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思为

　　摘 要：本文试图以生命哲学观发展为线索，探索中医发展历程。按照《尚书大传》，三皇为燧人、伏羲和神农。神农为医药始祖。至西周有“医师”和“方士”两种医生设置。“医师”是王室设立的官职，下设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方士”始于姜子牙传太公孙神农手眼方术。此后，“医师”不断丰富医学理论，以天道驾驭医道;“方士”技艺（方术）成为中医实用技术主流，以医道附和天道。南北朝时期，皇帝出征有御医随行，方士已被邀请传授御医技艺，医师与方士技艺融合。此后，中医学不再有宫廷医学和民间医学的分别。唐宋元明清时期，医药学家辈出，而天人合一成为医学各家的共同理念。

　　关键词：方士;方术;中医文化;中医史

　　一、引言

　　每一个重大科学突破都从惊人的猜想开始[1]。中医学的每一次发展都是生命哲学的观念突破，而后获得进步。相对于天朝大国，最初把来自方国之士称为方士，把方士的技术称为方术。本文从医学方术入手综述方士对中医学的推动。本文谈及的方术，特指医学方术。

　　二、上古医学的奠基

　　燧人氏掌握了钻木取火的技术，从而使大量原本不能食用的植物、动物和矿物资源，成为可以食用的东西。伏羲氏开始用抽象的阴阳符号标准对整个世界的理解，从而有了对“道”的追求。神农氏以亲尝百草的实践，开启了中国人的“医道”。

　　这时，中国人的祖先已经开始了对生命的全新理解：自然界有足够的力量来帮助人战胜疾病;人与自然之间存在超越有形之外的统一。中医的生命哲学开始建立。

　　三、有文献证据的医学开端

　　（一）周代官方医学及医学制度

　　现存《黄帝内经》在文字表达方式上看，其中的《素问》应该是战国时期从师传口授转变成文字;其中《灵枢》应该是从春秋早期转变成文字。周代王室以黄帝后裔自居。在推崇文献保护、注重礼乐制度的周代，以王室祖先之名成书的《黄帝内经》自然是上古所传和官方整理的。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为神仙类书籍。这说明在秦汉文化中，神仙和医学同根同源。

　　最早无争议的朝廷医官设置见于《周礼·天官》的医师设置：“聚天下毒药以供医事”。医师下设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四个职业。周代注重礼乐制度建设，具有完善的文献管理制度。所以这些医生类似于后来的太医或者御医。

　　这是以天道驭医道的医学传承。“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素问·至真要大论》）。周代官方医学相信，天地变化如同生命存在一样，具有生、长、壮、老、已的不同阶段;具有自我平衡能力;具有自我修复能力。医生可以从天道运行中得到启示，来进行健康管理。

　　（二）周代的军医学和军医制度

　　周代军医学是姜子牙传太公孙姜奭医学技术，做武王统帅部方士，后被康王封城赐姓，又名聂奭。聂奭即历史上留下姓名的最早军医，后世把这套原始技艺称为神农手眼[2]。医学内容主要是《神农五脏论》和《神农食品》。最早无争议中国军医设置出现在史料《六韬·龙韬·王翼》对方士的记载：“主百药，以治金疮，以痊万病。”这是大约3100年前武王伐纣时期。

　　这是以医道附和天道的医学传承。这是用观察自身的变化，推知远方的变化，改变了殷商之前对神的盲目崇拜，转向对人类能力的自信。例如，“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此之谓也”（《荀子·非相》）;“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吕氏春秋·察今》）。

　　四、長桑君与扁鹊传说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了长桑君与扁鹊的故事。这个传说故事的民间传说版本可见《李醯杀扁鹊故事》[3]：“我有一法，是太公望所传神农手眼，齐丁公后世孙长桑君所授。”扁鹊留下最重要的医书《难经》。

　　《难经》与《黄帝内经》区别很大。《黄帝内经》是众多独立成篇的医学文献的汇集。《难经》则是通篇一体的，全篇直击医学问题，显示了医学独立于古代哲学之外成为一个专门学科。扁鹊所传医学不是根源于天道，而是根源于人体，故类属于太公孙聂奭所传神农手眼方术。

　　五、仓公蒙难反映的方士地位

　　《史记》中记载了两位医生扁鹊和仓公，都是方士，都受到御医陷害。仓公，名淳于意。有传说仓公学习的是扁鹊医术[4]。与仓公发生矛盾的医生，主要是齐王的御医。也就是方士和官方医生之间的矛盾，导致了仓公蒙难。汉文帝召见仓公，不是因为仓公医术高明，而是因为仓公有一位孝顺的女儿缇萦。因此，汉文帝并没有留下仓公做御医，而是赦免了仓公的罪。这个故事已经成为中国古代二十四孝之一。

　　仓公的故事显示，在西汉时期方士的社会地位很低，医术很高，被社会主流所鄙视。方术追求实际应用的技艺，追逐于人体的实际变化，按照当时的观念属于形而下的东西。“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上》）。仓公之后，方士的社会地位长期没有改变。例如，张仲景时期、华佗时期和葛洪时期，方士的地位都很卑微。

　　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开篇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此处，张仲景直接把自己的医学技术表述成方术。东汉末年的华佗对自己的方士身份很自卑，其事迹见于《后汉书·方术列传下》《三国志·方技传》。晋代葛洪则以道人身份自居，其医术实为方术[5]。

　　六、“山中宰相”显示的方术影响

　　《梁书·陶弘景传》记述了陶弘景与梁武帝之间的关系：“书问不绝，冠盖相望。”陶弘景作为史上著名的方士，整理了大量的医学文献，同时也总结了大量养生方术，如《本草经注》《名医别录》《集金丹黄白方》《二牛图》《华阳陶隐居集》等。陶弘景之后，方士地位经常超越御医，构成了御医学习方术的驱动力。这种地位的改变，造成了后来帝王召见或任用道士的局面。隋唐时期的方士孙思邈，先后被隋文帝和唐太宗召见。宋代汇编《局方》时，也有道士马志等参加。明代龚居中、张景岳等，都因方术影响了当时的医学。

　　陶弘景之后，方术和官方医学不再对立，而是转向了融合。天人并重，天人合一，成为中医界的共同理念。在这一理念下，天地被赋予了生命，人体被看成是自然。

　　七、皇家方术普及天下

　　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朱橚组织编著《救荒本草》《保生余录》《袖珍方》和《普济方》等。在这些著作中，方术被大量吸收。朱橚之后明代帝王中多有重视方术者。为普济天下，大明皇子直接研究方术，公开印刷推广。清代乾隆御医吴谦主持编修《医宗金鉴》，首推张仲景方术《金匮要略》，并将《黄帝内经》中的运气学说编篡成歌诀，独立成篇。更显示了方术与御医技术融为一体的情况。

　　八、结语

　　中医生命哲学的发展，贯穿了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发展历程，因此对整个社会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目前人们的普遍观点是：《周易》影响了中医发展[6]、理学影响了中医发展[7]、法家思想影响了中医发展[8]等。而实际上，中医学对相关领域的影响更为深刻，并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观。

　　参考文献：

　　[1]鞠强.大胆猜想，小心求证[J].科技导报，2016（16）.

　　[2]聂文涛.中医非遗技术神农手眼的运动和营养[J].饮食保健，2019（18）.

　　[3]史迁夷.李醯杀扁鹊故事[J].小说月刊，2018（8）.

　　[4]卫机.仓公蒙难[J].青年文学家，2019（8）.

　　[5]郭起华，欧阳建军.葛洪的养生学理论与方术述评[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1993（4）.

　　[6]许伟明，胡镜清，江丽杰.《周易》哲学观对中医辨证论治原则和方法影响刍议[J].环球中医药，2017（1）.

　　[7]焦健洋，孙竹青，刘更生.程颐理气思想对中医学理论的影响——以《圣济经》、朱丹溪、黄元御为例[J].医学与哲学，2019（10）.

　　[8]龚雪敏，朱祝生，黄高.法家论治思想对《黄帝内经》防治理论的渗透和影响[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