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少年读者们最熟悉的场景大约是《孤独的时候》中看似珍贵却脆弱的友谊,或者《稻场笛声》中渐入佳境却毁于火灾的情意。它们让我们看到成长阶段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于是编者有意编排了泰戈尔的《喀布尔人》和川端康成的《红梅》,让两位擅写人生“不经意”的文坛巨匠,用“低贱”的喀布尔人小商贩(罗赫莫特),与印度教婆罗门和王公贵族出身的高级知识分子作者父女之间,分别八年后的情谊,来印证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不因时势、无关贵贱。与此同时,川端康成特有的“哀而不伤”的简淡叙事风,让寻常夫妇间的日常絮语,在老父亲去世以后,仍留着一份红梅初绽般的暗香。更值得一提的是,编者有意放置了青年作家王璐琪的《雪的国》,让几乎不可能再延续的五十三年兄弟情谊,在年轻的梁霁和李天骄那里,获得了延续。这是朴素、寻常的人生,却是难得的知遇、珍贵的懂得。
少年成长是天然、纯净的,比如在刘健屏《孤独的时候》中单纯的姜生福,看似鲁钝,却在周围同学纷纷唾弃“盗窃犯的弟弟”吴小舟时,伸出温暖的友谊之手。也许,长期的被边缘化,使得姜生福格外能体会被冷落、被鄙视的滋味,更能对吴小舟的困境感同身受,更能不惧他人评价而陪护失意的吴小舟,更会以不计得失的方式力挺吴小舟上缴“赃物”。如此种种,唯真心二字。即便吴小舟因为“发现”和“毫不犹豫上缴”赃物而成为正面典型,再次成为校园热议的“优秀人物”。耐人寻味的是,经历人生起落的吴小舟,并没有因此而珍惜这份患难真情;恰恰相反,回归荣耀与瞩目的他,很享受被曾冷落过他的同学环绕,至于愚钝、结巴的姜生福,怎能和他光芒四射的优等生身份匹配呢?患难之情抵不过花团锦簇的优越感。“孤独”的那一刻,我们需要抚慰,更需要有清醒的自知;可是少年的我们不爱孤独,也辜负了孤独的赠予。这是少年的无知和轻狂,也是人间常有的错过和怠慢。
所以需要一个故事,来告诉我们少年的飞扬,用艺术和灾难,来淬炼出少年的绚烂。《稻场笛声》就这样悠扬地响起来了。为了让这个故事不至于那么惨烈,薛涛故意在开头改换了叙事人称:“第一人称叙述。‘我,就是小黑子。”小黑子很丑、很孤独,但是他比姜生福更勇敢、更执着。姜生福在吴小舟不愿搭理他的时候,就默默退回到自己的影子里去了。可是小黑子从来都是不甘心的。他偷听到稻场上最漂亮的小桃儿对自己的肯定以后,就冲进鄙夷他的孩子帮里,颤抖又无畏地说:“跟我玩。你,你是我媳妇,你说过你愿意。”小黑子还用悠扬曼妙的笛声,唤醒了顽童们“美”的意识。即便小黑子消逝在熊熊的火光中,他那曼妙的笛声,仍余音袅袅在人间。
泰戈尔和川端康成的两位大师小作,对于少年读者来说,《喀布尔人》是好看好懂的,因为泰戈尔用健笔写柔情,让“低贱”的喀布尔人和天真无邪的五岁小女孩米妮之间,跨越种族和阶层,存着一份人间真情。但是在故事的皇皇主题之下,隐藏着岁月的细节。因为这份逾越阶层的真心,是发表于1892年的印度大陆。在今天视作常识的“平等”“真诚”等概念,曾是百年前那片土地的惊世骇论。“爸爸”的顾虑和最后的善举,米妮的依恋和长大后的淡然,喀布尔人的热烈和执着,都在刻录着痴心与遗忘。
相对而言,川端康成的隐忍克制,少年不易懂,老年不忍读。老夫妻间的日常交流,从古树上的梅花从哪朵先绽放开始,到争论是否曾到风月堂购买点心……这些难辨真伪的家务事,难判对错的记忆“罗生门”,在老父亲去世以后,变得更加斑驳模糊。但是,所谓“相濡以沫”“水乳交融”,大约就是在这些寻常絮语里,熨帖着我们的肌肤,守护着我们的心灵。
终归要少年来记取这些过往,延续这份人间执念,所以《雪的国》里,南方少年梁霁,要去最寒冷、最純澈的北国雪乡,接力一段五十三年的守望。跨越半个世纪、半个中国,十五岁的梁霁才发现李国峰过世多年,这些年的年货和问候都是李家后人代办的;而病危中的爷爷其实早已洞悉这些变故,他生命最后的愿景,就是让梁霁“代替”他回一趟故乡,看看老友,更要在纯净的雪国里,深刻体会友情的纯净。文字清冷、周遭酷寒,然而内心火热、执念燃烧。少年读懂了爷爷们的遗愿,两位老友也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相逢”在北国天际,人间的知遇守望,还在起承转合。
这些寻常过往,慢慢揭示着我们面对挫折、苦难,甚至死亡时,应该有的态度——不被击垮,也不一味对抗。愿意守望、懂得珍惜、舍得付出,人生才有滋味、有温度。可以说,这五个作品,是一个漫长的故事。
姚苏平,文学博士,教授,美国匹兹堡大学儿童文学中心访问学者。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书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1项,省部级课题2项,厅级课题2项。发表核心论文十余篇,专著2部。省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对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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