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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拟行路难》花鸟意象看鲍照的忧患意识

时间:2023/11/9 作者: 青年时代 热度: 13500
宋雨馨

  摘 要:南北朝尖锐的政治问题直接导致了时代的动乱,民生的苦艰,形成了独特的社会风貌,也影响了时下士人的心态。有人从庙堂之上转徙于蓬草之中,有人借酒装疯,有人在寒风萧条中于仕宦途中浮浮沉沉。作为"上挽曹、刘之逸步、下开李、杜之先鞭"的鲍照,其诗歌俊逸豪放,思想细腻深邃,用情真实自然,炼字语意出新,而其集大成之作品就是这组《拟行路难》十八首。诗人运用了大量的花、鸟甚至美人闺房的景象,来代替诗人畅叙忧怀,字字含泣,物物需鸣。司马迁曾赞美屈原称“其志洁,故其称物芳。”《离骚》中大量的香草美人意象,每种意象中都蕴含了诗人的美好寓意和高洁志趣,鲍照在《拟行路难》中的意象排列,不可不谓是对屈骚传统的致敬与继承。

  关键词:社会风貌;俊逸豪放;真实自然;美好寓意;继承

  一、诗中所出现意象的基本特点

  在《拟行路难》组诗中,作者惯用比兴手法来抒发内心的苦闷之情。其中所用意象良多,且具有不同的象征性。M·H艾布拉姆斯说:“意象是现代文学批评中最常见,也是最含糊的术语。”在鲍照的这组诗中这里的花鸟意象具有了内心形象的含义。在诗歌中出现的鸟如“杜鹃鸟”、“凫”“鹤”等,诗人都根据其本意给其赋予了新的含义,但未曾脱离其生存环境和特点,如“杜鹃”,就采用了“杜鹃啼血”的典故。第三首“春燕差池风散梅。开帏对景弄禽雀”和“宁作野中之双凫。不愿云间之别鹤”中既有花,也有鸟,出现了双重意象,这首诗运用的反衬手法,将绫罗绸缎、富丽堂皇的建筑与野外河塘中的一对野鸭做出对比,春天燕子从远处飞来,春风吹散的梅花落满了院中的小池,女子拉开帷幕,逗弄鸟雀,这一切自然的因素与由人化的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第七首“中有一鸟名杜鹃。言是古时蜀帝魂”“飞走树间啄虫蚁。岂忆往日天子尊”中出现的鸟的意象,如杜鹃,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的对比,从帝王之化身,经历了“羽毛憔悴似人髠”、“飞走树间啄虫蚁”,更加符合人的发展规律,在抒情的意义上赋予了人性特征,也更能够贴近诗人的思想变化。诗人选用花的意象时着重于取花期短暂的特点,由此引出生命无常,岁月忽晚、时节如流的感叹。第八首“中庭五株桃。一株先作花。阳春妖冶二三月。从风簸荡落西家。”第十首“君不见蕣华不终朝。须臾淹冉零落销。盛年妖艳浮华辈。不久亦当诣冢头。”第十二首“今年阳初花满林。明年冬末雪盈岑。推移代谢纷交转。”第十七首“君不见春鸟初至时。百草含青俱作花。”都彰显了花开时的美好,更加的体现出美好的事物凋零时的落魄之感,有日本江户时代的“物哀”之感,诗人也在须臾片刻的花期中灌注了他怜悯与感动的情感。这种悲观的忧愁意识来源于对生命的珍惜重视,也怀抱着对未来漫漫无期不可知的绝望质疑之念。

  二、用花鸟意象来进行自我象征

  诗人用笔纷呈,各尽其意,但这一组诗都未曾偏离“愁”的主题。沈确士提起鲍照之《拟行路难》,唯叹道"起手万端下,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也。”诗人起兴无端,以意象为发源,如“中庭五株桃。一株先作花”、“君不见蕣华不终朝。须臾淹冉零落销”以及“今年阳初花满林。明年冬末雪盈岑”均以花来开篇,其中曲笔写景物之变化,犹如花开花落,非人力所可及。花开之时是何等的浪漫旖旎,而作者一笔概括其盛开时的美好,转笔便写道“阳春妖冶二三月。从风簸荡落西家。”再美的东西,一如“蕣华”---木槿花,光华璀璨,艳丽非常,却也是朝开暮落的象征。鲍照承受着刘宋时代的中落,独立于时代之外的孤独,寒士无路可投,像“善贾”者和“巧宦”者一样阿谀奉承、求荣得势又非鲍照的初衷,所以徘徊在王朝末路边缘的他终于接受这种盛衰系于一时的短暂芳华,是对自己的宽恕,也是其对社会无妄之灾的自动远离。“寒暑在一时,繁华及春媚。君平多寂寞,身世两相弃。”这是一种殉道者般的坚定,在时代的逆流中“寒风萧索一旦至,竟得几时保光华。”鲍照是清醒的,他将这种思考写了下来,标榜着自己与世俗立场的对立。

  第三首的發端却令人称奇,诗人写尽闺房的奢华秀美,“璇闺玉墀上椒阁。文窗绣户垂罗幕。中有一人字金兰。被服纤罗藴芳藿。春燕差池风散梅。” 玉墀本有两意,一指宫殿前的台阶,偶代指朝廷。二即华美的台阶。联系前后文,此处应采用第二种意思,即华美的台阶。南朝沈约 《三妇艳》诗中说:“大妇扫玉墀,中妇结罗帷。”诗人用了精致的排比来极力铺陈女子闺房的秀丽与豪奢,无论是布景的贵重,还是女子穿戴的气派,赫然一副大家气象。但后文中“开帏对景弄禽雀。含歌揽涕恒抱愁。人生几时得为乐。宁作野中之双凫。不愿云间之别鹤。”与前面的景色形成了强烈对比,女子在这样奢靡的环境中并未觉得快乐,而是“含歌揽涕恒抱愁,人生几时得为乐。”女子在诗中成为了诗人的化身,鲍照被孝武帝看重成为了中书舍人,在这样的高阶之位上,一方面他有感于社稷理想,期望施展抱负,但那些“挟朋树党,政以贿成”的小人,“服冕乘轩,出乎言笑之下”。鲍照重塑了一个新的自我,并将真实的自己融入在诗的意象之中,使诗歌注入血液,方显骨气。

  三、利用花鸟意象诉说忧怀

  据《史书·蜀王本纪》载,望帝修道,处西山而隐。其精魂终化为杜鹃鸟,因啼血而成杜鹃花。因心有牵念,故声声悲唤,久而不去。《拟行路难》第七首中提到,“中有一鸟名杜鹃。言是古时蜀帝魂。声音哀苦鸣不息。”联系前文,诗人以“愁思”起端,因而驾马出北门,见北门中有一鸟,其声哀苦,如泣如诉,顿而想到蜀帝杜宇。联想到当日的帝王之化身如今沦落到飞走在枯树残枝间啃食腐虫鼠蚁,诗人之愁愈加彰显。死生尚且有来去替换,生者可以死,死去的肉体化为养料滋润了下一棵树,下一代人,尚循因果,但富贵呢?诗人的忧患之情顿然而生。南北朝政治动乱不安,朝代更迭宛如朝阳夕落,亦如停云流水,短暂而飞逝,同群倾轧、党派斗争,就更不由说。诗人亲见世事斗转,朝不保夕者比比皆是,心中愁思并起,一为寒门之身报负无法施展而百感交杂,二于政治混乱,祸乱四起却无从起笔而感到忧心。诗人用词用语,句句晦涩,为防止给自身带来灾殃,只能处处以意象代笔。第十七首中依然如此,“君不见春鸟初至时。百草含青俱作花。寒风萧索一旦至。竟得几时保光华。”诗人以花做比,深刻地描绘了春鸟初至时与寒风萧索时花的处境之对比,无不发人深省。官场的敏感度甚于自然界的花草,随时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蝴蝶效应”,带来一个政治事件的引爆或是团体的覆灭。是鲍照发自内心之语,充分彰显了其对于政治、社会的深沉思考和担忧。

  第十二首中“今年阳初花满林,明年冬末雪盈岑。”同样是以花发起议论,诗人以思妇自比,又何尝不是期冀天子的圣恩。“膏沐芳余久不御。蓬首乱鬖不设簪。”本是出自《诗经·伯兮》,鲍照在《拟》第十二首中化用这句,是取其经典的思妇意象。诗人将自己与思妇融为一体,发出了“自生留世苦不幸。心中惕惕恒怀悲。”的感慨。孝武帝时期继江智淹的士大夫一再面临断头命运后,政治环境陷入恐怖之中。他只能将悲愤融入诗中,对自身命运深切的忧患之情跃然纸上,这种忧患来源于自身,却不限于自身,只是进一步拓展到整个士大夫阶层,乃至家国天下中。

  四、诗人忧患意识产生的原因

  鲍照痛苦的来源,一为时代,二为自身。孝武帝行政的荒唐,又屡屡视上谏直臣为“眼中钉,肉中刺”,从直言上疏的周朗,与鲍照相交最终得罪皇室的王憎达,到不愿随波逐流的沈怀文,与孝武王朝作对的人下场多是悲惨。这样一个行事无端的朝廷,使得时代皆数笼上了一层暗郁的阴霾,人人自危,更何况鲍照这样一个不善事政治的人。徐爰受到孝武帝的敬重,专为其制订朝纲仪注,甚至到了“朝廷大体仪注,非徐爰议不行。”的地步,相对于鲍照的出身寒门、与仕途人情几无所知来说,徐爰不仅是前朝旧臣,懂礼度,知典法,而且“便僻善事人,能得人主微旨。”已经是达到了鲍照难以逾越的尺度,徐爰少鲍照于才,卻多了很多鲍照没有的东西。

  在这样恐怖的政治危机下,鲍照从未想过要背叛朝廷,在他的诗文中,君主至高无上。朔雪为风所吹,必须集于“君台”,才能“皎洁不成妍”(《学刘公干体五首》);橘生于湘水之侧,也会恐惧君宠衰微(《绍古辞》)。鲍照相信君主,愿意尽其文才于孝武帝,但无奈出身贫寒又无人可引荐,在政治上的忧患与其对生命的焦虑感相结合,故在其诗歌中多的是对前路无可奈何的矛盾感,是进退两难的逼仄之意,是有尽的寿命长短令他在偌大的浩然宇宙空间中自嗟自哀,是理想的破灭让他产生的价值观的升华,而将生的意义从富贵荣华逐渐拓展到自然万物。屈子作《离骚》,皆为怨刺之言,怀王无道,犹能如此。司马王氏、刘宋王朝却不能容“异言”于世,令鲍照的精神观念受到巨大的冲击。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所以鲍照的花鸟意象有屈骚的价值继承,“宁作野中之双凫。不愿云间之别鹤”亦效仿了阮、嵇的高质清节。

  鲍照《拟行路难》组诗是诗人内心襟怀的抒发,其中意象的选择既结合了诗人自身的情志,也合理的利用隐喻、暗喻,将于当时时代所不能言的种种情感宣泄出来威而不怒,哀而不伤。鲍照所处的南北朝时代,文人志如蓬草,很能与屈原产生历史共鸣,于时代一隅发生内心深处最为深邃激荡的合振。鲍照的“花鸟意象”让人联想到屈原的“美人香草”而旨意上亦有共同之处,然鲍照的《拟行路难》较之屈原,意象特征更为丰富,指代性更为宽泛,包含了南北朝中文人普遍对于生命历史的切身思考,更具有深刻的内涵意义。(导师:王德明)

  参考文献:

  [1]艾布拉姆.简明外国文学词典[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150.

  [2](唐)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3:327.

  [3](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4:991.

  [4]李华.论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的险俗特征[J].时代文学,2006(10).

  [5]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81.

  [6]钱仲联.鲍参军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779.

  [7]王小盾.《行路难》与魏晋南北朝的说唱艺术[M].清华大学学报,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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