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工业大学,广州 510006)
1920年代是世界历史上较为特殊的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在此前的十年都经历了一些重要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历史事件。经历了大风雨的洗礼,世界风貌与以前相比迥然相异,政治、经济、文化全部面临推翻重建的挑战。此时从全世界范围看,服装时尚也呈现出突变的现象。服装时尚是人类个体和群体最外在、最客观的表达形式,在某一年代形成的时尚风貌代表着当时社会的意识诉求。深入分析服装时尚的符号指征,追踪人们的潜在意识,可与社会文化其他意象互为印证,使时尚学研究在社会学研究中发挥一定作用。
一、1920年代的西方女装时尚
1914年8月至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长久以来富足安定的欧洲在战争结束后经济崩溃,物质贫乏,久于安逸的欧洲人经历四年多的战争荼毒,陷入了经济和生活信念的双重困境。特别是对权威、传统的怀疑,使年轻一代呈现出一种颠覆式的文化报复心理,这种心理进而扩散到了全社会。亲历老欧洲的平静富庶和一战沉重打击的茨威格在自传《昨日世界》中这样追述:“整整一代新型的年轻人不再相信自己的父母,不再相信政治家和教师……战后的这一代人猛的一下子挣脱了一切迄今为止行之有效的规矩,背离任何传统,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摆脱一切陈年往事,一举扑向未来。”因此在20年代,社会风貌与之前相比迥然不同,可称为突变,与二战结束后的50年代一起,被认为是时尚史上最与众不同的两个时代。1920年代的欧洲时尚激进、颠覆,富有“革命气息”。“女孩子剪短头发,短到看不出和男孩子有什么区别。年轻的男孩则又剃掉胡子,显得比女孩子更像女孩子。”①通过时尚外表弱化性别的对立,表达了当时的年轻一代反对同性的形式,甚至与整个自然意志抗争的欲望,中老年人也亦步亦趋,不愿站在旧秩序的阵营中,而希冀保持年轻,唯恐在向前奔腾的社会潮流中被甩开。
这种突变是社会的战后应激反应。好穿男装、平民出身的香奈尔生逢其时,她的优势在于化繁为简,讲求功能性和舒适性,她带动了法国巴黎女装男性化的时代,因此20年代被称为“女男孩时代”“香奈儿时代”。旧时传统以繁为美、以大为美、以曲线为美(图1),而战后走向另一个极端。沙漏形的立体廓形被扁平的直线廓形取代,在BOB 头、钟形帽、几何线条、低腰线的简洁造型之外,配以夸张的珍珠、金银、羽毛、流苏、亮片等加以时尚化提升点缀。(图2)
以符号学的方法解读1910年代~1920年代欧洲女装的变化,研究服装时尚款式的外在形式(即符号学中的“能指”),挖掘其设计者和穿着者对款式所涉及对象形成的心理概念(即符号学中的“所指”),可以得到以下图表。(表1)
> 图1 1915年巴黎时装
> 图2 1920年代巴黎时装
> 图3 1902年夏葛女医学堂学生
> 图4 1922年夏葛女医学堂学生
> 图5 1920年代广州西关小姐
> 表1 1910年代与1920年代欧洲女装款式符号比较分析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处于战后的20年代,女性服饰呈现了与旧时完全不同的风格和意象。一方面战争爆发使人们对往日的传统权威、生活秩序产生了怀疑,试图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由于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以往深入浅出的年轻女性必须投入社会工作挣钱,无法再穿戴沉重不便的服饰。同时值得注意的是,20年代女性服装的廓形与款式细节更接近儿童的廓形和比例,与当时百废待兴的欧洲告别了旧时代,开启新旅程的社会期待相契合,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厌恶战争,对和平与纯真的渴望。
二、我国1920年代的女装时尚
与此同时在我国,长久以来封闭的封建社会此时已受到来自西方列强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多方冲击。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已打开门户,来自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源流正在社会各方面逐步渗透充盈,社会各阶层已逐渐适应东西方文化冲突带来的冲击,对新鲜事物的包容性和接受程度正在不断增强。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使学生这一社会群体的影响力骤然增大。由于当时的求学成本高,学生在社会时尚中原本就存在一定的影响力,现在辐射到更广泛的社会层面。特别是女学生,在1919年后,男女同校的解禁与推广和社会的接受,使女学生的数量增多,此前已历经几次修改,作为女学生标准服装的“文明新装”成为了2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女装(图3、图4),即使名伶、明星也以穿着“文明新装”为时尚。(图5)
文明新装上短衫下长裙的形制已与现代服饰非常接近,衣身与清末相比,收得紧身窄小,恰到好处地显现了东方女性柔和的身体曲线,但又不至于紧身到悖逆传统的程度。裙长自初期盖至足踝,后来慢慢缩短至膝盖,与社会开放程度有关。但颈部和胸部仍以封闭的立领遮盖,直至后来曲线玲珑的旗袍盛行,也仍采用立领。以此分析,与其说是因立领传统保守,不如说立领这一领型凸显东方人沉静、严谨、端庄的气质,以其适合当时的审美价值而被保留取用。(表2)
> 表2 清末与1920年代我国女装款式符号比较分析
三、我国与西方1920年代女装时尚的符号学比较分析
文明新装在我国的出现和推广,一说是源于日本,是日本学生装与我国传统大襟衫的融合变装。而日本自明治维新时代起,文化和时尚就已深受西方影响,彼时日本社会也出现了西式服装和日本传统和服共存的局面。因此,文明新装的根源可更进一步追溯到西方。从时尚背景上分析,自民国时期开始,我国与西方的时尚可以说是有共通管道的一体式系统,并没有大的系统差异。从上文的分析来看,虽然在1920年代,从服装外在形貌来看,西方的“女男孩风格”服装和我国民国时期的“文明新装”没有相似之处,甚至在廓形上,前者追求平面化、扁平化,淡化性别,后者反而在立体感、性别感上有所突破。但从符号比较学的意义上,能够分析出1920年代我国和西方时尚突变的背后,都对应着大的社会动荡和观念变革,时尚的突变对应着社会的突变,而社会突变造成的文化突变主要现象在于心理补偿,社会出现了新的心理诉求,这一诉求通过人们的着装,以时尚潮流的形式表现出来。(表3)
通过上表的总结,可以看出在1920年代,随着全世界向着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推进,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服装时尚都出现了以小为美,以简为美,以动为美,以素为美的审美特征。虽然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旧传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人们自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旧模式中脱离,希冀社会呈现出像孩童一样轻快、简洁、崭新、富有活力的风貌,这一心理诉求的基调是相同的。这种比较性的符号研究方法应用到1930年代,西方战后重建十年,社会逐渐平稳,女性服装又渐渐出现了曲线化的性别特征,而我国在那个年代盛行旗袍,也与社会经过一段时间动荡后,出现了短时平静的背景有关。■
注释:
①(奥)斯·茨威格.昨日世界[M].张玉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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