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万事皆有因缘。事后我捋了捋思绪，其实，我这颗枣，是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三十多年前就播下的一颗种子。
那是1985年，我是一名初中生，因为作文好，当选学校文学社社长。有一天，老师给我个任务，让我去省作家协会迎接一位上海来的编辑老师和同学们座谈。我接到了一位长得白白净净、说话斯斯文文的叔叔，他是《少年文艺》的任哥舒老师。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上海人。我是东北人，东北人粗犷豪迈，嗓门子大。上海人这么白净，这么斯文，真好。上海人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也就是在那一天，我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有一本杂志，叫《少年文艺》，我开始订阅，并参加了“新芽函授班”的学习。一年后，我的作品开始在《少年文艺》上发表，不是发表在“新芽”栏目，而是和大作家的作品排列在一起，文末注明“本文作者系中学生”。1990年，我的短篇小说《7.10病例》被《儿童文学选刊》转载，在我们辽宁儿童文学界引起关注。那是多么大的荣耀啊！当时，我学习成绩不好，在学校里，是抬不起头来的，但是，有文学相伴，我觉得每天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1991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举办青年作家笔会，那是我第一次到上海，也是人生中第一次乘坐电梯，那么高的大楼，唰一下就上去了，和童话故事一样。那次笔会，我大开眼界。当时，任大霖、郑马老师还在，秦文君、刘绪源老师和我们一起参加活动，任大星老师很瘦很瘦的身体和我一起挤在面包车的最后一排，给我讲他快乐的晚年生活。我们与《儿童文学选刊》的编辑座谈，确定创作方向。那简直像一个幸福的梦。小小的我，只是在中国东北的一张书桌前写了几篇短短的校园故事，竟然有这么多老师、儿童文学前辈在遥远的繁华都市上海关心着我，鼓励着我。我觉得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是我遥远而又亲近的温暖家园。可惜，后来由于工作原因，我放下了创作的笔，同时，也由于工作原因，我在少年宫辅导孩子们学习阅读写作。我始终没有离开儿童文学，长期订阅《儿童文学选刊》《少年文艺》杂志，做了忠实的读者，并把它们推荐给身边的孩子们。
多年来，我看到那么多家长希望孩子多读书，孩子们也渴望阅读，但是他们兴冲冲捧在手里的却常常是一些毫无营养的文字。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把这样一部作品最表层的故事过程提取出来，这个文本的容纳物就基本被抽干了，此外不会剩下更多可供吸收的营养。一年又一年，我阅读着《儿童文学选刊》，让我见识到什么是有分量的儿童文学创作。尤其是“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举办以来，历届获奖佳作，都是我研习短篇小说创作的范本。冯与蓝的《一道杠也是杠》以幽默轻快的笔调，诠释了童年生活的独特意义；彭学军的《冰蜡烛》在凝练的篇幅内，讲述了三代人的亲情故事；小河丁丁的《爱喝糊粮酒的倔老头》突出地域文化，极富生活质感；孟飞的《玛雅人的预言》叙述明快，紧贴当代少年心灵。我就想，我是不是也可以写一写呢？写一些负责任的，对得起家长，也对得起孩子的儿童文学作品。而且，我始终没有忘记上海，没有忘记少年儿童出版社，更没有忘记那么多老师、前辈曾经给予我的期望，我老觉得对不起他们，像欠了一笔债，我要用好作品来回报他们。
于是，我带着感恩和敬意重新上路，我想写出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但是，毕竟那么多年没写了，眼高手低。我特别感谢《少年文艺》的单德昌老师，我寄去的每篇稿子，他都及时回复，无论我写得怎样丑陋，他都認真指出不足。我把他的每一条回复都保存在邮箱里。经过不断努力，我的小说终于又登上了《少年文艺》，这篇《鸟衔落花》很快就被《儿童文学选刊》转载。责编梁燕老师很细心，在寄来的样刊中夹了一张书签，用娟秀的字体写了一段祝福语，期盼我写出更多优秀作品。我一直珍藏着那张书签。
几年来，我的短篇小说新作始终得到《选刊》关注，《鸣声北去》《如灯》《九色鹿和白龙马》等作品陆续被转载，为我注入了成长的动力。我叫马三枣，无论我这颗枣怎么红，如何甜，我都忘不了曾经的播种人。初登《选刊》，我还是一名中学生，如今已经过去三十载岁月，情缘未了。我将怀揣感恩之心，沐浴着《选刊》的温暖阳光，向着儿童文学创作的高峰努力攀登。
马三枣，儿童文学作家，现居沈阳。喜爱艺术与儿童，敬畏山川草木、日月星辰。愿为孩子们在故事里播撒真善美的种子，铺一条通往明亮远方的花香小径。著有短篇小说集《鸟衔落花》《鸣声北去》，长篇小说《溪山雪》《良夜灯火》《牧羊人的星星》等。作品曾荣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特等奖、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儿童文学》金近奖、“读友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作品大赛金奖、辽宁优秀儿童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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