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唤起我许多青春的记忆。在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大潮中，中国儿童文学也以前所未有的胆魄突破禁区、挣脱藩篱，激情澎湃地开创出一片新的天地。

　　在这个历史的转折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界有一面旗帜高扬着——她就是《儿童文学选刊》。这面旗帜可是鲜艳夺目，猎猎作响啊！她在推介佳作、扶植新人方面贡献卓越，在突破旧有禁区、更新文学观念、推动儿童文学健康发展方面更是摧枯拉朽，风骨赫然！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一直身处儿童文学的最前沿，与《儿童文学选刊》有着很深的情缘。

　　从两方面说：

　　其一，当年我是江苏《少年文艺》杂志的编辑，独自一人负责杂志的小说栏目。为写这篇短文，我烦劳哥舒兄查阅了《选刊》从1981年创刊至1988年的目录（因1988年10月我调离江苏《少年文艺》杂志至文学室工作），这八年间，我在江苏《少年文艺》上责编的小说居然有四十六篇被《选刊》转载！如此之多，我着实吃了一惊！比如曹文轩的《古堡》、任大霖的《人生的青果》、秦文君的《迟到的敬意》、陈丹燕的《上锁的抽屉》、常新港的《儿子、父亲、守林人》、班马的《野蛮的风》、夏有志的《普莱维梯彻公司》、左泓的《邮递马车》，等等，这些都是当年的上乘之作，充满着作者对儿童文学勇敢的探索和全新的艺术追求。还有黄蓓佳、梅子涵、程玮、董宏猷、金曾豪、方国荣、董天柚、高春丽、谷应等的作品，许多作家如今早已声名卓著，但当年都还是年轻的新人呢！作为一个编辑，我一直视自己责编的作品被《选刊》转载为荣。顺便说一句，我负责的小说栏目曾经获得全国少儿报刊栏目一等奖，我曾把这一荣誉当作对我十年江苏《少年文艺》编辑生涯的肯定。现在又统计出这么多作品被《选刊》转载，除了佐证了我工作的努力外，同时说明我们与《选刊》的审美趣味、文学追求以及价值判断是多么的相近，甚至还常常心有灵犀，这缘分真是不浅呢！

　　其二，当年我编辑之余也写点儿童小说，是一位业余作者。我查了一下，《选刊》在初创那几年转载了我四篇小说：《交了“倒霉运”的人》《晶莹的雨》《我要我的雕刻刀》《腳下的路》。特别是《我要我的雕刻刀》还在《选刊》上展开了争鸣，所用篇幅不小，有四位评论者的文章，分三期在《选刊》上发表，有肯定的，但批评的居多，有的批评还很严厉。对这部小说的孰优孰劣我心里是有数的。1982年6月我在老家写完此稿，给我母校的老师看了，褒贬不一；后来给两家杂志投稿（其中一家还是约稿的），结果都退稿了。后来，中少社的《儿童文学》主编王一地老师看到此稿后颇为赞赏，把它发在了《儿童文学》1983年1月号的头条上。当时年轻，也有点桀骜不驯，对《选刊》上的批评文章并不在意，而且我素不喜欢四平八稳、把什么都铺排得天衣无缝的作品，能被人质疑乃至批判，说明作品还有一定的冲击力，为此还有点沾沾自喜。2017年6月，我收到《选刊》曾经的主持者周晓老师寄来的他的大作《我与新时期儿童文学》，我读了里面的文章，惊骇地发现他当年选载《我要我的雕刻刀》是顶着多么大的压力！他在一篇杂忆里这样写道：“其后的数年里，关于作品选载不当的非难时有所闻。其最甚的一次，当数1983年秋选载小说《我要我的雕刻刀》引起的风波。是年‘清理精神污染时，在上海儿童文学界，这篇小说曾被认为‘所表现的创作思想有一定的代表性。”当年对周晓老师的攻讦和抨击，既有大会发言，又有报刊载文，其势汹汹。怪不得在周晓老师回忆在《选刊》工作的文章里经常有“风起云涌”“惊心动魄”一类的词。幸好，在其后两年，中国作家协会举办首届（1980—1985）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选，《我要我的雕刻刀》高票入选。这个全国儿童文学最高规格的奖赏似乎让周晓老师松了口气。近四十年来，已记不清有多少文集、选集转载了它，许多理论批评文章也常常会提到它，这多少说明此作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有着一定的生命力。

　　在写这篇短文之际，我十分怀念前辈任大霖先生，《儿童文学选刊》是他提议创办的，他是首任主编，既有胆识又有战略眼光，使上少社一下子站上了儿童文学出版的高地；同时，他又放手把这副重担交给既有深厚艺术造诣又有独立见解的周晓老师主持，这实在是慧眼如炬。没有任大霖先生的鼎力支持，周晓老师怎能如此勇往直前、披荆斩棘！对周晓老师，我们那一代人无不充满敬意，他以评论家和编辑家的双重身份，极力扶持新人佳作，为新时期儿童文学的观念突破和艺术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

　　《儿童文学选刊》创办至今已有近四十年了，我与她的交集主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每每念起心生温暖。愿她越办越好，永远是一面在中国儿童文学界飘扬的鲜艳旗帜，亦在每一位作者的心中飘扬！

　　刘健屏，1953年底生于江苏昆山千灯镇。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出版儿童文学作品十余部。曾获多项国家级儿童文学大奖。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