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方

　　摘 要：电影《我不是药神》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从类型电影的创作元素出发，对现实主义题材进行突破，通过对叙事人物、叙事情节、叙事元素等方面的创新与突破，在情与法的交织中实现叙事矛盾的碰撞与平衡，运用朴实的镜头呈现出底层人物善良与无奈，传达出坚韧顽强的生命力量，谱写出残酷现实语境中的人性光辉。

　　关键词：《我不是药神》;叙事人物;叙事情节;叙事元素

　　一、底层叙事与新英雄主义

　　《我不是药神》讲述了一位印度神油店老板程勇为了救助慢性白血病患者，以“舍己为人”的精神走私印度仿制药“格列宁”但最终获刑的感人故事。在人物设计上，导演将剧中每个人物的性格特征鲜明化，凸显其底层人物的真实与无奈。影片由“陆勇案”这一真实事件改编而来，同样身患“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主人公肩负起为众多患者低价购买仿制药的责任。程勇起初只是为了赚钱与患者吕受益等五人成立了卖药小团体，将仿制药以3000元的价格卖给患者获取利益。此时的人物形象真实细腻，甚至有些市侩。但随之而来的亲友病逝与“高价假药泛滥”使其从“利欲熏心”的商人变成了拯救患者的“救世主”，这一人物蜕变的过程表现出程勇内心深处的善良与悲悯。人的生存本能成为了电影叙事中的重要“激励事件”，病人一旦停药，病情便急剧恶化，死亡便近在咫尺，以至于他们无法像正常人一样遵守法律而铤而走险购买仿制药，这是生命的无奈，也是社会现实的残酷缩影。影片中，患病老人面对警官盘问时所发出的颤抖自白，触动了每一个被疾病折磨的病人内心深处最敏感的神经。“4万块一瓶，我病了3年，吃了3年，为了买药，房子没了，家人也拖垮了，谁家还没个病人，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吗？我不想死，我想活着。”朴素的语言背后，掩藏着底层人物的心灵呐喊：活着，远比尊严更重要。

　　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所运用的表现风格与艺术手法，能最深刻地切入到人物的内心，挖掘潜藏在人性深处的善与爱。现实生活中“程勇”式的平民英雄，正在用自己的努力默默无私的奉献着。这不仅仅涉及在电影层面、艺术层面、文化层面，更加折射出整个社会层面与人性层面。导演文牧野以现实主义精神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注重对于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在叙事和造型方面以细腻朴素的手段再现真实的人物。第六代导演贾樟柯曾经说过：“世界上只有一个主义就是现实主义，无论哪种类型的影片都是基于现实的。作为一个导演，需要努力去捕捉和呈现它，应该诚实和庄重的面对它。”作为导演，他们以尖锐的视角审视着现实，通过细腻的人物刻画与细节表现，把握社会热点话题，以真实的笔触描绘社会图谱，发挥出良好舆论的引导作用。

　　从人物设置来看，人物不仅是精神的传递者，也夹杂着对现实社会的拷问与反思。多元化的人物角色与性格表现，能够丰满地展示出社会人性的复杂与善恶对比。剧中张长林卖假药被揭发后逼迫程勇让出药品的代理权，但在被警方抓获审讯时并没有将程勇供出来，也许也是贪婪背后的自我觉醒;黄毛是一个患病后被群体歧视而流浪在城市底层的叛逆青年，人物角色从对程勇产生误会到后来的施以援手参与卖药，最终为了挽救程勇开车独自前行的自我牺牲精神体现出底层人物的伟大与执着。卖药小团队在歌舞厅里庆祝，程勇一边摔钱一边拍桌子逼迫男服务员跳舞，以黑色幽默的叙事手法唤醒观众内心的敏感神经，以含泪的微笑映射出当下底层人物的辛酸与无奈;思慧从歇斯底里的嘶吼到满含眼泪的面颊，包含太多的委屈和发泄，看似幽默的画面背后有着小人物的辛酸经历。黑色幽默的叙事表现通过悲剧与喜剧形式的混杂交织揭露社会的荒诞，产生对真实人生与现实问题的质疑，表现底层小人物对命运不公的挣扎与呐喊。

　　二、流畅的叙事情节

　　电影《我不是药神》情节中体现出情与法的关系，展现出人性的光辉。主人公程勇人在情、法之间徘徊矛盾又坚定执着，以一连串电影的叙事链条碰撞中完成主题的升华。程勇在成立卖药小团队之后与同事各司其事，剧情以欢乐的基调围绕“倒卖假药”这一叙事主线循序推进，虽然他们的行为游走在法律的边缘，但诙谐幽默的叙事氛围使观众被其中的细腻情感所打动，忽视了违法行为所带来的情节压力;剧情在程勇賣药遇挫处实现矛盾分裂，程勇经过资本原始积累之后毅然放弃假药生意，赚得盆满钵满，从一个底层人物实现了完美转型。此时的叙事链条需要一个典型的“激励事件”来激发叙事高潮，导演巧妙设置兄弟因病去世、朋友分道扬镳等叙事情节铺垫情节张力，最终引发人物的自我觉醒与人性救赎：他不顾牺牲自身利益主动帮助白血病患者“贩卖低价假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昔日兄弟的悔恨与自我救赎，最终被捕获入狱。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情与法的首次碰撞以法的力量完成了对底层人物的现实宣判，但未体现电影主流价值取向与真善美的叙事母题，导演以真实背景为原型，加入修改宪法、主人公减刑等情节点，实现了善良与法理的和谐共生，使得程勇在情与法的交织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的救赎。警方在剧中处于程勇的对立面，他们也有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职责，对于程勇的抓捕更体现出无奈与矛盾。曹警官的内心挣扎与情感表现较为细腻而真实，剧中他一直在自己的良心与职责中纠结，私自放走被拘留的白血病患者，在抓捕程勇的过程中也经历良心的谴责。在影片的结尾段落，程勇被宣判后随警车押解出庭的段落中，导演通过超现实的叙事手法，在情节设置上安排满街的白血病患者为程勇送行，使观众透过警车的铁窗，随着程勇的主观视角感悟人性的柔软。执法者在情理与法理之间肩负着司法神圣的职责和使命，违法者以“大爱之心”，以牺牲自我的形式完成对众生的挽救，其内部的叙事张力是每一位观众内心都被纠结与无奈捆绑，又感叹情法的冷酷无情：当执法者敢于用怜悯同情之心演绎出法律的情味，冰冷的法律就有了温度。

　　三、叙事镜语与新英雄主义

　　在对于《我不是药神》摄影指导王博学的采访中可以知道，影片根据“新现实主义”美学风格和巴赞的“段落镜头”理论，采用朴素而经典的线性叙事。主人公程勇3次赴印度以不同的目的购买仿制药的叙事主线贯穿全片，影片以写实的题材与质朴的拍摄手法展现人物被动的生存处境，使观众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景别方面多用中景和近景，更有利于向观众表达人物关系和人物情绪。影片中多处叙事情节通过叙事镜语的细腻表现展现故事：在影片结尾段落，白血病患者纷纷摘下口罩集体发声时，导演用横移镜头拍摄表达患者对程勇的尊敬与情感认同，增强了叙事情感表现力与人物性格多样性;程勇答应给外省群里的患者售药后，消息提醒声纷纷响起，坐在电脑屏幕前的患者以照片墙的形式呈现在银幕上，屏幕中两个字“希望”逐渐被放大，直击观众的内心;为了救吕受益，程勇再赴印度买药，途中遭遇恶性瘟疫，此时影片用特写镜头拍摄程勇将手绢捂住口鼻穿梭在烟雾弥漫的街道的画面细节，雾气缭绕中印度教女神迦梨的雕像缓缓经过，充满着死亡的气息，暗示着他们无法与厄运作斗争的无奈，抑或是一种神谕，寓意着程勇为患者不惜自己的安全铤而走险，影射出神性光辉;警车送程勇入狱的场景中，患者们站在路边目光相送，导演用主观镜头以程勇的视角和他们告别，这一泪点的出现勾勒出栩栩如生的温暖画面，引发观众对剧情主旨的深度思考;导演通过心理蒙太奇手法，使死去的吕受益和黄毛也隐藏在人群之中微笑着温情远望，将主人公内心的情感的外现，隐喻对程勇无私奉献的举动表达出的肯定和感恩，增添程勇舍己为人的“救世主”意味。美国电影《勇敢的心》也有同样的人物再现运用，主人公华莱士感知到妻子在人群后面飘过的影子，这些已过世的人物在剧情中再次出现，借助超现实的叙事手法，唤醒观众内心对自我意识的再审视，意味深长。

　　英雄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崇拜和向往的对象，英雄身上凝聚着普通常人所不具有的众多优良特质。西方理论界认为：“‘英雄是一种‘原欲，英雄崇拜或英雄主义是不死的……最为人最根本的欲望、冲动或意志，根源于人类的生存悖论。所产生的死亡恐惧……人类的生存悖论，即人是自我意识和生理肉体两个对立面的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英雄主义”情结已经作为一种大众心理积淀深深扎根于每个人的心中，成为潜在的心理意识时刻影响着我们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影片《我不是药神》以客观的立场引领观众对现实的思考，将“生活里总会有英雄来改造我们的世界”这一人物内核通过曲折婉转的故事情节展现出来。纵观当下国产电影，小鲜肉充斥着各大影视热播剧的头条，但其所传递出的人性情感与价值取向着实值得我们反思。国内电影不缺好的题材和演员，更不缺少资金，缺少的是被唤醒的意识和触动心灵的感受;电影里程勇是拯救众生的底层英雄，敢于牺牲自我的精神内核透射出人性的善良光芒。现实生活中被人们称为“药侠”的电影原型陆勇，是江苏无锡一名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位慢粒白血病患者，检察院以涉嫌销售假药罪对其提起公诉，上百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陆勇免予刑事处罚。在影片《我不是药神》中，现实的英雄与电影的英雄实现对接，现实中陆勇代购印度仿制药，不是为了自己的盈利，而是为了帮助他人，保护了公民的生命权。影片中程勇舍生忘死，大义疏财，谱写出一曲底层英雄的生命赞歌。

　　参考文献：

　　[1]王立君，康超.《我不是药神》：纯态事实的美学呈现[J].电影文学，2018（18）.

　　[2]ARRI.9.0高分电影《我不是药神》摄影指导王博学专访[J].影视制作，2018（7）.

　　[3]李启军.《英雄崇拜与电影叙事中的“英雄情结”》[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