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博尔赫斯;苏童;心理幻觉
一、博尔赫斯小说的“幻觉”与苏童小说的“先锋性”
法国批评家茨维坦·托多洛夫在《幻想文学：对一种文学类型的结构主义分析》一书中，对“幻想”进行了定義：“当只能理解自然法则的人面对超自然法则时产生的犹疑”。另外，托多洛夫还根据幻想文学的文本所引发读者的心理反映，将幻想文学分为“惶惑”和“神奇”两类，它们的相异之处，即“可在现实世界中得到解释的惶惑”和“充满了超自然的神奇”。以此为依据，博尔赫斯的幻想小说可归入“惶惑”一类，它是指“一种陌生的熟悉感，而不只是简单的神秘感，它描述的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感觉”。博尔赫斯的幻想小说的开头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无异，时间与地点的交代让读者信以为真，而后却通过幻觉和梦境的穿插令读者对故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现实被解构[1]。这种困顿在现实与非现实边缘的焦虑感正是博尔赫斯的幻想小说所追求的，他常常采用心理幻觉的手段来建立平衡二元关系的“临界点”。
“幻觉”是在没有外界客观刺激时所出现的知觉体验，即看见或听见不存在的东西。[3]根据幻觉产生的结构性质，可以把“幻觉”分为原始性幻觉、完全性幻觉及不完全幻觉等，博尔赫斯幻想小说中的“幻觉”属于“不完全性幻觉”，也可以称作“伪幻觉”。因为它的存在空间是主体，而非现实世界，需要靠人脑来感知它的存在。同时，它可以看成一种病理表象，梦境、似曾相识、分身、谵妄等都是博尔赫斯完成心理幻想的手段。其中论证最丰富的便是“梦”，如《南方》中的达尔曼因意外受伤而住进疗养院。“过了不久，大夫对他说，他开始好转，很快就可以去庄园休养了。难以置信的是，那天居然来到。”这句话成为现实与梦境之间的结点，读者由此陷入犹疑，达尔曼去南方参加斗争是确有其事还是在疗养院梦魇时分做的一场梦。在《塔德奥·伊西多罗·克鲁斯小传》中，克鲁斯因再也无法忍受那个没完没了取笑他的人，将其捅死后迈上逃亡之路被捕的夜晚与他多年后以警察身份追捕逃犯的夜晚有着某种相似，查哈鸟或许是克鲁斯产生似曾相识之感的证明。但这种似曾相识之感只是克鲁斯在一瞬间的幻觉，由此他明白了自己是谁。此外，“分身”，即“第二自我”，在博尔赫斯的小说中也是完成幻想的重要手段。
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在中国文坛异军突起，马原、格非级苏童等作家在博尔赫斯与法国新小说的影响下，成功地在本土建立了新的文学话语。苏童是一位擅长短篇小说的作家，相较于有着完整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的小说，他更倾向于打造自己的语言迷宫，这明显是受到了博尔赫斯追求小说艺术美学功能观念的影响。曾有批评家指出，“苏童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的构思、表现风格、艺术体貌的形成与博氏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密切的灵感启迪关系。可以说，后者的影响已完全渗透在艺术作品之中，经过苏童的消化、理解、吸收，已经成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6]博尔赫斯多次提到过柯勒律治的一个奇想：“如果一个人在睡梦中穿越天堂，别人给了他一朵花作为他到过那里的证明，而他醒来时发现那花在他手中。”[4]苏童在《水鬼》结尾写到，“邓家的女孩遇到了水鬼，不仅如此，水鬼还送了她一朵红色的花”，这可以视为对前者的戏仿。苏童毫不避讳地接受了博尔赫斯打破现实与非现实二元对立的思想，在小说创作中充满虚构的热情，沉迷于叙述技巧，巧妙地打碎了“心理时间”与“物理时间”的壁垒，令读者处于真假难辨的边缘地带。苏童在《蝴蝶与棋》中身份置换、双重人格技巧的使用，也与博尔赫斯的《另一个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回忆”式的叙述手段
《另一个人》是博尔赫斯继《博尔赫斯与我》之后写的又一篇通过自我分裂进行自省的幻想小说，“分身”是叙述故事的关键存在。博尔赫斯在《沙之书》的后记中有这样的论述：《另一个我》“采用了双重性的老主题……在英国，它被称作fetch（生魂），或者说得更书卷气一些，wraith of the living（生者的幻影）;在德国，它被称作Doppel-gaenger（面貌极相似者）。我猜测它最早的名称是拉丁文里的alterego（另一个我）。这种幻影也许来自金属镜子或者水面，或者干脆来自记忆，以致每人既成为观众又成为演员。我的责任是使对话者的区别足以显出是两个人，而相似之处又显得像一个人。”可见，“回忆”是作者为两个博尔赫斯会面搭建的沟通桥梁之一[4]。
与分裂为同一时空中的讲述者和倾听者的《博尔赫斯与我》不同，《另一个我》可以看作分裂出了三个博尔赫斯，通过“回忆”的叙述模式，将处于不同时空的三个“我”联系起来完成“自我同一性”的主题。文本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69年，但现在已经是1973年，以74岁的博尔赫斯为出发点，回忆起1969年70岁的博尔赫斯与19岁的博尔赫斯在查尔斯河边的一条长椅的会面与交谈。这是第一次“回忆”叙事的出现。叙述开始后，74岁的博尔赫斯悄然退隐，70岁的博尔赫斯成为讲述人。长椅另一头的人吹起口哨，乐曲的调子把“我”拉入了过去的回忆中，多年前去世的阿尔瓦罗·拉菲努尔，开头一节十行诗的词句使“我”被熟悉感笼罩着，从而打破了两个人的沉默，讨论起对话发生的地点。紧接着“我”讲述我的过去，也即另一个人遥不可及的未来，父母、写作、历史、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和惠特曼的诗将我们联系起来。这是文本第二次“回忆”叙事的出现，推动着70岁的博尔赫斯与19岁的博尔赫斯由陌生而熟悉，展开对话。
《蝴蝶与棋》通过“往事追述”式的审美回忆和知觉经验传达手法进行写作。“回忆”是贯穿于整个故事的叙述方式，却一直隐藏于跳跃性的场面之中[8]。故事在棋手寻找水边棋舍的神秘氛围中展开，读者对棋手的行为目的产生兴趣，想要对棋手有进一步了解时，叙述者“我”以寻找紫线蝴蝶的捕蝶者身份突然登场，打破了原有的故事情节与时间线索，读者的关注点也由棋手转向了捕蝶者“我”。接下来“我”在寺前村的经历是在心理时间（感觉经验）与物理时间的交叉叙述中进行的。文本的时间结构是以“我”的心理时间为主，以物理时间为辅。首先心理时间主要表现为情节的跳跃和大量感觉经验的描述，一切人物的出场都是由我“回忆”的需求进行安排的。“我”因痴迷于寻找紫线蝴蝶而忽略了天色已晚，只能去路边的小旅店过夜，这一路途中穿插了使“我”莫名慌乱的安宁、掠过“我”额角的那只或许是“我”苦心搜寻的紫线凤蝶。来到灰暗斑驳的小旅店，这里的一切事物都布满了阴森的冷气，唯一的活物夜猫的出现更加令我心神不宁。“我”走过存放杂物的房间，来到了充满生活气味的另一个房间，这里“让我感到安全”，叙述者从惶惑不安到安全的感觉体验推动着故事向前发展。记忆中那晚枕边的一颗白色围棋子，终于把棋手再次拉回故事中，通过二人的交谈，满足了读者一开始对棋手的好奇心。“我”迷迷糊糊地睡着并开始做梦，却被夜半来客的脚步和撞门声惊醒，“我”循着声音找去，一个掩面哭泣的女人由此闯入故事，成为“我”和棋手最终结局的关键人物。文本结尾写到“五年后我重访寺前村已与蝴蝶无关，也与围棋无关”，才令读者恍然大悟，原来风尘仆仆来水边棋舍寻找围棋二老的棋手与寻找紫线蝴蝶的“我”都是在“我”回忆中完成了人生的前奏。五年后，“我”与棋手的人生轨迹与身份发生了置换，显然是没有逻辑关系可循的，戏剧性的转化使作者思考人生的主题昭然若揭，心理时间的主导增强了情节的神秘感和荒诞感。其次“我”的回忆叙述也遵循着物理时间的线性发展，“我”因捕蝴蝶耽搁了时间只能住在寺前村路边的小旅店，“我”来到小旅店空无一人，未找到旅店的主人，也未在来客登记簿上登记自己的名字，阴差阳错睡在棋手的床上，两人交换了彼此的信息，半夜梦醒一个女人闯入，第二天“我”被村民追赶而匆忙逃走……在心理感受作为主要线索的前提下，故事的发展同样是符合逻辑的，这样才能让回忆更加自然流畅且显得真实。
三、形而上学主题的演绎方式
博尔赫斯在幻想小说中往往有形而上学主题的揭示，对世界本质的探讨以及对自我个性的审视是他重要的两个哲学主题。《另一个我》便是博尔赫斯探讨“自我同一性”主题的代表之作，在这些小说中，博尔赫斯往往把时间问题与自我问题融为一体，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何谓自我？自我即过去，现在，还有对于将来临的时间、对于未来的预期”[9]。可以说《另一个人》是在时间无限延伸的魔力下对动态的自我进行静态的“互关”。苏童笔下的哲学探讨，较少抽象意味，他更多关注人性、精神、历史等。《蝴蝶与棋》对“自我”以及“命运”进行探析，作者像博尔赫斯一样选择在梦和现实的临界点，观照过去和现在的“我”，小说在技巧上采用了博氏幻想小说“双重人格”的写法。
（一）《另一个我》：自我虚构
“惶惑”是博尔赫斯的幻想小说带给读者的心理体验，根据萨德客·拉希米的理论，“惶惑”就像分身、魂魄、第二自我、自我异化、幽灵、双胞胎、真人玩偶等现象所产生的感觉一样。博尔赫斯的《另一个我》就是在虚构出“分身”、“第二自我”的形式下展开了“我是谁”这个形而上问题的思考[1]。19岁的博尔赫斯和70岁的博尔赫斯是两个分身，他们处于不同的时间线上，年轻的博尔赫斯更多的是面向未来，老年的博尔赫斯则频频地回望过去，这种在时间面前形成的人生体验的差异，是让他们的谈话无法顺利进行下去的根本所在。两个人在河边的长椅上进行着虚无缥缈的对话，河流隐喻着时间的流逝，也隐喻着二人之间无法消弭的隔阂，在时间的河畔博尔赫斯遇见了另一个自己。70岁的博尔赫斯辨出了记忆中的自我与面前的19岁的博尔赫斯的相似之处，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我”与这个19岁的博尔赫斯就是一个人。19岁的博尔赫斯对“我”提出了质疑，认为梦境或许是这个巧合最好的解释。老年的博尔赫斯执着于让年轻的博尔赫斯接受他们本质上是同一个人的事实，于是又提出了“我的过去，也就是等待着你的未来。”家族成员、国家历史都无法让19岁的博尔赫斯产生共鸣，因为他从未经历这一切且无知于未来。年轻的博尔赫斯写诗的目的是歌颂全人类的博爱，描写被压迫、被遗弃的广大群众，年老的博尔赫斯将目光集中于“个别的人”;年轻的博尔赫斯喜欢发明或发现新的隐喻，年老的博尔赫斯喜欢的是“人的衰老和太阳的夕照，梦和生命，时间和水的流逝”这些已被大众接受的隐喻。难以调和的观念终于让“我”意识到我们不可能相互理解，产生了停止谈话的念头。两个人为了下一次不再相遇，都说了谎，彼此告别。老博尔赫斯显然学习到了叔本华观念的精髓，“个体性之间的差别仅仅属于表象，是由于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造成的，自我与他者（双重身份或对立面）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同样，自我之中也必须包含了他者的本质，自我的‘同一就蕴含了自我的双重性和多重性”。在时间的流逝下，世界瞬息万变，今天的“我”也不是昨天的“我”，正如同“人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过去的“我”对现在的“我”陌生又熟悉，但现在的“我”对过去的“我”是完全陌生的，这也是19岁的博尔赫斯无法接受“我”的一个原因。这或许是两人在时空的魔力下做的一场梦，“苏醒时，每个人都会发现自我”，我是我和另一个我[4]。
（二）《蝴蝶与棋》：身份置换
“惶惑”是博尔赫斯写幻想小说追求的心理效果，苏童的短篇小说同样执着于寻求亦真亦幻，可信与不可信的模糊状态。而《蝴蝶与棋》中采用的“身份置换”手段，与博尔赫斯的“自我虚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个围棋爱好者与一个昆虫爱好者带着不同的目的来到寺前村，他们在路边的旅馆相遇，陌生人之间通过夜晚的闲聊，交换了彼此的信息。“后来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的梦是被夜半来客的脚步和撞门声惊醒的”，如果“我”真的醒来，在村民的追赶下逃出了寺前村，棋手被迫娶了小彩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那么为何“我”五年之后再次来到寺前村却没有一个人认识“我”呢，而小彩是蝴蝶精同样是没有现实可能性的[10]。那么只能寻求另一种解释，“我”并没有真的醒来，而是在梦中被惊醒，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变故依然是在梦中，在梦中棋手与捕蝶者的身份发生了置换，“我”不再迷恋蝴蝶，那一颗白棋子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从一个昆虫爱好者摇身一变，跻身于本市围棋迷的行列”，棋手却开始捕蝴蝶。作者最后以小彩是蝴蝶精对故事做了似是而非的解释。如果说奔跑着追逐色彩斑斓的蝴蝶隐喻着对自由人生的向往，那么那颗白色的棋子就像是任人摆布的人生，五年前的“我”是棋手未知的未來，而五年后的“我”是棋手的过去，而谁也无法预知，下一个五年是否还会再发生一次身份的置换，因为人生不可预测，“我既是我自己又是另一个人”[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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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童.纸上的美女——苏童随笔选[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
[3][英]奥利弗·萨克斯.幻觉[M].高环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4][阿]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M].王永年，林之木，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
[5]残雪.解读博尔赫斯[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
[6]张学昕.虚构的热情——苏童小说的写作发生学[J].当代作家评论，2005（6）.
[7]郭放彩.隐喻意象与生存困惑之间的叠加——从小说《蝴蝶与棋》的结构探析苏童对人生的感悟[J].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8]黄萍.苏童及其作品点击[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4）.
[9][美]威利斯·巴恩斯通.博尔赫斯八十忆旧[M].西川，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
[10]苏童.十八相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
作者简介：刘慧娟（1993—），女，汉族，山西晋中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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