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虎：
首先祝贺您的《海龟老师1 ：校园里的海滩》获得20188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听说您19844年就获得过这个奖，而且是当年的首奖。时隔三十四年再次获奖，您有什么感受？
程玮：
谢谢你。三十四年，这个数字听起来有点吓人。那时我还很年轻，写作刚刚起步。我获奖的作品是中篇小说《来自异国的孩子》。那个奖项，是对我写作的一种肯定。记得当年由陈伯老亲自授奖。一个说话细声慢语、亲切温和的长者。几十年来，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的影响越来越大，陈老在天之灵一定十分欣慰。
孙玉虎：
从您创作《来自异国的孩子》到19933年定居德国，总感觉这之间有一种若有若无的联系，比如对异域文化的看似“零障碍”的接受。那么，是什么让您决心放下笔，转身去德国的？
程玮：
我是中文系毕业的。但在大学四年期间，我最感兴趣的，并不是中文系的正规课程。我阅读最多的，也不是跟中文专业有关的书籍。像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一样，我读的、学的、关注的，是西方的文学和艺术。在大学四年中，我有三年时间住在留学生宿舍里，接触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这段经历为我打开了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可以这么说，我是八十年代大学生里最早接受西方思想和西方文化的那个群体中的一员。
我是一个渴望变化渴望行走的人。我开始写作的时间很早，年纪很轻的时候就获得了各种能够获得的奖项，有些甚至是最高的奖项。但我一直很难想象我一辈子就坐在写字台前面写东西。而且，我对自己一直很自信，觉得我从事别的工作一定也可以成功的。所以，当我在德国接受完影视制作培训以后，我义无反顾地告别了写作。
孙玉虎：
19933—20088，您有十五年之久没有写儿童文学，这期间您做了什么？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拿起笔重新开始写作的？
程玮：
在那些年里，我是德国电视二台的制片人，专门为德国电视台拍摄传播中国文化的纪录片。我走过了沙漠、草原、戈壁和高原，毫不夸张地说，我几乎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我切身经历了中国那些年每一刻的细微变化。事实上，我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中国。
偶尔，在机场来去匆匆的路上，看到朋友们写的新书，我会买下来，在候机时、在旅途中仔细阅读。我钦佩他们在文学道路上自始至终的坚韧不拔，感慨自己原来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分子，心里却并没有太多的惭愧。我觉得写和不写，都是一种负责的生活态度。
时隔很多年又重新开始写东西，我要感谢三个人。
周益民，一个优秀的语文特级教师。那些年里，他收集了所有我发表过的文字和所有对我的文字的评论文章。他在他的语文课上反复用我的作品作范文。他在“亲近母语”的论坛上一篇篇地贴我的作品。他反复提醒我，在我的祖国还有人喜欢我的作品，还没有忘记我。他第一次在南京跟我见面的时候，他送了我一束花。那是我生平见过的最美的鲜花之一。
章文焙，我大学时代的同学。她是一个温和宽容的学姐。她也是唯一一个坚定不移地把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的新书和催稿信一直寄到德国的编辑。我是一个不喜欢也不善于保存旧东西的人，但她十多年以前给我的信，我至今还保存着。
还有一个是我的先生。在我刚到德国时，他就在海边别墅的花园里专门给我修了一间小房子让我写东西。而懒惰的我让它成了蜘蛛和老鼠作祟的地方。我知道他一直对我突然不写东西耿耿于怀，甚至有一种内疚，以为是他和我的相识让我放弃了写作。他是那些年来那个唯一经常大声提醒我曾经是个作家的人。当我在电脑上敲出第一篇文字的时候，他的欢喜和欣慰实在是难以形容。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想把我打造成一个东西方结合的淑女。但我明白，其实他最喜欢的还是我做我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當然，最重要的是，我有了这么多年新的生活经历，对人生也有了新的感受，我希望能与中国的年轻一代分享。
孙玉虎：
20088年回归儿童文学创作之后，您先后推出了《少女的红围巾》、《少女的红衬衣》、《俄罗斯娃娃的秘密》、“周末与爱丽丝聊天”系列、“周末与米兰聊天”系列、“海龟老师”系列等作品，可以说每一部作品都是放在中西方文化的双重背景下去书写和关照的，这为原创儿童文学带来了一道独特而靓丽的风景。这样的写作策略，是您的主动选择还是无意识的流露？
程玮：
我是一个最真诚、最忠实的写作者。我没有写作策略，我永远写我自己最熟悉的那部分生活。这么多年东西方行走的积累，是我第二阶段写作的基调。
孙玉虎：
“海龟老师”系列是您第一次尝试写低年龄段的儿童小说，而且写得格外真切自然。与创作少女题材的成长小说相比，写低年龄段的儿童小说您有什么心得体会？
程玮：
写低年龄段小说的起因，是因为我翻译了《我和小姐姐克拉拉》一书。在这以前，我对低年龄段的作品接触很少，在我翻译《我和小姐姐克拉拉》的时候，我经常一边翻译，一边开心地大笑。翻译完了以后有点兴犹未尽，觉得自己也可以试试这样的写作。“海龟老师”系列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
写低年龄段的作品有一点很重要，作者要设法把自己变成一张白纸。当你的心态变成一张白纸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成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在低年龄孩子那里，都是一场冒险、一场戏剧，都会变得趣味横溢，有声有色。
孙玉虎：
20166年，您因翻译了《大盗贼》而入围IBBYY荣誉名单，同时我们知道您翻译的《小王子》也是一个优质版本，那么创作和翻译，您更喜欢哪一个？对于您来说，两者是怎样一种关系？
程玮：
我至今还不习惯被人称为翻译家。因为这是一个令我崇拜、尊敬的职业。我年轻时阅读的所有西方小说和著作，都是来自那些德高望重的翻译家们的精心翻译。甚至有时候我去读原著，觉得译作在某些地方已经超出了原著。真正的翻译家是优秀学者。我不属于学者类型。
我对翻译比较挑剔，只翻译自己喜欢的作品。翻译的过程，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学习和解析优秀作品的过程。你得先读懂它，然后试着用自己的语言清楚而明白地把它重新叙述一遍。这一过程，能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孙玉虎：
过去十年，被称为中国童书创作和出版的“黄金十年”，德国当前的童书市场是什么情形？据您观察，德国人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家和作品有哪些？
程玮：
确实，德国儿童文学的出版远没有中国这么繁荣兴旺。
德国是一个比较注重传统的地方，拥有很多几代人共同阅读的经典儿童文学。比如格林童话、凯斯特纳、米切尔·恩德，还有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引进的“彩乌鸦系列”中的一些作品等。这些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们是真正连接几代人的纽带。这些书不只是为孩子带来阅读的愉快和享受，还能让孩子和成人在精神世界的层面上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些书的内容，一般跟时代和时尚没有很紧密的关系，它们展示的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对自己、对成人、对自然、对动物和对世界的认知过程。它们或许是惊险的，或许是优美的，或许是可爱的，或许是神奇的。但它们是永远充满生命力的，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迁而陈旧褪色的。
当成年人在冬日壁炉火光闪烁的夜晚，在夏夜灿烂的星空之下，暂时摆脱生活中一切忧虑烦恼，和孩子们坐在一起，再一次阅读这些书的时候，两代人之间有一种奇妙无比的东西诞生了。这就是，他们有了与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共同语言、共同的审美观、共同的喜怒哀乐，这种种共同，组合成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终身密码。
我想，德国儿童文学的優势体现在长久的生命力。
孙玉虎：
我们通过您的散文随笔知道您的儿子果同学非常优秀，你们的相处模式是什么样的？有没有计划以他为原型创作一部小说呢？
程玮：
果同学有点像别人家的孩子。他永远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情，并且做得很出色。我们互相之间很早就习惯了报喜不报忧。他现在是个成人了，有自己的家庭。如果我要写一本以他为原型的小说，我首先希望能得到他和他妻子的同意。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征求他们这方面的意见。
颁奖词
《海龟老师1：校园里的海滩》写小学一年级普通的校园生活，却有全球化背景下学校教育的观照视角。对儿童心理刻画准确生动，主要人物雷老师与“我”塑造得立体、可信，令人难忘。书中面对“不可能的承诺”提出的解决办法，既体现了老师的过人之处，又给出了如何面对理想与现实之差距的人生经验，颇有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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