不远处有一条长及几百米的街，这大概是我们能领受的全部繁华。我们的行进区域在十平方公里以内的镇与村划定的界线里。一年里，除了上学，除了年末赶集，我们从不敢设想生活还可以有其他内容，也从不敢揣测别人或许有不一样的生活。似乎只有不做比较，只有低眉俯首波澜不惊，才能挨过无边无际的寂寥和困顿。

　　小学四五年级，我还跟村里几个小伙伴一道疯玩，骑着自行车到处转。那时还够不到车座，将脚穿插到自行车三角档里，踩半圈踏脚，自行车倾斜着自石子路上飞过；从小学校围墙翻进去，进到乒乓球室打球，有一回，被小学校长告了状，还写了检讨书；五六月份，油菜结了籽，便有一人多高，一群男孩钻进葱葱郁郁的油菜地，横冲直撞快速穿行，油菜秆子唰啦唰啦从身旁闪过……如此便不觉得日子过得慢。

　　到十四岁，学业负担重了些，玩闹心思全收了回来。我开始成天沉浸于内心里。人是很奇怪的动物，外部世界变得狭促，他就会主动退却到一个深不可见的内在世界。

　　做完作业，生活里就剩下两件事。

　　第一件是到田野里游走。那时村庄还长在自然里，无垠的田地拥抱着村舍。从小屋前机耕路旁的田埂向南，穿过一大片水田，折到另一條田埂，一直往南就到了一片芦苇丛旁。宽阔的大河横在苇丛前面。沿河边小路向西走，河水曲曲弯弯，于夕阳光照里显出沉静和深邃的模样。通往河边的田埂一年四季耐看，尤其秋天，晚稻在夕阳里垂下头来，芦苇抽出洁白的穗子，薄暮升起，热切的大地凉下来。那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卸下课业压力，卸下来自生活的忧戚，漫无目的地走去，在草树庄稼鸟兽昆虫的领地中，没有尊卑，没有异样的目光，也没有羞耻，只有隐约而遥远的忧伤，于胸口某个位置荡漾着，像涟漪在黄昏的河面荡漾着。

　　另一件事是抄书和剪报。其时，我正和文学处于甜蜜初恋期，从语文老师处借得各类小说与诗集。书中漂亮的诗句和动人的文章一经过目，心里即生出占有欲。没日没夜地埋头摘抄，像吝啬鬼一个一个攒下铜板，我攒下的是长短不一的句子、形态各异的片段和文章。除了书，我也迷恋旧报纸，为让我习字，母亲隔些时日就会去村委会一趟，和村干部们说好话，问他们求得一沓无人问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我打开报纸，热切地搜索副刊中的文章和诗句，有心仪的，就动手剪下来，贴到硬面笔记本中，剪过的报纸，我再拿来练字。

　　起初，以上两件事几乎涵盖了少年全部的精神生活。

　　十四岁的我消瘦、敏感、自傲又自卑，平常沉默寡言，在学校里则喜欢处处表现自己，当班长，喜欢在课堂上辩论，喜欢革命故事。这个年少的生命按着自己的方式向上长，脚步在潮湿幽暗的巷子里徘徊。

　　二

　　有一年暑假，小叔自广东返乡，经过我家。他从包里掏出一盒歌带当作见面礼，那是一盒半新的杨钰莹的歌带。封面上杨钰莹白色衬衣外套一件红格子连衣裙，青春美好，正冲着听众微笑。小叔说：“她的歌很甜，比人还漂亮。”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听人用“甜”这个字形容歌声，八〇年出生的少年，见识并不长，十四岁那会儿，我还没学会“通感”的修辞手法，所能想到形容歌声的词语一般只能是“动听”。

　　歌带插入旧收录机，播放键嗒一声扣下。轻快的音乐流出来，杨钰莹的声音像清亮的风一样踩着音乐的节拍，跳跃到简陋的小屋里，在小圆桌，在矮的小方桌，在小方桌上的一摞陈旧的文学书籍，在浅蓝的洗得发白的窗帘上轻柔滑过去，又落进我的心田，落进每一个舒张的细胞。听完一首歌，我对声音有了新认识，原来人的嗓子可以这样发声，原来有一类歌可以唱得这般节奏明快，这般轻灵和无拘束！

　　我之前听到的歌大多是学校大喇叭里放出来的，是“让我们荡起双桨”，是“红星闪闪放光芒”，是“一条大河波浪宽”……那些歌，也好听，但不是现在这样让耳朵里灌满清新的好听，好比村姑的好看和城里姑娘的好看，是不同的好看。

　　这盒来自遥远南方的歌带，让人耳目一新，一种新的歌声正在逗引我们。我和妹妹开始挖空心思追逐当下正回响在城市大街小巷的温柔的年轻的忧伤的缠绵悱恻的歌声。很快便发现了市电视台每晚六点有一档点歌台栏目。我们常常听这个栏目，也跟着那台西湖牌黑白电视机一起唱，尽管跟唱不成曲调，但一点儿也没有妨碍歌声像清风一般在小屋里流动，既清凉又令人动情。随后，旧收录机发挥了大作用，它不但能播放磁带，还有收音和录音功能。我们转动调频，搜寻令人眼前一亮的歌曲。那个时代，点歌台正流行，调频的转换间，时常会有一首歌迎面而来。

　　周末午后，细雨飘洒的黄昏，我们就在暗淡的小屋里，捕捉一首歌。那些清甜的声音，那些浑厚的声音，那些沙哑的声音，那些纯净的声音，那些并不让人一下子听明白的粤语的声音……那些歌声里的云彩、雨滴，那些歌声里的故乡、爱情，那些歌声里的感伤、离别，那些歌声里的大海、雪山……都进到我们心里。

　　过了些时日，我斥十几元“巨资”到学校旁小书摊上买了几盒空白磁带，要将收录机里的歌录下来据为己有。这就有了些难度，不再像先前那样随意，得算好时间蹲守。那头，音乐频道主持人说：“接下来让我们来聆听这首歌。”话音一落，就得迅速按下磁带播放键和录音键。房间里还不允许有声音，安静是很必要的，不但房间里不能有声音，我们自己也得屏息凝视，像狩猎时那般严阵以待。可经常地，并不那么尽如人意。一辆拖拉机自门前机耕路上突突突地跑过去，这样待到那首歌回放，背景里就会远远地响起拖拉机声，在那会儿看来，真是大煞风景了。或者一条乡村土狗一路狂吠着跑过去，急切的犬吠声也就进入了一支原本柔情似水的歌里，显得突兀和奇怪。即便这些外部的意外都排除了，收音机里也时常出现一首歌放到中间，一条广告突然插入的情形。要想完整无缺录下一整首歌，差不多要依赖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因素了。

　　好在磁带可以重新擦去的，再次按下录音键，新的声音就覆盖了旧的声音，碰到如此这般突发情况，只好重头再录，遗憾的是很难再等来原先那首歌了。

　　在空白磁带封面上给录进去的歌写上名字，仿佛一盒真正的磁带那样，珍藏在剥落了油漆的小床头柜抽屉里。反复倾听，反复回味，就像一个傍晚接着一个傍晚地走向田野，在田垄上聆听晚风的声音那般充满留恋与向往。

　　我一点儿也不曾有过歌唱天赋，音乐里精妙的节奏，旋律中的转折、起伏、变化，丝毫把握不住。但这仍然不妨碍歌声和曲调带给我内心最温柔的抚慰，就像我从来不知道风在唱些什么，但总是那么迷恋风的歌唱。

　　初一那年，人生里第一次学习英语。恰好赶上学校新修了语音实验室，英语老师带我们去做听音练习。英语老师大学毕业不久，正是大学生模样的姑娘，脸上的笑还没有老教师那般规范和无趣，说话处事处处流露出女生的天真，我们都喜欢她。

　　坐在语音实验室方凳上，第一次戴上耳机，周围闹嚷嚷的人群安静下来。就在那一瞬间，耳机里响起一支英文歌，起初声音似乎在远处，很快靠近，每个唱词都像被施了魔法，深情而温柔，明亮又忧伤，像阳光下一小片的阴影。它轻逸却不飘忽，它不是空气，是雨点，一颗一颗都落到心田上，它不是羽毛，是飞鸟，有自己的方向。那是我第一回听到一首如此魅惑的英文歌，是的，它确乎充满魅惑，像初恋时，第一次伸出右手，牵住女孩的左手。像第一次站在秋千上，荡离地面，迎面的蓝天开始倾斜。它一点儿也不激越，舒缓的旋律和歌手略显沙哑的嗓音却丝丝入扣，令我浑身战栗，我不断企图克制住自己的战栗，但发觉一点儿也无济于事。

　　之后过了大半年，我弄明白在语音实验室听到的那首歌叫Yesterday Once More，中文名《昨日重現》，演绎它的歌手名叫卡朋特。我深深爱上了这首歌，或者说是爱上了卡朋特声音里那份对遥远昔日的怀想，幸福的孩子容易想象未来，忧伤的孩子容易感怀昨日，我就是那个迷恋忧伤的少年。

　　到了十六岁，师范一年级，开学后不久，学校里组织盛大的迎新晚会，我代表班级出一个诗歌朗诵节目。那会儿我普通话很差，咬字不准，经常将“老虎”读成“老符”，将“窗户”读成“窗幅”，却自信于自己的演讲和诵读能力。班上文艺委员负责给我的朗诵挑选一首钢琴曲配乐。那个九月的初秋之夜，在师范学校略显颓败的大礼堂彩排。美丽的文艺委员拿出自己的随身听，让我戴上耳机从她选择的三首曲子里挑选一首认为最合适的配曲。那是十六岁的我第一次用随身听听音乐，也是第一次听钢琴曲，在男生宿舍里似乎只有一个人带着随身听来新学校报到。按下随身听播放键，耳朵里的钢琴曲即刻将我从乱哄哄的景象里带离出来，一种新的美好又打动了我，那是自琴键间流淌岀来的音符，那带着金属质感的旋律，铿锵有力，如行云流水。那时候，我能听到的歌声、获得的光照那么少，而对美又那样强烈地渴望着。文艺委员给我听的曲子是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那个有着澄澈蓝眼睛的法国男人，那是我第一回在音乐里与他相逢，今天他俨然成了大众最熟知的流行钢琴家了，我们提及他的名字，似乎意味着通俗和不够高级，但他的琴声确实在很多个夜晚将一份难得的宁静交付给我，这份宁静帮助我消除了青春期的芜杂和不安。师范二年级，我买了一台随身听，与之匹配的第一盒磁带就是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曲精选。

　　三

　　十四岁那年，在收音机里捕获好听的歌时，我无意间留意到小屋门前电线杆上一个广播高音喇叭。那个喇叭除了偶尔会传出村委会里叽里呱啦的声音外，大部分时间都在播放县广播电台的节目，这恰好是收音机收不到的频道。有个周日上午，我被广播喇叭里传出的一首青春飞扬的歌吸引，便站在电线杆下听了一会儿。渐渐弄清楚那档节目叫《青苹果乐园》，面向青少年学生，主持人在每周节目里都会播读听众来信，接受听众点歌，也播读一些中学生交笔友的信息。

　　那个周日上午后，我又在另一个周日上午听到了《青苹果乐园》的旋律。我静立在电线杆下面，面向一片青碧无垠的田野，听主持人念出一个一个陌生的同龄人的名字，名字后面是一连串爱好理想之类的信息，心里突然萌发起一个念头，为什么不挑一个同龄人给她写写信呢？

　　又一个星期过去，我左手掌心里摊着一张小纸片，右手握着一支圆珠笔，站在电线杆旁大喇叭下，等待新一期《青苹果乐园》开播。在拂过稻田的清风里，我快速记下一个陌生的名字和地址。那是一个女孩的名字，字面上透出令人遐想的美好。接下来的一周，我给那个陌生女孩写了一封信，写信前先打草稿，再誊抄出来，尽量不让纸面上出现错字，也不让纸面上出现涂改痕迹。到小书摊上买了一张邮票，将信寄了出去。

　　在一个少年的心里，这是一件令人期待的事。信寄出后的日子，等待开始盘踞在每一天里。等待班主任老师哪天来上课，喊自己名字，说：“有你一封信。”那时候，我们班上已经有好几个女生享受这份待遇了。老师有时候偏在下课后发信，这时又开始细细地盯着老师手里的教科书、教案，看看中间是否夹杂着信封。

　　等待是揪心的，等待同时让日子生出些期待，一份期待会给枯燥的生活增添色彩。

　　又等了些时日，那个有着好听名字的女生写来了一封信。从班主任老师手里接过它，不动声色地放入课桌。翻开课文，端正坐姿，认真听讲。心思却全在课桌里，全在那个薄薄的信封里。整整一节课，比前面等信的十天都要漫长。总算等到下课铃响，待老师离开教室，还和同桌闲聊两句，待他也走开，才在课间小心地以指尖缓慢地撕开封口。女孩的信并不如我写给她的那般文采飞扬，但字里行间那份初识的真挚和热切深深感染了我。回到家，我在小屋昏暗的光线下再次展开那封陌生女孩的信，顺着纤弱的笔迹，再度重温了文字里纯真的热情。

　　当天晚上，就写好了回信，激动而喜悦的心跳被小心地藏進一个一个句子里。第二天下午，放学时，自行车拐向邮局，将信寄了出去。接着，又是十多天等待。我从班主任老师手里接到第二封信。接过一封信，似乎收到一份礼物，之前，确切说还没接到过任何与心灵相关的礼物呢。

　　这样的书信往来，为生活平添一些期待。储存愿望，仿佛储存了一个一个氢气球，使人在困顿里抱紧它，一点儿一点儿飞出泥淖去。十四岁的少年，自闭而忧郁，自恋而骄傲，既独来独往又渴望心里的声音被人听见。在生活中，那时的我总给人不可接近的印象，在书信里，我成了另一个敞开心扉的少年。不断地向一位从未谋面的女孩，讲述自己，讲述生活里值得自豪的一面，也谈论写完的文章，谈论正在读的书，谈论未来和梦想。这些书信，看上去是在向另一个人描述自己，其实是一个少年自我确认的方式。寄往远处的信，更像一面镜子，他在文字里梳理生活明亮的部分，梳理生命中与美好愿望相关的部分，他总是期望把更好的一面展示给他以想象塑造出来的陌生女孩。殊不知，这部分更好的自己，也跳出来拥抱了那个忧郁和悲伤的自己，给他带来一份意想不到的抚慰。

　　除了书籍和文学，除了歌声，除了田野上的薄暮和清风，除了一轮从不食言的月亮，我还以书信的方式，遇到了一些陌生的同龄人，这些靠写信相识的人，最终都未曾谋面，但借助他们，借助无边的想象，我完成了与另一个自己的拥抱。

　　生活诚然艰难，却并非毫无慰藉。

　　选自《十月少年文学》2020年第8期

　　徐海蛟，浙江宁波人，著有《纸上的故园》《寒霜与玫瑰的道路》《别嫌我们长得慢》等，曾获第四届“人民文学新人奖”、浙江省第十二届“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