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每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背后的个体或社群是非遗真正的“持有者和实践者”,但在非物质文化保护运动的实际操作中大量“他者”话语的介入,模糊或弱化了他们的主体性声音。非遗保护运动正经历着由“文化持有者”的一元表述向着“文化他者”的多元表述敞开。本文以广西桂剧为例通过分析非遗保护运动中的“他者”话语,试图从理论上厘清社会各方在非遗保护中的话语博弈和应当发挥的力量,能够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者;话语表述;广西桂剧
一、引言
为了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多样性危机,鼓励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一系列文化保护运动,中国是最早参与相关活动并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国家之一。基于此,伴随着新时期我国国家文化政策的转型,对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给予了大量关注和政策支持。
每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背后的个体或社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持有者和实践者”,他们应该是“非遗”保护运动的主体。但在非物质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实际操作中,大量“他者”话语的介入,模糊或弱化了他们的主体性声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正经历着由“文化持有者”的一元表述向着“文化他者”的多元表述敞开。论文以广西桂剧为例,通过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他者”话语,试图从理论上厘清社会各方在“非遗”保护中的话语博弈和应当发挥的价值力量,妥善处理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与传承中的文化价值和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
二、“非遗”保护运动中的“他者”话语体系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于其他一般物质文化遗产,其核心在于保护“文化生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部分初衷在于保护与传承具有群体共同记忆的文化、保持文化多样性与文化生命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但在具体操作中还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平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之间的矛盾。
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诞生于传统乡民文化时代,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传统的文化意义也在逐渐发生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是要保证“原汁原味”还是允许发展创新,如何兼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文化价值和商业开发的经济价值,学界、市场、国家和社会大众各方都给出了建议,共同建构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话语体系。
(一)国家话语
国家话语主要表现为国家文化政策的介入,是政府与文化部门制定的相关规定,以达到对整个社会的整合和管理。
以广西桂剧为例,自清乾隆、嘉庆年间产生以来,先后经历了道光至清末、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3个繁荣阶段,都与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清末是封建王朝走向衰亡的最后历史时期,地方戏曲却在此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广西桂剧即在这个时期形成和发展繁荣。在清末改良主义浪潮下,桂剧史上第一位剧作家——唐景崧实行桂剧改革推动了桂剧的发展。到了民国时期,新旧桂系把持广西的政局,旧桂系军阀陆荣廷为了筹集军饷开设赌场“赌唱戏”,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桂剧的影响;抗战时期桂剧作为宣传革命的工具,新桂系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与蒋介石集团对抗,采取过一些相对开明的文化政策。桂林是当时的文化大后方,云集了大批进步人士,以马君武、欧阳予倩为代表开展的桂剧改革,开启了桂剧现代化进程,促进了桂剧的繁荣。建国后桂剧经历了初期建设精神文化家园的国家政策号召,开展了一系列有规模有计划的桂剧保护工作;文革时期由于政策原因大量桂劇资料流失,导致了桂剧文化断层。改革开放以后广西桂剧的保护工作被重新关注,在政府组织下开展桂剧保护工作。到了2006年广西桂剧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意味着广西桂剧进入了保护与开发的历史新阶段,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
通过梳理广西桂剧自诞生以来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国家话语的倾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桂剧的发展。不论是作为传播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还是被保护的文化资源,国家话语都在实际影响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工作。
(二)市场话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旅游资源,通过进入市场进行商业开发获取经济价值,但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旦进入市场就意味着要受到市场运作机制的支配,基于文化产业开发的角度挖掘文化遗产背后的商业价值。
市场嗅到国家政策的利好动向,大量的民俗村、民俗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打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号的文化创意产品铺满了文化古镇、古城的商业街,遗产旅游更是成为旅游的大热门。遗产旅游标榜原生态,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对遗产项目进行拆分、重构,推向大众消费市场,为了迎合时下群众的需求和审美趣味而对非遗项目进行肆意的商业包装,破坏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核,使文化遗产沦为现代化的
“祭品”。
(三)社会大众话语
社会大众话语主要包括大众传播媒介话语和民众话语两部分。大众传媒媒介一方面作为国家话语的“传声筒”和“晴雨表”,另一方面也传达和满足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随着数字化网络时代的到来,民众更加广泛而深刻地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运动。民众作为文化遗产的持有者,他们是否具有传承遗产的文化自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非遗项目的保护与发展。如果他们没有传承“非遗”的文化自觉,那么保护就变成了“他者”的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了整个民族不同群体的文化记忆和精神内核,有利于群体获取文化认同和民族归属感,民众需要唤起对传统文化的记忆和认同感,构建民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就需要大众传播媒介介入进行传统文化启蒙和宣传。另一种情况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需要表达的话语渠道和文化权益的诉求途径,引起社会、国家和文化部门的重视。这两种来自社会大众的不同声音,都需要大众传播媒介的话语介入。
(四)学界话语
学界话语主要表现为学者作为“文化他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和阐释时的表述话语,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非遗”项目的研究进程和实际的保护工作。
以广西桂剧为例,学界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研究桂剧的文化价值,对桂剧的发展现状和传承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如邹颖在广西桂剧传承的现状研究中,研究了桂剧演员的培养情况以及桂剧传承的困境;另一些学者则基于文化产业开发的角度研究桂剧的商业运作模式,如张晓双对新时代桂剧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路径研究。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策略和意见,有力推动着广西桂剧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
三、“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多元对话
如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作为一个话语场域,来自于政府、市场、社会大众和学界的多元话语,以资本为工具,从不同角度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经过多元对话、博弈与协商共同构建了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话语体系。
国家话语应发挥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的主导作用,同时注意规避官僚机制和话语霸权,真正发挥国家政府的主导作用。市场、社会大众和学界要一道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策略,各自发挥其话语力量。如学界基于丰厚的理论研究发挥其理论指导作用,将理论研究应用于实际操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合理的商业开发,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特征进行“生产性保护”,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保护区等。民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有者,要学会利用各种媒介渠道和政策支持发出自己的声音;大众媒介则要发挥其强大的社会功能,传递政府话语,引导民众“非遗”保护的文化自觉。
四、结语
非物質文化遗产是特定历史环境和社会生态文化语境下产生、发展和传承的文化传统,随着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话语表述体系更为复杂。本文以广西桂剧为例,通过分析国家话语、市场话语、社会大众话语、学界话语,看到他们各自如何介入非遗的保护运动,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非遗展开阐释、重构;至少从理论上厘清了社会各方在“非遗”保护中的话语博弈和应当发挥的价值力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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