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在南城一中的第一天，是以被班主任闫老师拎着领子揪出去痛骂一场为开端的。起因是我认真地回应新同桌的提问，把她昨天报到时叮嘱的“早自习不许说话”抛到了九霄云外。后来我才知道，在老师眼皮子底下说话是有技巧的，你要装作在诵读课文的样子，眼睛盯着书嘴里念念有词，没半点儿多余的表情。而不是像我那样傻乎乎地把脑袋扭过去，点着头还咧开嘴笑：“对啊，我家也住在大北庄。”

　　其实从同桌的不回应里，我早该发现异样了。但我只是迷茫地看着他突然全神贯注在英语课文上，仿佛我们的对话从未存在过，直到闫老师踩着高跟鞋快步而来，如老鹰捉小鸡一样把我抓起。我猝不及防，桌子被掀翻，课本哗啦啦散了一地。

　　我愣了神挪不动步。这更加剧了她的怒气。闫老师拖拽着我出门，将我甩在走廊一半翠绿一半雪白的墙壁上，以种种南城土话对我展开攻击。我从没被这样劈头盖脸地骂过，顿时眼泪鼻涕全糊上了脸，嗓子眼儿里迸发出哀求来：“对不起……我再也不敢说话了……请您原谅我……”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终于罢休，怪我脸皮薄还明知故犯，还重问我是否认错，得到肯定的回答才放我回去。第一节课已经开始，我狼狈不堪地站在门口打“报告”，一只手向同学们遮着哭花了的脸。一袭碎花连衣裙的英语老师看看我，温柔地叹口气，点头示意我可以进来：“这次知道错了吧？以后别惹你们班主任生气了。”

　　我半捂着脸回到座位，桌子已经被恢复原状，书本堆成两座危楼。同桌悄悄推来一包面巾纸，我一手抽一叠纸胡乱擦脸，一手把暂时不用的书快速塞进桌肚。

　　他小声说：“对不起。”

　　我狠狠地白他一眼。刚刚连个屁都不敢放，这时候想起来做好人了？但我真的不敢再多说一个字了，我只将自己的书桌往右边一移，与他之间形成一道泾渭分明的界线，以此无声地表达我的抗议。

　　2

　　早上出门前，母亲郑重地对我说：“一天之计在于晨，刚上初中，给老师同学们的第一印象最重要了，你得好好表现。”她强迫我吃下我不喜欢的煮鸡蛋，为图她心里的某个好兆头。我一直觉得这事奇怪，一个鸡蛋，这不是零蛋的意思嘛，怎么会带来好运？当时我就有种预感，我会把这一切搞砸，就像小学时我第一学期一直被老师当作智障一样。生活往往是个循环，我知道我有最糟糕的适应能力。

　　更可怕的是，一件坏事总会伴随着无数件坏事接踵而至。次日体育课上排练运动会的方阵，闫老师在一旁监察，看见烂泥扶不上墙的就拽出来，以免影响优秀方阵的评比，我不幸再次躺枪。“不能好好走路吗？你看你，走的根本不是一条直线，屁股还一扭一扭的，上T台走猫步呢？！”方阵里爆发出善意的笑声。

　　这次我没哭，但也不敢直视她，只低着头偶尔偷着抬眼一瞥，又赶紧把头埋下来。上次她骂我是因为我早自习时说话，终归还有道理的，可这次我做错了什么呢？从没人说我走路有这些问题。我不懂，但还是把双手握紧垂在前面，做出知错的样子，直到她把视线移开。我开始怀疑，也许我走路的姿势确实很奇怪。

　　同样被逐出方阵的还有我的同桌赵文韬，理由是人瘦得跟一根竹竿似的，走路不稳当，飘飘忽忽，显得轻浮。他倒不沮丧，甚至像故意被淘汰出局一样，在操场边上和我站在一处，还兴高采烈地问：“姜汀，你晚上怎么回去？咱们一道吧。”

　　昨晚我没等他，甚至没和他说“再见”就从后门跑了。一半是因为对他害我被骂的事耿耿于怀，还有一半则出自对大北庄人的抗拒。一年前搬来大北庄后，母亲总说，我们和这里的其他人并不相同，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比如，我和赵文韬就是很不一样的。赵文韬入学考试倒数第一，上课趁老师不注意嚼泡泡糖吞吐巨大的泡泡，还练就了看似在听课其实早就睡着了的本领。而我只是适应力差一些，只要给我时间，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我相信。

　　可我应该找不到别的朋友了。人们早就形成许多小圈子，一个小学上下来的人显然更能聊得来些。我注意到两个核心，男生是班长安迪，女生是副班长胡琳。他们都来自市重点小学，分列入学考试一二名，闫老师看他们的眼神里都带着笑。

　　于是我下定决心，对他说：“2路车，坐到终点站。”

　　他打个响指：“真巧，我也是。”

　　想到不必独自行走在大北庄，我暗暗松了口气。

　　3

　　在大北庄生活，本身就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我努力在陷阱重重中找寻乐趣，譬如遥遥地盯着马路对面持菜刀转圈的女人，竟觉得她眉眼格外好看，年轻时一定是个大美人。更多的时候，我选择尽快逃之夭夭。《南城晚报》的社会新闻版常常取材于大北庄。从公交车上下来，顺着坡一路走到底，右手边的车库曾安放一辆连撞十几人后逃逸的奔驰；再往前几步的十字路口每晚都有小混混打架斗殴，几个月前有个年轻男人被捅穿了喉咙；至于离我家不远的变电室，那个过去每次去交电费时都会打照面的叔叔前天永远地倒在了里面，死因是吸食冰毒。

　　昨天傍晚回家时，天半黑了，我止不住地想这些事，一时间竟觉得有许多人在后面追着我，要把我拉进深渊里。我从快走直到小跑，最后撒丫子狂奔，中间还不幸被一条沙皮狗盯上追了半天。到家后我气喘吁吁，在冰凉的瓷砖上躺了好久才缓过神来。

　　而今天，有赵文韬一路，我走得从容不迫了许多。昨夜下了雨，路上有深一脚浅一脚的烂泥巴，我小心地跳过去，再躲开不知道什么时候倒了的垃圾桶。今天又没人收垃圾，它们开始散发出湿淋淋的腐臭味。

　　“你也是划片儿进一中的？”他問。现在小升初实行划片制度，简单来说就是你住在什么地方决定你上哪所学校。

　　“嗯。原来这里不都是去三中的吗？真背。”

　　“以后就又是三中的地方了，”赵文韬耸耸肩，“今年这么划，好多人抗议呢。”

　　我拿到录取通知后，母亲高兴了很久。一中被认为是南城最好的初中，以管理严格著称。她不知道这“最好”是以怎样简单粗暴的方式换来的，女生不能留刘海，男生只能剃寸头，每周还有专人检查手指甲是不是剪得一点儿白边都不剩。她也不知道，这里的“最好”意味着其他地方的“最好”只能在这里甘居下游，开学考试时我就是这样的处境。

　　我转而问他：“你看我走路很奇怪吗？”

　　“不会啊。”赵文韬看了我一眼觉得莫名其妙，突然明白过来，一脸无奈，“你还在想昨天那事啊？”

　　他倒说得轻巧！我瞪他，没好气地说：“下回换你被拎出去骂一顿，看你记不记得？”

　　“不能全怪我，”他辩解，“说话前怎么也得先眼观六路一下，毕竟班主任都爱在前后门和窗户那里偷看，这是规矩。就你实心眼儿。”

　　我不再理他，大踏步往前走，他在后面追着求饶。估计因为没低头看路，他踩上一只被车碾扁成薄纸样的青蛙，脚下一滑，差点儿摔个狗吃屎。我忍不住笑，脚步终于慢下来。

　　“老闫就是看你不顺眼，才觉得你走路都是错的。你别管她。”

　　我不愿显得心胸狭窄：“嗯，我知道，随便问问而已。”

　　“你把这事告诉你爸妈了吗？”

　　“小学生才玩告状这套。”

　　母亲不会有什么办法的。至于父亲，如果可以的话，这种事恐怕会让他立刻冲去办公室找闫老师干仗。我早就不敢告诉他任何不好的事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真烦人，他非问个不停。

　　“……不怎么办。”

　　他一撇嘴：“那你和小学生有什么区别？”

　　已经走到我家楼下，我们都停住脚步。赵文韬郑重其事地说：“姜汀，你应该一报还一报。”

　　年代久远的昏黄路灯照在他因瘦削而富于层次的脸上，把他也照出不少陈旧的年代感来。那一刻，我竟从他身上看出几分我爸的影子。

　　4

　　我爸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说是不能在外人面前吃亏，和赵文韬说的“一报还一报”有异曲同工之妙。每次和父亲出去都让我觉得尴尬。在外面，他无论做什么都要先摆出一副老大的架势，嗓门儿巨大，脾气跟个炮仗似的一点就着，我永远搞不清楚怎么一点儿小事就能让他对陌生人发火，好像他们都要害他。

　　不过对家里人他还算好，工资往往都会上交给母亲。工资是现金月结，他干的是下矿玩命的买卖，挣得在打工的人里不算少。最近一次上交是一年多前，他拿了些用橡皮筋捆好的钞票回来，说是这个月的工资，还有一部分晚点儿发。

　　“有的是钱，大头在后面，别太省着花，”父亲和以往一样拍胸脯保证，“回头咱们出去下个馆子，吃点儿好的。”然后他匆匆忙忙出门了，说矿上还有些事。

　　他再也没回来。我们这才知道，矿上已经将近半年没发工资了。环保设施不合格，老板被罚了一大笔钱。每个月父亲带回来的全是他偷着攒下的，本要给爷爷奶奶的养老钱。那天晚上他终于用尽了全部的私房钱，带领一众人闯入煤老板以为隐蔽的居所，在喧闹的愤怒和老板的推诿中敲碎了老板的头颅。

　　赵文韬开始向我规划复仇的图景。他给出许多选择，多半一听就不靠谱，最后圈定在一个被他自称为“完美”的方案上。学校少不了教学大比赛一类的时候，总需要老师讲公开课。我们可以毁掉闫老师的课件，让她的课讲不成，还要被倒扣工资。讲到这里赵文韬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倒像是他的大仇得报一样。

　　我却止不住地想父亲，他说决不能在外人那里吃亏。最后，煤老板死了，牢房将伴他终生，而母亲卖掉刚买了不久的房子付赔偿金，同我搬去了最便宜也最危险的大北庄。她打两份工过活，每天深夜才能回家。这件事上，吃亏的到底是谁呢？我想不明白。

　　我慢吞吞地说：“你有没有想过，有伤敌八百、自损一千的可能？”

　　他显然没听懂，愣愣地看了我一会儿，才渐渐认定我的懦弱似的坚定地摇摇头：“你就是不敢。”

　　我晃晃脑袋，转身上楼。激将法这套对我来说可没什么作用，因为我从不觉得勇敢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5

　　见我没有兴趣，赵文韬不再为我支招复仇。他改带我看电影。体育课时，别人都在走方阵，只有我们无所事事，他便偷偷带我回教室，用班班通联网看片。我们逐渐熟知教务处主任在走廊巡逻的时间，以便及时藏身隐蔽。我不得不承认，他在对付老师这方面很有一套，几乎到了可以编写指南的地步。

　　他喜欢的东西以战争片或恐怖片居多。其中有部英文片，连字幕也是英文的，他全程一副血脉偾张的架势，我自然而然地以为他看懂了，结束后他却问：“讲了什么？”

　　我一时语塞，其实我大半心思都花在了看走廊上有无动静，没怎么注意影片的细节。何况视频的清晰度不高，我看着其实很费力，眼睛痛。我只好挑最主要的讲：“讲了史密斯本来住在‘八英里，后来自己努力克服困难，最后赢得比赛，走出八英里的故事。”说到这里我自己都觉得别扭，像在做阅读理解题，总之和此时此刻冒着偌大风险偷看电影的场景很不搭调。我看了他一眼：“想不到你还喜欢这种励志的风格，真是积极向上。”

　　赵文韬没理我的怪腔怪调，又问：“什么叫八英里？”

　　“就是底特律的贫民窟，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贫民窟和富人区之间的距离只有八英里……”我突然想到一个绝妙的比喻，“和南城的大北庄是一个意思。”

　　“英里和公里差不多吧？”

　　我百度了一下：“八英里应该是十二点八公里。”

　　赵文韬拍手称是：“从大北庄到学校也就这么远。”见我诧异地看着他，他掩饰不住自满的笑，“我爸开公交的，南城这豆大点儿地方，哪儿到哪儿多远我都门儿清。”

　　我看不惯他得意扬扬的样子，主动转移了话题：“都不知道讲了啥，那你激动什么？”

　　“中间骂人比赛那段看着不过瘾吗？”他反倒目瞪口呆起来，“这节奏，这范儿，完全不需要听得懂他话的意思。”

　　见我无动于衷，赵文韬十分惋惜地摇头：“唉，审美的缺失啊！”

　　我皺皱眉头，回到座位上写作业。快期中考试了，晚上要留出更多时间复习。那是我最后一次和他起观影，我承认我欣赏不来这种类型的片子。但《八英里》常常会浮现在我脑海里，虽然它和我的生活相距甚远，我无法理解赵文韬痴迷的那种音乐。一开始想起来的是史密斯那张脸，后来脸模糊起来，只剩下零星几个镜头和片头“Eight Miles”的字样。每当我走在大北庄与学校之间的道路上，我都会觉察出这轨迹与电影那点儿微妙的重合来。

　　6

　　很意外地，期中考试，我名列班级第十。闫老师将我从倒数第二排调到第四排，前面坐着胡琳，同桌换了一个白净乖巧的短发女生，叫孟子源。她一心一意听课，从不在上课时和我交流，我只好转向草稿纸，将它夹在笔记中间，无聊地写写画画。发呆的时候我觉得班里的男生安迪的皮肤白得像江南女子，胡琳的眉眼偏生有种男性的硬朗，于是我在纸上画“安迪葬花”，画“胡琳挂帅”，倒也自得其乐。

　　孟子源不理解我时常一只手捂着嘴偷偷笑。下课后她小心翼翼地問：“刚刚你在乐什么？这道题……”她眼神转到我眼前摊开的数学试卷上，却看不到下面压着的画纸，“很有趣吗？”

　　我摇摇头：“突然想到了个笑话而已。其实，也没那么好笑。”放学路上，我时常将自己的大作与赵文韬分享，后来我们决定合作，稿纸越积越多，“安迪葬花”与“胡琳挂帅”并成一条线，故事情节也越发跌宕曲折。

　　从下半学期开始，学校里办“推优”，每班选十几个人，晚上放学后有老师单独开小灶拔高，名义上叫“兴趣社团活动”。自此我不再与赵文韬同行，漫画大业告一段落，纸张基本都堆在了赵文韬的桌洞里。

　　闫老师另给了我个差事，做语文课代表，主要工作就是收发作业。早上收到赵文韬那里，他抬头，又用一只手把头撑住，恹恹地说没带。

　　我抱着一摞本子在他桌前站定，看他很快低下头去趴在桌上。“今天闫老师肯定查，你赶紧补一份吧，我晚一点儿交过去。”

　　第一节课后，他把作业本放在了我桌上。我捧着小山高的作业本赶在第二节上课铃响前冲进闫老师的办公室，很抱歉地说早上收得晚了，现在才送过来。

　　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这样做有多大用处。即使交上了作业，闫老师仍有许多理由来惩罚赵文韬。也许是作业完成的态度不认真，也许是上课睡觉，偶尔也有座位下有张纸没捡起来这种实在太过无关紧要的事。她花样繁多，有时候揪耳朵，有时候穿着高跟鞋踢他腿，有时候把他拽去走廊暴风雨似的一顿骂。他也掉过眼泪。

　　他时常自暴自弃，故意和老师对着干，遭到的打和骂就更狠一些。我实在看不下去，收作业时忍不住对他说：“你这样没用的。”

　　他抬眼笑笑，反问我：“那怎样有用呢？”

　　我说不出话来。

　　补课的时候，我听见有别班的同学悄声问胡琳：“你们班闫老师是不是很厉害啊？她在走廊上打人，我们班都听得清清楚楚。”

　　“这个……”

　　我正在纸上胡乱涂鸦，铅笔被我一下折断，发出突兀的声响。

　　我开始在夜晚的十字路口处见到赵文韬。他又高又瘦，像电线杆子杵在那里，很显眼。他有时也抽烟，动作并不熟练，我还见过他偷偷捂着嘴背过身去咳嗽。我知道这里是火拼常选的地方，不由得替他担心，毕竟我甚至不认为他有打得过我的能力。

　　7

　　闫老师的第一次公开课，来得比我预想的晚许多。还好当初没答应赵文韬的提议，否则拖上一年多，人肯定也疲了，肯定会把这事搁置下的。闫老师对此格外重视，提前排练了一次，指定了她每个问题的回答人和答案。她千叮咛万嘱咐，大家一定踊跃举手，千万不能冷了场子。

　　公开课定在阶梯教室，闫老师特地穿了一身正装。她和来听课评审的老师们打着招呼，微笑着走到班班通前，插入U盘。班班通没有识别。反复几次后，她开始慌了，叫计算机很厉害的安迪来帮她看。他试了几种方法仍不成，小声说：“好像是坏了。”

　　这节课上，闫老师没有用课件。我能看出她的紧张，她偶尔结巴，忘记自己进行到哪里，有几个原先安排好的环节被跳过，其中包括我本该回答的问题。下课后大家鱼贯而出，我没有动，眼神搜寻到赵文韬的身影，他恰恰也在看我，若有所思。我扭转了头，起身出门。我听见闫老师在和别人道歉。

　　第二天，我又去闫老师办公室送语文作业。她正在看月考的成绩单，见我进来，一声叹息：“姜汀，又没进年级前三十。你这个数学成绩怎么就上不去呢？别的科都不错，每次都是这个数学落十几分，和尖子生的差距一下就拉开了……”

　　我默不作声，将作业本放到她身边的桌子上，小心地整理好，脸上带着抱歉的笑容。闫老师接着说：“姜汀啊，我对你已经够好的了。你看你入学以来，我从没对你说过一句严厉点儿的话吧？你自己也要争气啊，我对你的希望可是不止于此啊。”

　　我有些恍惚，第一次，我平静地直视闫老师的面容。从她真诚的眼神里，我确证她已经把许多不愉快的，或者说对我来说不愉快的事情完全忘记了。

　　我牵扯嘴角，做出一个谦卑又真诚的笑来：“是啊，老师……”

　　我轻轻吸了口气，把在发抖的右手放到身后：“下次我一定努力，会更好的。”

　　她递给我一枚U盘：“把课件往班班通上拷一下吧，这节课讲鲁迅。”

　　我乖巧地点头，差点儿想伸左手，又赶紧用右手接过猩红色的新U盘，握在手心里，快步向教室走去。

　　却没有预想中的快感。

　　8

　　闫老师不会知道，之前那枚U盘是她的课代表毁掉的。公开课前是体育课，全校教师开会，大家自由活动。我来到她的办公室拿走U盘，在卫生间的水龙头下清洗，再插入班班通，确信无法识别后，才用纸巾擦干净放回原处。

　　很奇怪，我将一切做得很从容，或许是因为自从我的笔记本在不久前无缘无故消失而无法追回后，我就知道了教学楼内的监控全是虚设。说不清我为什么这么做。当初说要一报还一报的赵文韬还没有任何表示，不赞成这个主意的我却动了手。

　　其实回想起来，还是有某个契机的。大概是那个冬夜我补完课回家的路上，角落里突然蹿出那个手持菜刀的女人。我吓呆了，整个人凝滞在那里。她念念有词，说着我熟悉的咒骂的话，眼里的光芒逐渐集聚，和刀锋一道在月色下发着亮。

　　我终于尖叫起来的时候，有人从她身后将她紧紧抱住。我仓皇地往后退，背靠着楼的外墙，才看见那个人是赵文韬。安抚女人时，他嘴里叫的是“妈妈”。

　　“妈妈，没事了，我找到你了……”

　　“妈妈我们回家，好不好？”

　　他像在哄小孩一样。女人眼里的精光慢慢弥散开去，赵文韬轻轻取过她手里的菜刀，搀着她走开。他离去时微微转过头来，小声说话。一只玻璃瓶恰好摔碎在马路上，我听不确切，但看唇形翕动，分明是对不起。

　　“没关系的。你……好好的。”

　　他背过身，渐行渐远。

　　从那一刻起，我想以某种方式告诉他，有人在乎这一切。闫老师踏上他脚背的鞋跟、大北庄动荡不安的十字路口、手持菜刀的女人眼里的绝望……闫老师从没细究过我在父亲职业那一栏以及赵文韬在母亲职业那一栏所填的“自由职业”这四个字，她不曾深究表象背后的东西，自然也不能理解八英里外的大北庄的人们有着怎样难熬的日夜。

　　仅此而已。

　　当晚因为老师有事，补课暂停。我与赵文韬同坐一趟公交车回去。那么多空位置，他偏不坐，站在我旁边说：“谢谢你。但……”

　　我侧过头去看窗外。

　　“你知道吗，小学我们打群架的时候，要是女生路过，都得让开道来的。”

　　“我不应该……我是想说，主意是我出的，不该由你承担。”

　　车停在终点。我莫名烦躁起来，绕过他，径自下车离开了。

　　9

　　我开始胡思乱想。

　　我不止一次地想到父亲，想象他把锤子敲向煤老板的样子。我突然不明白我们的所作所为在程度轻重之外的差别。大北庄还是大北庄，学校还是学校，闫老师不改她的暴躁，八英里的距离也依旧横亘在那里。我继续心绪难平，也继续无能为力。就像父亲并没把我们家的生活变好，反而让一切变得更糟一样。

　　我本下过决心不做和他一样的人。

　　期末前的语文诊断，我作文被判跑题，扣了一半分数。闫老师课间直接走到我桌前，语气更急切起来：“这么低级的错误怎么能犯？你写得这么含蓄，结尾都不点一下题，文笔再好又有什么用？”

　　是啊，我怎么忘了这么重要的事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和她讲。

　　那晚补课后回家，下车时我看到赵文韬站在车站，手还是插在兜里，站得笔直。我没管他，往家的方向走。他却追上来，小跑到我前面拦住我：“这个给你。”

　　一枚崭新的U盘躺在他手心里。深蓝的颜色，让小巧的它像一片宽阔的海。

　　“帮个忙，放老闫桌上就行。”

　　我微微愣神，站定看向他。暮色下他的脸孔瘦削而坚毅。我接过它，揣进口袋里。

　　我想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他送我到楼下，然后转头朝着几乎是黑漆漆的来路回去。忘了提，这老迈的路灯还是没人修。我们没怎么说话，却都明白彼此的心思。

　　第二天下午，闫老师举着一枚U盘走进来。她一袭红裙，眉开眼笑，挥一挥它说：“这是谁放到我桌子上的啊？”然后她从兜里拿出一张卡片来念，“祝您天天好心情。”

　　没人应声。她表扬送它的人有心，想必是知道前段时间她U盘坏了，特地送一个新的来给她。她特意叮嘱，以后不必这么破费了。

　　我低头看书，装作若无其事，把胸口郁结了许久的那口长长的气分作几次、慢慢地吐出来。目睹闫老师的温情是件难得的事。这天她心情不错，甚至没顾得上找赵文韬的麻烦。

　　她不知道这枚U盘背后的秘密。

　　10

　　初三那年，赵文韬转去技校。他说他要学门手艺，靠它吃饭，挣得应该也不少。即便闫老师看不上他，他也要好好活个样子出来给自已看。

　　我表示赞同。

　　他走后，我在我桌洞里找到了一叠厚厚的稿纸，被装订好的那种。封面写着安迪葬花，封底写着胡琳挂帅，一笔一画，我从未见他把语文作业写得这么认真过。我发现后来他独自画了很多页，洋洋洒洒。

　　“也许你可以做个漫画家。”我说。

　　他摊摊手：“我想我更喜欢唱歌。”

　　最近一回见到赵文韬，是他请我去看工厂里的歌手大赛。他没唱那些激烈的东西，而是选了首好听的流行曲，弹着木吉他，整个人神采飞扬。我想到史密斯站在台上参加比赛的时候，那个十足震撼的镜头：观众沉浸在暗色里，而他身上却有光。

　　台下的我竟忍不住为那歌词落泪：

　　人如鸿毛，

　　命若野草。

　　命運如刀，

　　就让我来领教。

　　选自《儿童文学》2019年第10期

　　顾一灯，本科获北京大学法学与经济学双学士，现硕士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小说、散文见于《少年文艺》《儿童文学》《十月少年文学》等多家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