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苏联党群关系的破裂，是导致苏联解体，苏共政党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苏共的党群关系经历了从巩固发展到恶化破裂的过程，其原因正是苏共在执政后期的经济改革忽视群众利益，民主政治制度流于形式，党的思想路线背离马克思主义以及特权腐败现象的频发，才最终使得苏共人心背离，分崩离析。本文从历史逻辑入手，通过对苏联党群关系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来总结苏共处理党群关系的经验教训， 这对于新时期，我国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推进和谐的党群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苏联;党群关系;自我革命;启示
作为曾经的世界第二超级大国，苏联在世界的舞台上叱咤风云，创造出辉煌的业绩。然而1991年12月25日，苏联在顷刻之间轰然解体，近2000万苏共党员瞬间分崩离析。苏共执政地位的丧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苏共没有处理好党群关系。处理好党群关系就是要密切执政党和人民大众的联系。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来说党群关系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政党的发展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群众是保证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正如毛泽东所言：“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稳固。”[1]因此，苏共党群关系的破裂是苏共政党衰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根源，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苏共处理党群关系的历史，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一、苏共处理党群关系的历史演变
苏共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其在夺取苏维埃政权并领导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走过了自身特殊的发展历程。从列宁执政时期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在历史的舞台上闪耀了近百年，随着党群关系从巩固发展走到恶化破裂，苏共政党也从光辉走向陨落。总的来说，苏共的党群关系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列宁时期的党群关系—巩固发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伤亡惨重，经济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打击，商品供给十分紧张，就连人民所需要的基本生活用品都无法满足，使人民怨声载道。1917年2月，由于面包的长期短缺引起了群众的极大不满，彼得格勒数十万计的工人和农民走上街头，喊出 “给我们面包”、“打倒战争”、“打倒专制”等口号。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提出了"面包、自由、和平、以及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等主张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鸣，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形成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十分重视党群关系，重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强调联合工人、农民来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必要性。1917年11月6日，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中写道”我们党要团结得像一个人，坚定地捍卫着苏维埃政权，捍卫着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2]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从一个革命党纵身一跃转为执政党，列宁为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建设社会主义而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首先为了给国内的经济营造和平的发展空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不久后就颁布了《和平法令》，“苏维埃政权将向各国人民提议立即缔结民主合约，立即在各条战线上停战。”[3]最终在1918年3月，苏维埃政府同德奥等国政府签订了停战和约，这为苏联的发展提供了喘息的时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的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中列宁也强调指出“我们将利用这个喘息時机来说服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战斗”。[4]其次，为了巩固新生的工农联盟，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新政府采取了一些列的经济措施。关于土地问题，列宁起草了《土地法令》提出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收地主的田庄以及皇族、寺院、教会的土地转归人民所有。关于粮食问题，列宁在《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中提出要把粮食运往城市，把生活必需品运往农村。同时保证俄国境内各民族都享有自治权，供给革命军队一切必需品，改善士兵家属的生活。布尔什维克党在夺取政权之初的这一些列措施，维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巩固了工农联盟，取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
1918年为了应对国外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战争，苏共决定在苏维埃俄国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苏共在农村推行余粮收集制度，虽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民的利益，但是也获得了大部分群众的支持，人民群众为了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同苏维埃政府一起齐心协力，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列宁把这次战争的胜利归功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他认为战争胜利的奇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它是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经济利益中产生出来的，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巨大的热情创造了这个奇迹。”[5]战后，列宁通过评估新的局势，倾听人民群众的心声，体察民情，正确的做出了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取消了粮食征集制度，实行了粮食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及时的维护和修补了党群关系，使得群众基础更加稳固和扎实。
因无史可鉴，列宁在探索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是他总是孜孜不倦地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的呼声，不断自我反省作出适应民情民意的决定。他十分重视党的纯洁性建设，强调把脱离群众的分子清除出党时要倾听人民群众意见，“在揭露‘混进党的、‘摆委员架子的、‘官僚化的人的时候，非党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见以及在许多场合下非党农民群众的意见是及其宝贵的”。[6]列宁还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例如，允许一定数量的非党群众进入国家机关工作，共同参与国家的管理;为了更好的了解群众的需求吸收群众建议，设立信访部门;利用工会纽带发挥联系群众的作用和任务等等。总之，列宁执政时期为党群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的工人和农民的切身利益得到了保障，人心凝聚，群众的积极性高涨。
（二）斯大林时期的党群关系——矛盾突显
随着列宁执政时期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策的实施，苏联的国民经济逐渐的恢复发展。斯大林执政初期，继承发展了列宁一系列党群思想，推进公众凝聚力的稳固上升。斯大林在一些公众场合，强调执政党必须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指出党领导人民群众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单靠领导人的经验是不够的。“要正确的领导，就必须以党员群众的经验、工人阶级的经验、劳动群众的经验、所谓的‘小人物的经验来充实领导者的经验”。[7]他对于执政党的建设也作出了精辟的论述，指出执政党要勇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认为自我批评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基础。在卫国战争时期，布尔什维克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共同浴血战斗，战争后方的人民群众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投入到生产中去，为前线的战斗提供了经济支持，最终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此时苏联的党群关系牢不可破。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工业化的起步，斯大林认为，不再需要新经济政策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就可以把它“抛开”[8]于是，他提出了“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对一大批富农进行无情的剥夺和残酷的打击，甚至将他们驱逐到荒凉的地区，而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通过勤劳致富的贫农。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他将几千万农户赶入集体农庄，推进农业全盘集体化。对于部分不愿意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甚至采取没收土地、剥夺选举权等强硬的措施，这一行为严重的伤害了劳动人民的感情，使农业生产遭到了破坏，直接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农村大饥荒，造成饿殍遍野的景象。
斯大林执政后期，取消了党内的监察委员会，使得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又一步被加强，为了清除党内异己分子，斯大林开展了“大清洗运动”，许多无辜的群众和党员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受到逮捕、审查、监禁甚至迫害。在这场政治风暴中，党群关系的根基被动摇，党内民主受到了破坏，人民群众逐渐堆积了不满的情绪。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甚至得不到保障，他们终日惶恐不安，社会氛围极度压抑。为求自保，人民谨言慎行，对于政治问题不敢妄议，对于政治领袖的崇拜成为了获得安全感的唯一方式，这些屈从的背后充斥着人民对执政党的恐惧和愤怒，一点一滴的腐蚀着原本牢不可破的党群关系。除此之外，斯大林一直强调的要倾听民群众意见、加强与民众的关系，却并未做到亲力亲为。有材料表明，斯大林在执政的近30年间，总共国外出访2次，到基层视察2次，到外地参观、视察5次，卫国战争时访问前线1次。[9]斯大林长期深居简出，不了解基层民众的实际生活，听不见群众的抱怨与意见。他在晚年也同样犯了一些错误，沉迷于个人崇拜，不能设身处地的为人民着想，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利益。在斯大林执政期间党群关系逐渐受到腐蚀，开始出现裂痕。
（三）后斯大林时期的党群关系——恶化破裂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国内的经济政治形势也变得复杂多变。在经济上，农业发展缓慢，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在政治上，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的弊端开始显露，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苏共党内存在着严重的特权腐败现象。因此后斯大林时期的国家领导人着手开始进行改革，然而改革仅仅只是小修小补，没有触及到影响社会发展和阻碍群众利益的制度根源，反而事与愿违，在改革中逐渐丧失群众基础最终和群众的关系恶化破裂，以至于造成苏联解体之时，民众政治冷漠的态度。
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在经济上，他着手改革农业，却没有抓住改革的機遇，反而使得农业生产不增反减，居民的消费水平不断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攀升，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例如，当时风靡一时的“玉米热”现象，为了增加农业的生产，赫鲁晓夫采取了开荒、大规模种植玉米等措施，强制那些根本不适合种植玉米的地区大面积种植玉米，这一做法忽视了农业生产的规律，结果不仅玉米产量不高，其他农作物入得生产也受到了影响。在政治上，值得肯定是，赫鲁晓夫平反了斯大林时期许多的冤假错案，使得数百万无辜关押的群众或党员获得平反;废除了中央机关干部的某些特权，对干部制度进行了改革;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揭露斯大林的一系列的错误。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彰显了他的勇气。然而他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太过于偏激，导致当时的苏共和知识分子开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社会主义的道路产生怀疑，而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苏联后期领导人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这为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思想烙印。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意识形态的发展更加教条化、粗俗化，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日益下降。他在政治体制方面推行党内政治生活的家长制，严重制约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滋生了特权阶层，苏共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一落千丈，执政党变成了拥有特权，以权谋私的高高在上的政党，而不再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
戈尔巴乔夫时期，在苏联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改革的实质是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向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他企图复制西方的社会民主模式，实行多党制和议会政治。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公开提出了“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这使得各党派思想分化，引发了无休止的政治斗争，许多非正式组织渐渐兴起并且争取了大量的群众，苏共日益丧失群众的支持。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改革，使苏共彻底失去了威信，人民群众否定苏联的历史，否定苏联历代领导人曾经的努力，也因此剪断了苏共与群众的联系的纽带，使苏共最终丧失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党群分崩离析，曾经辉煌的大国在顷刻间竟轰然倒塌。
二、苏共党群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十月革命期间党群关系的开始形成，到列宁执政时期党群关系的巩固发展，到斯大林时期党群关系出现裂缝，再到最后戈尔巴乔夫时期党群关系的恶化破裂，苏共政党的倒戈，党群关系的破裂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所作所为长期累积失望的结果。从斯大林执政时期到后斯大林时期，苏共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失误，而正是这些失误逐渐摧毁着苏共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桥梁，使得苏共丧失了群众的支持，一步步走向瓦解。通过上述对苏共执政历史的回顾，笔者总结了以下四点作为党群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
（一）经济改革忽视群众利益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深刻的意识到恢复战后经济的重要性，然而，苏共在其执政期间，却没有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苏联一直奉行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做法导致工业与农业比例的失衡，破坏经济结构，连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都得不到保障。为了维持工业增长的高投资率，苏联长期采取提高积累率的办法，而积累率的提高是以牺牲当前消费为代价的。为了使苏联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苏共没有认清楚经济发展的形式便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颁布了一系列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方针，制定了脱离实际的赶超战略和经济发展的指标。为了实现这些高指标，便自上而下地搞强迫命令，而下级则以浮夸风、弄虚作假来回应，其结果就是给人民群众带来灾难。在苏联发展的后期，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苏联薄弱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了经济军事化必然以牺牲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代价。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经济市场的供应短缺变得十分严重，当苏联人民群众开始意识到自己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平远远低于西方国家时，他们才觉悟出，原来苏共提出的“赶超西方”的口号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继而开始对苏共失望甚至怀疑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和效率并不是发展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需要。但是虽然苏联成为了超级大国，人民群众却没有从国家发展中获益。苏共失去了党群关系的物质基础，也就丧失了民心。
（二）民主政治制度流于形式
虽然苏共不管对内还是对外都宣称自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规定苏维埃代表以及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由选举产生。但实际上，苏联实行的是干部委任制度，不管是党内选举，还是苏维埃代表的选举、社会团体的选举，常常都是虚有其表，根本无法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愿。除了无法切实落实公民的选举权外，由于没有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人民也无法参与国家管理的监督和发表意见。这就很难保证人民的代表、党政干部等领导人真正做到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他们往往唯利是图，巴结上司，漠视百姓，而人民面对这些仗势欺人的官吏们往往是无可奈何，投诉无门。一些有权威的领导人几乎是受不到任何监督和制约的，这也是苏联党群关系长期不正常的原因之一。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党政领导制度有些改良，社会主义民主有某些扩大，但是远远未从根源上革除这些弊端。苏联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在‘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忽视民主的程序和民主的形式，便容易为剥削和破坏民主的行为创造条件，使官僚主义、腐败现象不受抑制”。[10]而官僚主义、腐败现象是人民群众最痛恨的行为，不仅会一点一滴的腐蚀着党群关系，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政权的性质也同样会发生变化。
（三）思想路线背离马克思主义
在社会主义政权下的党群关系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群关系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保持党在思想和行动上的统一，保持党在精神上团结广大劳动人民的凝聚力，决定着党的根本性质，是党的根本力量所在。在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党群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一些裂痕，但是他们依旧还是坚持着用马列主义指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标。然而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他所提倡的“公开性、民主化”的思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允許利用“公开性”来反对社会主义，彻底破坏了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美好构想，导致了群众思想上的混乱，使苏联陷入对于历史问题和改革方向的争论之中。苏共十九大，戈尔巴乔夫提出建立"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将实现人权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这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坚持西方民主政治理论为指导，从思想上己经将人民群众排除在外从而加速了党群关系的破裂。
（四）特权腐败日益丧失民心
十月革命初期，列宁为了给予一些病弱的国家领导人员一定程度的物质保障，便设立了“疗养食堂”。然而到了最后，部分苏共干部却利用这个“疗养食堂”为自己提供一些特殊的便利，并且从中获取一定的利益。随着党政机关不断扩大，国家领导干部比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福利和特殊待遇，形成了一定的“特权”，党政机关演变成了“特权机关”，党和国家机关开始把自己与人民群众分隔开来，成为了一个利益的共同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一些国家高层开始提拔自己的亲信，为了不断的巩固自己的职权和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便形成了官官相护，特权阶层团结一致疏远群众的局面。列宁时期建立起来的巩固的党群关系，随着各种腐败、特权的出现，在渐渐的崩塌。特权阶层和腐败现象就像是埋在苏共内部、足以摧毁苏共执政的群众基础的炸弹，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他又亲手点燃了这枚“炸弹”。在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公开性、民主化”的改革下，苏共内部的腐败现象被一次次揭露出来，人民群众对苏共从冷漠到怨恨，他们甚至觉得苏共罪大恶极，这对于苏共具有毁灭性的影响，以致于在苏共政党轰然倒塌之时，人民群众大都冷眼旁观，甚至出现在它的对立营垒当中。
三、苏共处理党群关系的现实启迪
苏共的党群关系从列宁时期的巩固发展到最后苏共政党衰败，党群关系的解体，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在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民心是执政的基石，要巩固这个基石，保持党执政的合法性，首先，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这种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是同法制、纪律和集中结合的民主，不同于戈尔巴乔夫所谓的“大民主”。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就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断充实民主内容，丰富民主形式，拓宽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渠道。与此同时，还要保障党内民主，要保证党员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其次，社会主义改革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以人为本，不断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各方面的需求。只有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此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不计代价的发展，要注重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与此同时要注重社会公平，合理社会分配，使得人民可以共享发展的成果。最后，作为社会主义的执政党，要勇于不断的自我革命。作为无产阶级政党要保持自己思想上的先进性，要不断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同国家的发展状况与国情结合起来。要推进党的纯洁性建设，把防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习近平总书记就一直强调反腐的重要性，他指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11]为此要完善自上而下的监督制约机制，增强党内外监督，将权力放在阳光下运行，最终才能形成稳固的党群关系，实现党群关系的和谐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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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秦永立，斯大林年谱[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1999.
[10]陆南泉.苏联兴亡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75.
[11]习近平，科学有效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N].人民日报，201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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