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婷

　　摘 要：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為先进的、科学的、开放的方法论，可为提供人们正确的社会实践指导。音乐文献翻译作为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强有力手段，应汲取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养分，加速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本文结合音乐文献编译，主要分析研究了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社会矛盾研究方法、社会主体研究方法，由此得出了一些对音乐文献翻译实践的启迪与意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音乐;翻译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其研究方法包括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社会矛盾研究方法、社会主体研究方法、社会过程研究方法、社会认知与评价方法、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等。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论和普通历史唯物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更具有针对性，可以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一种科学、开放的方法论。

　　近些年，我国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稳步增强，所掌握的国际话语权逐步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关注中国声音。此时，如何既能顺应全球文化一体化的趋势，又能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便显得尤为重要。在我国丰富多彩的文化中，音乐拥有其悠久的历史与独特的魅力，值得世界聆听。但是，当代文化更新迅速的趋势愈演愈烈，我国传统音乐若要保持长青，就需取外来音乐思想之精华加以结合，推陈出新。在此过程中，必不可少翻译这一媒介。我国音乐文献翻译要做到弘扬与传承中华文化，需要进步的理论进行领导——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指引下寻找方向。

　　二、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认为，实践可以满足人的自身需要，解决外部世界矛盾的需求，是人的物质性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1]，也是一切物质生产、科学研究的基础。通过实践，人既可对客观环境进行改造，也可对主观认识产生改变。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过程中须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明白实践与理论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科学文化实践中，研究者要本着为当代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发声的信念，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结合真正能为问题作出指导性行动的理论，迈向正确的实践道路。音乐文献编译学科实操性强，与实践关系密切。但一些翻译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还是存在本质错误，且这些错误可归为三类。第一类，轻视翻译实践，将理论学习作为重点;第二类，翻译实践中、后期皆缺乏思考与总结;第三类，凭借翻译经验进行翻译实践。以上三类翻译学习剥离了实践、理论、问题三者间的紧密关系，由此可知，学习质量也定不尽人意。结合“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理论，合格的音乐文献翻译过程需以实践为中心：在翻译前期，译者需寻找满足此次翻译实践的翻译理论，并在该理论指导下进行实践;在翻译中期，译者需要善于发现翻译中不同的问题并进行解决;翻译后期，译者需勤于对实践中的所有问题进行整理、总结。

　　在实践中，除了需要结合他人的、过去的理论外，研究者也要总结自己的、现在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与理论的结合需避免两大主观主义——只依靠自己实践经验的经验主义与只照搬他人经验的教条主义。通过翻译实践，我们应将其中感性、琐碎的翻译经验进行转化，总结为理性、具体且具有概括性的理论，以便系统地指导自己、以及他人后续翻译实践的进行。实践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因此，理论总结完毕后，切勿不可沾沾自喜，其正确性需回到实践中去，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之上进行检验。除了可指导翻译批评，这一方法论同样适用于翻译前期的翻译理论选择。译者挑选翻译理论时，不应只注重理论当下的权威性，而是要结合翻译文本与翻译综合情况，选择真正满足于实践需要的理论。20世纪，翻译“等值论”风靡于西方，该理论认为原文与译文应尽可能做到形式与内容上的完全等值，且译文对原文忠实程度的高低与译文质量的优劣呈正比关系。经“以实践为基础的方法论”的指导告诉我们，在选择汉语翻译的指导理论时，不能被“等值论”的权威性所蒙蔽。西方印欧语系与汉语相差较大，所存在的文化环境也各不相同，因此，文本意义与语言形式不可能完全对等。正确的理论选择应从整体出发，对中西翻译理论进行细致的对比，结合当前的翻译情况，选择适合的翻译理论指导实践进行。

　　三、社会矛盾研究方法

　　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该规律存在于社会的各个时间、空间之中，存在于客观事物与主观思维之中。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观的特点之一为矛盾具有普遍性。在社会普遍存在的矛盾中，每一个矛盾又是具体的、特殊的[1]。因此矛盾观的另一特点为矛盾具有特殊性，而矛盾的特殊性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矛盾对于事物的运动与发展有着推进作用，而达到这一作用需要使矛盾处于平衡状态。马克思主义平衡观认为，矛盾的相对统一即是平衡，平衡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条件。创造条件使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在动态过程中呈现出协调与适应的状态，可使矛盾相对统一，促进发展[3]。

　　翻译，其本质就是对立统一的过程，对两种不同的语言进行转化，在其中寻找意义的平衡点。在翻译实践中，“矛盾”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其中，中西翻译学界老生常谈、亘古不变的一大“矛盾”可数翻译策略的归化与异化之争。归化是指将译文风格归顺于目的语语言习惯，其译文以通顺、可读性强为特点。异化则与之相反，其译文需尽可能体现原语的异域风情，强调对原文的忠实。事物皆有两面性，两种翻译策略也各有其劣势。在归化指导下完成的译文，易背离原文意义，形成过度创作;使用异化处理的译文，行文易诘屈聱牙，受众不广。但是，绝对归化的译文与绝对异化的译文并不存在，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一般会将该两种翻译策略进行结合。那么，如何对二者进行分配也就成为了译文形成的关键。对于此问题，“矛盾观”指导译者需寻找其中的“平衡”，并且，根据矛盾存在的特殊性，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在音乐普及读物与音乐理论著作两种不同体裁的音乐文献翻译中，我们应对其不同的译文内容、译文接受者、译文功能等因素进行分析，找到该两种文献体裁具体翻译策略的倾向。音乐普及读物属大众性读物，其文本内容较为浅显，接受者一般为受音乐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的普通大众。为了译本能达到较高的接受度以及良好的普及效果，译者应在翻译此类体裁的文献时，选择倾向于归化的翻译策略，例如：

　　原文：The trajectory，if you will，of the solo repertoire for the mallet percussion instruments began as a small light in the darkness，slowly gaining momentum and altitude，cresting and then bursting forth in a chrysanthemum display of fireworks.①

　　译文：键盘打击乐独奏曲目的发展轨迹，就如同黑暗中的一丝微光，缓缓升起，蓄势待发，待到顶端，最后迸发出如菊花一般的烟花。

　　此句原文选自《剑桥打击乐指南》。该书内容主要围绕打击乐乐器、音乐风格、演奏形式、曲目等内容展开，所涉及的内容较为基础，适合普通大众阅读。但是，该句原文较长，且运用了汉语不具备的词汇形式——分词“gaining”“cresting”“bursting”。译者如直接字对字地直译，则会导致行文不畅、语意不全，此次翻译需求也将难以满足。故译文用增译这一“平衡”方式对原文形式与读者需求这对“矛盾”进行了调和，并根据目的语逻辑顺序，将“cresting”提前，译为“缓缓升起、蓄势待发、待到顶端”。

　　与音乐普及读物不同，音乐理论著作的文本内容较为深刻、晦涩，受众一般为具有一定音乐基础的专业人士，属于小众学术类书籍。由此，为了其学术内容的准确性，应采取较为异化的翻译策略。经上述分析可见，马克思主义矛盾研究方法可对译者了解当前翻译实践提供指导，同时，对解决其问题提供方法。

　　四、社会主体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认为，由于处在当前社会关系中的“现实中的人”构成了社会，其活动造就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因此，“现实中的人”应为社会研究的主要出发点。又因为，一切关系的总和即时人类的本质[1]，因此，不同的社会关系、所属阶级也会造就不同的人。二十世纪下半叶起，翻译理论界的目光逐渐由以往的文本对等转向交际功能，开始强调“人”在翻译中的作用。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19世纪的先进产物，早已揭示了其中的规律。通过马克思主义主体研究法，可启迪译者始终将原文作者、原文读者、译文接受者、译者置于翻译的首要位置。在翻译前期，译者可预设译文的接受者群体，分析群體所属的社会地位、阶级等综合情况，判断其可接受的译文风格。翻译中期，译者可将原文作者与读者所属社会群体与译文读者进行对比，分析原文风格与译文所需风格的差异，进而在翻译实践中发挥出译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为译文增添自己的风采。

　　人民群众不仅是历史的参演者，也是历史的编排者、历史的创造者。其创造性与决定性主要表现于社会物质财富、社会精神财富、社会变革三方面。音乐文献翻译成果属社会精神财富，群众对其的创造与决定作用展现于翻译行为的任何阶段。特别在翻译行为结束，译文与译名文本完成并脱离译者，投放于市场后，其质量的优劣与价值的高低，话语权与决定权皆不在于译者以及其他个别相关专业人士，而在于处于不同时间与空间层面之上的大众群体。清末民初，西方殖民者侵入，大量西方乐器输入国内。当时，对于这些西洋乐器的名称译介，其翻译方法基本采用音译进行，如“梵婀玲”（violin）、“辟阿诺”（piano）等。因音译译名往往为无意义的字词堆叠，无法体现乐器特征，大众易将其遗忘，故这些乐器译名早已消失于如今的日常交际中，另由能够体现乐器形制、声音、演奏方式的译名替代，如上述两种乐器的现用译名已更改为“小提琴”与“钢琴”。清朝末年中国翻译家严复的译著《天演论》，其内容与原文出入较大，因此翻译界对其文本忠实问题颇有争议，但这并不阻碍它在我国的历史地位。而且，也正因为严复针对当时的我国读者群体进行了一些加译、减译、改译，才使译文风格为大众所接受，内容贴合国情、发人深省。

　　五、结语

　　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而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4]。音乐文献翻译者，作为国外音乐文化走进来、我国音乐文化走出去这一任务中的中坚力量，通过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社会矛盾研究方法、以及社会主体研究方法，可在理论与翻译的结合、译文的受众意识、不同文献体裁的具体分析这三方面获得启示，帮助学科快速发展，为国效力。

　　注释：

　　①选自Hartenberger，Russell.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ercuss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172-173.

　　参考文献：

　　[1]杨春贵.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13-41.

　　[2]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414.

　　[3]骆毅.论克思主义哲学的五个原则在艺术教育的运用——以声乐教学为例[J].邯郸学院学报，2019，29（3）：72-7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