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海

　　摘 要：杜正胜在《新史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一文中提出困扰中国考古学家的问题是中国考古学应该是“历史”的还是“人类学”的，并试图从20世纪新史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与西方新考古学所批判的“历史学”不同，傅斯年提出，“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新史学是一广义的史学概念，重建古史也需要应用科学工具的考古学家发挥所长。中国考古学由于传统的治史观念以及史料的丰富等原因，在新史学的大力推进下不断发展。

　　关键词：新史学;考古学

　　虽然在20世纪初才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考古学是一门全新的学科，但是中国的考古学并不完全是舶来品，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或称古器物学）在宋代就已经诞生了。金石学从来就起着正经补史的作用，吕大临在他的《考古图·序》中，依次罗列了古器物学的三个目的：其一为“追三代之遗风”， 其二为“补经传之阙亡”，其三为“正诸儒之谬误”。宋人刘敞在其已佚的《先秦古器记·序》中，也谈了研究古代青铜器应该注重的三个方面：“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谍次其世谥”。中国考古学在器物命名上至少受金石学启发不少，但是中国考古学是否也在古老的中国历史框架内作正经补史的功用呢？有观点认为中国考古学并没有脱离史学的窠臼。①杜正胜在《新史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认为中国史学已进入新史学时代，考古学所谓正经补史已经成为过去，并在广义历史学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杜正胜提出困扰中国考古学家的问题是中国考古学应该是“历史”的还是“人类学”的，并试图从20世纪新史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

　　考古学之所以有学科取向的争论——是人类学的还是历史学的，恐怕不得不考虑到欧美人类学取向的考古学。在美国，考古学是人类学下的一门分支学科，这有其特殊的原因。美国人研究印第安人历史的资料只有民族志没有历史文献。因此，美国的考古学不能像旧大陆一样是历史学的考古学，而必须变成人类学的考古学。但是从欧洲传入美洲的考古学在美国的发展又遇到了新的情况，那就是美洲历史比较短，印第安人不同地区文化序列和文化谱系的确认和重建—这一阶段的工作， 现在被称为“文化史的研究”—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完成了。美国考古学不得不寻求新的突破。同时由于当时新思想新科学的影响，新考古学这一时代的产物诞生了。

　　因此，新考古学的产生有其独特的环境。而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走了一条独有的道路。中国考古学诞生之际，正值本世纪初年“古史辨”运动将文献记载的上古史系统击碎之时，传统的以儒家经典为主导而建构的古史体系被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说”摧毁殆尽，中国人在漫长的史前时代所创造的文化、建造的社会都落入了一片混沌朦胧之中。为了重建古史，中国学者提倡新史学，与西方新考古学所批判的“历史学”不同，傅斯年提出，“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新史学是一广义的史学概念，重建古史也尤其需要应用科学工具的考古学家发挥所长。考古学担负起了重建中国古史的任务。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新成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第一次发掘选在殷墟。所以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浓厚的史学倾向。有观点对此有所批评，认为中国考古学在考古学家自身观念上已是古代史的实物史料学，中国考古学并没有超出金石学正经补史的范畴。某种程度上，中国考古学在新史学的框架下与金石学所起的功用似乎雷同，但是对于提倡“史学即史料学”的新史学呼吁者而言，史料来源是极其广泛的，包括生态学、民族学、考古学、狭义的历史学。而且“史料赋给者以内，一点也不少说”。杜正胜认为“即使像新考古学家宾福德所悬揭橥的目标，从出土文物讲到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系统以及社会体系内的意识成分，也不出‘把材料说尽的范围。”所以考古学在新史学的框架内不存在受约束的说法。相反，中国的考古学家们从一开始就注重对动物骨骼及植物孢粉分析以研究当时的生态环境。不仅如此，杜氏认为，“生态系统派的考古学者在变化过程上所作的解释，经常是建立在一连串的假设上，没有明确地证实。而且从文明发展的进程来看，新考古学家强调生态、人口或技术决定论，轻忽个人才智之创发，漠视人类有效控制自然以增进生活品质的方法，对一切文化的改變似乎认为与人的主动性可以完全无关”，有失偏颇。所以李济浅尝即止的生态研究反而给中国考古学树立一个“不及于乱”的规范，作为重建历史或古代社会的基础，但不至于发展成体系性的环境决定论。

　　另外，杜正胜也提到，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学派和阶段的差异，不能混淆地称作“传统史学”，他提醒提倡新考古学者不能走宾福德的老路，把历史学当作“旧”，把西方传来的考古学当作“新”，而号召中国考古学家脱离“传统史学”的窠臼，投入人类学的阵营。传统史学主要记述王朝更替，以政治事件为中心，实为“帝王将相的家谱”，早已被持“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一说的古史辩派所推翻。因此，说中国考古学被中国古史研究带领着走向封闭和保守的看法不成立。这一说法似乎印证了张忠培的批评：“把新考古学描绘成巨人的时候，先得把传统考古学打入小人国”。张光直先生曾说道李济发掘安阳殷墟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张先生认为李济主持的从1928-1937年的殷墟发掘，相当程度上塑造了现代中国考古学。“假如这第一个大规模的由国家执行的继续发掘，是对一个史前遗址，那么一个主要以社会科学为取向的考古学的独立分支就可能在中国诞生……但是殷墟是历史时期的遗址，出土了丰富的文字材料，因此对殷墟出土材料的任何研究，虽然用考古学的方法描述，却必须在传统历史学和古器物学里打转”。强调第一次的作用是无意义的，在中国进行考古发掘早在1921年就已经开始了，即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的发掘，首次在中国发现了史前文化;而且同时期还发掘了城子崖遗址，发现了时间上介于仰韶文化与殷墟之间的龙山文化;此外1927年中外考古学家发掘了北京周口店的旧石器时代遗址，1929年裴文中于该遗址发现了震惊中外的北京人头盖骨。但是所有这些史前遗址的发掘都没能改变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倾向。恐怕这一切工作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证明中国文明的起源非外来形成。对新史学派而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都是为了中国古史的重建。曹斌武说道，这种路向对于所有治考古学的中国人来说， 几乎是一种宿命式的前定——证经补史。“在古史辨学派对上古史的一片质疑声中， 在一个向来都是把今天建立在连续、一统的历史观念基础之上的国度里， 在一个山雨已来、革故思新的重要关头， 重新考量自己的民族历史， 几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史料可以塑成學术的方向，可以规范治学的方法。中国考古学不同于西方考古学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地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的无比丰富。材料的不同，导致研究方法的不同。当美国在六十年代就已经完成了文化谱系的构建时，中国考古学却迎来了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当美洲印第安人研究只有民族志缺乏历史文献时，中国考古学家却不得不面对如何处理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与考古资料的关系。人类学专业出身的李济回国后所进行的考古学研究完全是传统考古学的方法，但是到了台湾后，却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台湾原住民的历史。这是由两种方法的适用性决定的，考古学与人类学最初原本就是欧洲人分别用以研究自己的历史和殖民地的历史的两种方法。人类学的本质是“他文化的历史学”。当然，用人类学的方法来处理中国的文献资料与地下出土材料或许是考古学研究方法论的重大突破。考古资料与文献史料的密切结合是考古学家们研究中国考古学所不能忽视的，研究“中原古国”以外的“四方万国”则另当别论。正如夏鼐所说，“考古学是历史学科的一个部门，与狭义历史学是历史科学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犹如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然而对于用考古材料比附文献史学却走了考古学与侠义史学结合的一个极端，此种做法使考古学作为文献史学的侍女。国内外对中国考古学的批评之一就是用考古资料牵强附会地解释文献史料的正确性。美国学者洛沙·冯·福尔肯霍森批评中国考古学家对殷墟的研究，他说：“殷墟的考古遗存与商代晚期史籍记载的吻合一旦确立， 令人惊讶的是并没有进一步提出问题。”尽管自50年代以来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四十年的发掘， 但是没有人曾系统地调查过安阳周围的商代遗址;由于殷墟明显缺乏封闭的城墙，仍不清楚它究竟是一处政治中心， 或只不过是王室墓地周围的寺庙群;有人也提出过晚商首都的其他位置， 但从未在考古学上进行验证;对于非贵族的商文化几乎一无所知。福尔肯霍森指出这种缺乏学术进取心的局限是中国考古学狭隘编史倾向的表现。同时福尔肯霍森举例说明今天中国考古学较国民政府时期更加成为一种爱国主义的神圣象征，自1974年来一直进行的对西安附近世界闻名的秦始皇兵马俑的发掘， 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榜样， 即考古发现完全符合历史的记载。因此，用考古资料比附文献史学的做法可以说是丧失考古学学科独立性的表现，不能与新史学框架下的考古学相提并论。

　　总而言之，杜正胜的《新史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揭示了中国考古学的史学倾向，由于所处环境——中国学人强烈的治史观念，以及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历史时期资料的丰富，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强烈的史学倾向是难免的。与其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殷墟的发掘奠定了之后中国考古学基调的话，倒不如说以傅斯年、李济等为代表的中国学人对中国古史重建的追求对中国考古影响深远。

　　注释：

　　①如吴春明：“中国考古学并没有超出金石学学科角色多远，传统史学的学科规范使中国考古学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实物史料学。”——《史学与人类学——近代考古学的两种倾向述评》（1991）

　　参考文献：

　　[1]杜正胜.新史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J].文物季刊，1998，（01）.

　　[2]曹斌武.考古学的新思维——新考古学述评[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3，（01）.

　　[3]焦天龙.考古学与中国史学[J].读书，1996，（09）.

　　[4]吴春明.史学与人类学——近代考古学的两种倾向述评[J].东南文化，1991，（02）.

　　[5]陈星灿.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J].考古与文物，1995，（ 03）.译自：张光直.世界考古学[J].1981，（10）.

　　[6]曹斌武.中国考古学的反思与前瞻[J].文物季刊，1996，（04）.

　　[7]吴春明.民族考古与华南民族史、文化史的考古学重建——《南方文物》“民族考古”专栏主持辞[J].南方文物，2008，（02）.

　　[8]夏鼐.什么是考古学？[J].考古，1984，（10）.

　　[9]陈淳.论中国考古学的编史倾向[J].文物季刊，1995，（2）.原文载：（英）Antiquity，1993，67（257）：839-849.