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雅迅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人文艺术学院，济南 250300）

　　在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发展历程中，“狂放”特征的审美人格在文人群体特别是不得志的文人志士身上有所体现。“狂”是对“真”的执着，狂者是“士志于道”的典型。中国各个朝代都有个性突出、豪放不羁的“狂”人。他们将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即便身处混乱、黑暗的时代，也不被世俗的污浊所侵蚀，反而直言不讳，个性张扬，与时代的不公和社会的腐朽作对抗。这种为了追寻所信仰的真理，“发乎情性，由乎自然”的愤世嫉俗的人格便是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史中的狂放型审美人格。

一、狂放型审美人格的本质

狂放型审美人格是建立在对待真理的态度之上的，其本质是对“真”的价值的坚定信仰和执着的追求。因为求“真”，所以率性直言，毫不掩饰；因为求“真”，所以坚守初心，不卑不亢；更因为求“真”，所以远离昏聩官场，隐身于自然。这种对真理追求的执念超越了一般民众，因而显得与世俗氛围格格不入而被世人视之为“狂”。殊不知，“狂”的背后是将真理视为超乎于本身生命价值的存在，正是由于对于真理和真知的不懈追求，才造就了他们人生中的“狂”态。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诡道盛行，儒学的创始人孔丘希望社会能回归到像西周时期礼乐冶国的状态。他主张“克己复礼”，试图通过礼乐修为来完善人格教育，达成伦理教化之下的人性之“真”。在问到弟子们的志趣时，孔子对于曾点所说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的那种人生情状十分欣赏，充分体现出了孔子对于人性之真的推崇。另外孔子认为如果不能达到中庸，则宁愿与狂者为伍。这一观点在下面一段话中也体现出来，“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大意是说：交不到处事恰当的人，就一定要结交狂者和狷者。狂者是追求社会进步的人，狷者是能约束自己的人。孔子所说的“中行”，其实是他所主张且奉行的中庸之道。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他希望人们能充满仁爱之心，遵守礼乐制度，和谐相处，互敬互爱，最终达到“天下归仁”的境界。然而，现实却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与自私自利的人心，这让奉行中庸之道的孔子对社会上盛行的不良风气感到愤懑。所以，这种求真的狂放型审美人格便成了孔子推崇赞颂的对象。

　　春秋战国时代，也出现了一些具有“狂放”审美人格的有志之士。他们通过隐居山林等远离世俗的方法，维护自己一直以来不断追寻的“真”，保持自己内心长存的一片净土。这种“狂”，是一种发自内心、止于自身，不过多批判社会、影响他人的“狂”。远离朝堂，隐身于山林，保全对于前朝的忠贞，成为他们求得心灵救赎和安宁的方式。其道德操守和人生格调可谓超逸，因而此类保持内心高尚节行，这类避世隐居的人也被称为“逸民”。

　　汉代以后，经过董仲舒重新诠释后的儒家思想主张“君权神授”，宣扬“三纲五常”，与孟子曾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治世之道大相径庭。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人治”成为了士人们升官发财的途径，当人际关系位居法律之上，社会矛盾和不良风气自然也就随之展开。此时，真正信奉孔子儒家思想，渴望凭自身能力为社会做出贡献，弘扬高尚廉洁的道德品质的仁人志士，因为受到黑暗腐朽的官场迫害，对社会现实感到失望。现实生活中找寻不到自己所追求的真理，只能通过艺术作品或文学创作来表达内心情感，控诉世风日下的社会与道德低下的小人，这也是求“真”的体现。从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坚守志向、不卑不亢也是狂放型审美人格的本质。

　　明末清初，社会动荡不安，政治极其黑暗。社会矛盾的加剧和专制统治的腐朽，使士大夫阶层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和压迫。一直以来接受儒家思想熏陶和教育的士大夫阶层，在当时儒风败坏、污浊不堪的社会环境中，深刻感受到身为文人无法改变现状的无力感与挫败感。他们的伟大志向与抱负无处施展，只能通过著书立说或创作艺术作品来影响世人。如黄宗羲、八大山人等文人都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志向。他们不仅十分重视真理，还保持了真实的个性，从不巧言令色。这种肆意直言、直抒胸臆的个性也体现出狂放型审美人格“真”的本质。

　　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和黑暗污浊的社会环境下，总会诞生出极富才华与抱负的能人志士，他们的“狂”由时代造就，却也改变着时代。简言之，狂放人格的本质是“真”。“狂”是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是内心真实情感的豪放表达，是不被黑暗的时代和污浊的风气所压迫或抑制的。

二、中国历代狂放型审美人格的典型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着代表狂放型审美人格的典型人物，他们的“狂”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有的是在黑暗的社会压迫下觉醒的。他们注重情感的发泄，对真理有着超乎常人的执着，浑身散发着一股超脱的“狂放”之气。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礼崩乐坏，有志之士大多远离官场，追寻真理，坚守信仰，以求自身的清净。司马迁在《史记·卷六一·伯夷传》中写道：“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讲的是商末孤竹国国君的儿子伯夷与叔齐不食周粟，采薇而食，最终饿死于首阳山的故事。伯夷与叔齐宁可饿死，也坚持不吃周朝的粮食，这是他们所坚守的气节，其中颇有“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意味。郑思肖在《寒菊》一诗中所展现出的民族气节和坚贞不屈的性格，与伯夷叔齐的爱国情怀如出一辙。

　　汉代以封建统治者为中心，以道德礼仪来约束人们的儒家新思想由于过于强调道德礼仪的重要性，忽视法律的作用，从而导致官场的不良之风逐渐盛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写道：“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圣贤之人心中意气有所郁结却无处抒发，所以追忆往事，并希望将来他们心中的抱负能被实现。其中所写到的屈原、左丘、韩非等历史人物，皆是狂放型审美人格的典型。他们通过创作揭露社会的残酷现实、批判尔虞我诈的不良风气的著作，控诉社会与时代的不公，抒发胸中积压已久的愤懑之情，为自己、为不得志的士人发声。此外，《太史公自序》的作者司马迁本身也具有狂放人格的特征，他忍辱负重，发奋著史，最终“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让后世的人们了解到了他的理想与志向。

　　李白生活在唐代繁荣昌盛的“开元盛世”。在国家欣欣向荣的景象和开放多元的社会风气下，李白写出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等传世佳句。从这些诗句中足以见出诗仙李白之“狂”。李白洒脱的性情、不羁的灵魂使他展现了盛唐诗人独有的时代性格与文人风貌。李白的许多诗句中透露出他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人们可从中感受到他狂放的人格特征和杰出的才情。贺知章在《本事诗》中称李白为“谪仙”；韩愈用“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来评价李白的创作。肆意直言，不惧权贵是李白狂放之气的主要体现，其文学作品也展现了盛唐辉煌的气势，成为时代精神的象征，对后世的文人墨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为北宋理学濂洛学派创始人的周敦颐，博学多思，品德高尚。他一生为官清廉，不谄媚于权贵，为民众所尊重赞赏。针对北宋中叶士大夫为统治者名利所诱，追逐富贵荣华和享乐的腐朽世风，他以物铭志，通过《爱莲说》一文表明了自己的远离污浊、孑然自清的志向和格调。“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段话明为歌颂莲花，实是亮明了自己的处世态度，呈现出自身不与庸俗官场为伍的高标清雅的道德修为境界。

　　从小受到儒家思想熏陶与道德礼仪教化的清代杰出文学家蒲松龄也是一代狂人。他命途多舛，时运不济，一生都在与“穷”作斗争。家道中落、科举不利的他，选择通过用文学作品来抒发自己因仕途不顺和而压抑已久的内心。蒲松龄的“狂”在他创作的诗集《自适·聊斋诗集》中就有体现，“花应嫌我老，竹不厌人狂。”体现出他与众不同的审美志趣和高洁朴素的道德追求。在社会的重压、礼法的控制下，蒲松龄的个性人格没有被磨灭，而是将对真、善、美的推崇巧妙融入文学作品构思中，创作出了惊世骇俗的《聊斋志异》。这一蒲松龄用尽毕生精力所创作的小说集，针砭现实、表达愤懑、寄托希望，通过说鬼、谈狐的方式讽刺社会的黑暗与官场的腐败，得到了“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的极高评价。蒲松龄的狂放并非体现在浅表的行为举止上，而是深入其精神世界，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中映射出来。

　　可见，狂放型审美人格的代表人物皆是擅长通过犀利的目光审视社会的黑暗与腐朽，面对不公时敢于抒发自己内心的愤懑，他们渴望社会能够洗去污浊，呈现道德礼仪真正的精神和意义。

三、狂放型审美人格的共同特征

狂放型审美人格在人生态度和精神品格上对后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不断吸收、不断发展，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通过仔细分析历史中诸多狂放型审美人格的代表人物，可总结出狂放型审美人格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一）追求真、善、美，反对假、恶、丑

狂放型审美人格通常对“真”“善”“美”有着执着的追求，同时厌恶且反对“假”“恶”“丑”的品性和事物。在屈原被谗害后为了抒发内心的悲苦愤懑与忧国忧民之情而作的《离骚》中，通过“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形成鲜明对照。展现了为国捐躯、休戚与共的爱国精神，为百姓担忧的忧民精神以及勇敢追求真理、寻找光明的斗争精神。刚正不阿的屈原与腐朽黑暗的楚国贵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爱国精神与误国行为放在一起，既突显了屈原的高尚品德，又警醒后人切勿颠倒是非、谗害贤能。

　　东晋诗人陶渊明性格耿直，清正廉明。由于看不惯官场上腐败恶劣的作风，选择了归隐山林。这种不愿卑躬屈膝攀附权贵，为了维护自己高尚的气节，宁可不食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也展现出狂放型审美人格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与对假、恶、丑的厌恶和不可忍耐。

（二）具有对主流思想强烈的反叛精神

狂放型审美人格对主流思想有着强烈的反叛精神。晚明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个性突出、崇尚自我的“狂人”，如自居“异端”的李贽。他对当时社会上男尊女卑、假道学、奢侈腐败的不良风气加以批判，反对及否定理学的空谈与“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大胆提出“男女平等”“革故鼎新”等思想主张，在诗文方面，他主张“真心”，期望达到“发乎情性，由乎自然”的境界，坚决抵制毫无新意的摹古文风。李贽对主流思想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他大胆挑战儒家思想的权威。此外，他的思想主张也与他所生的时代格格不入，具有超前的创新性。直至明神宗朱翊钧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他下狱，并下令摧毁他的著作时，他也丝毫没有畏惧，而是坦然地说：“名山大壑登临遍，独此垣中未入门。病间始知身在系，几回白日几黄昏。”最后在狱中割喉而死。

　　黄宗羲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高度发达的时代背景下，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堪称“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他还著有著作《明夷待访录》，该书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宣扬了“民主”精神，给当时黑暗的社会带来了一缕曙光。这种对主流思想强烈的反叛精神，向世人彰显了狂放型审美人格对真理的追求与渴望。

（三）信念的执着和无惧牺牲的精神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司马氏和曹氏为争夺政权，不顾普通百姓的安危，斗争激烈，民不聊生。这一时期，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七人被称为“竹林七贤”。他们常常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以此来排解自己苦闷的心情，展现出不拘礼法与清静无为的人生态度。除此之外，他们还通过创作文学作品来表明自己的立场，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其中阮籍的《咏怀》诗和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都是流传至今仍颇负盛名的作品。竹林七贤中以嵇康为最，因其心怀曹魏而为司马氏朝廷所不容，最终被杀害。嵇康对信念的执着使他采取了避世的态度，通过隐居山林来表达自己的志向，直至被杀害时，也毫不畏惧。

　　明末清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文学评论家金圣叹个性率真，狂放不羁。他批判明末官府的黑暗统治，反对苛政，同情生活在贫穷与困苦之中的百姓。顺治十六年，苏州秀才因同情农民的遭遇，写了“揭帖”到文庙哭诉，控告当地腐败县官，并将矛头指向包庇部下的巡抚朱国治。金圣叹作为《哭庙文》的起草人被认定为首犯被拘捕，被判死罪，在南京执刑。行刑前，金圣叹吟诗一首：“天悲悼我地亦忧，万里河山带白头。明日太阳来吊唁，家家户户泪长流。”临刑前，金圣叹还向监斩官索酒，并酣然畅饮，并曰：“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这不仅展露显示出一代文士的过人才情，更是将无惧牺牲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除上述例证之外，中国古代历史上还有为数众多的画家与文人，如徐渭、袁宏道、汤显祖等，他们都具有高尚的情操、豪放的个性、伟大的抱负与非凡的责任心，在精神领域追求真、善、美，反对假、恶、丑，同时具有对主流思想的强烈反叛精神与对信仰的执着和无惧牺牲的精神。他们胸怀抱负，但仕途遭遇艰难挫折，苦于没有施展才华机会，往往借助文艺领域的创作来抒发情感、表明志向，从而展现出“狂放”之姿态。

四、结语

人格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共同构成的，与一个人的成长环境、人生经历、性格属性、教育程度、兴趣爱好等等因素有关。狂放型审美人格的定义则是通过总结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中不断涌现出的豪放不羁、特立独行的能人志士所具备的人格属性而得出的。他们共同的特征是追求真、善、美，反对假、恶、丑，具有对当时所谓主流思想的强烈反叛精神，且信念十分执着、无惧牺牲。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一种人格属性都不是单一存在的，中国历史上的有志之士因受到不同学说与流派的影响，其人格也是多样性的。当我们评价他们是狂人，具有“狂”的审美特性时，并非单由其行为秉性所呈现，而更多地由洋溢在其所创作的文学著作、艺术作品中的人生态度中见出。

　　综之，在中国艺术思想史中，文人行为和思想之狂放特征的根本基础在于丰厚的学养和求真之信仰，唯如此，狂放文士的行为和观念方能在历代中国古代社会被推崇、延续，并发挥着持续的影响。无论是通过著书为文来立德立言，还是创作艺术作品，他们都是为了抒发心中的一片正气，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希望可以改善社会风气、实现吏治清明，为藉藉百姓生活求福祉。狂人虽狂，却不止是为自己而狂，这股狂放之风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愤世嫉俗、高风亮节的直接表现。“狂放”作为一种审美人格，不仅在中国古代传统艺术思想中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还将持续影响后世的人生观与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