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弘：
东华好！因为忙于筹备组织绘本大师杨志成先生的魔法大师班，把与您的笔谈给耽搁了。但是见了杨先生后，我倒也生出了新的问题来问您。他是画画的，您是书写的，但是艺术创作其实是相通的，而且归根结底，画一本书和写一本书，都是在讲故事。创作了1000本绘本的888岁的杨志成先生说，一本书里一定要有创作者的“心”，书一定要有灵魂。我看他的画，还有读您的文字，都感觉得到由“有灵魂的讲述”带来的那股子气场，把读者吸进去，跟着故事酣畅淋漓地活一回，以至于合上书页依然深深沉浸其中无法自拔。请问您是把怎样的一颗心放进了这部作品里？
李东华：
谢谢您，同时也要谢谢周晴，是她促成了我俩之间的这次笔谈。“书一定要有灵魂”，杨志成先生说得太好了，虽然我的写作还远远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但我觉得“有灵魂的讲述”正是我在努力的方向。写《焰火》的时候正是我在精神上处于困顿的时期，小说中“哈娜”这个女孩子实有其人，曾经在我年少时的生活中短暂地存在过，几十年过去了，年近知天命之年的我依旧能够从这位14岁少女的身上寻找到温暖，可以说她的美与善一直与我的内心相伴而行，让我确信，青春年少时一个人瞬间绽放的光，如焰火般短暂，却真的拥有照亮别人一生的力量。“修辞立其诚”，我只是诚实地写下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感知。
张弘：
我们说书的生命，一半是作者给的，一半是读者成全的。但若要调动读者的情感投入，作者首先得写。《焰火》里写到的女孩间的种种微妙，对人性入木三分的刻画，真实到让人边读边会联想到自己，身边有中学生告诉我说“读着都会脸红，因为读到了我自己”。将自己的内心、自我的成长，如此坦诚地向读者开放，你有过顾虑吗？
李东华：
《焰火》中女孩艾米所面临的惶惑，诸如如何面对外貌、家境、成绩……比自己优越的人，这并不仅仅是在青春期会遭遇的问题，也可能是每个人一生都需要直面的困境。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写过：“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在主要用“竞争”来定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现实世界里，我们怎么面对在世俗的评价体系里比自己优秀的人？怎么评价人性中“嫉妒”的成分？《焰火》是一个系列，在这一本里探讨的首先是打开，打开自己，聆听他人，要看到在每一个看似光鲜的个体生命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曲折故事。比如人们常常秘而不宣的“嫉妒”之心，它可以成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也可以引領人走向更完美的自己。《焰火》意不在书写个人隐私，它只是想多少抱有一点科学的诚恳的态度，去解剖一两个人内心的标本，看看一颗心如何避免在人性痼疾的泥淖里下沉，能够在不断的反省中实现上升的可能。在接下来要出版的《小满》《星芒》两本书里，会接着对一些习焉不察的评价标准继续进行反思，从而让我们能够从在那样一些评价体系中被认定为“残缺”“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绽放属于每个人独一无二的色彩。
张弘：
这本书的最后一章非常与众不同。故事其实在第八章“焰火”这里已经基本结束了，第九章把故事背后的故事也交代得很清楚了。为什么要加最后一章呢？我起初担心读者会不感兴趣，但是和几位中学生共读后我们一致感觉，这是对青春的回望，是对心结的纾解，是对人生中那些重要问题的追问：童年怎样影响人生？有没有不变的情感？有没有永久的纯真？这样的回望岁月与叩问心灵，是作者带领读者们攀上一个文学高峰后，很自然地在顶上歇歇脚、说说话，把来路上的一步又一步刻在心间。这最后一章，让我突然想起少年时代读过的那些俄罗斯文学，也由此感受到了《焰火》的经典气质。好奇您在创作时是怎样设计这结尾两章的呢？有没有那些经典文学对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李东华：
哈哈，您的每个问题都这么犀利，真是刀刀见血的提问。事实上，这本书2016年年底就完成了，编辑看完以后对最后两章有异议，要求我修改，于是我根据编辑意见把后面两章去掉了，但是去掉之后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陷入了长达两年的停滞。确实有一种声音认为，进入中年的沈振宇还会为维护自己少年时心仪的女孩子去跟人吵一架吗？进入中年的艾米还会反反复复纠缠于少女时做的那点说不上有多么恶的事吗？换句话说，经历了沧桑世事的“油腻”心灵对于那些近乎神性的美好与纯洁居然还没看破？被是是非非磨钝了的内心居然还有自我反省的主动与敏感？在我，最后两章里成年后的艾米与沈振宇等人的故事并非完全虚构，我是屈从于人们的既有成见呢，还是写下在我身边发生过的真实故事？再进一步讲，这样的事就算真实发生了，究竟有多大的广泛性？算不算例外、个别？确实，直到现在也还有一种声音说“哈娜”并不真实，这个过于完美的女孩子完全是虚构的扁平人物。当然给读者这种印象，原因之一是我自己没能把“哈娜”写好，以至于本来是个真实存在过的人，居然让我写得像个假的。但是也有一点让我非常触动，那就是为什么小说中写到的人性中美好的部分，尽管这些美好的事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真实地存在过，却被认为是假的，是不可能在现实中发生的？或许这一点更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这个时代在经济的飞速发展中究竟丢失了什么。回到刚才的问题，拖了两年之后，出版社找了两位专家阅读了最后两章，感谢这两位专家，是他们的建议让出版社决定保留最后两章并在2019年初让这部书面世。正如你所说的，从我自己的人生阅历出发，我觉得青春年少在生理层面上或许是个有时间起止点的概念，但从精神层面说，它和“童年”一样，或许是覆盖个体一生——甚至会波及后代，它一旦发生就不再停止。如果说人生是一条河流，那么从年少时流下来的水，无论是清澈还是浑浊，都会流贯一生的河床，而不会在中游与下游戛然而止。所以，青春文学肯定不是止于青春期发生的故事的文学，应该从整个生命的流程甚至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它，才会看到一个较为准确和完整的轮廓吧。也正因为此，每个人在遥望远方和未来的时候，都应该珍视现在和脚下，因为我们都是会背负现在走向未来和远方的。感谢您对《焰火》一再的肯定和鼓励，我特别喜欢像《彼得·潘》那样的开头，举重若轻地写了成年世界的泪与笑，世事洞明又天真豁达，这样的经典会让人产生即便被笑为“效颦”也想当一回“东施”的冲动。
张弘：
我们说了结尾再来说说开头。一本小说打开，读第一句就知道作者的水平。“先尽情呼一口气，然后舌尖轻轻一点上腭：哈——娜。”这个开头太抓人了，那个“轻轻一点”，仿佛有魔法，把读者的“脉”与故事一下“搭”上了。正如多位文学前辈所指出的，这部作品中流淌着诗意的文字，在行云流水中充满了张力。而这是时下不少儿童文学作品所欠缺的。我们的儿童小说，往往更多追求纯粹的感官的乐趣（比如热闹，比如好笑），殊不知能在心中反复品味，领悟其美的文字，才是一种很高级的乐趣。读您的作品，可以感觉到，这是一位对文字有相当追求的写作者！
李东华：
在我心目中，“写作”这个职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越于其他行业的地方，一个写作者和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要求做鞋子的人不要偷工减料，生产奶粉的人不要添加有害辅料，种菜的人不要用过量的农药，那么一个码字的人，也应该对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负责，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甚至要比其他行业的人要更严格，因为是写给孩子们看的，就应该像一切给孩子用的物品一样，特别注意它的安全性。《焰火》修改了十几遍，到最后改得我都想吐了，都不想再看它了。孔老夫子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新冠病毒肆虐的时刻，日本援助中国的物资上写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偈语和“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等诗句受到了狂热的追捧，以至于我们国家援助其他国家的物资上，也常常要写上类似的诗句，来加深对于情感的表达。这不得不让我惊叹，人们即便在生命受到如此迫近的威胁的时候，也依然不忘对美的追求。法国诗人拉马丁说过：“在一生中连一次诗人也未做过的人是悲哀的。”我想这句话传达出人类有一种诗意地表达内心的本能。所以作为写作者注重语言是一种本分，而让读者能够通过你的作品受到美的滋养也是写作者的本分。
张弘：
您这部作品我可不可以理解为YAA小说，即成长小说。我个人觉得，成长小说不同于年龄段稍低的儿童小说，它的启蒙思考、引领人生的作用更为突出。也就是说，它要往深里走。这几年往深里走的儿童文学作品不少都是以开拓题材的疆域而取胜，但读了您的这部作品，我钦佩的是，您选择了往“里”走。是对主人公内心的成长的深深挖掘，成就了作品的高度与深度。儿童文学中对于心理描写向来是很谨慎的，就怕年轻的读者没有耐心读下去。您的《焰火》中有许多心理描写，不但让人读得下去、走得进去，还被深深打动。您是怎样调动自己的创作经验，成就了这部作品？
李东华：
坦率地说，在写《焰火》之前，我正在写一本以战争为背景的《环形城堡》，我没有想到这座“城堡”如此坚固，久攻不下让我产生了深深的挫败感，当时我甚至决定放弃写作了，认为自己完全没有写作天赋。但是长江文艺社的尹志勇社长带着他们的编辑来向我约稿，你知道编辑们都属于那种特别有耐心的人，磨到最后你会觉得不写就是对不起人家。向“哈娜”求助既是为了完成写作任务也是为解我自己的精神之困。在《焰火》之后我还写了《小满》和一个短篇集子《星芒》，形成了一个小系列，我想青春期题材对我而言比较容易是因为我们本身经历过，而且我自己也有一个正在青春期的女儿，我自己2017年冬天到湖南、山东等地的乡村做过乡村孩子们的阅读等状况的调研，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困惑与憧憬，相对来说，会有一些较深的体会和把握。书中有比较多的心理描写，也是因为在和一些少年朋友们的交流中，常常会惊讶于那样一张平静的面孔后面会有那么汹涌的内心的波澜起伏，所以由内心的律动而不是外在的动作推动情节的发展成为这几本书的一个共同点。写的时候没有去考慮读者会怎么看，说实话，读者能否接受这样的写法，我也不是很清楚。我最近因为参加一个评审，阅读了一些引进版的成长小说，我很惊讶即便不是科幻小说，作家也能很巧妙地把很多科学的内容引进进来，其他诸如心理学、哲学、植物学……都能被自然而然地容纳进来。要想往深里写，一个写作者本身就要有广博的知识作为地基，我觉得这是我目前还达不到的。从读者的角度来讲，我曾经看过女儿班上同学们的读书笔记，其涉猎之广泛、思想之深刻常常让我这个成年人感到汗颜。固然，面对几亿个中国孩子，他们之间的阅读量也是千差万别，作为一个写作者可能不能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你是为哪些读者写作？如果我们在开始敲下一部作品的第一个字的时候，我们的大脑里就装着那些最挑剔的读者，我们就不会允许自己随意地写下粗浅的文字，我们就会逼迫自己不要停止学习。所以写“成长小说”是特别有难度的写作，因为你面对的是思想最活跃、求知欲最旺盛的一个群体，你除了让自己奋力“成长”，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张弘：
既然说到了创作积累，请说说您的创作经历吧。在您的诸多作品中，哪几部您觉得是重要的、里程碑式的自我突破？它们分别带给您怎样的创作升华与人生的领悟？
李东华：
关于“少作”，鲁迅先生曾经很风趣地调侃过：“中国的好作家是大抵‘悔其少作的，他在自定集子的时候，就将少年时代的作品尽力删除，或者简直全部烧掉。”其原因类似于看见自己婴儿时期露屁股衔手指的照片，比较幼稚，有损尊严，所以能隐蔽就隐蔽。当然有些天才作家一出手即巅峰，比如张爱玲，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我记得很多年前，不知道你那时候有多大，十几岁或二十几岁？反正应该是很年轻吧，我偶然读到你的短篇童话《上古的埙》《霍去病的马》，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作品具体是什么内容我已经忘掉了，但是仍然很清晰地记得自己当时的状态，手心微微地出了汗，心想，这张弘是谁？这就属于老天爷赏饭吃的那种幸运儿吧？说到这里，可以重新返回上面的问题，就是一个写作者面对另一个写作者，清晰地感知到对方的天分逼人，望尘莫及，这个时候如何自处？在羡慕嫉妒恨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路径可走？
我属于天资比较鲁钝的人，很少回看自己过去的作品，每次不得不看的时候，属于会额头冒汗的那种。当年我报考北大中文系，纯粹因为我父亲因时代的原因未能上大学也未能实现作家梦，他说：“北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中文系是天下最好的系。”我毕业找工作时可以到中国作家协会也可以到另外的单位，但是父亲说：“中国作家协会是天下最好的单位。”于是我就选择了中国作协，一到单位我的上司高洪波先生就跟我说：“我看你很适合写儿童文学。”于是我就开始练习写儿童文学。这样看上去，我和文学特别是儿童文学的关系，属于“先结婚后恋爱”那种，简直有长辈包办之嫌疑，不过人生有时候是一场阴差阳错的喜剧，我对儿童文学从无感到热爱，是因为我越来越觉得儿童文学它绝不仅仅是一种文体，更是一种信仰。你想，有哪种文体会像儿童文学这样，真正地去人类中心主义，一只蚂蚁一片树叶一只小老鼠都能堂堂正正地成为主角？我在看了金斯利的《水孩子》之后大哭一场，我就是在这部作品之后理解了儿童文学。卡夫卡的《变形记》里人在重压之下变成了一只绝望的甲虫，而《水孩子》里那个扫烟囱的可怜的小男孩落水淹死之后变形为一个透明的水孩子，我想这就是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分野，儿童文学不是天真幼稚，它有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有自己明晰的世界观，它看似柔弱，却有着对丛林法则从不妥协的坚定，它坚持爱与同情不是来自乌托邦式的幻想，而是它认定这才是世界能够延续下去的不二法则。
所以，与儿童文学为伴已经成为我内心的自主选择，无论写得好与坏，都是一场人生的修行。一个行路的人可能不必常常去想什么时候抵达目的地，只要一直在走就可以了，如果前面有速度快的赶路者留下的脚印，提示你此路有同行者，你并不孤独，这岂不是更美好的事吗？
张弘：
您常自谦地说自己不是那类天才型作家，其实您有很高的文学天分和对生命的感悟力。而且我非常想与您分享杨志成先生的一句话：天才是开始，人才是修炼，是自己成就自己。在您二度获得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之际，很想听听您谈自己的文学创作追求与愿景。
李东华：
谢谢您的鼓励，同行之间相互加油会让疲惫的行者重新鼓起前行的勇气。我感谢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以及其他所有奖项，除了这样的荣誉能够满足我小小的虚荣心，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肯定和鼓励，会帮助我战胜对自我的怀疑，咬牙坚持下去。我第一次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后，由于工作原因，没能到现场领奖，后来我从新闻报道中看到陈伯吹老的儿子陈佳洱先生到现场颁奖，你知道，陈佳洱先生是我的大学校长，我的大学毕业证书上就印着他的印章。我特别懊恼，盼望着能再一次得奖，能够从陈佳洱先生手中接过获奖证书。这次我实现了梦想，在颁奖现场向我的老校长陈佳洱先生诉说了自己的心愿和对他的敬意，还有比这更完美的事吗？我觉得自己真是太幸运了。得到这么多人的帮助，我不能后退，我一定要把《环形城堡》写出来，在一万次想放手之后，我还是要重新出发，我要争口气，不能让你们这些无私帮助了我的人失望，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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