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时起，总反复做同一个梦。

　　房间是缩小了数倍的围城，我站在空旷的房间中央，正对的那面墙上，常常没有窗。或是一扇可有可无的、被遮挡住的、不透光的、看不见外面的窗。

　　这样的场景，会让我嗅到熟悉的气息，令我无端生出一种愤怒的情绪来。所以通常顺着这个梦境再往下的剧情，并不会延续它波澜不惊的基调。我会不自觉地紧握双拳，用尽全力地向那扇窗砸去。或是干脆助跑一段，直愣愣地冲向窗，用全身的力量去痛击那层脆弱的隔膜，任由它绽开的碎片扎入皮肤。而我的身体却在逐渐下落的过程中变得轻盈，甚至生出了双翼，带我飞向了窗外无限的可能中。

　　醒来，满身冷汗，好像真的有玻璃碎片遍布于身体的各个角落。我猜想，那个没有窗的房间，那扇不透光的窗户，或许真是我的阿喀琉斯之踵。

　　开始记事起，我就住在八里胡同。胡同究竟有没有那么长，我不清楚，只觉得，它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愈来愈短。住在胡同里的人家，藏不住什么秘密——一条窄窄的街，两户对头的人家，间距不足两米，坦诚得很。也因为这样，胡同里的人家，都习惯于在窗上蒙层遮掩，像是牛皮纸、贴画、窗花一类。我家就是窗花，大红大绿，就连我的房间也没能免俗。我看着胸闷，总想开窗，却总被我妈拦住，嫌灰大。

　　更不幸的是，我不得不面对那扇窗练琴。为保持隔音，窗户永远都是紧闭着的。那时的我对练琴这档子事儿深恶痛绝，随手翻翻琴架上的谱子，一通乱弹，总免不了挨骂。年少时的羞耻心又是难以解释的，弹奏的间隙，听见胡同里小孩们的嬉笑声，便不自觉弹小声了去。偶尔听到熟悉的伙伴在楼下唤我的名，更只能压着声音回应。那细如蚊吟的回应还没来得及在空气中消散，就被我妈的大嗓门儿盖住：“她练琴呢，明儿再和你们一起玩啊。”听着伙伴们的脚步声踢踏着远去，我一时无处泄愤，只得摆着张臭脸，对着整窗的大红大绿赌气，好像都是它误了我的乐趣。

　　到我六年级时，八里胡同忽然掀起一阵“大扫除”的飓风。平日打扫得十分将就的我妈，居然也跟着撸起了袖子。眼看着她一手一个鸡毛掸子，在房间的各个刁钻角落挥舞，我和我爹也受到感染，打算帮衬她一下。结果就是我被分配到了一个换窗花的活儿，于是我第一次揭下了我窗上的窗花。那层玻璃因常年被覆盖，透亮明净。我望向外边对头的那间空房，这才发现，那空房已在我不注意时住上了人。一个男孩子走进我对窗的房间，穿着汗衫，肩上搭条白毛巾，水滴下淌，显然是刚冲完凉。关好房间门的他回过身来，注意到正发愣的我，露出一个好看的笑。

　　那时的“好看”于我而言，算是个高级的形容词。我的词汇量贫瘠，概念也模糊，只知道那样疏朗的感觉，或许就是“好看”。

　　于是我毅然拒绝了重新在窗上覆窗花的要求，理直气壮地走进房间，弹琴。

　　携着西瓜和绿豆沙味儿的风，掠过了少年的窗，和着暖和的阳光，溜进了我的房间，吹动了我的心弦。练琴间隙偶尔抬头，能看见对面的少年俯身在桌前，摘下一只耳上的耳机，飞快地书写着什么。我猜，他有在听我弹琴。

　　但直到搬出八里胡同，去另一个区上初中、高中，我也没寻到机会问他名字。

　　新的那间公寓是格子间，离学校很近，方便我走读。格子间该有的都有，就是没有窗，看着非常逼仄。到了夜晚，蚊虫嗡嗡作响，也难为它们，连个出口都找不到。眼见睡眠质量直线下降，我决定及时止损，申请了校内的公寓，开始了我的住校生活。

　　学校的公寓是六人间，每个人的书桌各占一个位置。我选择了窗口，硬是将实木书桌拖到了生锈的铁窗台前。窗子一推，吱呀作响。舍友说这窗的年纪跟宿管大爷相仿，我将信将疑。

　　到了夜晚，昏黄的台灯下，卷了褶的书页随着窗外的风翻飞。我们公寓的视角很好，能看见星。那时还能看见许多的星，我放笔小憩，伸个懒腰，数着有几颗星星，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我依旧会做幼时的梦，调性却不一样了——没有撞击，没有玻璃碎片，我只是站在窗前，仔细地擦着玻璃。每擦过一点儿，外面的世界就更清晰一些。

　　教室里靠窗的座位，也是我最美好的记忆之一。下小雨时，微开一点儿窗，清凉的气息扑打在脸颊，很舒服。学校种了一排马尾松，常有小松鼠的身影闪烁其间，生趣盎然，大家都很喜欢。到了高三，年级组长提议要把教室里的下层窗户用牛皮纸蒙起来，避免同学们因凑松鼠的热闹而影响学习。从此坐在座位上，我再也看不见那些小身影，非得站着才能勉强一瞥。同学们大都怨声载道，却又因时间太过紧张，所以这类细枝末节的不愉快，往往在两三次月考的冲刷之下便随大江东去。只有我耿耿于怀，生物课上听见老师用松鼠打比方，就来了气，顺手将一本诗集盖在桌面上，闷声看了两三节课。

　　毕业那天，我没有像多数人一样放飞自我。没表白，没烧书，没掀桌。我默默回到教室，撕下窗户上的牛皮纸。两小时过去，窗上只留下胶痕。我出教室前回头看到的最后一个场景，是有只小松鼠缩在窗沿，小心翼翼地护着松果，四处张望着，眼神好奇而清澈。

　　后来我去了另一座城市，读大学，找工作。

　　那一年，我和同路的大学室友在实习单位附近租了个单间。我们忙活了一整天，晚上瘫软在沙发上，动弹不得。舍友斜在床上，不一会儿便传来均匀的呼噜声，看来是真的累了。我吃力地撑起身子，看着收拾得差不多的房间，这才发现没有窗户。郁闷，却说不上是打哪儿来的郁闷，恍惚间我沉沉睡去，梦里高中时的小松鼠一晃而过。

　　隔天手机闹铃狂响，我从沙发上蹿起，猛地摇醒还在打呼的室友。两个新时代的进步青年在泥泞的巷道里鬼哭狼嚎，一是被装着刚出锅的油条的塑料袋给烫的；二是被还有十几分钟就要迟到的求生欲给逼的。追着风奔到公司，一人一纸一盒饭，在办公桌旁一坐一天。下班时瘫倒在公交车的座位上。室友的眼皮微合，头倾在车窗上昏昏欲睡。我被工作和大城市带来的疲惫和压抑所驱使，故技重施，用力将她摇醒。她迷茫的眼神质问着我猛摇醒她的理由，我嗫嚅半天，终于蹦出那句：“咱们给那房间修个窗户吧，闷得慌。”

　　睡意蒙眬的她答应了。

　　隔天我们找到慈眉善目的房东，阐述了我们的修窗计划，保证尽量不扰民，不扬灰，资费我们出，后果自负。房东听闻横眉倒竖，我心凉了半截，正准备借口抽身，却听房东粗声粗气地说：“我早看那间屋子不顺眼，没窗户，不到万不得已也没人愿意租。你们若需要帮忙，和我说一声就好。”我和室友自然是喜上眉梢，乐颠乐颠地做了那个单间的装修工人。

　　我们装修了一周，有房东帮忙，窗修得比预想的快，也比预想的大。房东风格粗犷，开墙前先在墙上画了窗的轮廓，占去了整个墙面的三分之一。看着老头满意地点点头，我俩也只得跟着点头。

　　窗修好当晚，室友沾床即倒。我像高中时那样，费力地把实木书桌推到窗前。安置好后，我带着一种莫名的儀式感推开窗。窗外景象熟悉，正是幼时的场景。我们的窗户与对窗隔了不足两米，而在对窗所在的矮楼背后，是拔地而起、霓虹闪烁的城市夜景。我在桌前坐定，回想从前的那些日子——夏季，和着琴声写作的少年；雨天，托腮望着松鼠的自己……随着年龄增长，有些东西被淡化，有些东西却又凸显了出来。

　　那天的梦里，我终于推开了窗，向外看去，我似乎能看到无数个自己，在弹琴，在背书，在做题，在工作……

　　第二天清晨，我在闹钟狂响前惊醒。风钻过窗户，将桌上没有被压住的纸张通通吹飞，有些盖在了室友的脸上，不愿掉下。我回忆起高中时看的萧红写的鲁迅先生——先生坐在对窗的书桌前，二分之一的桌面都铺满了纸，风一吹，稍不留神就随风而去。先生的窗开得很大，占据了半面墙。临风对窗写作，先生的眼前总是清晰的，能看见每一轮的春夏秋冬。

　　于是，我重新投入忙碌的生活，满怀希望。

　　我还是会做梦，梦见了透光的窗户，和窗边的我——

　　那只久居室内的鸟儿，不找到窗沿就无法拥抱天空。

　　那个终日艳羡远处的我，只要找到透光的开口，就足以诠释自由。

　　选自《少年文艺》（上海）2019年第3期

　　月山眠，本名刘思懿，2000年生，自幼爱好写作，从初中时开始尝试向杂志投稿，散文类、诗歌类文稿均有登载。连载幻想小说《鲸》，获“幻小说”公众号征文活动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