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财经大学，南京 210046）
隋代只有短短的38年（581年—618年），史书中常常将隋唐两朝连起来称呼，忽略了隋代的功绩，事实上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它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状态，为唐朝的300年统治打下了基础；隋文帝推行的新的国家体制以及科举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运河的贯通联系了南北方，对经济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那么，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其玻璃业的发展如何？玻璃业的发展与这样的时代背景又有何关联呢？
一、中国传统玻璃制造技术
中国最早玻璃制品的出现离不开制陶术和青铜技术。陶、瓷器在古代中国工艺中的地位及光芒不言而喻，陶瓷的艺术成就代表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国际形象，而青铜器则是古代中国重要的工艺门类，可以说玻璃制造就是在制陶术和青铜器的高度发展中，不期然而出现的：陶器表面的陶衣孕育了原始瓷釉，通过加入助燃剂，陶器烧制的炉温可达1000°C，从而具备了制作釉砂和玻砂的可能；玻璃制造中的模制技术则直接来源于青铜器的泥范铸造技术。釉砂和玻砂是玻璃的原始样式，随着玻璃材质慢慢被发觉，制造玻璃的专门技术也开始出现，发端于釉砂制造技术的烧结法在玻璃制造的几个发源地都有发现，可以被视为玻璃制造的原始技术，所谓烧结就是先成型后熔化，例如楚墓中出土的玻璃珠，其制作工艺大致如此：先把石英粉末掺和一定的助溶剂塑造成圆珠状，再用黏土填充中间的穿孔处，经过焙烧后，表面被烧成玻璃体，内部还有被烧结的砂粒。玻璃珠去掉中间的泥芯后常常与陶珠、红玛瑙、玉石、蚌等材质的珠子串在一起做装饰，也被称为料珠。这种比较原始的玻璃制造技术在两河流域、古埃及都有发现，说明几个古代玻璃产地的技术萌芽状态是相似的。
中国古代玻璃制品的典型样式——玻璃璧、玻璃耳杯、玻璃玉衣以及玻璃剑首等则是采用了模制技术，所谓模制技术，首先是根据需要的造型先制作模具，早期的模具由泥土制成，称为“泥范”，泥范成型后首先要烘干，在倒入高温玻璃溶液之前还要预热，这样可以防止玻璃溶液突然遇冷，还有一定的退火作用。模制技术的发展使得汉代的玻璃窗成为可能，相比较模制的玻璃盘、玻璃印章等，生产小块的平板玻璃要简单得多。模制技术包含单面模压法和双面模压法，两面都有纹理的器物，比如玻璃璧，显然就是用双面模压制成的。模制技术在吹制技术传入中国以前相当流行，一些最后被断定质地其实是玻璃的金缕玉衣就是采用的模制技术。
粘贴的方法是结合其他技法的附属工艺，比如广西曾经发现一件龟形玻璃器，制作时先塑造龟的身体部分，在身体部分尚未固化之前，将玻璃条黏接上去，塑造成四肢的形状。粘贴法对操作者的手艺要求比较高，不仅要熟悉玻璃的料性，还要有高超的塑造能力，这种技术也适合单独生产体积较小的装饰品，在今天依然很流行。
中国传统的玻璃制造技术包括烧结法、模压法、粘贴法等，在中国人造玻璃出现后的1000多年的时间里大致如此，而真正为玻璃制造带来质变的吹制技术直到北魏时期才被引入我国。这意味着紧随其后的隋代显然是继承了北魏的玻璃业，并在短时期内获得很高的成就。
二、隋代玻璃业兴起的条件
魏晋以后，中国的玻璃制造由于西方玻璃器和吹制玻璃技术的引入而发生了重大改变。进口玻璃器因为稀有而成为上流社会炫富的资本，六朝时期的“斗富”之风更进一步刺激了西方玻璃器的进口。《魏书》中记载了大月氏商贩“自云能铸石为无色琉璃。于是采矿于山中，即京师铸之。”①94北魏京师平城（今大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型玻璃吹制工厂，②这标志着玻璃吹制技术成为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也为隋代玻璃业的兴起打下了基础。《隋书》卷六十八列传第三十三提到了何稠，据日本史学家桑原骘藏和中国学者向达先生考证，何稠来自一个活跃在丝绸之路上操中古东伊朗语的古老民族—粟特，以经商闻名于欧亚大陆，号称“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③。这样的家族背景使何稠具备了国际化的视野和把西方玻璃制造技术引入中国的条件。“开皇初，……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④隋文帝时，何稠制作玻璃是隋代的一个重要事件，否则不会被隋书记载，虽然书中提到的是“绿瓷”，而非玻璃，但是根据隋代出土的玻璃器皿，例如李静训墓的玻璃盒和小杯、吕武墓的高足玻璃杯，大多是绿色，并且与绿釉的颜色基本一致，因此隋书中以“绿瓷”来描述何稠制作的玻璃是顺理成章，正如我们常常以自己熟知的事物来描绘新奇的物品。何稠的玻璃制造得到隋文帝的赏识具有非常的意义，好比宋徽宗的偏好促成了画院的出现，隋代玻璃业的兴起与上流社会追求的风尚大有关系。
隋代玻璃制品的化学成分也很多样，有传统的铅钡玻璃，也有含镁钾成分较高的钠钙玻璃，更有在传统铅玻璃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高铅玻璃。高铅玻璃的主要原料是金属铅和石英，东汉时期，我国的炼丹术就已经采用金属铅来炼造仙丹，孙思邈在《太清丹经要诀》中提到的“玉泉”“真白”就是现在所谓的玻璃，伴随着炼丹术的发展，我国最迟在隋代就已经出现高铅玻璃，再加上北魏时期传入的吹制技法，精美的玻璃器皿出现在隋代就是一种必然了。
三、贸易交流与玻璃系统的形成
隋代之前近400年的分裂政治局面除了政权更替、领土纷争，我们还可以看到丝绸之路的畅通，贸易交流频繁和复杂的民族融合，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段有生命力的历史。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方的贸易通道，传播的绝不仅仅是商品，奔波在这条贸易通道上的商人同时也会充当文化使者，隋代玻璃艺术的兴起正是得益于贸易交流，并成为经济繁荣的佐证。隋代的玻璃包含了国产玻璃和进口玻璃、钠钙玻璃和铅玻璃这两个系统。隋代出土的玻璃器根据其色彩、造型、成分可以分为国产玻璃和进口玻璃，其中成分为铅玻璃的可以确定无疑是中国自造，而部分钠钙玻璃则根据器型以及与同时代的陶瓷比较，也可以确定为中国造，比如李静训墓出土的绿色无颈玻璃瓶，造型与隋代之前流行的陶罐相似，绿色椭圆扁形玻璃瓶则形似当时的双耳瓷扁壶，这两种器型都是中国特有的，所以可以推断尽管成分是钠钙玻璃，但仍然是中国自造的玻璃，又如河北定县五号塔基出土的“天蓝色玻璃瓶”，在器型上模仿了汉代壶的造型，成分接近钠钙玻璃，采用的是无模自由吹制技术，从这些因素可以推断隋代的玻璃配方已经相当完备。隋代玻璃配方有这样的特征：钠钙玻璃、铅玻璃并存的局面更为突出，一方面是国产铅钡玻璃日益精湛，氧化铅提高了玻璃的料性，玻璃的黏度随温度的变化速度变慢，制作者可以更从容地塑造器物的造型，更适合吹制技法。另一方面，西方的钠钙玻璃配方被引入我国，并有不少玻璃艺术精品出现，体现了贸易、文化、技术交流后的东西方艺术的结合。
四、佛教用品中的玻璃器
一句“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净无瑕秽”，显示出琉璃在佛教中的地位和意义，这里的“琉璃”就是玻璃。隋代玻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多发现于佛教遗迹，特别是佛塔的塔基下，①113这与佛教舍利的瘗埋制度有关。舍利在佛教中是至高无上的，为佛教徒顶礼膜拜，因此保存或埋葬舍利是佛教中的重大活动，值得注意的是，随同舍利瘗埋的“七宝”供养品中就有玻璃，并且被称为佛家“七宝”之首。陕西西安清禅寺隋舍利墓、山东平阴隋舍利宝塔石函、陕西耀隋神德寺舍利塔，都有玻璃制品被发现。
隋文帝与佛教的缘分相当复杂，传说隋文帝出生于冯翊郡的般若寺，并非他生在寺庙，而是他的父母在他出生后割宅为寺。北周武帝曾先后于574年在北周、577年在征服后的北齐境内对佛教进行了镇压。即所谓“三武一宗法难”中的第二次毁佛运动。⑤就在佛教受到打压的时候，隋朝建立了，一方面佛教界把希望寄托在新政权，另一方面隋文帝为了彰显其政权的正当性，采用了积极的态度推广佛教，允许佛教徒出家、印刷佛经、造佛像，佛教很快达到复兴，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可以与梁武帝相提并论的尊佛皇帝就是隋文帝了。隋炀帝曾经盛情邀请天台宗的开祖智顗到扬州说法，并赠以“智者”的称号。纵观整个隋代，佛教得到极大的发展。
在这样的宗教背景下，与佛教有关的一切事物都得到认可和弘扬，601年，隋文帝发布了给各地颁发舍利的命令，仁寿年间共有111座寺院中建立石塔，用来存放中央发放下来的舍利。从而与舍利瘗埋的“七宝”成为时代的必需品，并且对玻璃制品的产量和质地提出了要求，既推动了西方玻璃器的进口也刺激了国内玻璃的生产。
结论
与其他朝代相比，出土的隋代玻璃器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工艺精湛、造型精美。国产玻璃的品质丝毫不亚于进口玻璃，从出土的文物来看，隋代的玻璃匠人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几种玻璃制造工艺，即烧结法、模压法、粘贴法和吹制技术，玻璃配方也有长足的发展，传统的铅钡玻璃演变为高铅玻璃，西方传来的钠钙玻璃配方也被广泛运用。从技术层面来看，隋代的玻璃制造即便不能代表当时玻璃业的发展水平，至少也是涵盖了玻璃生产的全部面貌，应当被视为世界玻璃艺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贸易交流和佛教的传播成为隋代玻璃业发展的催化剂：丝绸之路不仅带来了进口玻璃器，还输入了吹制技术和钠钙玻璃的配方；隋代两朝皇帝对佛教的推崇以及玻璃器在佛教文化中的意义对玻璃业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隋代玻璃业还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走向蜜月期的佐证，随之到来的唐朝常常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代而被人津津乐道，殊不知这伟大时代的到来必然要有另一个角色的铺垫，而隋代玻璃业正是这一角色的缩影。■注释：
①安家瑶.玻璃器史话[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②陆驰.丝绸之路对中国古代玻璃艺术的影响[J].装饰，2007（4）.
③https://baike.so.com/doc/6079280-6292369.html
④魏征，等撰.隋书 第六册 卷六七至卷八五（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6.5：1596.
⑤（日）气贺泽保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之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M]. 石晓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