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广东省陆丰市曾经是毒品重灾区，主要是特殊的地理位置、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基层政权建设不完善及权力运作错位、致富观念偏移和宗族势力保护等原因造成。经过多年的努力，陆丰市终于在2018年底成功摘掉“毒帽”，初步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毒品问题治理格局。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论，解决毒品问题应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法治保障、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
关键词：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毒品问题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6月就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完善治理体系，压实工作责任，广泛发动群众，走中国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之路，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1]国家禁毒委在2018年12月正式宣布不再将陆丰列为禁毒重点整治地区，陆丰成功实现了“摘帽”的目标。此次“摘帽”，无疑是陆丰毒品问题治理的肯定，陆丰毒品问题治理的成功经验值得推广。
一、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论对毒品问题治理的指导意义
十九大报告强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 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2]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出广东要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为广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3]
共建，即共同参与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思路，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健全相关的补偿机制等办法，鼓励和引导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等积极参与到社会建设中。共治，即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在社会治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强化各级政府抓好社会治理的责任制，保障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各项事务中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努力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良好局面。共享，即共同享有治理成果;让人民群众充分感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4]
如今毒品问题在我国是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且总体上仍呈快速蔓延的趋势，造成的社会危害极其严重。但由于各地具体情况不同，至今还没形成一套相对具有普遍性的禁毒模式。欠发达地区更是由于缺乏雄厚的经济基础，教育落后，缺乏人才等原因，使得毒品问题治理较为滞后。当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背景下，通过运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论，指导解决毒品问题显得尤为必要。在此理论指导下，欠发达地区应摒弃过去社会治理全靠党政的治理模式，创新毒品问题治理的思路，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法治保障、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体制，充分调动社会与公众的力量参与到毒品问题治理中，并结合当地实际，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地区发展的禁毒之路，最终实现“零毒品”的目标。
二、陆丰毒品问题现状及产生原因
陆丰市位于广东东部沿海地区，曾经是“制贩毒重地”的代名词，冰毒产量曾占全国份额超过1/3。陆丰的毒品问题极为严重，在2011年被国家禁毒委挂牌列为毒品重点整治地区。2013年12月，广东警方出动了三千全副武装警力“清剿”陆丰“涉毒堡垒村”博社村。2015年“惠东会议”上，陆丰再次被国家禁毒委挂牌整治。此后陆丰深刻反思，不断加强和创新毒品问题治理。经过多年的努力，陆丰市毒品问题得到有效的遏制，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最终在2018年底成功摘到“毒帽”。陆丰毒品问题由来已久，课题组调查研究发现，陆丰毒品问题主要与当地的地理位置、经济社会发展、基层政权建设、宗族势力保护等因素有关。
（一）地理位置独特。陆丰市地处广东省东部沿海地区，地理位置优越，拥有漫长而曲折的海岸线，以及众多的港湾和港口。陆丰所拥有的独特地理条件非但没有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机遇，反而为了制、贩毒品等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地理条件。
（二）经济社会发展落后。改革开放40年以来，广东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但陆丰却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经济社会发展一直處于落后状态。多年来，陆丰的人均GDP仅是全国人均GDP的三分之一，广东人均GDP的四分之一。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大量适龄人口找不到就业机会，这也是博社村人制贩毒的根源，制贩毒在博社村一度也成了“谋生之道”。
（三）基层政权建设不完善，权力运作错位。陆丰市党组织涣散，且相关执法人员给犯罪分子充当保护伞，这给警方打击毒品犯罪带来了困难和阻力。自陆丰市对毒品犯罪行为狠抓严打以来，陆丰市发现行政机关内部存在制贩毒“保护伞”，内部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毒品问题的泛滥。
（四）法律意识淡薄，致富观念偏移。陆丰教育发展落后，当地居民对毒品的认知不够、法律意识不强。20世纪90年代，“捞偏门，赚快钱”的习气开始向陆丰地区渗透，个别“三甲”人致富观开始扭曲，一些急于脱贫的人不惜铤而走险，走上了制贩假币、拐卖妇女儿童、走私贩运毒品等违法犯罪道路。
（五）宗族势力保护。海陆丰地区是广东宗族传统最根深蒂固的地区之一。以博社村为例，该村以蔡姓人口为主，制贩毒也全部在同宗族内进行，外姓人员无法参与进来。宗族势力的强大，使得博社村务被霸道操控，形成了一个相互庇护的利益共同体，博社村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家庭直接参与制造冰毒，从而走上了集体制毒贩毒的道路。
三、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欠发达地区毒品问题治理对策
（一）加强党对毒品问题治理的领导。一是坚持各级党委对禁毒工作的领导地位。党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欠发达地区的毒品问题治理中，各级党委在禁毒工作中要发挥总揽全局的作用。在陆丰市毒品问题治理中，陆丰市委及其上级党委不断强化顶层设计保障、组织机构保障、目标规划保障、经费投入保障等。二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博社村基层党组织涣散，才将博社村引入制毒贩毒的歧途。因此，欠发达地区的毒品问题治理必须从抓党建入手，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将其建成毒品问题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
（二）压实政府对毒品问题治理的责任。一是强化禁毒整治措施，保持高压打击态势。针对欠发达地区制贩毒严重的問题，政府特别是公安机关要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对涉毒重点地区的涉毒人员和场所开展专项排查，增加警力专门用于禁毒清理清查和专项摸排等工作，开展多部门的联动执法。二是推广网格化管理。实行大、中、小三级网格管理，把网格化责任落实到每个具体人，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做到源头治理。三是强化经济产业帮扶，从根源解决毒品问题。对毒品问题严厉打击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建设产业园区，扩大当地劳动力创业就业的空间;配套相关职业技术学校，引导群众走正道、从正业;增加交通、公共设施建设投入，有效改善道路、改进村容村貌和环境卫生等。四是加大禁毒宣传教育，提高公众法律意识。建设多维度的宣传平台，利用各种宣传媒介和渠道，全方位广覆盖多角度地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毒品预防意识。
（三）提高毒品问题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一是依法惩处毒品犯罪，提高法律的震慑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依法追究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刑事责任，严惩毒品犯罪。法院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最大限度地严厉打击毒品犯罪、震慑犯罪分子。二是依法审查涉毒“保护伞”。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政治优势和职能作用，依法查处党政机关内部的毒品犯罪“保护伞”，对于问题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三是制定禁毒责任细则和责任追究办法。各级层层签订责任状，通过倒查问责，查处因禁毒工作不力的党政和基层干部，给以免职或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四）坚持毒品问题的社会化治理。一是发挥社会组织在毒品问题治理的协同作用。涉毒重点整治地区的政府应调动社会组织的力量参与毒品问题治理，将禁毒社会组织的培育纳入政府的工作规划，扶持禁毒社会组织发展，引导鼓励社工机构等力量参与到毒品整治工作中。二是发挥乡贤在毒品问题治理中的引领作用。要发挥新乡贤在乡村建设中的特殊作用，乡贤属于社会精英阶层，当地政府应为他们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其乡村治理的榜样示范作用。[5]三是积极动员企业参与毒品问题治理。欠发达地区的政府应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引导企业招聘已成功戒毒人员，帮助戒毒人员回归社会，融入社会。四是引入返乡大学生等志愿者力量参与禁毒。大学生作为欠发达地区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知识文化素养。当地共青团系统应出台相关扶持政策，积极引导返乡大学生利用寒暑假期间开展禁毒宣传教育等活动，为家乡的毒品治理贡献自己的力量。
（五）调动公众参与毒品问题治理。一是充分发挥宗族在毒品问题治理的作用。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宗族力量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我们应充分发挥宗族力量的正面影响，引导宗族力量解决毒品问题。二是制定村规民约，探索群众预防和整治的新模式。通过村规民约和自愿承诺，可以起到很好的约束作用，并引导群众积极创建“无毒家庭”和“无毒社区”，共同为无毒目标贡献力量。三是积极发动群众举报毒品犯罪。禁毒是整个社会的战争，应积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毒品整治，举报毒品犯罪线索，建立对涉毒逃犯的举报奖励制度，提高群众举报毒品犯罪线索的积极性。坚决抵制毒品，形成合力，让毒品犯罪无法生根蔓延，从而保证社会长治久安，人民生活幸福安康。
参考文献：
[1]走中国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之路，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J].党课参考，2018（14）：9.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理论学习，2017（12）：4-25.
[3]马海韵.“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内涵——基于社会治理创新的视角[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04）：137-145.
[4]马庆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意涵解读[J].行政管理改革，2018（03）：34-38.
[5]王斌通.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基层善治体系创新——以新乡贤参与治理为视角[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04）：133-139+152.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